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作为一种心态和思维模式的“后现代”

（一）“不可捉摸”和“不可表达”的后现代心态

作为一种表示时代精神的思想性范畴，“后现代”所要表达的是一种“不确定”、“模糊”、“偶然”、“不可捉摸”、“不可表达”、“不可设定”及“不可化约”的精神状态、思想模式、品味模式和事物状态。

这首先是指在后现代文化自由创造过程中所表现的那种特殊心态模式；同时，又是生活在后现代社会条件下，面临当代社会各种矛盾和危机以及各种吊诡的后现代文化产品的人们的一种生活心态。它既是创作心态，又是品味模式；既是思考模式，又是行动样态；既是观看直觉方式，又是生活心态；既是自律方式，又是评判他人及处理与他人关系的标准；既是理论的准则，又是实践的原则；两者是相互渗透和相互转化的。

后现代社会的形成和后现代文化泛滥的结果，早已把生活和文化创造活动紧密地相互渗透在一起。如前所述，后现代社会充满着空前未有的人为和非自然的文化因素，而且这些文化因素也已经渗透到社会结构的各个方面，已经同人类各种类型的活动紧密结合在一起。创作贯穿于生活中，生活又充满着创作活动。这一切，使后现代社会的“后现代人”产生出将创作思维模式和生活模式结合在一起的条件。

实际上，大量的人类学研究资料和文化史考察证明：人的思考和思想的基本模式是含糊性的。“混沌”（Chaos）不仅是世界客观事物存在的基本形式，也是人类思考和心态的一种原本模式。经过长期发展并为社会文化统治者所控制和操纵的传统文化，在确立了其统治地位之后，就逐渐地以种种有利于统治者继续维持优先地位的各种人为方式，将人类原始本性中的模糊思考方式，逐渐地改造成为逻辑精确化和表达精确化的模式。所以，后现代所追求的“模糊”思考模式，是经历了长期文化发展曲折，而又最终返回原始自然文化形态的人类思考模式。正如斯潘诺斯所指出的，后现代主义的特征是“复制”，而它的基本世界观是重视偶然性，重视各种不确定的“机遇”（Spanos，W.V.1979）。

（二）思考和生活的共同心态模式

将创作模式和生活模式结合在一起，对于后代现人来说，既是一种快乐和愉悦，同时又是一种痛苦和烦恼。这种具有双重结构的心态模式，同时又是后现代人在生活和创作各个领域中进行游戏的一种精神状态。

思考和生活模式的一致性，本来是人类生存和文化的基本特征。人类生存不同于其他动物生命活动的地方，就在于将自身的生活逐渐地并不断地纳入文化形式。反过来，不断发展的文化形式，又渗透于人的生存方式之中，并不断使人的生活复杂化、丰富化和象征化，也为生活和文化同时不断发展，并不断更新创造了条件。可是，人类社会和文化发展的结果，导致一层又一层的社会分工，而且，占据优势地位的统治者，又试图不断扩大和巩固各种社会分工，并使之制度化和固定化。随着社会分工的扩大和巩固，上述原有的生活和文化之间的渗透和共时发展模式，逐渐地被破坏了。文化越来越脱离生活，并被统治者有意地不断加深与生活的割裂，最后导致两者之间的对立。也就是说，依据传统的社会分工原则，只有统治阶级及其所附属的优势社会力量，才有权力甚至是特权掌握或垄断文化及其再生产。这样一来，原来普遍存在的生活和思考的共同心态模式，逐渐地被破坏；而使生活与思考分离并对立的思考模式和基本心态，逐渐地被传统文化正当化，也因此成为了“合理”和“正常”的心态和思考模式。

既然是“不可表达”的“不确定”，因此，试图以各种方式，哪怕是以什么样的“新”方式，包括以“后现代”这个新词来“表达”，其本身就已经是一种不得已的矛盾和吊诡。

追求“不确定性”，作为后现代的心态和思考模式，是同传统和现代的思考模式根本对立的，因为传统和现代的思考模式是以追求“确定性”为最高目标的。

自古希腊以来，逻辑中心主义和语音中心主义的思考模式总是把“确定性”当做“真理”、“善”和“正义”的标准理想形式。第一个以逻辑中心主义和语音中心主义设立“确定性”作为真理标准的西方传统思想家就是柏拉图。柏拉图认为现实世界中的各种现象都是虚幻的，因为它们都是变动的和不确定的。在柏拉图看来，凡是不确定的就是不可靠的。为了寻求可靠的真理标准，柏拉图宁愿到变动着的现实世界之外的“理念世界”，把排除各种特殊性和个别性的最一般的“形式”（Idea）当做真理的标准。形式之所以可靠，之所以成为真理的标准，就是因为它是确定的，不变动的和永恒的。柏拉图之所以在现实世界之外的理念世界中寻求真理的标准，正是为了使思考和行动的主体在主体之外找到进行正确思考和正确行动的“客观”标准。这样一来，一方面为传统的主客体统一的思考模式的正当化找到了根据，另一方面又奠定了这种思考模式的客观基础。

从那以后，经历近两千年的巩固和发展，这种传统思考模式不仅指导了西方的文化创造活动，而且也规定了西方人的整个生活方式。值得注意的是从文艺复兴以后，特别是18纪启蒙运动以后，由于自然科学和生产技术的蓬勃发展，这种主客体统一的思考模式和生活方式，更加巩固地普及开来，使之成为了西方社会各种制度和法制所赖于建立和巩固的思想基础。

但是，20世纪西方社会的迅速变化，特别是思想和文化创造活动方面的激烈变动，使西方人越来越感受到上述以逻辑中心主义和语音中心主义为基础的主客体统一的思考模式的僵化性和宰制性。在客观上，自然世界和社会世界的进一步发展，显示出世界本身本来就充满着不确定性和偶然性。因此，不确定性本身不是现实世界中的不正常现象；相反，否定不确定性，反而是违背世界现实状况的，因而是不正常的现象。就人的思想运作过程而言，思想和表达思想的任何话语本身，也是充满着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不仅不是不利于思想的自由开放，反而是思想自由的绝对条件。正是凭借着思想和话语的不确定性，思想才有可能在更广阔的时空和超时空的维度内进行自由创造。就人类的生活和行为的方式而言，不确定性和确定性本来就是互相补充的。生活和行为的方式，固然需要一定程度的确定性，以便在确定性的形式中不断总结和传递历史的经验，但是，仅仅靠确定性，反而约束了和限制了生活和行为的方式。因此，生活和行为方式对于不确定性的需求，远远超出对于确定性的需求，因为只有通过不确定性的形式，生活和行为才得到真正的开放式的自由。

（三）“一看就信”和“一看就照做”的后现代心态

反对传统思维模式的结果，使后现代人，特别是被称为“新新人类”的年轻一代，不再顾忌逻辑思维和反思等严谨的和系统性的理性活动，只注重“当下”立即可以达到欢乐目的并直接得到验证而生效的感性活动。问题已不在于追求复杂曲折的真理或各种抽象的理念，而在于能否及时满足个人的欲望，特别是满足随社会激烈变动而不断改变的个人欲望。同时，后现代社会和文化的“复制”性质及其机遇性，一方面并不要求人们费尽心思进行思考，另一方面复制的高节奏和高效率也加强和促进了“光看不想”的倾向。

由利奥塔指导并组织的“非物质数据展览会”（l'Exposition Les immatériaux）就是以“一看就信”和“一看就照做”的后现代心态和行为模式作为指导原则。这场于1985年3月至7月在巴黎蓬皮杜国家艺术文化中心举行的后现代展览会，以五光十色、琳琅满目的后现代文化产品的自我展现，为“一看就信”和“一看就照做”的后现代心态和行为模式进行正当化的程序。

在这种情况下，行动和日常生活中不再需要过多的理性逻辑思维，只需要随时可应付急变而又高速生效的感性而已。在这个意义上说，后现代的思考和生活相统一的模式，就是“不再思考”的模式。当然，“不再思考”并不意味着真的不再思考，而是拒绝以传统的理性逻辑思维方式，代之以最适应社会文化高度变化的非确定性思考方式。以感性代替理性逻辑思考，就是其中最普遍，又能为多数“新新人类”所接受的一种思考模式。显然，后现代社会和文化已改变了“思考”本身的意义和性质。不用大脑思考，只要靠眼睛、鼻子和触觉直接辨别就够了。在这种情况下，像漫画、边唱边看边思考边玩耍的生活和思考模式，迅速地在后现代社会和文化的泛滥中扩散开来。

把视觉提到社会活动和社会生活的首位，不仅是因为后现代社会文化的高度发展，使社会成员具有足够的文化知识和文化生活的经验，足以通过视觉感官本能地或直观地判别社会文化生活中迅速涌现出来的各种新事物；而且还因为视觉在人的身体官能运作过程中始终占据重要地位。对后现代主义产生深刻思想影响的法国哲学家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1908—1961），在研究身体和精神活动的相互关系以及身体感官的现象学的时候，早就深刻指出：人的眼睛和视觉是人生存的首要条件。他说：“只有当观看和可见到、触觉和被触摸、一只眼睛和另一只眼睛、手与手之间相互交错的时候，人的身体才存在在那儿。”（Merleau-Ponty，M.1964：16—17）眼睛和视觉不但保障了人的身体的存在，也为身体在自然界和社会中的运作提供了最重要的条件。在这方面梅洛庞蒂进一步指出：“我所看到的一切，基本上就是我的能力所及的范围，至少是在‘我能够’的图景中所显示的‘我的视觉的范围’。我所看到的那个图景和‘我能够’的图景是相互补充的，构成为我的存在的整体。可看到的世界和我所能完成的计划的世界，就是我的自身存在的整个部分。”（Ibid.：17）其实，人类学研究也指出：任何生物和人的生命活动的最早时期，都是通过视觉和听觉的美感而同生活在其中的世界进行沟通和协调的。达尔文（Charles Darwin，1809—1882）在《物种起源》（On the Origin of Species by Means of Natural Selection，1859）一书中指出，生存竞争首先就是“性选择”；而性选择又是首先通过视觉的美感来完成的（Darwin，Ch.1859）。到了后现代社会，后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又重新恢复到原始人的那种自然生活状态。通过观看和视觉，可以实现和完成社会和文化生活中的大部分事情。而视觉和观看所具有的另一个重要优点，就是活生生地和自然地保存着客观对象的本来面目。这对于追求“按自然方式生活”的后现代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四）不再关心真理的后现代思考方式

传统文化一向认为：只有依靠理性逻辑思考，才能掌握真理。后现代社会文化现象的高度不确定性、后现代社会文化现象高度象征化的结构特征，使追求固定的真理体系的各种认识活动失去了意义。信息化的后现代文化，首先采取各种形象的象征结构，以感性可以直接接受的赤裸裸图形化方式，特别是以直接给予感官愉悦效果的形象结构显示出来。其次，后现代文化借助于高科技力量和各种管道，使信息化的结构高效率地自我复制和自我区分，造成信息化产品在社会中的泛滥和不断重复，也造成生活在后现代社会中的人民大众，身不由己地生活在这些不断复制和不断区分化的信息结构中，不仅把它们当做其自身生活世界的外在条件和客观对象，也不知不觉地成为了他们的精神生活的内在组成部分。换句话说，高效率自我复制和区分化的信息文化，不只是停留在社会大众的外在世界中，而且已经不断地内在化，成为他们精神活动和肉体活动的指导原则。

以感性活动代替逻辑思考，同时就是对于主体中心本位主义的传统思考模式的彻底批判。后现代主义强调一种无中心、无主体、无体系和不确定的思考活动，并把这种思考活动直接同实际的行动，特别是同日常生活行动结合在一起，试图彻底克服传统文化将理性思考抽离出实际活动，特别是抽离出日常生活世界的倾向。在后现代思想家看来，在直接性活动中，将思考同生活结合在一起，就是不再将认识活动和思考活动神秘化，从而使各种概括、比较、综合和判断活动，将各种一向被传统逻辑中心主义垄断化和分割化的思考活动，直接体现在生活的各个领域中。

后现代思想家利奥塔在80年代初于巴黎蓬皮杜国家艺术文化中心组织召开了一次后现代文化展览。展览会不但集中显示了后现代信息化文化的多元化和不确定的具体内容，而且采取了后现代图形化和象征化的具体展现形式。利奥塔本人的意图，不只是展现和介绍后现代文化的特征，而且是使参观者通过“一看就懂”和“一看就信”的后现代思考模式直接进入后现代的文化世界，使参观者走出展览会后感受到后现代文化的内在化效果，在参观者心目中产生后现代的心态。詹姆森曾经以“认知绘图”（cognitive mapping）的概念概括后现代社会人们认知、思考、观察和行动的基本模式。他是借用地理学家凯文·林奇的《城市的想象》一书中的概念，用来描述人们认识城市周围环境现象的基本观察模式。詹姆森认为后现代的“认知绘图”基本上是一种隐喻式的思考和行动模式，用它来概括生活在高度都市化的后现代人的心态，用来描述后现代人处理个人与社会、与自然相互关系的观察和行动方式。而在“认知绘图”中，观看和视觉是最重要的一环。

后现代社会的条件和文化再生产的特征，是上述“一看就信”的思考模式得以泛滥的社会基础。造成后现代上述思考同生活相结合的思考模式的后现代社会和文化条件，包括：第一，后现代社会的高度信息化使社会文化现象几乎全部化约成为形象化和图形化的信息结构。面对形象化和图形化的信息结构，人们不再需要作复杂曲折的抽象理性思考。形象和象征结构的信息体系，将各种社会文化现象直接地显现出来，使人们“一看就懂”。第二，在文化霸权横行的后现代社会和文化条件下，掌握着信息和商业沟通资源的社会特权势力，采用在他们看来最有效的形象和象征宣传体系和沟通媒介机构，使被宰制的社会大众，不得不生活并面对被垄断的象征信息体系的再生产旋涡。第三，高度发达的后现代科技力量，有能力并有意识地以高节奏和高效率的方式，不断复制和再生产各种后现代的信息化社会文化现象，使生活在其中，并时时刻刻面对着它的社会大众，在来不及沉思或思考各种新产生的社会文化现象的时候，这些形象和象征化的信息化社会文化就发生了不确定的变化。瞬息万变的社会信息，加强和推动了“一看就信”的倾向，加强了不作系统思考和不遵守固定逻辑形式思考的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