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符号任意性与“词物分裂论”
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曾经说：由于对语言的神秘情感和广泛兴趣，使得“没有任何领域曾经孕育出这么多的荒谬观念、偏见、迷梦和虚构”[59]。而在这所有的“迷梦”中一个最大的“迷梦”，莫过于那种认为词与物之间存在着自然或天然对应的自然语言观。而索绪尔语言学的首要贡献，正在于他以符号任意性原则揭破了这一“错误”，在语言学、哲学领域掀起了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
坚持语言符号的任意性，表面看来并无多少创新之处，索绪尔之前的一些重要的哲学家、语言学家如亚里士多德、洛克等人也是这样认为的。但情况或许正如索绪尔所说：“符号的任意性原则没有人反对。但是发现真理往往比为这真理派定一个适当的地位来得容易。上面所说的这个原则支配着整个‘语言的语言学’，它的后果是不胜枚举的。诚然，这些后果不是一下子就能看得同样清楚的；人们经过许多周折才发现它们，同时也发现了这个原则是头等重要的。”[60]而索绪尔之所以能正确地估价真理，则是因为他在一个更高的阶段上，带着结构、形式或系统的观点，重新返归了这一古老的语言哲学问题，使得他的符号任意性本身，就包含一些与前人观点根本不同的东西。
索绪尔的任意性原则实际上包含两层意思。它首先是说，一个符号的所指（signified，也即概念）和能指（signifier，也即声音形象）之间的联系是任意的，什么样的概念用什么样的声音来表示，完全是约定俗成的结果，并不存在内在的自然联系。这是人们在解释索绪尔的任意性时通常所说的那层含义。但就像卡勒（J.Culler）所说的，如果仅是这样来解释索绪尔的任意性，它“就完全成了传统观念，一种显而易见的事实”，也就根本不会产生重大后果。[61]实际上它还隐含着另一层意思：对于语言符号来说，不仅能指是任意的，而且所指本身就是任意的。或者说，不仅声音能指的选择是任意的，而且人们用什么样的概念范畴即所指来表达组织世界的方式也是任意的。各种语言并不是简单地给预先存在的概念命名，而是能动地创造自己的概念范畴。正是这种双重任意性的原则，使他与洛克等人的传统“约定论”表现出根本性的不同。在洛克看来，尽管标记观念的“名称”是任意的，“但名称所代表的观念不全都是任意的”。如实体观念是实在事物的反映。在某种程度上，观念必须与事物“相契合”。[62]而在索绪尔看来，语言不是由“名称”与“事物”结成的词汇表，而是由“差别”构成的纯粹价值或关系系统。这个系统中任何一个要素的存在，只在于它能与该系统中的其他要素区别开来。概念也不过是由它与其他类似的价值的关系决定的价值，它受制于它所从属的具有连带关系的语言系统，而不是由外界事物所决定，也就不存在概念与事物之间的对应同一或“契合性”。
概念是词的意义元素。如果概念是一种价值，那么意义也是依存于价值区分的，人们也就不可能从指称对象、不可能仅从这个词孤立地、即时性地获得意义，而必须由这个词和这个词与该系统内其他相关词的关系共同确定。但由于每一个词的相关词，在一个语言系统中都是无限多的，在语言系统中确定意义，意义也就成了一个从符号到符号的无限过程，从而无法最终确定。后结构主义也正是从这里入手，实现了对结构主义语言学的解构。
这样一来，索绪尔就以他的符号概念和任意性原则，打破了“词与物存在天然对应的神话”，也把“整个关于语言符号代表什么对应物的问题”避开了。因为在他的体系中“运行路线都是向两侧的，从一个符号到另一个符号；而不是正面的，不是从词到物”的运动。[63]尽管索绪尔的符号概念本身内含着一个从能指到所指的纵深维度，但经过后结构主义的解构，这一纵深维度也趋于消解，意义的确立也就仅成了从词到词、从能指到能指的永无止境的时间过程。由此可见，索绪尔不仅为当代西方反对实在论和语言“物化”的幻觉提供了语言学支持，还直接启发了后现代主义消解终极意义的平面化的意义模式。
索绪尔的符号任意性和差异性理论，斩断了语言与物质实在的对应关系，强调语言对于现实世界的独立自主性，但并不是把更多的自由给了人，而是导向了一个强制性的规则系统。正因为语言符号是任意的，不可论证、没有道理可讲的，它才是靠系统的规则强制性地发挥作用的。因此，索绪尔特意说明：“任意性这个词还要作一下注解。它不意味着能指完全取决于说话者的自由选择。”[64]语言对它所表示的观念来说是自由选择的，对使用它的语言社会（包括个人与集体）来说，却不是自由的，而是强制的。在语言这张“强制的牌”面前，人只是一个“您能选择”但“必须如此选择”的消极角色。语言超越主体意志的管束，任何个人甚至集体都不能对它行使主权，语言是根据自己系统的规则自主活动的，不是人控制语言，而是语言控制人。这样一来，索绪尔不仅打破了词与物天然对应的“神话”，也把人控制语言的“迷梦”打破了。这也使他继哥白尼的“日心说”、达尔文的“进化论”、弗洛伊德的“无意识”学说之后再一次重创了西方文化中的主体概念。索绪尔语言学的这一倾向被后来的理论充分渲染，成为当代西方反对“主体性”幻觉的语言学根据，“主体之死”“作者之死”的口号引起经久不息的震颤。这样一来，索绪尔破除了幻觉之后的语言概念就既是“无事物”的，也是“无主体”的，是不具备任何自然的精神内容的。语言从对物质实在的依赖和主体的控制中独立解放出来，它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但它除了空洞的自由，似乎已一无所有。索绪尔正是从语言的“空洞性”出发，反对使用“象征”（symbol）一词，来称呼他所说的“符号”或“记号”（sign）概念的。只是索绪尔所说的“空洞”还不是纯粹的空洞。因为每个符号都有一个概念“所指”，词与“外物”开始决裂开来，他的符号还是具有“内在指涉物”的。
但这种“分裂”和“空洞”的思想在后来者那里显然更进一步。德里达（J.Dirrida）以文字的“延异”性宣告超验所指物永不到场；拉康（J.Lancan）则认为，从初始阶段就存在于能指与所指之间的“裂缝”，使得它们不能顺利沟通。福柯（M.Foucault）也告诉人们，“陈述物”不同于“可见物”，“说”不等于“看”，词与物之间存在着“分离性”。在这里，不仅词与物彻底决裂开来，而且能指与所指之间也都互不沟通；符号不仅没有了外在的指称对象，就连内在指涉物也被挖空。他们沿着索绪尔符号任意性的启示，发展出一种与传统“词物对应论”截然相反的，一种旨在强调词与物之间、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差别、对立与分解的“词物分裂论”。如果说早期索绪尔悬置指称对象，避开语言与现实的对应关系，还主要是为了更好地专注于语言系统本身、使语言研究科学化而采取的一种理论姿态，那么这里的分裂已不是研究者的主动选择，而被视作是由语言或现实的必然本性所造成。换句话说，语言并非不欲望“现实”，词并非不欲望“物”，但语言的本性使它无法达到现实，或者本来世上就“无物可寻”。
既然不存在一种与终极现实相对应的“真理性”的语言，也就不存在掌握或控制这种语言的“人”的特权，词与物的分裂必然伴随“作者之死”，传统的文学再现和表现理论以及与之相关的概念都受到严重挑战。如果说，西方从古代至近代的模仿再现和表现理论都建立在“自然语言观”和“词物对应论”的基础上，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当代西方从俄国形式主义到结构—后结构主义，到形形色色的解构思潮和所有具有反幻觉倾向的诗学文化理论，都是与这种“符号任意性”和“词物分裂论”一致的。根据这种语言观，文学既不是对现实、对外在自然的模仿，也不是对主体、对内在自然的表现，它不属于真理系统的运作，也与内在精神无关，而仅仅是“模仿模仿”的能指游戏（德里达）和自我关涉的自行表演。所谓“自然”，所谓“现实”“主体”“真理”都不过是语言的“建构”，符号的“功能”，都是一种经过修辞产生的“语言效果”和幻觉，并无任何与可见现实对应意义上的真实性。正是在此意义上，从巴特到德里达，从福柯到拉康，无不像诗人马拉美那样谈论文学的“空洞性”。任意的、空洞的语言摆脱了物质的重负，杀死了控制它的主体，赋予自身前所未有的自由和权力。
如果文学既不指向现实世界，也不通向人的意识状态，写作仅仅指向写作自身，它必须以不同寻常的形式才能据有它的生存。正是遵循着这样的逻辑，什克洛夫斯基（V.Sklovsky）把文学界定为“作为手法的艺术”，福柯则把文学与语言的关系看成“思维与知识”的关系，所谓“自然”的写作成为幻觉之类的东西。写作本身不仅要使用各种人为的技巧，而且还要把这些人为的技巧“暴露无遗”。“暴露技巧”“隐藏个性”“作者之死”、写作“不及物”、文学“非指称”，与“规则”“权力”“差异”一起代替现实主义的“明晰”“真实”“相似性”，代替浪漫主义的“自然而然”“个体性”“独创性”成为当代反幻觉理论的时髦用语。人类的文学活动似乎也仅仅成了如何按照一定的规则技巧组织符号与符号、能指与能指的关系的事情。文学语言与自然世界、与现实存在、与主体意识、与其表达对象的关系，文学作为联系人与世界的中介作用，都在这种反幻觉的视野中趋于消失了，“词与词”的关系代替“词与物”的关系成为这种“反幻觉”诗学关注的中心问题。
我们以这样的口气说话，并不意味着对建立在“符号任意性”和“词物分裂论”基础上的反幻觉理论的全然不满。我们不能否认任意性原则作为“批判的武器”在语言学、哲学、美学、文学以及政治历史文化等诸多领域带来的“哥白尼式革命”。正是随着符号任意性原则的确立，随着把语言研究转向语言系统本身，语言以及运用语言的文学才真正完成了追求独立自主的“解放”运动，真正确立起自身的价值而不再是任何别的东西的“影子”和附庸。我们不能否认以符号与符号之间的关系为基点对于文学研究具有的实际意义，也不能否认由词物分裂论所揭示出来的、被温情脉脉的人道主义所掩盖了的某些极为深刻的东西。巴特以符号任意性，揭露以“自然的”外衣包装起来的中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欺骗性；德里达以文字的“延异性”，颠覆以“天然存在”为象征的“在场”形而上学的幻觉；福柯致力于发掘存在于所谓的“自然”语言背后的“规则”和“权力”，给处在“人类学昏睡”中的“自由人道主义”幻想以致命的打击，“符号任意性”在这里作为“批判的武器”，无疑具有一定的革命性意义。
但任何武器都容易成为一把“双刃剑”。索绪尔的符号任意性原则，也在人们不同目的引申和借用中显示出了它的“双刃性”。解放意义和消解意义，打击幻觉和取消真理，消解等级秩序和取消深度模式，突出技巧规则和扼杀人性主体，反对语言现成性和语言相对主义，以及以语言、话语对于自然存在的剥夺、抑制而表现出的反生态性[65]，等等，都是符号任意性的连带后果。但这里真正可怕的或许还不是它的“双刃后果”，而是人们对于任意性这一观念本身不加反思的、接近独断论的迷信和接近霸权主义的推崇。似乎索绪尔一旦区分了能指与所指、把任意性确立为语言学的第一原则，索绪尔之前的那种自然语言观就仅仅是一种“偏见”和“幻觉”而没有任何意义了；与此相应的文学观念和文学研究，也因此被贬斥进“幻觉”的领域，失去了任何存在的价值。但就像伽达默尔（Gadamer, H）所说：“一种针对一切类型的偏见和依赖性，认为自己能完全避免偏见并自称是独立的批判意识，必然停留在假象的陷阱之中。”[66]这一见解也正适用于当今西方那些以激进的“反幻觉”姿态出现的哲学诗学理论。而要想真正说明这一问题，还须对符号任意性这一“批判的武器”进行批判性反思，以揭示出隐藏在这一革命性观念背后的那种超越于科学性之外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