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语言学转向”的两个深刻变革
20世纪初，西方哲学出现了所谓的“语言学转向”。“语言学转向”这一术语最初是用来描述英美分析哲学运动的，但后来其含义不断扩大，它不仅用来描述英美分析哲学在研究重心和研究方法上发生的转变，而且成了描述20世纪以来西方哲学文化主要趋向的一个影响深远的通行用语。[9]与这种扩大的“语言学转向”术语相适应，“语言学转向”这一哲学文化思潮也是从以下多条线索上铺展开来的：1.弗雷格、罗素、早期维特根斯坦开创的逻辑分析哲学；2.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开创的结构主义语言学；3.胡塞尔开创的现象学逻辑研究；4.卡西尔开创的象征形式哲学；5.意大利哲学家、美学家克罗齐开创的表现主义语言哲学。
随着语言学转向在各条线索上的展开，语言遂成为哲学、美学、文艺学乃至整个人文社会科学关注的焦点。但这并不意味着，原来的哲学就不关注语言。实际上，语言作为人类最基本的文化现象，人类对它的崇拜源远流长，它很早就是哲学思考的对象。早期哲学家普遍关心语言是如何产生的，名与实、词与物之间的联系是“自然的”还是“人为的”。西方18世纪以来，这一问题开始与语言是“艺术的”还是“逻辑的”思考结合在一起。在20世纪不同凡响的文化氛围中，这些问题又以更加复杂的形态浮现出来，成为当代语言哲学、诗学关注的两大基点。“语言学转向”以来，人们语言观念的变化不仅表现在对语言概念的理解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为宽泛，宽泛到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不能被比拟为语言，宽泛到哪怕我们沉入深深的睡梦，也难逃（无意识）语言的缠扰。而且更重要的是，人们对语言的两大基本问题的认识也发生了深刻的变革。也正是这两大变革，在文艺学、美学乃至整个哲学文化领域都产生了深刻的后果。我们先看第一个变革，从逻辑语言观到审美语言观的发生过程及其后果。
远古人类普遍相信“语词的魔力”，语词被看作工具实物那样具有实体效力。进入文明时代以来，语言的巫术力量逐渐下降，逻辑力量逐渐提升出来。当它作为哲学思考对象的时候，哲学家主要把它看作区别事物、传达思想或情感的工具，主要与人的理性、概念、逻辑能力联系在一起。在古希腊，语言被称作“逻各斯”（logos）。逻各斯在希腊文中原意指“言说”，转意为“理性”“道”“规律”[10]，被引申为表示本原的终极真理或至高无上的逻辑力量。西方长时期以来，“逻辑和语法”被视为语言的本质，逻辑学和修辞学都为语言的逻辑化、规范化使用从不同的方向做出努力，都意在促进思维与言语的“明晰”。但古代语言观毕竟不能摆脱神秘主义（当然至今也未能完全摆脱），不能摆脱宗教思维的影响，尚未完全被分析理性所控制，语言的隐喻用法在哲学语言中占有一定位置。但到了17世纪，随着认识论哲学的转向和理性主义的确立，人们对语言的认识愈发受制于自然科学数理逻辑的模式。在理性和逻辑的权威面前，语言含糊不清的固有缺陷变得难以容忍。这一时期的哲学家，不论是经验主义还是理性主义的，大都“痛恨”语言的缺陷和滥用对于思维表达和事物真相的遮蔽和歪曲，对哲学语言中的隐喻性大加攻击。针对这些问题，不少哲学家提出了具体的补正方法，莱布尼茨则设想一种“人工语言”作为哲学语言，以彻底消除自然语言多义化的弊端。据信，20世纪初罗素、弗雷格的数理逻辑以及日常分析哲学都受到莱布尼茨的启发。
20世纪初，罗素、弗雷格开创的逻辑分析哲学，开启了“语言学转向”，把哲学研究的重心从认识论哲学的“经验”“意识”转移到从古代至近代一直被视作思维工具的“语言”上。但早期的英美分析哲学，虽然转换了研究的路径，开辟了通过语言的逻辑分析去认识世界的新范式，语言由原来逻辑、理性的“工具”，变成了逻辑、理性的“本体”，但在研究方法和观念上，并没有使西方哲学语言观的性质得到真正更新。古代是向“本体”，近代是向“认识”，现代则是转向了“语言”寻求确定性。明晰的、一义化的语言仍是他们追求的目标。实际上，以罗素为代表的逻辑分析哲学把逻辑视为语言、哲学甚至世界的本质，是把数理逻辑的语言观推向极限了。
但当罗素把逻辑视为哲学、语言的本质，在追求幻想的道路上向前滑行的时候，另一种与之相对的潮流，正日益显示出它的威力。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西方兴起一股反实证主义、反科学主义的思潮，这种思潮试图彻底反省西方数理逻辑的哲学文化传统，开始以一种新的诗化、审美化而非逻辑化的眼光看待语言问题。实际上确切说来，这种潮流在18世纪以维柯为代表的语言研究中就已经潜藏着了，只是到20世纪，有了适宜的现实土壤和文化气候，才以明确的哲学思潮出现了。于是我们看到，西方20世纪初，大致沿着罗素、弗雷格开创的英美分析哲学，索绪尔开创的结构主义语言学，胡塞尔开创的现象学传统三条线索延进的“语言学转向”，转到了两种不同的方向上。一是以分析哲学为代表，它大大强化了原来的数理逻辑的认识范式。索绪尔的“结构”概念，虽然不同于分析哲学的“逻辑”，但它同样是对具体的言语事实进行抽取化约、进行了类似数学家的“近似”计算得到的结果，它的哲学基础是理性主义和机械主义。从结构主义阵营出来的法国语言学家高概（Jean-Claude Coquet），把它归于“逻辑认识论范式”，也就不足为奇了。另一方向则以胡塞尔开创的现象学范式为代表。胡塞尔“非自然的本质直观”的现象学方法和审美之间具有相通性。[11]只是胡塞尔早期也倾向于语言的逻辑意义，后期转向对生活世界的阐释，意义才倾向于多义化了。到了海德格尔的现象学—存在主义，现象学方法的审美性被充分发掘出来，哲学和语言的诗化倾向便在这条线索上充分显现出来了。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对逻辑分析哲学反戈一击的后期维特根斯坦、解构索绪尔语言学的“后结构主义”，也都纷纷抛弃了语言转向初期那种科学化、理性化的语言研究目标，汇进了反逻辑语言观的大潮。于是，一种与逻辑科学语言学相对的“审美语言学”，一种与逻辑科学语言观相对的“诗化、审美化语言观”产生了。“审美语言学”是我们所做的概括，它不是一个统一的派别，更不是一个严密的学科，而是具有某种共通性和普遍性的理论趋向。这种趋向的一个共同目标，是就语言的本质是“逻辑的”还是“艺术的”问题进行反省，打破了西方两千年来形而上学地以“逻辑和语法”对语言进行的解释，寻找语言背后“更深刻”“更本真”的东西，也即语言反逻辑的原初诗性功能，纷纷用反逻辑的“诗”“文学”“艺术”或者说“审美”来解释语言的本性，促使西方哲学从“逻辑化语言观”到“诗化、审美化语言观”的转变。从克罗齐的唯美主义语言观到科林伍德的语言表现主义，从卡西尔对语言与神话的研究，到海德格尔的现象学—存在主义，从后期维特根斯坦对逻辑分析哲学的反叛，到解构索绪尔语言学的后结构主义，都对这种反逻辑的审美化语言观的形成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语言学转向中的这种审美化倾向在西方当代哲学领域掀起了一场深刻的革命。西方的文化传统就是“逻各斯中心”主义。“逻各斯”就是语言。从审美化的角度看语言，必将导致怀疑语言的逻辑功能，怀疑逻各斯的中心地位，以致最终摧毁了传统形而上学的根基，从根本上动摇了西方几千年来数理逻辑的哲学文化传统。
语言学转向以来，西方语言观念上的第二个深刻变化是从自然语言观到符号任意性的转向。人类的早期哲学家普遍关心语言是如何产生的，名称与其所代表的实在、语词与其所指称的事物之间究竟是一种内在的自然联系，还是一种任意性的约定。名称与事物之间的自然联系，对于一切远古民族来说，都是天经地义的，名称从来不被看作仅仅是一个区别性的标记，而被看作名称承载者最深处、最本质的内容。文明时代以来，人们对此不再深信不疑，名实问题上的“自然论”和“约定论”之争便开始了。但这种对语言的原始信念，在哪个民族中都有它的深远影响。古希腊时期，尽管柏拉图在他的《克拉底鲁篇》中，在自然论和约定论之间有些摇摆不定，但他以苏格拉底之口主要批驳的是语言的任意性。他认为最初的名称与事物的本性具有自然恰当的联系，名称代表事物的本质，并顺应于使用者的使用，它有一个正确性、真理性、适宜性的问题，并试图以他的“摹本”理论加以说明。[12]中世纪的哲学家由于相信《圣经》中记载的语言创世的力量，语词与事物、语言与世界的开端合为一体，仍然倾向于从词所指称的物来理解词的意义。《圣经》中关于“巴比伦塔”的神话，也给现代人一种幻觉：人类曾经拥有一种共同的“亚当式”的天然语言，由于人类的错误，语言才开始分化的。
在古代支持自然语言观的，是语言起源于声音模仿的“拟声说”。“拟声说”主要是侧重于语言与外物之间的关系，但也有哲学家很早就反对从“外物”出发探究语言的起源，在他们看来，语言是“自然的”，不是“人为的”，但它们与外部对象的性质完全无关，语言是人类情感的无意识表露，是突迸而出的呼叫或发自本能的感叹。伊壁鸠鲁和卢克莱修都力主这样的观点。[13]在西方的18世纪，伴随着认识论哲学的转向和现代人类学的觉醒，对语言起源的探索从外物开始转移到“主体心理”的一极。一批哲学家、语言学家和文学家大大发挥了卢克莱修的理论，并让它与诗歌起源融汇在一起，最后得出原始语言就是最初的诗、诗早于散文的观点。意大利的维柯为这一融汇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维柯通过几十年的辛苦劳作，“由此发现语言产生于约定俗成或如他所说的‘是任意表明’的错误”[14]。他坚持认为语言有一个诗性的“天然的起源”。另有一些哲学家虽然认为抽象的语言符号是约定的，但同样坚持语言起源有它主体方面的自然根源。支持洛克“约定论”的孔狄亚克，在他的《人类知识起源论》中，卢梭在《论语言的起源》中，都一方面认为抽象的语言符号是约定俗成的，另一方面又认为语言起源于身体动作、模仿的手势和自然的喊叫，起源于非反省的原始经验。[15]由此也可看出，不管是“拟声说”还是“感叹说”，都强调语言的“自然性”。只是前者是从声音与外在事物的同一性、相似性上来说的，后者则是从语言与主体情感的自然联系方面来说的。
西方古代的自然语言观，尽管在《克拉底鲁篇》中就是以争论的形式出现的，后来又受到亚里士多德“约定论”的反对，近代洛克也认为“字词”与它标记的“观念”之间的联系是任意的、约定的，并批驳了把字词当成“物”、把语言和思想、思想与实物双重等同的错误。但西方从古代至近代的语言观还有另一个特点：不管是“自然论”还是“约定论”，大多倾向于把语词与事物、符号与观念结合起来考虑，事物、思想、声音、字词之间被看作是以原子论的方式一一对应的，是倾向于一种“词物对应论”的（这里的“物”既指物质的也指观念的对象）。我们认为，正是由于这种“词物对应论”，使得传统的约定论与自然论并不从根本上相对立。因为不管是“自然的”对应还是“约定的”对应，都坚持语词与事物、言语与思想之间的内在一致性、相似性。不管认为语言是自然的还是人为的，大多倾向于“自然的”优于“人为的”，大多倾向于追求词与物之间的“自然”合一性。尽管这种“自然”不一定就是“天然”，也可能是由人为的“习惯”造成的。“自然语言观”与“词物对应论”这两种观念结合起来共同作用，是西方从古代至近代语言观（实际上也是中国传统语言观）的基本理路。
词物对应论在西方哲学史上有其深厚渊源且影响深远。20世纪初，罗素的“逻辑原子论”和早期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图画论”，正是这种思想更加纯洁化、逻辑化的现代表现，也可看作是约定性的词物对应论向前发展的极端。但20世纪以来，这种传统语言观被更多地认为是滋生各种“幻觉”和“欺骗”的基地。语言学转向另一个最深刻的变化，就是以新的眼光重新审视“词与物”的关系是“自然的”还是“人为的”问题，对词与物天然对应的“神话”进行了处心积虑的揭批，出现了从“自然语言观”到“符号任意性”、从“词物对应论”到“词物分裂论”的重大转移。
在这场“反幻觉”的运动中，弗雷格和后期维特根斯坦的分析哲学，胡塞尔（E.Husserl）、海德格尔的现象学，卡西尔的象征形式哲学，索绪尔开创的结构—后结构主义语言学都从不同的方向做出了不同程度的努力。实际上，早在1892年，弗雷格（G.Frege）就以对“涵义”（sense）与“所指对象”（reference）的区分，开始了对这一问题的反省。20世纪初，胡塞尔的现象学意义观，也在对表达、意义、对象的区分中涉及这一问题。卡西尔也从新康德主义立场出发反对“名实对应论”，强调哲学的基本问题是研究各种观念形式之间的相互作用。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则认为，那种认为词与物之间存在着自然或天然对应的语言观，是人们关于语言的“虚构”和“迷梦”，而语言学的首要任务，正在于以“符号任意性”原则揭破这一“错误”。后结构主义者德里达、福柯等人，更是沿着索绪尔符号任意性原则的启示，发展出了一种与传统的“词物对应论”截然相反的旨在强调语词与事物、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区别、对立与分裂的“词物分裂论”。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语言转向，首先要批判的也正是包括他自己的早期思想在内的“词物对应论”。
但在几条重要线索中，真正标志着与传统语言观的彻底决裂，促使20世纪的文学研究重心的重大转移，并产生众多实际成果的，当数索绪尔开创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索绪尔以其对能指与所指的区分和“符号任意性”原则，打破了词与物天然对应的“神话”，揭破了人能控制语言的“迷梦”，把语言从对物质实在的依赖和主体的控制中解放出来，促使了与传统的“词物对应论”相对立的“词物分裂论”的产生，在语言学、哲学领域掀起了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它为当代西方反对实在论和主体性的“幻觉”，解构“自然”写作和终极意义的理想，强调写作“不及物”“作者已死”“隐藏个性”“暴露技巧”的形式主义的、“反幻觉”的诗学提供了语言学根据。巴尔特以“代码的人为性”，揭露以“自然的”外衣包装起来的中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欺骗性；德里达以文字的“延异性”，颠覆以“天然存在”为象征的“在场”形而上学的幻觉；福柯致力于发掘存在于所谓的“自然”语言背后的“规则”和“权力”，给处在“人类学昏睡”中的“自由人道主义”幻想以致命的打击，等等，在这里，索绪尔的“符号任意性”原则，则成为具有不同目的的哲学家、理论家从事哲学政治文化批判的有力“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