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语言的逻辑刻画与语用分析

类比视域下的词义扩展理据探析

人们常说，语言符号具有任意性。其实不然，索绪尔就曾经提到：语言符号在能指和所指之间是存在着一点自然联系的。英国语言学家乌尔曼先生也曾详细论证过语言符号具有理据性。语言符号同时也是不断变化的。随着人类认知能力的提高和认知范围的扩大，语言符号的所指也由最初的单一逐渐变得纷繁复杂。词义的不断扩展成了词汇发展史上不可避免的趋势。多义词的大量存在也已经成为自然语言词汇的一大特点。据统计，1983版《现代汉语词典》中收多义词10007个，约占收词总量的20%;2005年版《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则收多义词10632条，其中单音节多义词(语素)的数量约占单音节词(字)的40%。且每版《现代汉语词典》中多义词的数量还在不断增加。

对多义词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古希腊的哲学家们曾展开过一场关于语言符号能指与所指间关系的大讨论；著名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曾讨论了一词多义现象常见的原因，并从逻辑学角度提出了区分多义现象(如同义词、同形异义词、多义词)的方法。到目前为止，由词义扩展形成的一词多义现象已经成为哲学、逻辑学、语言学、心理学等多学科共同关注的对象。国内外的相关研究非常丰富，其中对汉语多义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多义词各义项产生的途径、演变的方式以及演变的结果等方面。21世纪以来，学者们对词义扩展的研究逐渐从传统讨论转向认知分析。传统研究主要从社会或历史等外部因素方面讨论词义扩展问题，而认知语言学则提出词义中各义项的产生是由人类的某种认知机制所导致的，比较典型的认知理论有原型范畴理论、隐喻理论、转喻理论等。Ullhnann曾提出：“没有隐喻和转喻的语言是不能想象的，这两股力量是人类语言的基本结构所固有的。”

隐喻和转喻作为人类基本的认知方式，确实是实现词义扩展重要的认知机制。由于隐喻以相似性为基础，而转喻强调事物间的相关性。因此，相似性推理和相关性引申在词义扩展中确实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相似性推理和相关性引申正是人类大脑所进行的类比推理。词义扩展理据就是词义扩展中各义项之间的引申依据，是词义扩展最根本的依据，是人类最基本思维过程的反映。因此，类比推理才是词义扩展最基本的逻辑思维理据。雷科夫就曾提出，隐喻性词义变化的过程中，相似性不是唯一要素，类比则是源域与目标域关系形成的认知手段。

一、类比推理

类比是人类思维的内在动力，涉及人类对某种具体的客体/过程与某种抽象的客体/过程间相似性的知觉，任何被认知到的相似性均有可能成为类比推理的基础。尽管类比有时会显得比较遥远，看似不太有类比的可能，可某种相似性一旦引起注意，它就很容易在语言中扎根。因此，类比和类比推理充满着我们的思维和日常交谈。

类比推理中，已知的事物域叫作“源域”(source-domain，简称S)，要推知新属性或新关系的事物域叫作“目标域”(target-domain，简称T)。两域中事物的某种相似性是构成类比推理的语义基础，相似类比过程中产生的谓词称为“指派谓词”(assigned-predicate，简称AP)。根据A.Juthe(2005)的论述，类比推理的必要条件为：

源域S与目标域T可以进行类比推理，当且仅当，S中的元素与T中的元素在AP的作用下存在一对一或多对一的映射关系；或者S中的元素ε1和另一个元素ε2存在关系R，并且T中的元素和另一个元素也存在类似关系R′。

据此，类比推理可以定义为：

依据AP，凭借源域S与目标域T中元素间的已知相似性，由S中的某元素特征P或元素间关系R推导T中新元素或元素的新特征P′或元素间新关系R′的推理过程。

因此，“类比推理体现的是类似事物之间特有属性的一种‘迁移’，是一种从个别到个别的推理形式”。根据Piaget、Gentner以及Bartha等人提出的结构理论、结构映射理论、多重约束理论和关联模型等相关理论，结合学者们关于类比推理的综合论述，得知：类比推理包含访问阶段、映射阶段和迁移阶段。访问阶段是思维者在自己的知识网络中搜寻与源域S具有相似性关系的目标域T的过程；映射阶段是在保持源域结构的基础上，寻求尽量合适的指派谓词AP，建立由源域向目标域的映射函数fM；迁移阶段要求在目标域中推导出新命题，即人类获得新知的阶段。

Gentner等人曾指出，人类具有辨认形状相似性的能力，因为认知中的类比使用的是人类的思维能力和心理过程。人类的这种能力就是洞察各种型式，分辨这些型式的反复重现，形成将这些型式抽象并加以具体化的概念，并将这些概念形诸语言。“根据不同的论域，不同的着眼点，以及不同的相似‘型’，可将类比推理归结为属性类比、射类比、结构类比以及扩张类比。”根据相似性程度的不同，类比推理可以分为同域类比和异域类比。根据结论的可靠性程度，类比推理还可分为决定性类比推理和非决定性类比推理。

总之，类比推理是思考者把事物间的某种相似性转化为明确的对应关系，并希望这些对应关系能帮助我们更好地解决或理解一些现实问题。我们将以类比推理的四种不同“型”式为理论框架，具体分析类比推理在词义扩展过程中所起的理据性作用。

二、属性类比下的词义扩展

属性类比是类比推理中最常用也是最简便的一种推理型式，指的是源域和目标域中的元素依据属性的相似性进行的类比推理。属性一般用逻辑谓词P来表示。对类比推理进行形式表征时，一般用“～”表示相似，“|～”表示类比推出，“↔”表示对应。属性类比所体现的推理过程为：假设ε是源域S中的元素，ε*是目标域T中的元素，且S～T，则有P(ε)|～P(ε*)；如果ε具有属性a, b, c, d，而ε*具有属性a, b, c，则可推知T中的ε*也具有属性d。或者反过来说，如果ε具有属性a, b, c, d，而ε*也具有属性a, b, c, d，则可推知P(ε)|～P(ε*)。

现在以“先生”一词为例来看看属性类比在词义扩展中所起的作用。“先生”最早是“先”和“生”两词的连用，意为“始生之子”。大约在战国时期，“先生”作为一个词被使用，指年长有学问的人，如《孟子·告天下》:“学士年长者，故谓之先生。”后来引申出了“老师”和“对知识分子和有一定身份的成年男子的尊称”之义。如鲁迅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第二次行礼时，先生便和蔼地在一旁答礼。”随着社会的发展，“老师”这一义项被扩展为“教师、教育工作者，对男女有学问的都可以这样称呼，如：杨绛女士，可称杨先生。”这两个义项可以总结概括为“对知识分子和有一定身份的人的尊称”。

那么，“先生”一词由“年长有学问的人”发展到“对知识分子和有一定身份的人的尊称”的理据是什么呢？我们试着用属性类比的推理方式来分析下。“年长”之义源于语素“先”和“生”，就是先于别人出生。中华民族素来有尊老爱幼的光荣传统，因此先出生的人总是会受到后人的尊敬。后来随着语言的发展变化，“生”义逐渐弱化，“先生”一词的主要语义集中在了“先”上，并更强调“尊敬”之义，所以“先”不能是在带有贬义的方面优于对方。设X代表“先”对应的逻辑谓词，翻译为“先于”；“Z”代表“尊敬”对应的逻辑谓词，翻译为“尊敬”，则有(X(x, y)∧Z(y, x))→ [X(N(x), N(y))∨X[Z (x), Z(y)]∨X[D(x), D(y)]∨X[S(x), S(y)]…]。这里，“N”指代谓词“年龄”，“Z”指代谓词“知识”，“D”指代谓词“地位”，“S”指代谓词“身份”。

由此可见，“先生”中“受尊敬、先于”的语义要素由年龄域(可以看作此次类比推理的源域S)类比推移到了知识域、身份域等(可看作此次推理的目标域T)中具有“受尊敬、先于”属性的元素。这种语义扩展过程就是属性类比推理过程的体现，属于异域类比和异域扩展。

以类似方式扩展词义的多义词很多，如“饵”由“糕点”义扩展为“美食”义，都包含属性“美味的”；“老”由对年长大臣的尊称，演变为“年长的”；“赤裸裸”由本义“形容光着身子，不穿衣服”发展出“比喻毫无遮盖掩饰”之义；“至”由“表最高”发展出“极其，极至”之义；“余”扩展出“多出的，剩下的”等等。在语料分析中我们发现，通过属性类比扩展词义的词类大多是形容词或者含有形容词性语素的词，因为正是它们使词中含有了属性义，并作为类比推理的中介桥梁。

三、关系类比下的词义扩展

伊波提到的“射类比”，指的是两论域中元素间对应关系的类比，也可叫作“关系类比”，常被用来做智力测试。关系类比的具体推导过程为：已知源域S中的对象是状态对二元组＜εI, εF＞, εI为初态，εF为终态，且εI和εF间的变换关系为R；若目标域T中也存在状态对二元组＜＞，且T中元素间的关系R′～R，已知T中的，则可以根据关系R，找出与它相似的关系R′，根据和关系R′，求出状态对中的终态。关系类比是针对具体领域的。不同领域和问题，所涉及的关系以及类比的方法都会有所不同。

就拿多义词“间”(jiàn)的语义变化情况来看看关系类比的作用吧。“间”金文写作“閒”，“由门，由月会意。”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解释道：开门月入，门有缝而月光可入，本义为门缝。在现代汉语中，“间”常用的义项还有“空隙、隔阂”，如“间隙、亲密无间”。如果把“间”比作一种关系R，即R表示的是从“闭合”到“略微打开”的一种映射关系。源域S中的二元组状态对为＜闭合的两扇门，略微打开的两扇门＞。

如果我们把源域中的元素“两扇门”扩展为“任何事物”作为目标域中的元素的话，那么目标域中的二元组可以是＜闭合的事物，略微打开\张开的事物＞。如果我们进一步把“事物”抽象为“关系，感情”等的话，那么目标域中的二元组状态对也可以是＜闭合的关系/感情，被打断/张开的关系/感情＞。我们用εI和εF分别指源域中的“闭合的门”和“略微打开的门”，用关系R代表关系映射F=＜Open Slightly＞。用代表目标域中的“闭合的事物/关系”, R’代表目标域T中元素间的映射关系，且有R'～R，则R'|～ F=＜Open Slightly＞，那么目标域中的就应该是“略微打开的事物/关系”。“间”的扩展义在自然语言中被表述为“门缝”，而则可以被表述为“空隙，隔阂”。

现代汉语中依据关系类比来扩展词义的多义词很多，如“还”(huán)由本义“回到原处”扩展为“回报别人对自己的行动”(如“还手”)以及“偿付”(如“偿还”)；“下”由本义“由高处到地处”扩展为“发布、投递”和“退场”之义等等。由此可见，关系类比也是词语语义扩展的重要思维途径，且关系R大多为词语的本义。词义的扩展途径往往是依据词语本义中体现的关系，而所描述的对象由具体扩展为抽象。所以扩展后的词义都是比较抽象的。

四、结构类比下的词义扩展

结构类比是根据系统中成员间的结构关系来进行类比推导，主要发生在系统内部。如果把一个系统看成一个三元组：S={O, A, R}(其中，O代表系统中元素的集合；A代表元素的属性集，是一元关系集；R表示各元素间的关系集，包括高阶关系)，那么结构类比推理就是在不放弃元素属性的同时，根据可以转移的关系来选择关系系统。具体描述为：如果R(b1, b2)～R(t1, t2)，则R′(R1(b1, b2), R2(bi, bj))～ R′(R1(t1, t2), R2(ti, tj))。这也是结构类比过程中的系统性原则(systematic principle)。

结构类比的具体过程如下。假设源域S和目标域T都由三元组{O, A, R}构成，已知源域S中的O包含若干子对象ε1, ε2, ……, εn，它们间的相互关系记为R；目标域T中的O也包含若干子对象ε1, ε2, ……, εn，它们间的相互关系为类似于R的R'，且两域中的子对象结构一一对应或者多对多，则可以根据R, R’以及两域中已知的元素，求出目标域T中的未知元素；或者根据两域中的元素，以及元素间的关系R和R'，求出目标域T中某些元素的属性P。而这些推导过程依据的都是两系统内部元素的结构相似性。Gentner(1983)的结构映射理论就是结构类比的代表。

现在我们以颜色词“绿”为例来看此类推理模式在词义扩展中的体现。《说文解字》写道：绿，帛青黄色也，从糸录声。《广韵》解释道：绿，青黄色。《现代汉语词典》中解释为：“象草和树叶茂盛时的颜色，蓝颜料和黄颜料混合即成为这种颜色。”如：绿叶、绿地、绿茸茸……可见，“绿”的本义是“青黄色”。但在现代汉语中，“绿”常被用作“卑微、卑贱”义，如绿帽子。

要谈“卑微、卑贱”义的来源，我们必须从两个认知系统以及系统内部元素间的结构推理说起。“颜色”系统的结构关系是来源于当时人们对“五行”系统的认知结构及其内部结构关系的。在中国古代，人们认为：金、木、水、火、土是构成宇宙的五种主要元素，它们充盈于天地之间，无所不在；它们相生相克，共同维系着自然界的平衡。五行有着各自相应的颜色、声音、形状、质地等。因此，当时人们认为，五行所表征的颜色即赤、青、黄、黑、白为正色(即“纯正的颜色”)，而其余颜色如绀、绿、红、紫、缥等都是由正色混合而成，为间色。《广韵》解释“绿”为“青黄色”，孔颖达注疏为“绿，苍黄之间色”。由此可见，“绿”由青色和黄色调和而成，属于间色。

当时人们认为，正色是事物相生(即相互促进)的结果，而间色是事物相克(即互相排斥)的结果。“正色”代表着纯正，高贵，突出。而间色是杂色，不纯的颜色，代表次要、低微、卑贱等。因此，在古代，社会规定“正色做衣服，间色做下裳”，且把正色和间色作为名贵贱、辨等级之标志。“绿”作为间色自然就有了“卑微、卑贱”之义。

由此可知，“绿”由“青黄色”发展为“卑微、卑贱”义，是当时人类关于“五行”系统的结构关系在“颜色”认知系统中的结构类比转移。这个类比转移的过程可以用符号描述为：

fc:S→T

S:CONTAIN(物质|五行，其他元素)

T:CONTAIN(颜色|正色，间色)

∴(五行≈ 正色), (其他元素≈ 间色)

S表示源域，T为目标域，fc为从源域到目标域的映射。已知在物质域中包含五行和其他元素，在颜色域中包含正色和间色，且物质域和颜色域的对应映射关系为fc，人类根据它们的结构关系进行了如下类比推理：S中的五行所表征的颜色对应于T中的正色，而把其他元素所表征的颜色对应T域中的间色(符号“≈”表示“对应于”)。而映射函数fc则可解释为“地位和作用类似”。

由此可见，“绿”的“卑微、卑贱”义的产生是通过“颜色”域和“物质”域的结构关系类比映射而得到的。通过两系统中元素间的结构相似性来扩张一个词的义项，是汉语多义词产生的一条重要渠道。如“头”由“人身最上部或动物最前部长着口、鼻、眼等器官的部分”扩展出了义项“头目”；“黑”由本义“像煤或墨的颜色”扩展出“秘密、非法的、不公开的”之义，等等。

由于结构类比推理一定发生在具有类似结构关系的两个不同系统中，因此，据此产生的词义扩张往往把词义由一个本义系统扩展到另一较为抽象的系统，而且此类词语多为名词。

五、扩张类比下的词义扩展

扩张类比是由一些元素间的相似扩张为系统间的相似。如要求水流、水阻、水压间的关系，由于水流类似于电流，可以把水系统扩张到类似于电系统，根据电系统中各成员间的关系来类比推出水系统中各成员间的关系。如已知元素bi, bj间的相似关系，并知目标域T=({t1, t2, …, tm}, )，而bi可属于多个系统：bi∈Bit, Bi2, …, BiKi。求系统BI，使BI～T，此后再用结构类比，将Bt中的某些关系映射到T中。18扩张类比的推理过程大致如下：如果给定一个问题PT，且在系统KB中有。这时要解决PT，需要找出一个公式QT，满足：

(1)未知性

(2)一致性

(3)一般性

(4)有用性

这个推理过程可以描述为：根据要求的问题PT所涉及的元素T，找到对应的个体集B，且元素b∈B；并找到一个类似的问题QT，找出包含QT的最小系统SB⊆ KB，使得 。这样就可以把SB映射为ST，使得 ，且。这样就根据元素T和b的相似关系，扩张到系统SB和ST间的相似关系。简言之，扩张类比就是换种思路解决问题，对于不能直接解决的问题，根据问题的相似性，找到一个可以直接解决类似问题的相关系统，最后在想办法通过系统间的类似来解决问题。词义扩展过程中也有相关应用。

例如“笔杆子”，本义为“笔的手拿的部分”。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听到有人说“你嘴皮子、笔杆子都比我强”，这里的“笔杆子”取的是它的扩展义，即“写文章的能力”。这个扩展义就是通过扩张类比来的。“笔杆子”的本义是在对象集“笔”中讨论的，它被认定为是笔中手拿的部分。在源域即“笔”的系统(称之为B)中，我们无法把“笔杆子”与某种能力联系到一起。这时需要扩张论域，如果把源域B系统扩张到包含“笔的用途”的目标域系统(称之为T)。如果把“写文章的能力可以用笔杆子表示”作为一个命题P来看的话，系统B不能直接推出P。设一个与P相关的命题Q为“写文章的能力与笔杆子有关系”，那么B满足(1)未知性：；(2)一致性：。那我们放到系统T中，会发现“笔”是用来写字的，而当人们写字的时候，手握的部分就是“笔杆子”，是与人关系最为紧密的部分。人提笔写作，写作能力要好，就一定要多握笔杆子。所以从T可以推出Q。T⊇(B∪Q)，所以B∪。这样，“笔杆子”就有了“写文章的能力”之义。

扩张类比的推理过程实际上就是通过转喻实现词义扩展的思维过程。汉语中也存在大量此类型的多义词，如“苦涩”由“又苦又涩的味道”发展出“形容内心痛苦”之义；“香甜”由“又香又甜”发展出“形容睡得踏实、舒服”等等。

结语

类比推理作为人类的一种逻辑思维方式，推动着各类词语的意义扩展。属性类比对具有属性义的词语进行词义扩展具有内在思维的指导作用，这些词多为形容词或者含有形容词性语素的词。依据关系类比扩展词义的大多为本义表示关系义的词语，所描述的关系往往由具体扩展为抽象。结构类比推理则多推动名词的词义扩展，词义由一个本义系统扩展到另一较为抽象的系统。以上这三类类比推理模式都是隐喻认知的深层思维模式。而汉语中通过转喻认知机制扩展语义的方式，大多都是人类扩张类比推理的结果。由此看来，类比推理是实现词义扩展最根本的思维理据。

分析词义扩展理据，有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词义扩展的途径，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词义，并指导我们积极探究思维与语言的关系，从思维角度来分析语言的发展变化。类比推理模式同时也在政治论辩、新闻评判、司法解释等多个领域发挥着积极作用，这些也有待我们进一步细致深入地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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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改琴，原载《浙江社会科学》201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