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零零
| 1869年（同治八年）二月初四日
与孝威
字谕孝威知悉：
接尔等来信，知家中一切粗安，至慰远想。惟入关以后，兵事饷事一手经理，日少暇晷，亦不及分心家事，屡欲作家信，提笔辄止。尔等如知陕西无恙，即尔父无恙也。
司农之直枢垣者有意与我为难，去腊已直疏其奸，语颇痛切。比奉到谕旨速议，犹不认过，而圣意已觉其支饰。现具疏请别立西征饷名，以免侵占陕饷、攫取甘饷之疑，未知能蒙鉴谅否也。
兵事甚顺，前檄刘寿卿全军由山西永宁过河赴绥德州，相机进剿。旬有馀日，纵横埽荡，延绥一带肃清，归绥无警，足慰圣意。而回逆屡经剿败，仍一面乞抚，一面肆掠。克庵中丞颇以将就了事为意。将来后患殆不可思议。我已会衔入告主剿，一面提兵前进。初二日抵咸阳，晤商克庵中丞，定策后即进乾州，分营赴云台之百里镇，再进邠州。身当前敌，兵事当有几分把握。惟西北用兵，粮与运较饷尤难，与东南向异。一切极费周章，不能作一爽快之举。我内无奥援，外多宿怨，颠越即在意中。惟各行其实，不恤其他，可对君父，可对祖先，毕竟胜常人一筹。尔等须加意谨慎，时时存一覆巢之想，存一籍没之想，庶受祸不至太酷耳。
尔母病体渐愈，须好服侍。孝宽性分太低，急宜自安钝朴，勿存非分之想。勋、同须发愤读书，勿沾染世俗习气，吾愿足矣。馀无他言，手此谕知。
敬庵、宗树名条已交若农代捐矣。
己巳二月初四日咸阳行营书
本着天良办事，不惧个人生死毁誉
1869年（同治八年）农历二月初四的这封信是个转折。此后，左宗棠的家书不再多是些“短信体”“微博式”，篇幅变长，接近文章。一则儿子已经二十三岁，可以深入交流；再则左宗棠年事渐高，经验渐丰，从侧重军事战争开始转向政治运筹，时间逐渐充裕，思考深度增加。
一、入“政治场”，孤身独支
政治争夺的焦点是利益分配，高官无法避开政治旋涡。曾国藩将官场称作“繁剧之地”，即“事务繁杂、争夺剧烈的场地”，可谓神准。左宗棠作为从体制外冒出来的一股新生力量，官居总督，手握钦符，民间士子变身朝廷中坚、国家主流，无可避免地会打破原有的军事秩序、政治格局，官场利益随之触动。
回顾左宗棠的入仕之路，本来就是一条破局之路。1855年，他以幕僚身份带头扳倒湖广总督杨霈，即是满汉利益格局的一次大调整；1862年巡抚浙江，凭军事才能取代王有龄做上浙江巡抚，是汉官利益再分配。这两次相对平稳，因为前者有湘官集团做幕后支撑，后者借太平军之手完成。但此次他空降到陕甘，情况与当年已完全不同。
同盟官员十分重要，早在出山前，胡林翼曾告诫他，要防止“气类孤而事不成”。左氏听从，并一直铭记。现在他单枪匹马地以总督身份来振兴两省，拿军队与政府开刀，“刮骨疗毒”，大刀阔斧，不但现有的政府机构被他重新调整，而且原有的政府官员也遭遇大幅度地人事调整。
陕甘总督任上的事并不好做。清朝封疆大吏虽是号令一方，但左宗棠非科班出身，官场内没有“进士同年”的官员朋友可以倚依，而地方官员也多是新面孔。何况，不少同僚中并不认同他的改革办法，使他“上卡下躲，非常忐忑”。信中“司农之直枢垣者有意与我为难”一句，反映出左宗棠改革调整之艰。
司农，即户部长官，清朝称户部尚书为大司农。户部相当于今天的民政部、财政部，兼具部分农业部功能。枢垣，即军机处，是清朝中后期的中枢权力机关。司农掌握钱袋子，枢垣指挥枪杆子，两者都是朝廷的命根子。左氏遭遇这两个部门高官的故意刁难，恐怕不是可以通过武力可以解决的，而只能依靠政治智慧。
引发刁难的原因是朝廷批准的四百万两西征军饷，虽然各省支援多数是空头支票，但总会有几个省送来。小钱铜臭味招引苍蝇，大钱孔方眼招惹老虎。左宗棠自己不贪，哪里容得下别人染指？当然会舍命守护，要将它一分一毫全用于军事。有同僚想将它挪进私人腰包，这就必然引发激烈冲突，公开反映进朝廷，便表现为经过文字包装的所谓“政见分歧”。
左宗棠遭遇司农、枢垣存心“卡脖子”，他的办法是据理力争，揭开别人藏着的小尾巴，以引起朝廷警醒，争取慈禧太后支持。
这样做固然有效，因为慈禧太后逐渐看出隐情，最终倒向左宗棠这边。但官场内最恨者，一是被人挡了官路，二是被人挡了财路。左宗棠新到陕甘，不幸又得罪了一批官员。
自己官场里已经得罪过不少人，左宗棠很清楚这一点。他是一个考虑事情过深过细的人，正因为看得清楚，特别需要安全感，所以在与同僚掰手腕之前，他会精打细算，将各种风险控制到最低，才冒险赌一把。
得罪中央领导不是很有风险，而是太有风险。控制风险的保护伞在哪里呢？似乎没有。作为封疆大吏，左宗棠的后台或靠山，勉强说有，那也只能是慈禧太后。都说“伴君如伴虎”，在慈禧太后手下，自然要分外小心。
二、外多宿怨，内无奥援
左宗棠已经清楚，慈禧太后是一个对权力异常敏感、可以瞬间翻脸不认同党的人。之前发生的一则事实，就是活生生的教训。
恭亲王奕訢曾为慈禧太后发动辛酉政变效力，两人是“亲密战友”。但在1865年，慈禧太后将反对党杀干净后，她眼光落到身边，开始留心不听话的“战友”。她感到奕訢有意想将自己架空，怒火中烧，找个借口，以皇帝名义自拟一封错别字连篇的诏书，痛加挞伐恭亲王：
“恭亲王从议政以来，妄自尊大，诸多狂敖（傲），以（倚）仗爵高权重，目无君上，看（视）朕冲龄，诸多挟致（制），往往谙（暗）始（使）离间，不可细问。每日召见，趾高气扬，言语之间，许（诸）多取巧，满口胡谈乱道，嗣（似）此情形，以后何以能办国事？”
就是这么一篇“虽无实据，事出有因”、要看懂基本靠猜的伪圣旨，居然连推带送将恭亲王奕訢贬到十八丈地窖，轻轻松松就剥夺了他的议政王官职。
奕訢骤然受此惊吓，数十年回不过神来，从此老老实实甘心跑龙套。
慈禧太后靠不住，自己的同僚或上级呢？也都是靠不稳的山。
细数一下，慈禧太后的“后党”，核心班子成员有奕訢、桂良、沈兆霖、宝鋆、曹毓瑛、文祥、李棠阶、李鸿藻、胡家玉、汪元方、沈桂芬。这些大员，左宗棠一个都没有结交。奕訢对左宗棠既无多少支持，也没有什么反对；文祥倒是经常为左宗棠在朝廷内说上几句好话，但也仅限于此，不能对其期望太多。
地方督抚，那就更不好说了。曾国藩因“国事、兵略”与自己政见不合，1864年为互保而演双簧，假装已经彻底闹翻。两人顶多只敢在奏折里相互吹捧一下，或者在起用刘松山这样的事情上支持一下，点到即止。李鸿章呢？他的合作是表面的，其支持也就是相互利用，真实的情况是两人逐渐成为政敌。
上面无靠，外面无援，内部呢？也势单力孤。能够完全信赖的也比较有限，无非就刘典、杨昌浚、蒋益澧几人。但官场动荡，他们的沉浮也由不得己。1866年，蒋益澧被左宗棠举荐做广东巡抚，楚军军饷从此一分不落。但一年后，蒋益澧又被总督瑞麟弹劾罢官，广东援饷又成画饼，还是靠不稳。
左氏为培养支持力量，进入陕西前，已保举刘典。作为以心换心的朋友，两人论私交胜过亲兄弟。但刘典也跟他有分歧，这次主张对回民军安抚，通过招降来分化、平定。左宗棠明确主张“以剿求抚”，只有先将回民军主力打垮，打得他们不敢、不能、不想再起事了，再去招降、安抚。好在刘典信服左宗棠，二话没说，搁置己见，按左宗棠的要求办。要没有刘典背后支撑，左宗棠在陕西都很难坐稳。
内心里盘算清楚这些，左宗棠额上汗水津津。
东阁大学士左宗棠（左）与醇亲王奕譞
三、守住底线，顺从良心
意识到孤身悬于西北的左宗棠，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九年前，自己以独立于湘勇的旗号办成楚军，这种从主流闯出一条山路来的“另类”做法，注定会有今天的困局。
九年来，本着自己内心认定的公平、正义，另起炉灶，架空原有军政机构，这批得罪过的人都是暂时隐身的绊脚石，关键时候会“嘣”的一下冒出来。要平定西北，到处都得求人，他不得不沮丧地感叹：“内无奥援，外多宿怨，颠越即在意中。”
为什么眼下有如此悲观之叹？左宗棠的军事事务仍相对顺利。写这封信之前，他指挥刘厚基、成定康在陕西榆林、绥德两地清剿董福祥，战事已经取得关键胜利。1869年3月5日，左宗棠向朝廷汇报的《榆林、绥德土匪一律肃清片》一文中对此详细记述过。
董福祥，宁夏固原人，1864年组织汉民民团反清。这次被楚军赶跑后，在陕北被刘松山击败，投降朝廷，部属改编为董字三营。此人后来成为西征军的一员勇将，师从刘松山、刘锦棠平定陕西、甘肃、西宁（今属青海），因军功升为提督。
因眼下政治较量比军事斗争复杂，左宗棠做了豁出去的准备。既然谁也靠不住，唯一靠得住的就是自己的良心、认定的正义与坚持。国家的问题堆在那里，必须有人来解决。既然办正事也要得罪人，那就干脆得罪到底，大不了自己满门抄斩、全家抄家、身败名裂，多年积累毁于一旦。如果顾虑重重，患得患失，缩手缩脚，就什么都做不了，良心反倒难安。
顺着良心的指引，左氏已经没有时间计较个人得失、考虑个人利害了。他的心理底线是：“可对君父，可对祖先，毕竟胜常人一筹”。
五十七岁大男人隐秘的内心起伏，就这样不遮掩地放到二十三岁的青年面前。读完这封信，孝威的心脏恐怕不只是“咯噔”一下，而是“嘭嘭嘭”狂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