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 方法论和哲学问题

在方法论和哲学上有几个问题需要讨论。凯恩斯（Keynes，1936）曾经指出：

古典理论家如同一个非欧几何世界中的欧氏几何学者，他们从经验上观察到看来平行的直线经常相交，就指责这些直线没有走对，他们以为这是治疗这些偶然事件的唯一方案。但实际上，更好的方案是放弃欧氏几何的平行线公理，转而采用非欧几何。除此之外再无其他纠正的方案。对于经济学来说也必须进行类似的变革。

换言之，凯恩斯主张经济学的范式变革，只有这样才能解决理论脱离实际的矛盾。

我们提出的人口动态学就是可以取代新古典经济学优化方法的理论框架。这一范式转变将引发一系列的革命性变革。下面我们分别加以讨论。

2.5.1 实体经济和货币经济

新古典增长理论是一个以资本和人口为经济增长驱动力的货币系统。我们的人口动态学是资源和人口在经济增长中发挥关键作用的实体系统。理论问题在于实体与虚拟（货币）经济之间的关系。

我们和真实经济周期（real business cycle，RBC）学派的分歧在于技术变革的本质。真实经济周期学派把技术进步描述为没有资源限制的随机游走（Kydland and Prescott，1982），而我们把技术进步描述为资源约束下的逻辑斯蒂小波。

历史上，古典经济学的核心概念从土地、人口和资本的研究开始。但新古典经济学的发展使经济理论的虚拟化变本加厉。2008年金融危机的重要教训是，发达国家虚拟经济过度扩张是极为危险的（Johnson，2009；Chen，2010）。依据国际清算银行（Bank of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的数据，2012年10月全球衍生市场规模达632.6万亿美元，接近全球生产总值的9倍或美国GDP的40倍。经济理论的虚拟化与美国经济的虚拟化之间，存在危险的关联。

2.5.2 均衡和非均衡的经济机制

最优化方法只能用于封闭经济的均衡系统。这是内生增长理论一般均衡模型的根本问题，因为封闭系统不可能刻画知识积累。在新古典经济学中，价格是形成市场均衡的核心机制。问题是微观经济学的一般均衡模型中的优化条件是代表企业的均衡利润为零。这意味着资本在均衡条件下不能增值。显然，微观经济学的一般均衡理论和宏观经济学的增长理论是互相矛盾的。新古典经济学的微观理论和宏观理论互相矛盾，也就无法解释，为什么技术进步不能保证资本积累。在真实世界的技术进步中，我们往往观察到熊彼特所说的资本的“创造性毁灭”，如果旧技术被新技术淘汰，资本积累的过程就会出现中断或大幅波动，而不会平稳增长（Chen，2002）。

我们的代谢增长论没有把价格因素引入人口动态学。理由是市场份额竞争是非均衡的系统，不存在唯一的（线性）价格。我们在前文逻辑斯蒂小波四阶段中指出，利润机会主要存在于第二阶段的成长期。然而，利润指标的选择是短期利润与长期市场份额之间的战略权衡。在未来市场份额和竞争者战略未知的条件下，我们无法计算利润的最优值。这就是为什么远见（vision）和战略在技术竞争上远比成本—利润的考虑重要，因为技术变革的不确定性和机遇是密切相关的。只有急功近利之徒才会相信短期利润最大化是求胜之道。资本损失主要发生在衰退期的第四阶段。2008年金融危机的损失估计远超10万亿美元。新古典理论资本增长的平稳图景，用线性均衡的视角抽象掉了技术进步的不确定性。我们的理论对于企业行为的理解，比新古典模型现实得多。换言之，现实经济没有任何案例可以证明新古典经济学宣称的“边际成本定价”。相反，大量战略定价和营销实践的案例支持我们分析市场份额竞争的理论框架（Shaw，2012）。

另一个均衡陷阱的例子是前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倡导的所谓“再平衡”战略。中国以非均衡战略应对2008年金融危机远比发达国家有效。非均衡发展的方法是大规模投资基础设施，例如投资高速铁路、新能源和新材料等新技术。美国国会拒绝任何结构改革，一心一意地依赖美联储印钞来给病入膏肓的经济输血而非造血。欧盟和日本用紧缩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处理债务危机，长期效果有待观察。

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都很少关注经济结构。储蓄投资理论中向下倾斜的IS曲线在开放经济的非均衡条件下是不成立的。在全球化时代，如果降低利率，将有三种而非一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是在有增长前景的健康经济体中，降低利率将增加投资和生产；第二种可能是在经济前景不确定的动荡经济体中，投资者宁可持有现金或还债，也不敢投资；第三种可能是在继续衰退的经济体中，低利率会导致资本外逃，流向有更高回报前景的外国经济。现实经济中哪有新古典经济学的简单线性决定论的关系？我们（Chen，1996，2005，2008）早就从宏观和金融的指数运动中发现了色混沌（color chaos）的广泛证据，证明了经济体的运动是高度复杂的非线性运动。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IS-LM体系所刻画的线性因果关系，实质是在具有经济复杂性的非均衡世界中，用欧氏几何构造的均衡幻象，在非欧几何的世界中并不存在（Chen，2010）。

2.5.3 线性和非线性的思维方式

线性思维是新古典增长模型的普遍特征。索洛不仅清楚这一症状，还知道新古典增长理论的病因（Solow，1994）。例如，规模报酬递增导致爆炸式增长的经济（explosive economy），而规模报酬递减将产生收敛趋势。问题是历史数据没有出现如此简单的线性发展趋势。Aghion and Howitt（1992）的创造性毁灭模型假设每项创新都会毁灭先前的技术；实际上，很多创新是对早先技术的补充。“干中学”模型干脆忽略研发（R&D）的重要性。新古典经济学模型的共同缺陷在于简单化的线性思维。如果我们引入非线性的思维方式，即使采用最简单的逻辑斯蒂模型，所有新古典增长模型的麻烦也会迎刃而解。例如，熊彼特的创造性毁灭并不意味着新旧技术无法并存。如果竞争参数较小，技术竞争将会产生互补的作用。

所有技术或产业都有其生命周期，更准确的数学表象是小波（wavelet），典型的例子是海上的每个浪头都是有生有灭的小波。例如我们考察发达国家的纺织业，它们无疑是处于成熟期的阶段。如果你继续在发达国家投资纺织业，资本报酬当然是递减的；但是如果你投资亚洲的纺织业，就可能获得递增的资本报酬。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低技术从先进国家向落后国家的转移，资本回报率呈现下降的收敛趋势。然而，90年代电脑和互联网产业在西方的兴起改变了国际资本的流向，对外直接投资转回发达国家，以追逐新技术在增长期出现的资本回报递增的机遇。我们在90年代观察到富国与穷国间重新呈现两极化的发散趋势。为什么中国内地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能在制造业迅速追上亚洲“四小龙”？基本原因在于中国内地的经济规模和市场规模远远大于亚洲“四小龙”和其他东亚经济体。

新古典增长理论关于经济增长的政策令人困惑。外生增长理论强调人口增长和资本积累的作用，内生增长理论更强调知识资本。这些理论都未能明白，这些因素其实都是双刃剑。超过适度的增长范围，人口、资本或知识的增长不一定能促进经济的健康成长。下面我举两个亲身观察的例子。

2013年夏天我访问埃及时发现，中东当时的社会动乱根源在阿拉伯国家人口的高速增长，而同时粮食供给不足，造成知识青年的高失业率。埃及人口增长率四倍于中国，但GDP增长率仅为中国的四分之一。早从罗马帝国开始，埃及就是向欧洲出口的粮食生产基地，而现在埃及却成为美国的粮食进口大国。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增长理论，埃及的高人口增长率和高教育普及率加上自由贸易政策，应该导致经济的繁荣。但是实际上埃及的市场经济并没有克服埃及经济的结构性问题。原因是埃及并未像中国那样投资计划生育和农田灌溉工程，尼罗河水的利用率很低。无论是埃及的军事政权还是民选政府，都无法在短期内解决人口和资源的矛盾问题。新古典经济学忽视人口与资源的约束关系，在实践上导致了社会动乱的严重后果。不解决粮食问题，搞什么民主或军事专制，都不能解决民生问题。宗教矛盾只是表面现象。

美国经济则面临另一个问题。新古典内生增长理论广为宣传的知识积累和教育水平并未提高美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依据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的数据，美国、英国和西班牙的平均教育年限是17年，德国是16年，中国和埃及是12年。依据内生增长理论，你会预期美国的制造业比德国与中国更有竞争力。然而，苹果公司上任总裁史蒂文·乔布斯生前在2012年当面直率地告诉奥巴马，美国制造业无法与中国竞争，苹果公司设计的产品不得不外包到中国生产，原因是美国教育不再大规模培养制造业短缺的中级工程师（Barboza et al.，2012）。中国也曾面临技术工人和技术人员短缺的问题。中国政府的解决办法是引进德国的技术教育体系，不完全照抄美国的高等教育体制，才有中国制造业的崛起。

换言之，经济学中，知识结构比知识总量更重要。在增长理论中引入非线性的互动机制来取代新古典的单向作用机制，我们才能制定更好的经济政策，来实现经济增长和民生改善。

2.5.4 理论模型与计算机模拟

理论模型与计算机模拟是两种常用的理论研究方法，但是两者在方法论上有很大差别。理论建模的目标在于从大量观察中抽象出一般的特征，其代价在于要牺牲掉若干次要的细节；然而，计算机模拟的目标与理论建模相反，计算机模拟特定对象的细节越多越好，所付的代价是难以推广至其他的对象。换言之，理论追求结论的普遍性和一般性，而计算机模拟追求具体性和特殊性。

就方法论而言，我们的市场份额竞争模型构造的是一般性的理论框架，而系统工程学和计量经济学则是两种不同的计算机模拟方法（Forrester，1961；Meadows et al.，2004）。计算机模拟的竞争用经验数据的拟合程度来检验。科学理论的竞争用可控制的实验来检验。经济学中，可控实验的规模和范围受到经费的限制。所以，历史上经济学派不同思路的检验主要靠历史事件或历史趋势来定优劣。举例言之，大萧条动摇了“看不见的手”即自稳定市场的信念，凯恩斯经济学得以崛起并取代古典经济学成为英美的主流经济学。卢卡斯的微观基础和理性预期理论流行于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时期，但2008年的金融危机给其重大打击。

外生增长理论于20世纪50年代赢得大量关注，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黄金时代。内生增长理论在互联网兴起时诞生，引发所谓新知识经济的热潮。美国干预中东战争陷入困境和2008年金融危机，使大家注意到全球化时代依然有许多国家处于贫困陷阱，人们开始质疑经济增长的收敛论和发达经济体的可持续性。我们的代谢增长论是把经济学和世界史的新思维，用数理模型来加以表述。就世界观而言，我们对当代问题的观点更接近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的观察：气候和环境的变化塑造了不同文明的历史。这也是达尔文和马克思的历史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