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寻求语言研究与文化研究的结合

“语言学转向”作为发生在西方的一种哲学文化思潮已是20世纪的事情，但语言作为人类最基本的文化现象，作为文学艺术最直接的存在方式，它任何时候都是文学研究中的重要问题。但在中国学界，似乎更多的人没把语言作为一个大不了的问题，直到今天也意识不到语言研究的意义。认为语言不过就是一种“形式”，甚至把20世纪文学研究的误区归咎于文学是“语言艺术”的定义。20世纪90年代以后，西方出现的所谓“文化转向”，也为这种心理提供了支持和依据。有不少学者以为“文化转向”的到来标志着语言研究的“大势已去”。殊不知，西方的所谓“文化转向”不过是“语言转向”向社会历史领域的扩展和延续，把“历史文本化”和把“文本历史化”，是西方“文化转向”中的中流砥柱——“新历史主义”研究的基本招数。实际上，任何一种成功的文化研究都无法脱离语言视野，因为文化就镌刻在语言之中。同样，一种真正的语言研究也无法脱离文化视野，因为语言本身就是文化。对文学进行一种文化视野的研究是当今时代的追求，并且它也早就蕴含在语言转向的那种“诗化、审美化”潮流之中。当然，这并不是说20世纪西方的文学研究就不存在那种为世人所诟病的形式主义问题，语言研究与文化研究已经实现了成功的结合。更不是说西方的语言研究和文化研究因为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果，人们就不能对它心生疑议，从而阻断自己的独立思索。

实际上，哲学的审美化并不是当代西方的专利，它更是我们祖先的遗产。汉语言文化具有渊源深厚的诗化倾向，汉语言文字本身的审美性，在20世纪中西文化的碰撞中显得愈发引人注目。正是这一现象，使得那种打通文学、哲学与美学，语言、存在与审美之间界限的、具有宏观文化视野的文学研究，虽受到西方语言转向的启示，却得以立足于民族文化的传统。同时，中国古代从一开始就存在着一种语言的文学观。《尚书·尧典》中就有“诗言志，歌永言”的命题，这一观念也铭刻在“诗”这一由“志”和“言”组成的汉字构字法之中。中国古代在探讨“诗为何物”这一问题时，遵循的也正是这种从“心”到“言”再到“诗”的思路。《毛诗序》中有：“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朱熹：“诗者，人心之感物而形于言之余也。”（《诗集传序》）这些都表明了“语言”是诗文得以“成”“立”的根据，也没有谁能脱离开语言谈论文学的本质或发生问题。当然，中国古代在一种“自然语言观”和“名实对应论”的整体视野中，也强调一种广义的“实”（这里包括“道”“心”“物”“意”“情”等与“名言”相对的东西）的第一性，在观念上似乎有着比西方更多的否定怀疑语言尤其是“美言”的过激言论，但有意思的是，中国古代文人似乎在任何一种文体形式的写作实践中都不愿意放弃在“言”“象”“字”“辞”“文”上的良苦用心。中国古代文人给我们留下了在言语形式的审美性上任何一个民族都无法与之匹敌的“美文”。尽管由于古代语言观的整体限制，再加上中国古代思维方式的混整性，人们往往会把各个要素放在一起笼统而论，从而影响了单就语言问题深入系统展开的可能性，但只要我们潜入其中就会发现，这一文化遗产的丰厚价值已足以令人振奋。我们当前的文艺学研究，应立足于民族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对西方“语言学转向”带来的两大后果进行批判清理，在一个更高的阶段上思索语言研究与文化研究的有效结合问题。

通过前面的约略描述可以知道，20世纪西方诗学领域一个最深刻的变化就是确立了语言在文学中的本体地位，文学研究的重心从“词与物”转移到“词与词”，“诗学”与“语言学”开始结合在一起。“语言本体论”对扭转传统工具论对于语言的消极态度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但它却走到了形式化的极端，把语言视作既“无主体”也“无事物”的独立自主的符号系统，它是把语言抽空后再重新给予，让语言自己再生自己。在这里，语言与现实世界、与主体意识、与其表达对象的关系；语言作为人与世界之间相互作用的象征媒介问题，都被完全抛弃了。文学自由自主了，但也从此空洞孤立了，并且“语言学诗学”那种把文学当作可以随意拆解的机器那样来检查的方法，把“文学语言”与“实用语言”严格对立起来的立场也颇可怀疑。语言之于文学，犹如肉体之于生命，它与文学一起活着。文学语言犹如一个神奇的文化“胶着体”，它突显着人类的生存境况，也折射着人的深层心理。它是人类走向内心世界的最隐秘的通道，也是人观照和感受世界的最本真的方式。它是人类存在的“寓言”，等待着所有人的重写与诠释。如果我们离开语言与存在、语言与心理等的关系，仅仅把语言视作自我建构或解构的空洞形式，就注定会失落文学中真正令我们心动的东西。

而20世纪西方文学研究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失误，与把“诗学”等同于“语言学”，把“符号任意性”这一被遵奉为科学真理的“语言学”原则运用于“文学”之中有着直接关系。“符号任意性”是索绪尔区分了“语言”（langue）与“言语”（parole）、“共时性”与“历时性”之后，把抽象的、潜在的“共时性语言”作为研究对象时提出来的，它并不能畅通无阻地运用于作为“言语”或“话语”（discourse）现象的文学语言的分析。当代西方对自然语言观的解构，对“符号任意性”以及由之而来的“人为性”“差异性”“规则”“权力”的强调，一方面具有革命性意义，另一方面还隐含着一种既无关于科学评价也缺乏人文精神的“共时性范式”和“后现代情绪”，已经产生出不利于人类的诗化生存的东西。如果说以前语言学的“迷梦”在于把语言自然化、神秘化，而20世纪的语言哲学又创造了自己新的“神话”，仿佛任意性、差异性、空洞性就是语言的绝对本质。而我们一旦揭开语言“任意性”本身的界限，就会发现这一命题连同它的无数后果与传统语言观及其后果一样，也同样应该得到系统的反思和清理。而只有经过系统反思和清理，实现“词与物”和“词与词”的有效结合，一种真正具有科学意义和人文精神的语言诗学才可能建立。

从“逻辑化”到“审美化”的转向看，这种要把语言从逻辑规定性中解放出来的行动，与把语言从主体的控制和对实在的依赖中解放出来的运动一样，它既存在着深远的革命意义，也存在着一些有待厘清的问题。海德格尔认为：“把语言从语法中解放出来使之进入一个更原初、更本质的构架中，这是有待思与诗的事。”[16]在海德格尔那里，思与诗都源于存在而达到真理，真理即存在的“敞开”，而存在敞开要靠“语言言说”。语言使一切“在者”呈现和照亮，并把诸多在者，把天、地、人、神聚拢在一起，就像在“家”中那样。所以，在海氏那里，诗、语言与思，以及存在与真理都是一回事，他的中心思想是要实现人在大地上的“诗意栖居”。无疑，海德格尔的语言具有本体论的价值。他为人类的生存作出了一个富有诗意的设计。但海德格尔实际上是用诗意的语言去回溯语言的诗意，他的“思”和“诗”指的都是那种哲学玄想中的“神性语言”，与我们现实的日常语言不是一回事。后结构主义者把所有的语言都看成是“写上又不断被涂掉”的“踪迹”（trace），这里没有任何“中心”，没有“在场”，没有“本质”，没有任何稳定感，对意义的获取，成为能指对所指的无限追踪，哲学语言与文学语言都同样受到“延异”（differance）性的解构，没有本质的不同。

不可否认，语言有它反逻辑的诗性本源，它在时间的延展中，表现出意义增生的无限可能性，就是日常语言也没有完全消除表达的隐喻性和词语的多义性这些诗性特征。但我们必须看到，科学语言为了达到对客观对象的精确描述，为了进行形式运演等推理工作，它一直在力图避免语言那有碍于逻辑表达的特征，只要我们承认，几乎所有的科学语言都仍在发挥着逻辑功能，即使是诗歌语言也不能完全消解语言的概念性，那我们就会发觉，解构语言学未免过于耸人听闻。那种完全否定对文学语言与非文学语言、文学文本与非文学文本进行区分的做法，它也主要是作为一种解构二元对立的策略起作用，并无多少科学性。我们相信，语言的先逻辑作为本源，它不会泯灭，但也必须承认，在不同的语言活动中有着重大差别。如果说海德格尔是用搁置普通语言来为自己清扫立论的阵地的话，德里达则是用把普通语言和文学语言等同起来的办法，在某种程度上消除他理论的困难。

随着混沌学的兴起，就像阿尔文·托夫勒所说的，人们越来越强调大千宇宙的“无序、不稳定性、多样性、不平衡、非线性关系”等混沌性特征，但混沌学同时认为，“有序和组织可以通过一个‘自组织’的过程真的从混沌和无序中‘自发地’产生出来”[17]。就是说，混沌学强调世界的混沌性，一切有序才是表面的，但它还认为混沌之中有一个“奇怪的吸引子”，冥冥当中，支配着从无序到有序的组织过程。这也就是所谓的“混沌吸引中心”。在我们看来，最新的自然科学——混沌学的兴起，将会为人文科学的研究带来一场革命。借鉴混沌学的启示，对语言研究同样会有新的洞明。我们完全可以借用《哥德尔，艾舍尔，巴赫》一书的作者D.霍夫施塔特的话说，在语言的“背后埋藏着一种奇异的混乱，而在混沌的深处埋藏着一种更奇异的秩序”。人即便把自己解构得粉碎，也逃脱不出“中心”的幻影，也避免不了“秩序”的“陷阱”。

这个世界总是奇特的，人类近乎生活在一种不可更改的宿命当中。人们破坏了一种规则，总是不自觉地建立了另一种规则，就像破坏了一种习俗又会形成另一种时尚一样，人们自以为在破坏中获得自由时，实际上正为自由设置新的陷阱。这就像一个人无论如何向东西南北冲撞，他始终无法逃离在一个坐标点上的命运。人类对待语言的态度也是如此。在具体的言语活动中，我们总是同时面对语言与意识、语言与现实的关系，以及语词与语词的联结。人永远在言语。在言语的选择和组合中，既面对着权力和规则的压制，也拥有反叛和打破规则的自由。文学既是一种遵循规则的“技艺”，更是一种自由的“精神”活动，文学永远在“精神”与“技艺”的平衡木上自由而用心地“独舞”。泛泛指出语言的诗性本质或仅仅把它归结为一种特殊用法，武断地把语言与文学对立或等同，或仅仅局限于从文学谈文学，从语言论语言，都会妨碍切近问题本身。因此，当今的文艺学研究，必须在一个更高的阶段上寻求二者之间的辩证综合，说明文学自由的审美本性和特殊的技术规则之间的关系，从而达至文学之“道”的形上本体和文学之“艺”的具体规律，把语言研究与文化研究、把科学的方法和人文的目标结合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