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隐没于无意识的国家意识

在人类意识生成的过程中，国家意识或政治意识远远晚于人类对自然（宇宙）的对象（客观）化意识和人类的自我意识、家庭意识。换句话说，人类的国家意识只是在作为人类社会政治共同体的国家形成之后才逐渐开始生成的。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说，国家意识和国家伦理是一种最具绝对普遍性和客观性的神圣意识，国家伦理具有绝对伦理的性质，因为国家是“地上的神物”，人民的国家意识和国家伦理本身最能体现“绝对精神”的伦理意义，因而它是人类理性辩证法发展的高级阶段。黑格尔的说法多少类似于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后者把个人善或个体美德看作个体小善，将城邦国家的善视为大善。不过，也有另一种不同的见解，比如，在康德那里，作为人类最终理想的政治共同体不是国家，而是人类社会的“自由联盟”。也就是说，在康德的心里，不仅有基于自由理性的国家伦理，还有基于人类理性的普世伦理，而且后者比前者更具普遍意义，因而也更为神圣。

可是，哲人之见往往流于抽象，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的国家意识或国家观念却常常只能见诸他们的日常生活经验和心理感受。而且，由于日常生活世界被诸如柴米油盐、饮食男女所充满，且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人们的生活经验和心理感受似乎常常只有家的行迹而罕有国的踪影。毫不奇怪，没有人会淡忘自己的家庭和家乡，因为我们生于斯，长于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家是我们生活的日常出发地和归属地，是我们生存和行动的原点，无论我们行走多远多久，终究都会返回此地，歇息、相聚、安顿。然而，并非每一个人都能如此这般地感受国家的存在，在人们的日常生活经验中，国家仿佛如同家园外的山川，甚至是流动天边的风云，自然而然得让我们很难有切身的感受，除非我们远走他国，或者国家不幸遭遇外来者的入侵。政治家和政治（哲）学家当然能够存有清晰甚至强烈的国家政治意识，甚或政客们也会因为其极度的政治游戏偏好而玩弄甚至滥用“国家政治”一类的概念，但普通百姓却不会如此。在和平安详的日常生活环境中，普通人很难对国家或国家政治、国际或国际政治保持高度敏感的甚至是起码的政治意识。在一般的经验感受的层面，人们的国家意识很容易消融于某种无意识的“自然状态”。

由此我们发现，对于人类社会生活而言，确乎始终存在一种建构政治意识的需要，或者说，作为“天然的政治动物”（亚里士多德语），我们需要一种政治意识的启示或者警示，以保持我们起码的参与、维护和不断改进我们的社会政治生活的可能。之所以说这种政治参与、政治维护和政治改进是起码的，是因为它们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是必需且必须的。在通常情形下，人们的政治意识要么稀缺罕见，要么蛰伏不动，需要“补充”“启发”或者“惊醒”“催生”。某种或某些突发性公共事件（public emergent events）——例如，美国用精确制导导弹突袭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或者，1919年1月的“巴黎和会”以及同年4月30日签订的《凡尔赛和约》，诸如此类——就属于“唤醒”政治意识的公共政治事件，它们的发生常常如同静谷惊雷，警醒千寻岭岳，万类生灵。与之不同，“补充”和“启发”型的方式则是某种或某些政治组织，特别是它们的领袖集团——例如，政治家、政治寡头、政治型俱乐部、政党、政府等——以政治意识形态的运作方式，有目的、有预谋、有组织、有步骤地实施的政治理念、政治思想和政治谋划之政治宣传、政治动员和政治思想教育运动，借此启发、教化国家公民，甚至强行向他们灌输某种特定的政治意识和意识形态，以使他们通过接受、确信并最终认同某种确定的政治理念、理想，直至让他们承诺和追随某种特定的系统化的政治意识形态，从而赢得足够强力的政治话语权，获取足够强大的政治权力和权威。就这两种“创生”国家政治意识的方式而言，前者属于政治意识的非常态，后者则是政治意识的常态。这也是为什么从孔子、伯里克利到林肯或者当下诸多正拼命角逐下一届美国总统大位的两党候选人，都不遗余力地利用公共场所竭力宣扬各自政治主张的根本原因。所不同的是，孔子和绝大多数中国的政治家或政治思想家更习惯于著书立说、游说高堂、裙带结党，以谋权政；而伯里克利、林肯和诸位当下的美国总统候选人则更习惯于通过政治演说、政治辩论、政治广告，以尽可能广泛的公共传播方式，来唤醒民众政治意识和政治认同，从而赢得政治权力的竞争游戏。

当然，无论以何种方式或者以何种面目出现，催生国民的政治意识都是以国家政治的名义和目的进行的，因此，国家意识乃是最大的政治意识。而且，迄今为止这也是人类形成国家意识并使其从自发走向自觉的基本路径。可是，这些终究都还只是唤醒或启发人民之国家政治意识的外部方式，从根本上说，真正自觉而清醒的国家政治意识，必定也只能根源于每一个公民对自身作为国家公民之政治身份的自觉认同，以及对于这一政治身份所蕴含的基本政治权利和政治义务的自觉承诺，基于这种认同和承诺所形成的国家政治意识便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国家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