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参加一次学术讨论会，与会的一位医生非常悲观地说：中国医学研究从来没有原始创新。对此，我有些不同看法。实际上，中国近现代医学史上不乏原始创新的人物和事例。我们不能忘记历史，中国医学史可以清楚生动地告诉我们，什么是中国医学真正的原始创新。

我想讲的第一个医学史的故事是“鼠疫斗士伍连德”。

他的科学贡献包括：实施了中国第一次人体解剖；确定鼠疫可以“人传染人”；主持了中国第一次大规模地对瘟疫死者尸体焚烧；设计了中国第一个口罩，并第一次用口罩预防传染病流行；第一次通过隔离等办法应对城市发生的传染病疫情；在世界上第一次创立了“肺鼠疫”学说。

最近1个月，震惊全球的首要新闻不是乌克兰内战，也不是以色列派地面部队侵入加沙，而是一种被称为埃博拉的病毒在西非国家几内亚、利比里亚、塞拉利昂肆虐。因为这是一种无药可治的超级病毒，病死率到达90%。截至2014年8月8日，已经造成1663例感染，887例死亡。因为埃博拉病毒蔓延速度惊人，全球各个国家已经在各个机场设立关卡观察点，筛查任何可能携带病毒入境的旅客。

历史何其相似。1910年那个严冷的冬天，中国东北面临着比当今西非埃博拉更加恐怖的疫情。1910年10月25日，疫情在满洲里首发，11月8日即传至哈尔滨。之后疫情如江河决堤般蔓延开来，不仅横扫东北平原，而且波及河北、山东等地，造成6万多人死亡。当时，人们甚至不知道疫情的病因是什么。

在这种紧张的气氛下，31岁的医学博士、钦差总医官伍连德辞别妻儿，只带着一个助手抵达哈尔滨。一个显微镜及研究细菌工作的必需品：酒精、试管、剪刀、钳子，这些是他所有的工具。当年，伍连德医生面临的困难是我们现在无法想象的：无人、无药、无钱、无地、无权、无力。

当时医学界，以鼠疫杆菌发现者北里柴三郎为首的科学家们普遍认知鼠疫是由鼠传染给人的，而人与人之间不会传染。但是，伍连德医生对此产生质疑。他仔细调查了暴发最严重的傅家甸，发现发生在这一区域瘟疫的疫源来自满洲里的一个当地人捉土拨鼠的窝棚。土拨鼠，亦称旱獭，和老鼠并不是同一个物种。伍连德医生猜测：只要在死者和土拨鼠体内找到鼠疫杆菌，就能明确病魔所在！但是当时清政府禁止尸体解剖，伍连德不顾风险，和助手就地解剖尸体，获取了重要的脏器和血液标本。回到实验室，在显微镜下很快在心、肺和血液中发现了大量鼠疫杆菌！经过培养，3天后出现了大量鼠疫菌落。与此同时，在土拨鼠体内也发现了大量鼠疫杆菌！证明接触感染鼠疫杆菌的旱獭可以致病。但是，大多数死亡鼠疫患者并没有和旱獭的接触史，人体解剖肺脏发现大量鼠疫杆菌的事实让伍连德医生确定人与人之间可以通过呼吸和唾液传播鼠疫。

这是中国医生进行的第一次人体解剖，并且对疾病诊断和疫情控制起到重大作用，应该载入史册！

相关研究在1913年发表在国际权威医学期刊 Lancet上。这是中国医生第一次在这样高水平的医学杂志发表研究论文 ^［1］。

虽然伍连德医生研究发现鼠疫可以“人传染人”。但是，一起在东北参加疫情防控工作的北洋医学堂首席教授，法国医生梅斯尼根本不相信伍连德的说法，坚定地认为灭鼠才是唯一可行的防疫方法。梅斯尼去医院查看病人，他虽然戴上胶皮手套，穿上隔离衣，但是没有戴口罩。第3天，梅斯尼开始出现低热、头痛、发热。夜里烦躁不安；次日凌晨开始出现咳嗽伴有咳痰；发病第3天梅斯尼病情加重，开始大量咯血，很快失去意识。血中检测出鼠疫杆菌；发病第4天梅斯尼死于鼠疫。

梅斯尼之死震惊了当地政府，再次证明伍连德医生鼠疫可以“人传染人”理论是正确的。为了防止鼠疫经过呼吸道传播，伍连德医生设计了棉纱做成的简易口罩。这种口罩简单易戴，价格低廉，确保了口罩能够源源不断地供应给市民。这种口罩被后世称为“伍氏口罩”。

伍连德医生还说服当局，设立隔离病区，将患病者隔离观察和治疗，减少了肺鼠疫的播散。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通过隔离等办法应对城市发生的传染病疫情。

由于死亡人数过多，且冬天木材紧缺，大量死者无法下葬，随意抛在街道中。伍连德上书请求准许火葬，最终清廷被说服，同意将弃尸予以火葬。这也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大规模地对瘟疫死者尸体进行焚烧。焚烧过后，全城死亡人数急速下降，感染者也越来越少。距离伍连德到达哈尔滨67天，宣布解除对疫情最严重的傅家甸的隔离。

1911年4月3日，伍连德医生邀请11国专家，于沈阳召开了“万国鼠疫大会”。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召开国际学术会议。年仅32岁的伍连德被推选为大会主席，而鼠疫鼻祖北里柴三郎担任副主席。会议上，伍连德主持，与各国专家共同完成了500页的《1911年国际鼠疫研究会会议报告书》。

伍连德根据在这次鼠疫中的研究成果，提出了一项改变了鼠疫研究史的学说——肺鼠疫。1926年，他将自己的疾病资料整理出版—— A Treatise on Pneumonic Plague Geneva：League of Nations，Health Organization，1926，肺鼠疫论述）。这部480页的鼠疫理论专著正式创立了“肺鼠疫”学说，被誉为“鼠疫研究的里程碑”。

我想讲的第二个医学史故事是“沙眼衣原体的发现者汤飞凡”。

汤飞凡教授的科学发现是世界上首次采用鸡卵黄囊培养技术确定沙眼的病原体，并被国际命名为沙眼衣原体。

在20世纪，沙眼流行极广，而且病因不明，无有效治疗措施。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全球1/6的人患沙眼，高发区因此失明的占人口总数的1%，视力严重受损的占10%。在中国沙眼发病率为55%，致盲率为5%，边远农村患病率达80%～90%。研究沙眼病原体意义重大。

科学家所争议的是沙眼病原为细菌病原还是病毒病原？1928年，日本著名微生物学家野口英世发表论文，宣布在北美印第安人眼中分离到沙眼细菌，并能在猕猴眼结膜上引起类似人类沙眼的颗粒性病变，故称为颗粒杆菌。

但是，汤飞凡教授对此持怀疑态度，他和眼科医生周诚浒合作，选出24个症状典型的病例，严格按野口英世的论文分离细菌。经过7个月的实验，分离出野口英世所说的颗粒杆菌。用这株杆菌接种家兔和猴子，并没有产生沙眼症状。从1932年到1935年3年内，汤飞凡进行了系统的实验，比较了各种菌种，包括野口英世的原始株，甚至亲自参加人体实验，把颗粒杆菌接种到自己眼中，终于证明该杆菌无致病性。汤飞凡于1935年发表的论文，推翻了野口英世的细菌病原说。汤飞凡的研究结果得到国际认可。

但是，沙眼真正的病原体是什么？还是没有答案。接下来的抗日战争，使汤飞凡继续探索沙眼病原体的计划不得不中断。这一中断，就是将近20年。

1954年，汤飞凡57岁，才得以继续开始沙眼病原体研究。汤飞凡教授和同仁医院眼科合作，花了整整1年时间，采集了200例典型病例样品。经过1年的分离，采用当时各种病毒分离技术，结果无一成功。汤飞凡丝毫没有放弃，经过1年的探索，他认识到，不能再重复别人的病毒分离方法，决定采用鸡卵黄囊分离病毒，并创新性使用青霉素和链霉素抑制患者样品中的细菌。经过艰苦的努力，终于分离出“病毒”，这就是著名的TE8。研究论文发表在1957年的《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 ^［2］。

为了进一步确定所分离的“病毒”就是沙眼病原体，1958年元旦，汤飞凡让同事将沙眼病毒滴入自己的眼睛，造成了沙眼。在其后的40天内坚持不做治疗，收集了可靠的临床资料，彻底的解决了七十余年关于沙眼病原的争论。

用汤飞凡的毒株，英国首先证实了汤飞凡的工作，接下来，他们用汤飞凡的方法成功地分离出沙眼病毒，从此，各国不断分离出沙眼病毒。对沙眼病毒的致病性也有了新的认识，发现除沙眼外，还能在眼部以外引起许多炎症。1970年，国际上将沙眼病毒和其他几种介于病毒和细菌之间的、对抗菌素敏感的微生物命名为衣原体，汤飞凡是名副其实的衣原体之父。

汤飞凡的发现使人们认识到沙眼的传播特性，寻找到了治疗的药物。一度危害全球的沙眼以惊人的速度减少，迄今世界上许多地区沙眼已经基本绝迹。以上海为例，1959年沙眼发病率为84%，2年以后降到5.4%。

我想讲的第三个医学史故事是“攻克绒癌的宋鸿钊”。

宋鸿钊教授的科学贡献是创新绒癌化疗方法，将绒癌这种“不治之症”变为可治愈的疾病；创新保留子宫和生育能力的绒癌治疗方法；提出绒癌临床分期标准并被国际接受。绒癌死亡率由20世纪50年代的90%以上，到1980年逐步下降到15%以下。30多年来追访的312名保留子宫的患者中，共分娩了387名孩子，这些孩子长大成人后又生下了第三代。

绒癌又称绒毛膜癌，是一种高度恶性的妇科肿瘤，癌细胞来源于胎盘滋养细胞，育龄期妇女高发。癌细胞能通过血液远处转移，患者多数半年内死亡。为此，国内外妇科专家都把它视为不治之症，唯一的办法就是摘除子宫，但是疗效很差。除了少数早期没有转移的患者外，凡是转移的患者多治疗无效死亡。

1955年宋鸿钊教授在研究避孕药物时发现有些中西药物引起流产的原因是它们强烈破坏组成胎盘的滋养叶细胞的生长。由此得到启发，是不是可以治疗绒癌呢？开始他试用一些中草药，但是不成功。又改用一种治疗白血病的药物——6-巯基嘌呤。但是，过去从来没有人用它来治疗绒癌。开始宋鸿钊教授按照治疗白血病的方法，即小剂量长疗程，但是患者还没有治疗一个疗程就死了。宋教授考虑“是不是用量小，用药晚？”他们做了尸检，发现患者体内的瘤细胞已经坏死，说明药还是有效的。随后他们又给一位早期患者使用，加大了剂量，缩短了用药时间，一连2个月，他白天黑夜守在患者床边，第一例绒癌肺转移患者终于治愈了。以后又经反复试用，找到了最合适的剂量与疗程。

但是新的问题出现了。用药剂量增加，毒性作用也大了。宋鸿钊教授和同事又通过动物实验，寻找新药，经过努力，终于找到了5-氟尿嘧啶（5-FU）大剂量治疗的方案，使绒癌治疗效果又有了进一步的提高。

治好了早期绒癌，宋鸿钊开始研究晚期绒癌的治疗方法。他们注意到晚期患者往往全身有多处转移灶，过去从一个途径给药，由于药物在体内分布不匀，获得有效剂量的转移灶可以消灭，其他转移灶的治疗效果就差。只要有一个转移灶没有及时控制，患者仍可能死于绒癌。为了使各处的转移灶都能在同一时期内获得足够剂量的有效药物，他们采用了多种药物多种途径给药的方法，并获得了成功。

由于绒癌原发于子宫，切除子宫曾被认为是标准的治疗方法，但是，患者永远丧失了生育能力。因为不能生育，有的离婚，有的甚至自杀。宋教授想：既然转移到肺部的绒癌经过化疗能够治愈，子宫内的肿瘤也能通过化疗治愈。如果能够保留子宫，就不至于发生这样的悲剧。但是，保留子宫的治疗方法得到很多肿瘤权威专家的反对，认为绒癌原发灶在子宫，即使保留子宫成功，生下的小孩将来也会得肿瘤。随着第一例保留子宫绒癌患者成功治愈，宋教授新的治疗方案得到大家的肯定，很多希望保留子宫的患者痊愈后都生了小孩，经过多年随访，发现这些患者所生育孩子的发育和智力正常，而且基因遗传学检查没有异常。

在研究治疗方法的同时，宋鸿钊和他领导的小组还根据积累的大量临床病理资料进行发病机制的研究，提出绒癌的临床分期。经过国内外20多年的临床应用，证明这一分期方法简单，符合临床分期的各项要求，已由世界卫生组织（WHO）推荐给国际妇产科联盟（FIGO）采纳为国际统一临床分期。

伍连德、汤飞凡和宋鸿钊等中国医学家取得的是真正的国际一流的创新性科研成果。他们当时的工作条件异常艰苦，远没有现在的设备、经费和国际学术交流机会多。从他们身上，年轻医生可以学习到很多东西。

钟南山院士说“人不仅生活在现实中，也要生活在理想中”，钟院士认为“一个人最重要的是要有执著的追求”。居里夫人曾在其《我的信念》一文中说：“诚然，人类需要寻求现实的人，他们在工作中获得最大的报酬。然而，人类也需要梦想家，他们对于一件忘我事业的进展，受到强烈的吸引，使他们没有闲暇也无热忱谋求物质上的利益。”居里夫人还有这样一段名言：“人类需要理想主义者，他们无私地追求一个目标如痴如醉，简直就无暇顾及个人物质利益。这样的理想主义者当然不会成为富人，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想要财富。”

伍连德、汤飞凡和宋鸿钊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青年时代就有了明确的理想和追求，并心无旁骛地奋斗一生。伍连德虽然出生在马来西亚，但是热爱祖国，青年时代就有改变中国落后面貌的远大理想。正因为有这样的理想，才冒着生命危险，远赴东北承担鼠疫防疫这一当时看来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并为中国赢得国际赞誉。汤飞凡年轻时就确立了沙眼病原学的研究方向，虽然由于战争中断研究20年，可是他一直不改初衷。一生坚持并克服困难，征服了“沙眼病原体”这一国际医学难题。当几乎所有人都认为绒癌是不治之症时，宋鸿钊却坚信绒癌可治，并为之探求一生，不知挽救了多少绒癌患者的生命。

做一个好医生，首先是做个好人。医生每天面对的是身体甚至心理不健康的患者，医生自己的心理活动处于正常状态下，才能够发挥自身最大的潜能，才能真正帮助患者。成为一个好医生，需要毕生修练，“凡大医治病，必先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有时，医生被误解，也应该坚信“以善求善，不善者易善”，用我的善良和真诚感化患者和家属。伍连德、汤飞凡和宋鸿钊他们都是富有爱心的人，没有爱心的人是不可能对人类健康和幸福作出有意义的贡献的。

在如今这样一个浮躁的社会环境中，大家的欲望似乎也在逐渐膨胀。但是，医生幸福吗？幸福来自满足感。知足，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衣食无忧了，应该学习不要把自己变成赚钱的工具；应该重视修身养性；应该做些有益于社会大众的事。如果不知道满足，获得再多的利益也无法平复内心的焦躁和困顿。知足，才能避免自己成为贪欲的奴隶。当内心自足、强大的时候，才有能力面对自己，享受安静。无为，是让心恢复到原始的不造作状态，也就是归零。只有归零，才会有作为，才可能有创新思维。

当医生理解地球是宇宙中的一颗微尘，自己是地球上的一颗微尘，那“我是什么”就已经很清楚了。作为医生，因为见过太多的死亡，更应该明白死和生不可分割，谁都逃脱不了。学会面对死亡，是人生的重要功课。伍连德坦然面对鼠疫的死亡危险；汤飞凡冒着失明的危险，将“沙眼病毒”滴进自己的眼睛里。这些老一辈的医学大师用自己的行动告诉我们：能用死亡来审视现有的一切，才知道孰轻孰重，使人变得超脱。

伍连德、汤飞凡和宋鸿钊作出了创新性的科学贡献，是因为他们为自己钟爱的事业勤奋工作了一生。虽然现代各种研究技术日新月异，医学信息爆炸，但是一项真正的医学发现，没有经过几十年艰苦卓绝的工作积累，难以称之为有创新性。当我们明白了创新需要毕生努力，就会减少很多浮躁。医生不是歌星和明星，多把时间放在患者床边，多把时间放在实验室，多把时间放在和研究生讨论课题上，离主席台和聚光灯远一些，才能享受到安静，才能真正作出创新性科学贡献，真正造福患者。

1.Wu Liwn Teh，GL Tuck.Investigation into the relationship of the Tarbagan（Mongolian Marmot）to Plague.Lancet，1913，182：529-535.

2.Tang FF，Chang HL，Huang YT，et al.Studies on the etiology of trachoma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isolation of the virus in chick embryo.Chin Med J，1957，75：429-4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