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史书分类
一、史书的分类
上古史官注重保存史料，使得史书大量出现。西汉整理图书时，史书并没有单独分类。刘歆的《七略》就没有列史类，《战国策》《史记》被单列于“六艺略”的《春秋》之后，说明当时史书并没有形成独立的分类。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说：“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他认为史书分记言、记事两种。刘知幾《史通·载言》也赞同这种观点：“左右二史，分尸其职。”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书教》中则说“事见于言，言见于事”，言与事的分野只是相对而言，认为《书》亡而《春秋》作，到《左传》一变为编年体，到《史记》二变为纪传体，到《汉书》三变为断代体。史书不断变化而发展，不断发展而变化，其分类也是逐渐形成的。
西晋荀勖、张华，根据三国魏郑默《中经》而编定《中经新簿》，将图书分为四类，以甲经、乙子、丙史、丁集并列，史书被单列出来，不再被混于经书之中。东晋李充编写《四部书目》，也延续荀勖的做法，单列史部。南朝梁阮孝绪著《七录》，不满史部典籍的繁芜，进而将史书分为12类：国史、注历、旧事、职官、仪典、法制、伪史、杂传、鬼神、土地、谱状、簿录。史书根据内容形态进一步详分。《隋书·经籍志》在此基础上分为13类：正史、古史、杂史、霸史、起居注、旧事、职官、仪注、刑法、杂传、地理、谱系、簿录。其中，将阮孝绪所谓的“国史”，改称为“正史”，这种纪传体断代史遂成为中国史书的骨架。这一分法为后代史部目录所继承。清代纪昀等人在编纂《四库全书》时，继续采用这种分类，只不过进一步细分为16类：正史、编年、纪事本末、别史、杂史、诏令、奏议、传记、史钞、载记、时令、地理、职官、政书、目录、史评。这个分类的标准并不统一，有的是按照体例，有的是按照内容，有的则是按照体裁。
刘知幾在著《史通》时，曾按照史书体例的不同，将史书分为6家：尚书家，即记言类史书；春秋家，即记事类史书；左传家，即编年体史书；国语家，即国别体史书；史记家，即纪传通史类史书；汉书家，即纪传断代史类史书。这种分法简明清晰，很容易区分。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继承了这种分类，分为纪传、编年、纪事本末和政书四体。这一分法归类清晰，但忽略了史评和史论类著作。
二、纪传体史书
纪传体史书是通过给人物立传记的方式来叙述历史进程。其以人物为线索，通过记述人物言论和事迹来叙述历史事件，能够较为清晰地呈现人在历史上的地位，符合中国古代以人系事的传统。纪传体史书一般由本纪、列传、书志、史表、传赞组成。有的没有世家，有的则缺少史表、书志，但本纪和列传必不可少，故称之为纪传体。
纪传体史书的创立者是司马迁，他所著的《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纪传体史书一般先设立本纪，采用编年体叙述帝王的事迹，以此作为时间框架。《史记》设立世家，采用家族合传来记载诸侯和贵族的历史，符合上古诸侯分封的政治现实。后代有的史书还采用“载记”来叙述割据政权的历史，与《史记》设立世家的方式类似。列传是各类人物、各民族、各属国的传记，内容最为富博。书、志则分门别类，以事为纲，记述典章制度、自然风土、学术科技、社会各方面的历史状况，是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等资料的汇编。史表则多用来记述年代、处理琐碎史料以及罗列人物，例如《史记》有《十二国诸侯年表》，《汉书》有《百官公卿表》等，从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不同历史时间所发生的人物、职官的变迁始末。每篇末尾或者书末附有传赞、序论，不仅评论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也补充记述某些制度的沿革。
这些不同的体式相互补充，可以较为全面地叙述历史沿革、人物传记和典章制度，很容易将一个朝代的历史面貌勾勒出来，既有可读性，又有资料性，便于从整体上提纲挈领地把握历史面貌。刘知幾在《史通·二体》中言其长处：“纪以包举大端，传以委曲细事，表以谱列年爵，志以总括遗漏，逮于天文、地理、国典、朝章，显隐必该，洪纤靡失。”纪传体史书的缺点是难以清晰地描述历史的时间顺序，也无法使读者清楚地看到历史事件之间、历史人物之间的复杂联系。虽然很容易知晓一个人的家长里短，却需要翻阅很多人的传记才能明白一件事的来龙去脉。
三、编年体史书
编年体史书是按年、月、日的顺序记载历史事件的。编年体记事出现得很早，《春秋》《左传》《竹书纪年》便采用编年体。其以时间为经，以事件为纬，容易考查事件发生的具体时间，也便于了解历史事件之间的联系，避免了纪传体叙事的重复，此其优长。编年体过分强调时间的顺序，既不容易呈现出个人在历史事件中的作用，也不容易集中地叙述每一历史事件的全过程。有时为了把一个事件说清楚，既要追叙往事，还要附带补记后事，因而也不是绝对地按时间的先后来叙述。这种灵活的处理方式，正可以看出编年体在事件叙述上的局限性。又因编年体史书常以事件发生为主，不可避免地忽略了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细节。
《春秋》《左传》《竹书纪年》之后，编年体史书一直在发展，东汉荀悦著《汉纪》，东晋袁宏著《后汉纪》，对前代编年体史书严格按照时间顺序的写法有所发展。如运用了连类列举的方法，把历史人物的言行事迹进行分类书写，弥补了编年体史书对人物、事件描述的不足。北宋司马光著《资治通鉴》，将宋以前的历史编年重新叙述了一番，将编年体所能达到的叙事容量发挥到了极致，使编年体史书成为重要的史书体式。南宋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按年叙述宋以后的历史进程。清代毕沅编《续资治通鉴》，仍采用“通鉴体”的形式记载史事。
可以列入编年体史书的还有历代的“起居注”及“实录”，也是按年叙述某一历史时期的事件。南朝梁已有周兴嗣、谢吴所撰的《梁皇帝实录》，但早已散佚。现存较早较完整的是唐代温大雅的《大唐创业起居注》，记录了李渊自起兵反隋直到攻克长安、废除隋帝、正式称唐帝共357日的史事。韩愈《顺宗实录》，依靠《昌黎文集》得以保存下来，此外还有宋代残缺不全的《太宗实录》。目前保存比较完好的是明清的实录，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勘影印的《明实录》共3183卷，其卷帙最大。《清实录》为清朝11位皇帝的实录，加上《宣统政纪》，共4484卷之多。这些实录是依据档案、起居注等原始资料修撰而成的，是修正史所依靠的基本资料。
四、纪事本末体史书
纪事本末体史书是以叙事的方式，以某些历史事件的发生发展为描述视角的史书。这种体式以事为纲目，正好弥补了编年体重时间、纪传体重人物而略于事件之不足。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书教下》中言其“因事命篇，不为常格。……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决断去取，体圆用神”，长于讲清某些事件的来龙去脉。
这一体式始创于南宋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他按照司马光《资治通鉴》的年次，分类编辑，每事标以醒目的题目，共编集了239个事目，始于《三家分晋》，终于《世宗征淮南》，可以看出这1300年间所发生的重大事件的来龙去脉。明代陈邦瞻受袁枢的启发，编纂了《宋史纪事本末》，清代谷应泰编纂了《明史纪事本末》，李有棠编纂了《辽史纪事本末》《金史纪事本末》，张鉴编纂了《西夏纪事本末》，近人黄鸿寿编纂了《清史纪事本末》，使纪事本末体成为中国史书的另一重要体例。
纪事本末体史书的优点在于按照某一历史事件独立成篇，各篇按时间顺序进行排列，它可以集中而相对完整地描述历史事件的全貌。缺点是不能显示出同一时期各历史事件之间的联系。不过，纪传体以人为纲、编年体以时间为纲、纪事本末体以事件为纲，三者相互补充，各能弥补彼此的短处。如果把它们结合起来阅读，就能全面而系统地看出中国历史的不同侧面。
五、政书
政书是记述典章制度的史书，广泛地收集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等方面的材料，并分门别类系统地加以描述，有助于我们了解各种制度的历史沿革。政书成为史书的分类之一，源于明代钱溥的《秘图书目》。但其源头却可以追溯到《礼记》。司马迁《史记》中的“八书”、班固《汉书》中的“十志”，以及后世史书中的“志”都是政书的前身。这些保存在经书和史书中的资料，用起来很不方便。到了唐代，刘知幾的儿子刘秩作《政典》35卷，便分门别类叙述自黄帝至唐代开元、天宝间典章制度的兴废沿革。此后，杜佑在前代史料的基础上，编成《通典》，内容涵盖各类书志史料，条理分明，记叙完备，发凡起例，为后代所沿袭。此后不仅有《续通典》的出现，还有仿《通典》的体例而编纂的《历代兵制》《营造法式》《历代大礼辨误》等专门性的通史政书。
记述某一朝代典章制度的断代式政书，一般称之为会要或会典。唐玄宗时，李林甫等人撰《唐六典》，专叙唐代典制。唐德宗时，苏冕把高祖以后九帝的典章制度编成《会要》40卷。唐宣宗时，杨绍复等又编《续会要》40卷。宋王溥把这两本书补充到唐末，编成了《唐会要》100卷，是我国最早的断代政书。受此影响，后代学者根据前代的史料，编纂了历代会要，其中较为著名的有徐天麟的《西汉会要》《东汉会要》，徐松的《宋会要辑稿》等。还出现了仿照会要体例编纂的专门性断代政书，如《大清律例》《大唐开元礼》《皇朝礼器图式》等。
六、史评史论类著述
史评史论类著述是专就史事、史书或史学进行评论或论断的著作。其不是以历史叙述为主，而是以历史评论为主。
史评是对历史现象进行评价。早在西汉时期，就形成了反思秦朝过失的学术讨论，其中贾谊的《过秦论》便是著名的一篇史评。后来，司马迁著《史记》，常以“太史公言”的方式品评人物。班固的《汉书》，也采用传赞的方式加以评点，逐渐形成史评传统。此外，东汉班彪著《王命论》、三国曹冏著《六代论》、唐朱敬则著《十代兴亡论》，亦纵论历史得失，讨论朝代兴亡，品评人物功过，分别代表了不同历史时期的史评特点。北宋范祖禹论唐300年的得失成败，作史论306篇，合称《唐鉴》，成为我国较早的史评专书。孙甫著《唐史论断》、李焘著《六朝通鉴博议》，皆为著名的史评著作。王夫之的《读通鉴论》900条，对自秦至唐末的历史现象进行评述，如言东汉皇帝“替母党以崇妻党”，揭示了东汉外戚间的斗争形态，深刻独到。他还撰《宋论》，专评宋代史事，见识却不如《读通鉴论》高且广，其不通财政、不明通变以及晚年的保守态度，也显露无遗。
史论著述是对史学的评价。南朝梁刘勰的《文心雕龙》中，有一篇《史传》，专门讨论史学形成与演变、前代史书的优劣、各史学家的追求等，还只是单篇。唐刘知幾的《史通》是史论的专著。其中“内篇”评论前代史书的体例、史料采集的方法、史学叙述的要点；“外篇”讨论历代史官的设置、史学典籍的源流，涉及史家的得失。此后，郑樵的《通志》、范祖禹的《唐鉴》和吴缜的《新唐书纠谬》等，亦为史学评论。影响最大的，还是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它对清以前的史书编纂、史学得失作了深入的讨论。著名的“六经皆史”的观点，就是其开篇的第一句话。他还提出要严格区分史著与史料，注重“史才、史学、史识、史德”等相结合，全面总结了中国史学的特点和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