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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说洛克菲勒生活俭朴的话，也还有那些不俭朴的人。当你试着估量那年头富人当中生活奢侈程度的时候，如果过于紧盯着一些极端的例子，未免有失公平。比如布拉德利·马丁在1897年初举办的那场舞会，据传，其花费高达369,200美元——大约相当于今天的100万美元；或者是詹姆斯·黑曾·海德几年后举办的那场舞会，斯坦福·怀特把纽约的雪利饭店改装成了大特丽亚侬宫内部的样子，摆上了从法国运来的大理石雕像，侍者穿着18世纪的制服，戴着假发，还有法国伟大的女演员雷琼纳和她剧团里的成员——也都是临时请来的——登台献艺。马丁夫妇和海德先生都错误估计了公众对这种一掷千金的态度，他们后来都去国外生活的事实并非与这一发现完全无关。还是让我们看看记录中不那么张扬，但是更有代表性的部分吧。让我们去探访1902年赛季高潮时（即8月底的网球周）的纽波特吧，在此期间，英国的多尔蒂兄弟在纽波特球场打败了很多最优秀的美国网球选手，只有威廉·A.拉内特在“冠军挑战赛”中抵挡住了R.F.多尔蒂的进攻，成功卫冕美国冠军。

威廉·阿斯特在纽波特的别墅

这周的星期一（8月25日）早晨，科尼利厄斯·范德比尔特夫妇正呆在位于博留的“家中”，那原本是威廉·沃尔多夫·阿斯特的别墅，他们把这里作为自己避暑的地方。如果你受到了邀请，并且，“家中”这个词让你想到客厅里的一次平静从容的闲聊，当你发现自己正通过一个特地修建的拱门（宽25英尺，高18英尺）进入庄园的时候，你肯定会大吃一惊；继续前行，你便走上了一条灯火通明的通道，沿途有射击场、黑人舞女、唱歌的女孩、潘趣和朱迪滑稽戏，以及其他带有游乐园特征的展示；继续往前走，你会看到一座临时剧院，是两班木匠干了5天5夜搭建起来的。在这座剧院里，你会见证第一幕成功的百老汇音乐喜剧《野玫瑰》（The Wild Rose），领衔主演的有玛丽·卡希尔、埃迪·福伊和艾琳·本特利。纽约的尼克波克剧院关闭了晚场，为的是全班人马投入这场演出，连同第一幕的舞台布景，也为了取悦范德比尔特的宾客们，而被运到了纽波特。当演出结束的时候，客人们转入宅邸里去用晚餐，剧院被打扫干净用于跳舞；晚饭后要举行一场舞会，据《纽约时报》说，有“两位科蒂荣舞的领舞，以及精心编排的‘花样’，佩戴的信物漂亮而昂贵”。

两天之后，奥格登·戈莱特夫人在“赭石宫”举办了一场晚餐舞会，有两支管弦乐队，以及另一场科蒂荣舞；其中有一种科蒂荣舞的“花样”需要700朵栀子花，供应这些栀子花给纽波特的花商带来了很大的难题。据报纸上说，这些栀子花“从一架俄罗斯雪橇”上分发给众人。就在第二天晚上，威廉·阿斯特夫人在“山毛榉”举办了一场舞会，给她新修建的路易十五式舞厅开张，又有一场科蒂荣舞，领舞的是哈里·莱尔。

19世纪90年代，保罗·布尔热曾带着赞许评论了纽波特生活的几个方面。他说，这里没有高级妓女，因为几乎所有男人都只是来度周末和度假的，这个地方的生活不适合于隐蔽的亲昵关系；这里也没有冒险家，因为如果一个人的收入和投资不能大致查明的话，是不会被社交界接受的；大多数人看上去很健康，而不是放荡的样子。他的观点被很多人所接受。这不是一个堕落和放荡的社群；它有自己的行为和礼仪标准。

为了说明纽波特人看上去很健康，布尔热描写了那里的一个年轻姑娘生活当中的普通一天。9点之前她会外出骑马；她会准时回家，换好行头，去游乐场看网球比赛；接下来，她的马车会把她带到一个游艇码头，渡船会把她送到一艘游艇上吃午餐，四点半左右她会离开游艇，去看一场马球比赛；然后，她就会回家，洗澡，换上参加晚宴的衣服，宴会很可能在十点半就结束了，因为很多在户外活动了一天的人都累得不行，犯困了，这之后，她可能会去参加一场舞会。然而，保罗·布尔热显然没有出席过任何一场舞会。如果他参加过这种舞会的话，我敢肯定，这位敏锐的观察者定会在一场盛大的娱乐活动中发现他曾在住宅装饰上所表现的那种缺乏节制。因为这些人的钱多得都不知道怎么花，他们都在参加一场比赛，比比看谁能够最有派头地一掷千金。

上流社会的舞会

这位法国来的游客没准会迷惑不解，一个晚上花掉成千上万美元，为的是让百十来对男女能够观看一部音乐剧的一部分，而在百老汇却能看一整部戏，而且效果也更好；或者在一个本质上是模仿科尼岛的游乐场上嬉戏一番。但纽波特娱乐活动的特点正是如此，就是要不惜重金把一些根本不属于某个地方的东西带到那里。例如——据劳埃德·莫里斯说：

贝尔蒙特夫人特意请来中国的工匠，在“马布尔庄园”的悬崖峭壁上建造一间红金漆茶室。这间房子华丽而真实，但里面并没有泡茶的设备。因此修造了一条微型铁路，从庄园的餐具室通到悬崖上，其路线被精心栽种的植物所掩盖，男仆端着盘碟从上面飞快经过，来到这幢油漆的小房子。

在纽约和纽波特的几幢大宅里，女主人颇为自己能够设晚宴招待一百多号人而自豪——只需提前几个小时通知一声。当然，这一技艺需要大量的仆人。但仆人并不缺，在某些乡村别墅里，仆人的总数可能多达五六十人，包括园丁、司机和马夫，他们按照他们自己的等级秩序、仿照英国的方式被组织起来。世纪交替几年之后，一个刚从哈佛毕业的年轻人发现自己要在纽波特的一幢大理石宅邸度过一个夏天，给这家人的儿子当家庭教师。这个年轻人是个热心体育运动的人，让他感到沮丧的是，他负责照看的这个孩子根本没有机会在运动中学会协同合作。一天下午，他发现，管家和其他仆役正在庄园里一个隐蔽的地方玩英式足球。他心里惦记的正是这件事情，于是他建议，让他和他的弟子参加这场游戏。但游戏根本就玩不下去。因为，就在这孩子得到球的那一瞬间，敌对的一方消失不见了，这些人是在对主人俯首帖耳的传统中出生并长大的，不可能主动去阻挡少东家。如果我提到有人能在很短时间里招待百十来号人晚餐让人联想到某种拼凑杂烩的话，那么我敢向你保证，在世纪之交，一场时髦的晚宴绝无任何凑合之处。那年头的繁荣，其内在容量是巨大的。很可能要上七八道菜，还有各种不同的酒水。在我为摩根撰写的传记中，我收入了一次晚宴的菜单，享用这顿晚餐的是“黄道带俱乐部”的成员，那是纽约的一家私人美食俱乐部。如今，要想从这份菜单上确切知道上菜的盘碟是不是交替使用、所有人是不是全都单独上菜，恐怕有点困难，但是很显然，这是一餐有十道菜的盛宴：牡蛎、汤、开胃食品、软蛤、羊肋排、水龟、帆背潜鸭、甜食、奶酪和水果——晚餐以雪利酒（而不是鸡尾酒）打头，接下来依次是莱茵葡萄酒、拉图堡葡萄酒、香槟酒和伍爵园葡萄酒，最后佐以科纳克白兰地（连同咖啡）。很难想象还有比这更大的胃口被更彻底地满足；事实上，从20世纪50年代的观点看，很难理解这些用餐者如何面对那些帆背潜鸭，除非他们有顽强的决心。

上流社会的宴会

就算“黄道带俱乐部”的成员们吃得又多又好，但他们至少没有刻意努力提高他们用餐环境的堂皇气派。更全面的努力是伦道夫·古根海默作出的，1899年2月11日，他在古老的沃尔多夫-阿斯托里亚酒店设宴招待50位女士和先生。他的客人们发现，沃尔多夫酒店的“桃金娘厅”被改造成了一座花园，有正在盛开的玫瑰、风信子和郁金香，有冷杉围成的篱笆。夜莺、乌鸫和金丝雀在青枝绿叶间鸣唱（他玩了一点花招，诱使动物园专门为这场宴会借给他一些夜莺）。餐桌搁在藤架当中，头顶上吊着一个爬满葡萄藤的格子架，脚底下铺着嫩绿的草皮。菜单用金粉画在刮磨光滑的椰子上；有扇子供女士使用，扇面上描画着酒水清单。有一些制作精美的香料盒，作为送给女士们的纪念品，男士们的纪念品则是镶着宝石的火柴盒。为了提供音乐，有6个身穿民族服装的那不勒斯人弹奏吉他。

这一夜的享受所费几何呢？10,000美元——每人250美元（这还是1899年的美元，要按今天的价值计算，应该是每人750美元）。沃尔多夫酒店的奥斯卡是这么说的，他应该很清楚，因为是他筹划并操办了古根海默先生的宴会。

对20世纪50年代的某些读者来说，再补充一句或许并非多余：这些盛大的宴会和精心准备的舞会，并未走任何人的公司报账。他们是自掏腰包，出自他们自己庞大的个人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