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现实主义精神的辐射力

20世纪80年代初，代表纪实美学思潮的作品《邻居》出现后，宣告“文革”期间被中断的现实主义创作观念和方法得到全面回归，众多影片从各个层面反映出新时期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面貌和百姓生存生活状况，为世界打开了一个了解中国的窗口。正如在1987年9月举行的第一届中国电影艺术节学术研讨会上，法国电影史学家贝热隆（Regis Bergeron）做专题发言时指出的：“中国电影从萌芽时期到现在，给予西方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呢？它的写实性和时代感。正是有了这一点，西方人才可以通过中国电影来认识中国（包括过去和现在）。”新时期华语电影沿着民生传统以平民视角观照生活，不仅在特定的时代对社会问题、常人苦乐进行客观反映，而且还将现实主义精神辐射开去，引领其后的作品提升人文深度。无论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野山》《老井》《秋菊打官司》《心香》《安居》，还是21世纪的《我们俩》《世界》《孔雀》《三峡好人》《盲井》《盲山》《立春》等片，皆遵循此传统，以平实的影像揭示普通民众的人生际遇和心路历程，成为折射社会现实的一面镜子。如影片《心香》《安居》《我们俩》关注老年群体的生存状况及代际沟通等问题，新生代（第六代）导演的作品《世界》《三峡好人》《盲井》《盲山》或突出平民在社会激烈变动中无所适从的生命状态，或揭示残酷现实中底层生活的苦涩和人性的变异，这些影片多次获得国内国际重量级大奖。新生代导演拍摄的影片不同于第五代导演所建构的宏大历史和寓言，而是以纪实的面貌向世界展现了一个真实的中国。对小人物着墨最多，且最具人文关怀的导演当属新生代领袖人物贾樟柯。20世纪90年代末，他以代表作《小武》名世。主人公小武虽是为人所不齿的“手艺人”，但他的几次“大票”，如给哥们儿靳小勇结婚的礼金、为胡梅梅买戒指和配呼机，都是为了友情和爱人，都体现了诚信和纯情。影片中小武的堕落虽没有特意交代，但我们仍能探寻到社会原因，主要是改革开放以后人们观念的变化，即对金钱的无上崇拜。“贾樟柯选择直面真实，自觉用镜头平视边缘人物，即便真实中包含人性深处的弱点、龌龊。”拍摄于2004年的《世界》描写了如芥子微尘般生活于底层的赵小桃、成太生、“二姑娘”等人，他们从小县城来到首都“北漂”，在微缩的世界公园混生活，在建筑工地打零工。物质的贫乏、心灵的空虚使赵小桃险些和俄罗斯姑娘安娜一样走上卖笑之路，而三叠抚恤金似乎亦偿还了事故遇难的“二姑娘”鲜活的生命，安顿了年近花甲的丧子双亲。当“二姑娘”的父亲平静地将儿子的卖命钱装进衣袋，并扣好扣子时，刻骨的悲哀浓烈地袭上观众的心头。李杨拍摄的《盲井》同样出手不凡，影片揭示了金钱的贫乏造成良知的泯灭，血泪交迸。在创作形式上，沿袭《邻居》和《沙鸥》（第二届金鸡奖获故事片特别奖）等作品，《盲井》《盲山》两部影片均采用实景拍摄，地点分别在广西的小煤矿和陕西秦岭的小村庄，都起用非职业演员，如《盲井》的主演王宝强当时只有16岁，还在北京打工，《盲山》中的次要角色均为当地村民等。这类电影是金鸡奖获奖影片现实主义风格延续传承的代表。

现实主义电视剧创作同样景象繁荣，小人物传记层出不穷：《结婚十年》《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心急吃不了热豆腐》《金婚》《大生活》等片在寻常百姓的衣食住行、家长里短中体察时事变迁和人生百味。尤其是沿着电影《邻居》关注住房等社会问题的思路，许多影视作品进一步深化了现实主义创作，力图还原真切的人生。1998年电视剧《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播出后引起了众多关注。张大民一家兄妹五人和老母挤在四合院的陋室中，张大民结婚时将里屋作为新房，将不到十平方米的外屋支起两个上下铺安置了四个弟妹，集合了四个箱子铺上床垫安顿了母亲。等到弟弟大军结婚，张大民又无奈地将里屋让出来，贴着墙根盖了间小房，并不得不将窗下的一棵小树也纳入屋中。尽管如此，他还是因占据了过道而挨了邻居一砖头……该剧围绕张大民一家的住房、婚姻问题，以嬉笑怒骂、插科打诨的形式深入刻画了首都小市民在现实中挣扎求生存的命运。2001年安战军导演的贺岁影片《美丽的家》，任用电视剧《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的原班人马进行拍摄，仿佛其续集似的讲述了张大民一家搬进楼房张罗着装修的种种琐事。2009年11月首播的《蜗居》以郭海萍、郭海藻姐妹俩一波三折的买房奋斗史和误入歧途的情感发展史为主线，道出了大都市年轻人的窘境和心态。在攒钱的速度永远难以追赶房价上涨速度的今天，名牌大学毕业的海萍夫妇在上海石库门等地租房近十年才东拼西凑筹来首付，成为背负二十年债务的房奴；在物欲横流的今天，海藻由刚刚大学毕业的单纯少女变为成功男士的情人，以尽享其光环带给自己的便利和益处，最后只能用爱情和子宫为自己的行为买单。影片以犀利的现实笔触深入近年来房价暴涨这一时代热潮的腹地，凸显各个阶层的命运沉浮，又在关乎国计民生的住房问题中交织描绘了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等违法乱纪现象。掌握重权的市委秘书宋思明无须买房，自有趋炎附势的房地产商将豪宅的钥匙双手奉上，为其提供包养情人的处所；而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李老太一家三代，蜗居于十平方米的小屋，为了多要点拆迁费，竟在停水停电的威逼下坚守数月，最后李老太以被活活砸死的代价换回了儿孙两居室的一套楼房，真可谓“死得其所”，令人心碎。海萍夫妇节衣缩食、兼职赚钱、借高利贷等，甚至改变了妹妹海藻的人生轨迹，最终身负重债地圆着自己的住房梦……影片以其反映现实的深度、力度、广度，强烈地震撼了人们的心灵。

“现实主义”作为美学观念传入中国后，总是在社会经历大动荡之后获得被重新思考和探讨的机遇，而这也往往会带来社会和文化发展的契机。卢卡契（Georg Lukacs）的总体历史观认为，个别事物的发展变化与历史语境是无法分开的。“历史作为总体性（普遍的历史）既不是个别历史事件的机械堆砌，也不是违反历史事件的超验的启发性原则。”新时期在十年“文革”后重申现实主义，是社会思想从禁锢到逐渐开放的表现。1980年，于敏先生发表于《电影艺术》的《求真》一文，从电影美学的角度将新时期关于现实主义的思考提高到一个新层次。“巴赞的长镜头理论、克拉考尔的‘物质现实的复原论’等西方现代纪实电影美学理论，因其在‘真实’上与现实主义创作理论有某种契合，于是引起了电影界的广泛兴趣和热烈讨论。”随后电影人在创作中进行实践，为现实主义电影迎来了黄金时代。梳理新时期华语电影缘事而发的创作状况，可以看出现实主义这一创作理念的巨大意义和历史影响：这一系列优秀作品不仅成为记录新时期社会转型与时代变动最客观、最典型的影像日志，而且成为探究电影艺术与社会历史、个人之间互动关系的蓝本。

新时期电影评奖对现实主义电影的重视一以贯之，并在娱乐意识高涨之际仍不断鼓励立足社会生活的优秀创作，如2007年第二十六届金鸡奖将最佳导演奖授予《天狗》的执导者戚健，但是，《天狗》“由于缺乏商业电影的炒作噱头，片名又有点农村题材的感觉，导致该片卖点缺乏，不被国内众多影院经理看好”，在各界盛赞的情况下，票房仍不尽如人意。而香港导演张之亮执导的《笼民》，虽一举拿下1993年金像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和最佳男配角四项大奖，却票房惨淡。由此可见，在当今社会，由于大众文化、产业运作、娱乐观念等因素的影响，华语电影所坚守的现实主义精神的影响力已大打折扣，而一些以虐恋、穿越等为噱头的古装影视作品却以虚妄的面目占据着银幕与荧屏，甚至不断刷新票房和收视率。这种现象愈演愈烈，迫切地需要电影工作者深入思考新的历史阶段如何以艺术的方式承续现实主义精神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