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部分 历史的观察与启示

科学理论的发展历程可以概括为“观察—理论—检验”三个阶段。本文集第2、第3、第4部分收录的文章，反映了代谢增长论走过的三个历史阶段。

第2部分“历史的观察与启示”收录的文章属于经验观察的第一阶段，是1967—1974年间的研究札记，在1978—1982年间陆续发表，只有第一篇文章发表于1996年。

历史上的经济史研究多数从哲学思想史或政治军事史出发。笔者的研究从科学史出发，有两个原因。一是笔者是学物理出身，毕业后先后在铁路和科学院工作，自始至终对理论物理的基本问题感兴趣，利用业余时间思考中国科学落后的原因，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二是笔者通过物理学的训练，认识到中国文人传统的感想模式的思维有很大局限，于是循序渐进，从科学史、技术史、科技政策史，到古代和近代的经济史，做中西方的比较研究，用归纳和分类的办法探索科技和分工发展的一般规律，然后识别中国和西欧分工演化模式异同的主要特征，为后来的理论建模奠定经验基础。

遗憾的是，原来完整的科学史部分的稿件被编辑部遗失，科技政策史的部分内容和结论被编辑删去。调查1 500名科学家和发明家的文献出处也没有发表。只有技术史的部分完整保留。当时在四川能找到的文献，包括1947年版的大英百科全书，英文的科学家与发明家词典，1958—1974年的主要科学杂志和国内的科技情报杂志，以及国内出版的中国通史。

在第2部分中，第3章是本部分的引论，第4—6章是关于科技史的研究，第7—11章是关于经济史的研究。

应当说明的是，2014年林毅夫出版的《新结构经济学》在新古典经济学的框架内复活了经济结构的概念。[1]我们有必要比较一下常用的经济结构说法的不同含义。

严格来说，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础是均衡论。均衡本身的含义就是趋同，也即差别和结构的消失和瓦解。原因是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是从市场交易的商人角度观察世界。不同个人、不同国家，以及个人与国家之间的交易关系，在理想化的条件下是对等的（科学的说法是对称的），只有这样才可能有均衡价格。否则，交易者之间出现位势的差别，例如水往低处流，人往社会地位的高处走，就会出现差异，差异大了而且持续化，才有结构。物理学、生物学的结构如此，社会结构也如此，前提必须是非均衡结构。换言之，只要不修改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范式，新古典经济学是没有结构存在的空间的。新古典经济学只有生产要素，即土地（资源）、劳力（人口）、资本（资产）三要素。相比之下，我们提出的经济结构，是指农业的生态技术结构（粮、牧、林、渔、果等产业）和工业的部门结构（工具机、传输机、控制机、能源、材料等部门）。林毅夫强调的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要素比例不同，即发展中国家劳力多，所以劳动价格便宜；发达国家资本多，所以资产价格便宜。发展战略如果利用价格的国际比较优势，例如劳力众多的国家发展劳力密集的轻工业，难度远低于发展资本密集的重工业和高科技行业。这对穷国小国的起步阶段有道理，其前提是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开放市场，如果大国发展重工业的目的是改变国际竞争的不利地位，目标不是谋利，而是谋求国家的独立和主权，则比较优势战略就得改为自主发展战略。后起的工业化国家，包括德国、苏联、中国、韩国，都是如此。

我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思考的李约瑟问题，关心的是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尤其是中国和西欧，两者的土地面积大致相当，为何分别形成人口密集和人口稀疏的经济格局。也就是林毅夫的前期问题：为什么工业化和现代化开始阶段，西方的起点是资本密集而非劳力密集？也就是后文中提到的“华勒斯坦佯谬”：西方地广人稀，中国地少人多，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稀缺逻辑，西方应当鼓励人口生育，中国应当鼓励对外殖民，为什么历史没有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逻辑发展？显然西方经济学理论不能解释世界贫富差距的结构原因。

“文化大革命”中流行的阶级斗争理论也不能解释东西方经济的差距。因为我注意到中国农民战争的频率比西欧高得多，规模大得多，但是15世纪以后科技进步反而从唐宋时期的先进只保持到郑和下西洋的时代。按照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推论，先进的生产力应当产生先进的经济制度，但是比郑和落后一百年的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后，西方在中世纪落后于东方，却在短短三百年内引发工业革命和科学革命，从世界比较的角度难以理解这一现象。倒是毛泽东关于中国农民游击战争胜利的基础在于区域发展的不均衡的分析给了我启示，于是我转而学习物理学家普里戈金开放系统中的非平衡态物理学，终于理解到结构存在的前提是世界发展的非均衡。要研究不同的结构特征，就必须研究具体问题的相互作用机制，不能泛泛而谈。

物理学存在四种不同的相互作用机制。引力相互作用最弱，所以星球之间的距离很大，相互之间的摩擦力很小，由此才有局部的能量守恒定律，可以准确地用牛顿力学预测星体运动的轨道。电磁相互作用的距离和生物大小同一量级，我们发现、观察和利用分子、原子的能力要比观察地理和生物结构的能力晚得多。核子相互作用的距离比生物细胞小得多，观察和研究基本粒子的困难也就大得多。显然物理结构的层次和生物结构的层次非常不同，因为两者的时间和空间尺度不同。

相比之下，新古典经济学的结构是最简单的平面（单层）结构，马克思的经济结构论是较为简单的两层结构。人类学家提出的是三层结构，即在马克思的经济基础之下，增加了一层生态技术结构。我在1980年出国前关心的中国小农经济结构形成的原因，最初是多山少地的地理气候环境。春秋时期开始的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之间的土地战争的机制，是农业民族依靠人口优势的密集步兵才能防御依靠运动优势的少数骑兵。中国从国防需要出发的屯田等经济自给自足政策，压制了发展国际分工的需要，才把工业革命的主导权让给了西欧。所以，启蒙运动家把中国文化特征作为中国落后的根源批判是本末倒置。反而是中国革命引进现代科技后，才能改变中国相对欧洲不利的自然环境，走出后来居上的新路。

通过对中西方经济结构的比较研究，我发现工业革命的本质是开发新的资源。在相同资源的条件下，集体主义文化利用资源的效率比个人主义文化为高，社会稳定性也高。个人主义文化的比较优势是开发新资源的冒险精神，代价是更高的风险和社会不稳定性。这为20世纪80年代以后发展的分工演化模型和2012年提出的代谢增长论奠定了历史观察的经验基础。

希望这一部分的文章，能帮助读者理解，从具体观察到一般抽象之间，要走过曲折的道路。

应当说明的是，作为理论物理学家，笔者只能利用历史和考古学家的第二手资料。中国20世纪70年代的历史文献和当代更新的历史数据可能有许多差异。物理学家难以识别具体历史细节的真伪，但是在数量级的判断上，物理学家可能比经济学家更靠谱。读者如果关心最新的历史文献，我给大家推荐文一的新书：《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

举例言之，第7和第8章举例对比中国春秋时期和罗马共和国时期中等农户的土地单位，可以说明中国劳力密集的小农经济结构出现在春秋战国时期。论据是魏国李悝（前455—前395）时农夫一家五口，耕田百亩。中国历代面积的度量有所变动，但是量级没有改变。

西方文献中可以用以比较的人均土地数据，最早的是罗马共和国格拉古兄弟公元前133年提出的限田法，企图恢复公元前367年的罗马法，和中国春秋时期处于同一时代，可以定量比较。

我在第8章中引用的数据是国内1975年翻译的世界史文献。查西方最新的历史文献可知，格拉古限田的数额为500尤格拉（1 890市亩），分给失地穷人的土地每块是30尤格拉（113市亩）。由此估计罗马共和国时代的中等农户土地应当在1 000亩左右，是中国春秋时代的10倍。

对比美国2012年的数据，美国农场的平均规模是434英亩，合2 600亩。中国2008年农户平均的土地面积不到3亩。美国农场的平均规模是中国的 1 000 倍。美国最大的农场规模又是美国农场平均规模的1 200倍。

时间相隔两千年的数据反映了我所观察到的中西劳动分工模式的基本差异，即西方模式发展的是资源密集—节省劳力的技术路线，而中国模式发展的是节省资源—劳力密集的技术路线。如果科技革命能不断拓展人类可利用的自然资源，则西方模式仍有发展空间。如果地球生态系统的资源有限，或者人类的寿命有限，则新古典经济学假设人性贪婪是不现实的，中国模式比西方模式的发展更可持续。

新古典经济学历来强调市场的经济效率。如果走西方发展模式，人均资源消耗不断增加，社会福利的负担也不断增加，节省劳力的技术不断替代人工，导致的经济悖论是技术越先进的国家，实体经济越无国际竞争力，年轻人的就业越难，教育成本越高，女性越不敢要家庭和孩子，老龄化越严重，经济越依靠外来移民，私有产权加议会民主越来越强化利益集团冲突，这样的全球化趋势能持续吗？中国经济传统强调分享经济，宰相之选，就看主持分配是否公平。西方经济强调扩张，技术创新而非增加人口是扩张的主要工具。从生态演化动力学的角度看，物种竞争应当是种群意义上的创新竞争，即种群内的合作和种群外的竞争必须兼顾。这是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关注的问题，目前在理论上并没有得到解决，实践中不同国家在不同历史阶段有多种试验。这一问题留待读者们去研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