五、本书的具体结构安排

本书主要基于公共品博弈实验，从社会偏好的视角探讨社会合作问题。全书一共十二章，第一章是导论，不仅给出了本书的研究背景、研究意义、研究视角、核心思想、研究思路、研究框架以及研究方法，而且就本书涉及的几个关键定义进行了清晰的界定。在完成了这些准备工作的基础上，我们在导论中还简要描述了后续各章的具体内容安排，并自我评价了本书研究的创新之处和不足之处。本书第二章就后续相关问题的研究给出了比较详细的文献综述。文献综述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围绕社会偏好、风险偏好以及社会偏好异质性的综述。和其他类似研究不同，我们明确提出了偏好的微观结构的概念，并用此概念统领对其他偏好的研究，这一概念体现了行为和实验经济学有关偏好研究的核心思想，即个体的亲社会性及其在偏好层面的反应，而具有亲社会性的个体同时也表现出异质性。第二部分综述了奖惩机制对社会合作的影响。在公共品博弈实验领域，惩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惩罚分为内生惩罚和外生惩罚两类，内生惩罚是指参与人针对群体成员的免费乘车行为自发进行惩罚；外生惩罚是指设定一种制度来惩罚一个群体中成员的免费乘车行为。惩罚可以解决一阶免费乘车问题，同时也可能引发二阶免费乘车问题，即惩罚环节的免费乘车，如此延伸。即便理论上可以研究更高阶的免费乘车，但对我们来说，一阶免费乘车的有效性才是关键的。外生惩罚机制是否有效还要看相对应的奖励效果。现有的文献也讨论了外生的奖励机制问题。第三部分涉及的是社会偏好激发的合作，它可以被视为一种自发秩序。个体的社会偏好的异质性会导致不同的社会合作行为，但社会偏好本身会导致合作。同时，个体选择某个群体也是一种合作机制，本书称之为群体选择机制。我们还讨论了声誉机制的作用，并且这种自发秩序在不确定环境下也会起作用，只不过给定不确定的环境，风险偏好和社会偏好可能交互作用，对合作产生影响。

在综述相关文献的基础上，针对国内学术界迄今对实验方法不是很熟悉这一特定现状，本书特意开辟了第三章，讨论实验经济学方法论问题。在这一章中，我们针对本书所采用的实验室实验这一方法进行了讨论。实验室实验是实验经济学中最基本的研究方法，在国外学术界已经运用了半个多世纪，但在国内运用还不到十年。由于对新方法接触较少的缘故，国内部分经济学研究者对实验室实验有不同程度的怀疑，甚至排斥。针对这一问题，我们在第三章专门讨论了实验室实验方法。这一章的讨论分成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了实验经济学的简要发展历程，从中展现出实验经济学对经济学研究的贡献。第二部分介绍了实验室实验的方法论，特别是诱导价值原理和并行原理，从而呈现出实验室实验是科学研究方法的理论依据。我们还给出了一个实验室实验的设计原理和思路。第三部分主要讨论了实验室实验中的一个备受争议的元素，那就是学生被试的使用。实验室实验通常招募学生自愿者。批评实验室实验的研究者认为，学生被试的使用导致实验研究缺乏有效性。本章给出了大量的研究证据来证明，在研究社会合作问题方面，学生被试是有效的。第四部分总结了现有关于实验方法的各种批评意见，特别是关于内部有效性和外部有效性的争议，并针对这些争议给出了我们自己的看法。我们在本书中明确指出，实验方法尽管存在很大的争议，但作为一种科学的研究方法，它对经济学的发展大有裨益。

从第四章开始我们通过大量的实验室实验证据分析了本书的各个研究主题。首先，在第四章，我们通过风险决策、最后通牒博弈、独裁者博弈、信任博弈以及公共品博弈五个最基本的行为和实验经济学的实验模型研究了偏好的微观结构问题。核心是测度个体的社会偏好以及风险偏好，并对社会偏好与风险偏好的关系进行分析。我们分四个部分对这个主题展开了研究。第一部分对风险偏好的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我们首先检验了被试风险厌恶、风险中性以及风险爱好三种类别的风险偏好的分布，然后对实验结果和国外类似的实验结果进行了比较，最后还对被试的风险偏好分布进行了计量分析，探讨了其背后的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第二部分对利他偏好进行了测度，并研究了影响利他偏好的社会经济因素，同时还对利他偏好与风险偏好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在第三部分，我们测度了个体的劣势和优势不平等厌恶系数，并对不平等厌恶偏好与风险偏好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在第四部分，我们测度了互惠偏好，对互惠偏好与风险偏好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

在第五章，我们在第四章关于偏好的微观结构的实验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标准的公共品博弈实验，并基于这个实验研究了公共品自愿供给的一般状况。这一章是为以后各章打基础的，所建立的实验可以被视为本书的基准实验。即便如此，为了确保实验室实验的有效性，按照史密斯的并行原理，我们在实验设计时采用了现实的社会经济环境，并把这一环境因素抽象成一个不平等问题，具体来说，就是我们生活在一个不平等的社会经济环境中，这种不平等会改变人们的动机和行为，如果实验室实验仅仅提供一个平等的环境，那么就可能高估被试的合作水平。基于这个设想，从本土化的角度考虑，我们按照我国现实的收入不平等的数据设计了实验室不平等参数，并从这个参数出发，具体设计了基准公共品自愿供给实验模型。在该章中，我们主要考察了被试初始禀赋、MPCR和出场费不平等体现的收入不平等环境对公共品供给的影响，并且对其表现和原因进行了深入分析。我们不仅证明了不平等环境下被试公共品自愿供给的显著存在性，而且也发现了初始禀赋、MPCR和出场费这三个不平等代表变量对个体公共品投资行为的影响。

在第六章，我们基于第四章和第五章的基准实验，进一步研究了社会偏好的异质性对公共品供给的影响。具体来说，本章进行了三个实验。第一个实验是风险偏好的测度实验，和第四章相同。第二个实验是个体的不平等厌恶系数测度实验，主要由两个实验组成，即修正的最后通牒博弈(用以测度个体的劣势不平等厌恶系数)和修正的独裁者博弈(用以测度个体的优势不平等系数)。实验设计和第四章相同。第三个实验是带策略性方法的公共品博弈。在实验中，我们不仅发现了个体公共品自愿捐赠行为确实存在相当高的异质性，而且依据个体在策略性博弈环境下的不同捐赠特征，把个体划分为条件性合作者、搭便车者、倒U形合作者以及其他类型合作者，并对异质性的分布进行了国际数据比较。最后我们还通过计量经济学方法详细地研究了异质性的来源，以及这些异质性对公共品自愿供给的影响。

在第七章，我们考虑到不确定性，进一步探讨了偏好的微观结构与社会合作的关系。全章设计了六个实验局，实验1至实验3是第四章的基准实验；实验4是一个带策略性方法的信任博弈实验，参与人的回报额也可以用来测度个体的互惠偏好；实验5是一个标准公共品博弈实验，和第五章的基准实验类似；实验6是一个序贯公共品博弈实验。在该章我们试图对风险条件下的社会偏好在社会合作中的作用进行分析和研究，主要包括在社会偏好作用所体现的合作行为或决策的社会影响下，是否会挤出风险偏好对人们合作行为或决策的影响，在社会偏好与风险偏好的竞争中是社会偏好还是风险偏好在人们的合作行为或决策中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以及合作行为或决策中社会偏好与风险偏好的互动效应三个方面的问题。我们的实验结果表明，人们的同时公共品供给行为主要受互惠偏好的影响。风险偏好对人们的同时公共品供给行为具有显著的影响，并且互惠偏好在同时公共品供给行为中的作用要大于风险偏好。最后，本章对公共品供给行为下的风险偏好与社会偏好的互动效应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强社会偏好者的公共品供给行为会受到风险偏好的显著影响，而自私者和社会偏好程度较小者的风险偏好对其公共品供给行为没有显著的影响。

从第八章开始，我们研究维系社会合作稳定性的机制，这些机制主要包括内生惩罚和外生奖惩机制、声誉机制、群体选择机制。第八章研究了内生惩罚机制。我们在第五章的基准实验的基础上，主要考察了在以MPCR不平等体现的收入不平等的公共品供给环境中惩罚机制的影响，并且对两种惩罚机制的不同表现及其原因进行了对比分析。我们在实验设计中设置了三个实验局，分别是基准实验局、个体惩罚实验局和一致同意惩罚实验局。这些实验研究结果表明，不论在哪种惩罚决策程序中，被试是否选择惩罚以及惩罚力度都取决于自己的MPCR数值、目标被试的个体公共品投资和自己的个体公共品投资之间的差异，这是被试做出选择最重要的依据。基于这些数据，该章还对引入两种惩罚机制后的公共品投资效率进行了比较。结果表明这两种惩罚决策程序都降低了公共品投资效率。也就是说，该章的结论证明了确实存在某种形式的惩罚机制可以显著且稳定地提高公共品总体供给水平，但是并不能显著提高公共品供给效率。

在第九章中，我们延续第七章的分析，在一个以MPCR不平等体现的收入不平等的公共品实验中研究了外生惩罚机制、外生奖励机制以及外生惩罚和外生奖励机制三种外生机制的影响。首先，该章的实验研究结果发现，外生奖惩机制的引入可以显著且持续地提高公共品总体供给水平，甚至在同时包括外生惩罚和奖励的机制中最后两期时被试会将其全部禀赋用于公共品投资。其次，该章比较分析了不同实验局中MPCR的差异对个体公共品投资的影响。最后，该章还对实验数据进行了计量分析，发现不同外生机制对被试个体公共品投资行为的影响是有差异的。并且我们还进一步发现，存在某种形式的外生惩罚或者外生奖励可以显著地提高公共品效率，而且外生惩罚的效果更加明显。因此，我们在这一章的实验研究结果表明，通过外部施加的某种强制机制，我们可以同时提高公共品供给水平和公共品供给效率。

在第十章，我们在第五章的基准实验的基础上，引入序贯公共品博弈框架，采用固定匹配和随机匹配实验局分析由稳定合作关系形成的合作声誉机制下的公共品自愿捐赠效应。研究结果发现，具有稳定合作关系的固定匹配实验局合作水平显著地高于没有稳定合作关系的随机实验局，前者的合作水平大体上能够保持稳定。这一结论表明，在序贯博弈当中所形成的声誉机制可以解决公共品自愿合作的脆弱性问题。与此同时，该章还进一步分析了这样一个声誉机制发挥作用的动态过程。实验分析结果发现，先行动者的互惠预期成为先行动者捐赠水平的主要影响因素，而先行动者的具体捐赠水平则成为影响后行动者具体捐赠决策的显著因素。除此之外，实验结果还揭示出了在有和无合作声誉的情境下不同个体偏好对先行动者和后行动者捐赠水平的动态影响过程，以及总体上个体互惠预期以及先行动者具体捐赠水平对个体公平偏好以及风险偏好的挤入和挤出效应。不过，合作声誉在该章当中还只是局限于稳定合作关系的固定匹配实验局当中，也即对应于现实生活当中的熟人关系网络圈子，它所考察的实际上是声誉机制的直接互惠功能。

从第十一章开始我们探讨基于社会偏好的自发合作行为。社会成员自身的偏好决定了其行为，这些行为具有一定的社会性，从而有助于形成社会的自发合作秩序。这种秩序的形成不需要通过某种内在或外在的制度来激励或强制。我们在第四章和第五章的基准实验的基础上，引入群体选择机制，即在显示个体偏好类别的信息显示实验局和允许个体自主选择合作的群体类别的内生选择实验局当中考察群体外生和内生选择机制的合作效应，并分不同实验情境考察这两种不同机制的差异性合作效果。我们的研究表明，群体外生的信号显示机制以及群体内生的选择机制的合作效果孰高孰低取决于不同的实验情境。与此同时，我们还对实验结果进行了计量分析，结果表明，个体的不平等厌恶偏好可以很好地解释个体的公共品自愿捐赠行为，同时也可以对群体类型选择产生显著的影响效应，群体类型是个体偏好影响公共品自愿捐赠水平的一个中介，它与个体的不平等厌恶偏好一起交叉地影响并决定了个体在两种不同机制下和实验情境当中的公共品捐赠行为。

在本书的最后一章，我们总结了本书的具体研究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