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儒学的价值

儒学能够成为指导中国两千多年历史进程的基础学说，不仅在于它的理论形态与帝制体系之间的契合，更在于它的思想倾向、价值追求与社会理想符合中国民众的社会心理。经学作为中华文化传承的载体，不仅成为士人修身治国的理论基础，而且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人文传统和价值取向。

一、思想倾向

我们这里所说的思想倾向，不是分析儒学的思想体系，而是分析蕴含在这些思想体系之中的人文倾向，即这些思想的价值指向。这样有助于我们看出儒学本身的取向，是如何在中国文化中发挥作用的。

一是人本思想。与西方相比，中国更早地进入了人文阶段。西方文学是从古希腊神话等宗教文化开始的，宗教因素不仅支配而且影响了此后的文学艺术发展。中国古代虽然也有神话，但在西周时期就抛弃了神治而走向人治。《国语·楚语下》载楚大夫观射父言“绝地天通”是在颛顼时期，颛顼之史不可详考，中国很早就进入了神权王权合一的历史时期，却是事实。商代帝王为群巫之长，收拢祭天之权，将巫师之沟通天帝转化为王兼群巫之长而祭祀天地，实现了祭权与王权的统一。从甲骨文记载来看，商王同时兼有祭天和统率的双重身份。到了西周，随着德政意识的强化，逐渐疏远了对天的膜拜，转而加强对人类德行的重视。《周易》《尚书》等典籍成书在西周时期，这就意味着在中国文化典籍形成之初，便摆脱了远古宗教意识，将注意力集中在人伦关系的建构上，将解决人自身的问题作为出发点。

《诗经》的《周颂》《大雅》里有不少周民族史诗，最初还写周的先祖诞生后上天是怎么保佑他们，但更多的是描写他们如何率领百姓生产生活，如何通过诚实而质朴的品德，最后得到大家的拥护，实现天下归心，诸侯拥戴，最终灭了作为大邦的商。读《尚书》时，我们也能发现，虽然个别篇章里有阴阳、天命思想，但更多是把天命和道德结合起来，认为能不能治理天下，不仅取决于天意鬼神，更在于自己是否能得到百姓拥护。春秋战国时期，鬼神、天命的观念在士阶层中基本被回避了，大家更多关注人自身的问题，尤其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个阶层与另一个阶层之间的秩序，如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间应该如何交往，讨论天人关系也是基于学理的推导而不是神学的盲从。

这种人本意识，对中国政治来说，形成了以人为本的传统，即肯定人在政治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常常通过任人来任事。二十五史中惯常采用的纪传体，就体现了传统文化如何肯定帝王、臣相、儒生、文学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对中国文化来讲，形成了关注现实而不尚玄虚的风气，不仅士人们聚焦于现实政治，连下层百姓也多抱着“诸神并敬，无神为常”的态度，来面对宗教和人生。

二是王道思想。儒学思想的特点是人本意识浓厚，缺点在于这种人本的关怀是建立在怀古情绪之中的。孔子一直对周制的衰亡和解体带有伤感，以恢复周礼作为自己的使命。《诗经》《春秋》《仪礼》恰好产生于春秋战国这一政治变局之中，没有成功的经验可资借鉴，孔子便不由自主地把对周制的怀念注入进去，使大家觉得天下大乱，是因为违背了周制。那么周制是从哪里来的呢？来自文王、周公，他们又继承了尧舜的治国经验。这样，先秦乃至秦汉儒生逐渐勾勒出三代治世的图景，并将这些图景作为一种历史存在进行想象，希望现实中的君臣以三代圣君贤臣为榜样，以仁义、礼乐治国，这便演化成了王道理想。王道将建立“小康”“大同”社会作为理想，将圣君贤臣作为治国模式，讲究“内圣外王”的政治人格，试图通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等途径培养一个个健全的君子，参与到家、国政治体系之中，通过均富、安民、礼乐教化等策略，建立起一个上下和同、尊卑有序的和谐社会。

儒家的理想一直被作为古代中国的共识，就在于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社会向往。任何思想都存在一定的想象色彩，也总有相对应的学说体系或者行为方式。王道是与霸道相对的，霸道强调通过武力征服，王道则追求通过教化熏陶。实际上，这两种模式都存在先天不足：动荡时代，王道显得迂远；统一时代，霸道显得严苛。在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孟子等儒生虽不懈游说，但没有一个国君愿意用其治国之道。精通帝道、王道、霸道的商鞅，游说秦孝公，秦孝公听帝道、王道昏昏欲睡，听霸道则数日不倦，遂用商鞅变法。[49]这说明在天下大乱的时候，王道是无能为力的。从思想角度说，作为儒学理想的王道思想，确实对中国政治形态的形成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但这一思想解释的、阐释的都是一个国家政权建立以后应该怎么治理，其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应该怎么样，讲的是一个稳定国家架构下的群体伦理秩序。但天下大乱的时候该怎么治理，该怎样建立社会秩序，儒学是回避这个问题的，或者在这一问题上是阐述不清的。因而儒学发挥作用，不是在国家衰微、天下动荡的时候，而是在王朝鼎盛期，如西汉武宣时期、东汉明章时期、唐贞观年间、北宋仁宗时期、明万历年间、清康乾时期等。处在易代之际，正是经学乃至儒学的衰落期，却恰是其他思想如玄学、道家、道教、佛教等思想的发展期。

儒学以王道为追求的思想局限，是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因素之一，中国历史的循环或轮回形态，是以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状态前行的。一统的时候倡言王道，缺少天下大乱的忧虑。一旦大乱，儒家学说解体后，却没有任何学说可以担负起重建的使命，霸道重武力而不重思想表述，只能由着大乱，在厮杀和屠戮之后，建立一个新王朝，再把王道学说拿过来使用，如此循环。不仅儒家，中国很少有学说系统阐述天下大乱后政治体系如何重建，即便偶尔有一点，也是所谓的禅让。这种禅让其实是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乱的时候是靠武力说话的，禅让常常不是给最有德才的人，而是给最有实力的人，如汉献帝“禅让”给曹丕，魏元帝“禅让”给司马炎，禅让不过是被美饰的篡夺。历史的进程从不按任何的设计来运行。王道思想对中国政治思想的影响，是极为积极的；对历史进程的影响，却存在一定的缺憾。毕竟思想的发展，是以理想的描述和逻辑的推演为方式；历史的发展，并不以追求的美好和行为的虔诚作为动力。

三是德治思想。这里所说的“德”，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个人的成长、修身完全以德行为基础，要通过诚意、正心来修身；二是国家必须依靠德政来运转，圣君贤圣模式正是以“德”为评价标准建立起来的。这样，儒学就把“德”放在了整个社会治理的核心地位。

孔子为后代儒生所景仰，甚至到现在还为大家所肯定，正在于他是第一个全面肯定道德在社会建构中具有基础性地位的人。商周时期，常常有贵族、国人、野人的区分，表面看是居住地的差异，实际是地位阶层之间的区分。而在孔子眼中，君子和小人的差别不在地位，而在道德。我们现在尚未能免俗，孔子却在两千五百多年前就不以财产作为划分君子和小人的标准，这是很有见识的，也是很有勇气的。他看不起有权势而无德行的季孙氏、阳虎等，对固穷守德的颜回、执着理想的伯夷叔齐、守德三黜的柳下惠却赞不绝口。孔子对德的强调和重视，不仅影响到此后士大夫阶层对人格的评判，也通过经学的传承，深入到整个儒学学说体系之中，使如何追求道德的完善和品德的锤炼，成为中国思想的出发点。

在经学中，德治思想体现为深厚的仁政意识和民本意识。仁政意识，主要是在政治上强调由君主德行带来仁政，在社会上注重建立权责明确的礼制，在家庭中建立长幼有序的伦理体系，建立起上下和同、尊卑有别的社会关系和人伦秩序。这些政治理想、制度设计和伦理建设都源于儒家的仁义观念。仁义观念的形成，从天道角度来说，上天是通过道德来授命君王的，天地以生德为大德，国君必须顺天行事、爱护百姓。从个体角度来讲，任何人都具有恻隐之心，这种恻隐之心正是性善的来源。所以，国君不仅有必要实行仁政以尽天命，也有可能依照仁心来行仁政。

儒家学说侧重讨论稳定时期所要建立的秩序，其学说是以王朝建立、政治稳定为前提的，也就是在承认统治者治权的条件下展开讨论的。儒学中的“人和”“民本”“民贵君轻”等表述，多是为了提醒君主要意识到民众的力量，要求君王通过内心的仁爱和行政的德惠来保障人民的生活，通过人口的增多和人民的拥护来实现统治的长久。这种民本论，以关注民生、改善民生的社会建设为着眼点，而不是以权利分配、义务明确等政治阐述为指向，更多是“为民做主”而不是“人民自主”，这也是儒家学说的局限性。

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儒学是积累而成，并不是一个人在一个时期完成的，这既导致了它的丰富性，又决定了它的复杂性。经书中有些资料，记述的是商周时期的情形；有的言论，反映的则是秦汉时期的认识。此后的注释和阐释，儒生和士人又各取所需，形成了很多不同的看法。不同时代的人增加了不同的内容，无论在文字表述还是在思想体系上，儒经常常存在一些相互抵触的现象，需要大家在阅读和研究的时候注意。特别是先秦经书的流传，基本上是口耳相传，这种传播的特点是速度快，缺点在于容易增删或修改，不可避免地渗入很多后代的词汇或者后人的理解。从思想的角度研究，我们既要注意这些细节，但又不能为这些细节所羁绊而裹步不前。毕竟任何历史的记载都是相对准确的，对其追述也不是同步的，我们研究思想，要更多关注其演进大势，方能明白其根本所在。

二、精神追求

这里所说的精神追求，主要是指儒学这一思想体系、文献载体以及其中潜藏的精神力量，是体现在儒学学理之中的人文追求。我们不妨把它看成儒生在传承儒学、利用儒学和研究儒学时的一种态度和方法。我们可以从经世致用、政治批判和积极开放三个方面来讨论。

一是经世致用的精神。儒家学说从诞生之日起，就有参与政治、融入社会、改变人生的意识，孔子、孟子周游列国，正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为了实现这一理想，孔子听说有人要用他，就不免心动。《论语·阳货》中记载公山弗扰、佛肸招孔子，孔子想去，而被子路劝阻的事情。建立在这种强烈致用心态上的儒学，非常关注现实，渴望参与政事。孔子弟子中的子贡、冉有、子游等都曾入仕，秦汉之际，孔子后裔孔鲋直接参加了陈胜的起义。汉代以后，儒生可以直接通过察举、科举等制度参与政治，经书中经世致用的精神在儒学的传承中得到了全面的体认。

经世致用的传统，使经书不再作为前世文献资料的汇编，而是成为不同历史时期用于推动社会变革、进行社会整合的思想资源和文化资源。汉儒重章句、训诂的目的，在于当时儒经不仅是选拔官吏的标准，还作为处理政事的依据，以《春秋》决狱，以《诗》《书》言事，这就要求精通经典的词句，在客观上也促成了汉儒固守旧说的心态。六朝礼学发达，主要是因为社会秩序完全紊乱，传统的价值体系崩溃，在外面可以任性逍遥，而在家族内部却要讲究伦常秩序。特别大的士族，其内部的运行，必须依靠“礼”所确定的亲亲尊尊原则，无论对于政治秩序的重建还是家庭秩序的完善，都需要用“礼”来整合。唐代领土比汉代更大，所要协调的阶层矛盾、民族矛盾、文化矛盾更为复杂，其通过编纂《五经正义》实现思想上的统一，通过编纂姓氏谱、推行科举制度减少阶层的对立，通过任用番将、颁行十部乐、提倡佛教等来促进民族的融合。其中，《五经正义》的编纂，在意识形态上开创了儒学服务现实的思路。宋儒为了儒学更新，通过重新解释儒学，服务于现实需要。王安石作《五经新义》表达他的变法有据，北宋《春秋》学的兴盛，也是为了应对辽、金、西夏的对峙环境。清代晚期公羊学的复兴，则是出于变革的理论需要。可见经学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历久弥新。

儒学的发展，既是由不同朝代文化环境所决定的，也包含儒学对不同历史环境的取舍。儒学的政治地位，决定了它必然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形态，其中某种形态的放大，便是由不同时代的价值追求、现实取向所决定的。也就是说，儒学演进的背后，更多是儒生出于表达自己变革之道或者行为措施的合理性、合法性而做出的选择、阐释和演绎，从王莽、宇文泰、武则天、王安石、康有为等托古改制，就能看出经书对于政治的影响作用。这一影响力，正是经世致用精神的体现，它早已蕴含在儒学思想的建构之中，并为儒生所继承，以儒学学理演进的方式不断扩大。

二是政治批判精神。儒学从诞生之日起就充满着强烈的政治批判意识。《论语·季氏》中说：“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天下按照正道运行的时候，礼乐等制度的建设和征伐等政令的发布都出自天子；无道的时候，正好相反，大夫不尊天子，自行发布政令，这就不可避免地引起下层百姓的议论。在孔子看来，庶人议政是合法的。在《论语》中，有很多议论、批评朝政的话，如季氏伐颛臾、冉有等人聚敛等，都引起了孔子的评论。

这种政治批判精神的形成，取决于两个定位：第一，先秦儒家认为君臣之间并非隶属关系，而是合作关系，孔子说“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50]，孟子也说“君有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去”[51]，郭店竹简《语丛一》里说的“君臣，朋友其择者也”“友，君臣之道也”，都是这种意识的反映。这种带有遇合色彩的君臣关系，能够使士人从旁观的视角来审视政治的得失，形成独立的士人舆论。但在汉代以后，随着士人逐渐变成文吏或官员，其政治批判的客观性遂有所削弱。不过常在历朝历代所形成的“清议”思潮，如东汉晚期的太学生、明末东林党人的政治批判，正是这种旁观视角的延续。第二，儒家学说的理想性。儒家思想长时期为大家所公认，正在于其所设计和描述的“思想图景”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所渴望实现而未能实现的理想。这种带有完美色彩的图景在成为一个民族公认的理想追求时，便成为融合族群、调和矛盾的最大公约数，历代帝王都将之作为目标，用以号召普通百姓，用以团结社会精英。这就使得儒学在成为政治意识形态的同时，也成为现实政治的参照，士人常以经书的描绘来比照现实政治，从中寻找批判的理论依据，引经据典来讨论政事，成为中国士人的话语传统。我们在这里强调士人，是因为他们不仅熟知经典的描述，而且也具有参与现实政治的可能性，更具有担负这种建设的责任感。因此，他们是最能代表担负政治批判责任的社会群体。

三是积极开放的精神。从表面上看儒经是封闭的，但实际充满了开放的精神。首先，经典是开放的，从汉代“五经”并称，到南北朝的“七经”、唐代的“九经”、五代的“十一经”、宋代的“十三经”，经典的不断增加，说明儒学本身因时代的需要也在不断扩充，这种扩充使更多具有时代感的著述加入进来，这种不自我封闭的形态，正是积极自我更新的反映。其次，儒经阐释的开放性，从《汉书·艺文志》所列的六艺开始，《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明、清史的《艺文志》等，都罗列了大量的儒学研究著作。尽管不同朝代都有官方颁行的正义或注疏，但历代都没有禁止学者对于儒学的研究，甚至鼓励学者、官员去研究讨论儒学，因而产生了浩如烟海的儒学著述。其中既有对儒学的怀疑，也有对儒学的演绎和阐释，如汉代的今文经学、宋代的改经风气、清代的疑经思潮等，甚至有些阐释已经成为经典的重要注释。这些学者对具有意识形态意味的著述的讨论和辨析，无疑对避免儒学的僵化有着积极的作用。

因此，我们讨论儒学，除了将它看成文献资料之外，更要把它看成思想资源和历史存在。对于一种存在于历史之中的思想，我们先是要分析这种思想产生的历史环境，分析在当时的思想语境下，这种思想体系的历史作用及其作用过程，这才是思想研究和历史研究的客观方法。因为对于历史上的思想来说，它的进步和落后，是相对而言的，也是依据其他的思想来作判断的，不可避免带有明显的时代性。例如火葬，宋代认为是野蛮的，我们现在却认为它是文明的；即使现在，也有民族或者地区认为它是野蛮的。一个人的见识可以超越他同时代所有的人，却不能超越他所处的时代。对于儒学思想来说，我们先不要一棒子打过去，说它是落后的或者先进的，而是要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去具体分析哪些思想资源影响了我们现在，如小康、大同等理想；哪些思想资源是我们应该避免的，如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说教；哪些思想对于我们现在的建设是有借鉴意义的，如天人合一、慎独自修、厚德载物、礼法合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