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研究内容、理论基础和语料来源
1 研究内容
从本章第一节可以看出，趋向补语的研究尽管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是认知以及习得方面的系统研究还十分欠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从认知的角度对趋向补语做系统的、详细的考察，也没有人从习得的角度对趋向补语的习得做细致的比较研究。正因为如此，本书将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探讨以下问题：
（1）成对的趋向补语，像“来—去”“上—下”“进—出”“过来—过去”“下来—下去”“上来—上去”“回来—回去”“出来—出去”“进来—进去”等，[5]它们的意义历来众说纷纭，至今仍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本书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以上九对趋向补语的意义做一个大致的梳理和归纳，阐明它们语义上的对称和不对称情况，并运用意象图式理论分析各引申意义产生的动因，希望明确它们的本义和引申意义之间的关系。
（2）以上九对趋向补语在句法分布上存在大量的对称和不对称现象，本书试图找出它们在分布上的一些规律，并运用意象图式理论对它们句法分布上的对称和不对称现象做出一些解释。
（3）不仅趋向补语存在着对称和不对称现象，而且由动词和趋向动词组成的结构也存在着对称和不对称的现象。本书将重点讨论“动+趋+了”和“动+了+趋”在句法分布、意义以及所在句子的功能等方面的对称和不对称情况，从而确定哪种结构是有标记项，哪种结构是无标记项。“动+了+趋”过去可以用于已经发生的情况，也可以用于将来发生的情况，即在使用上是对称的，但是现在这种对称被打破了，“动+了+趋”只能用于将来发生的情况。本书把历时考察和共时考察结合起来，试图找出这种对称被打破的大致时间以及对称被打破的过程，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掘对称被打破的原因。
（4）由复合趋向动词做补语构成的动趋式带宾语有四种位置：
A. VC1C2O（拿出来一本书）
B. VOC1C2（带一个人过来）
C. VC1OC2（跑进屋去）
D.把OVC1C2（把他扔出去）
我们将利用“北京大学现代汉语语料库”统计出以上四种句式中宾语出现的类型以及所占的比例，找出各句式中各类型宾语出现的优先序列。在此基础上，确定这四种句式中哪种是核心句式（无标记句式），哪些是边缘句式（有标记句式），并尝试对以上四种句式的不同语序做出认知上的解释。
（5）趋向补语是外国学生学习的一大难点，本书还将通过对“北语中介语”中的语料进行统计，探讨英语母语者、朝鲜语母语者和日语母语者习得趋向补语的情况，找出出现偏误的原因，并运用认知语言学的一些理论对某些现象做出解释。
2 理论基础
本书研究的理论基础主要是认知语言学的意象图式、隐喻和转喻、时间顺序原则、标记理论以及语言习得理论、偏误分析理论等。
2.1 意象图式、隐喻和转喻
所谓意象图式是在身体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基本认知结构，它是联系感觉和理性的桥梁。Lakoff&Johnson（1980）指出，人类理解和推理正是凭借着意象图式进行的，各种各样的图式交织在一起，构成了经验的网络。每个图式都可以从身体经验结构、基本逻辑、隐喻等几个方面去界定。所谓隐喻，就是通过某个范畴去构想另一个范畴，前一个范畴提供了一个结构模式。隐喻的基础都是基于某种图式，认知域改变了，但图式的基本逻辑没变。Lakoff&Johnson（1980）指出“TIME IS MONEY”就是一个结构隐喻，我们是通过“金钱”这个来源范畴去构想“时间”这个目标范畴，前一个范畴提供了一个结构模式，可据此建构另一个范畴，下面的说法就体现了这一点：
（1）How do we spend our time？（我们怎么打发时间？）
（2）Don't waste my time！（不要浪费我的时间！）
（3）He is running out of time.（他的时间快用光了。）
（4）I saved ten minutes for you.（我给你节省了十分钟。）
（5）He has five minutes left to speak.（他的发言还剩下五分钟时间了。）
以上例子说明我们把时间看作像钱一样可以花、可以浪费、可以节省等的东西。
除了隐喻之外，转喻在认知过程中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所谓转喻，就是用部分代替整体。Lakoff&Johnson（1980）指出，转喻和隐喻是两种不同的过程，隐喻主要靠一个事情来感知另一个事情，而转喻是用一个实体去代替另一个实体。转喻的作用与隐喻类似，但是它让人们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所涉及的事物的某一个方面，即通过某个认知上显著的部分去认识整体。例如：
（6）There are a lot of good heads in the university.（这所大学里有不少聪明人。）
（7）We need some new blood in the organization.（我们组织中需要一些新鲜血液。）
以上二例中的“good heads”和“new blood”分别代表“聪明人”和“新人”，这是典型的用部分代整体，即Lakoff&Johnson所说的部分代替整体转喻。
Lakoff（1987）曾运用意象图式理论详细讨论了“over”的各种意义，他认为“over”的各种意义都是在“over”某种图式的基础上借助隐喻或转喻产生的。像“We need to find someone who can oversee this operation”中的“over”就是基于下面的图式：
Hang the painting over the fireplace.
该图式是“Hang the painting over the fireplace（画挂在壁炉上方）”中“over”的意象图式，TR（Trajector）代表射体，即运动的物体，LM（Landmark）代表路标，即参照物。该图式中的TR在地标LM的上方，地标与射体不接触。“oversee”中的“over”就是基于这个图式，另外还涉及一个隐喻和一个转喻，这个隐喻是CONTROL IS UP（控制是上），转喻是SEEING SOMETHING DONE STANDS FOR MAKING SURE THAT IT IS DONE（看一件被完成的东西代表确认这件东西已经被完成）。按照这个隐喻，监督的人控制被监督的人，监督人就如同在被控制的人上面一样；按照这个转喻，“oversee”就意味着被控制和确认事情已经完成。
Dewell（1994）认为Lakoff对“over”各种意义的分析过于复杂，其图式涉及许多不必要的特征，像地标的形状和各种子图式。他提出了一个简单而又统一的方案，下图是他对“over”的三个较简单的意义的分析：
Dewell提出了一个中心图式，即射体以弧形的射线越过地标，可以通过侧面勾勒方式的区别和意象图式的转换推导出能够描述“over”各种意义的所有图式。a图式是将中心图式作为基底，勾勒射线的中心区域，解释的是“fly over the house（飞越房顶）”中的“over”体现的意义；b图式勾勒的是射线向下的半段，解释的是“Sam fell over the cliff（山姆掉下悬崖了）”中的“over”体现的意义；c图式勾勒的是射线的终点，解释的是“Sam lives over the bridge（山姆住在桥那头）”中“over”的意义。（参见张敏1998）
2.2 时间顺序原则
时间顺序观念是人类认知结构中最重要、最根本的观念之一。由于人类语言只能在时间轴上依次单向度地展开，这就使得语言结构上的安排很自然地对应于它所表达的概念的次序。实际上，语言中的这种“次序象似动因”早就引起了语言学家的注意。Jakobson指出，在S1和S2构成的组合里，S1和S2的次序常常对应于它们所描述的事件之间的时间关系。Greenberg指出，语言成分的次序与物理经验的次序或对事物的认识的次序是平行的。Haiman把语言里的这种机制称为“时间象似性”。（参见张敏1998）戴浩一（1988）为了解释汉语里的语序现象提出了一条“时间顺序原则”，该原则认为两个句法单位的相对次序取决于它们所表示的概念领域里的状态的时间顺序。他发现大量表面上互不相干的语序都可以用“时间顺序原则”进行概括。例如：
以上句子虽然结构关系不同，但是各句代表的事件或状态出现的顺序与语言成分的顺序是一致的。例（1）中的“上楼”在“睡觉”的前面，因为“上楼”发生在前，“睡觉”发生在后。例（2）中的“往前”在“走”的前面，是因为“往前”发生在前，“走”发生在后。例（3）中的“在马背上”在前，“跳”在后，因为“在马背上”发生在前，“跳”发生在后，是猴子先在马背上，然后才跳。例（4）与例（3）相反，“在马背上”在后，“跳”在前，这是因为“跳”发生在前，“在马背上”发生在后，猴子跳以后才落到马背上。例（5）的“买”在前，“到”在后，是因为“买”发生在前，“到”发生在后，“到”是“买”的结果。例（6）中的“累”在前，补语“腰疼”在后，同样是因为“累”发生在前，“腰疼”发生在后，只有先“累”，才有“腰疼”。以上情况说明，不管是连动句，还是由状中结构（状语为“介词+名词”）、述补结构做谓语的句子，谓语各组成成分的先后顺序都是由“时间顺序原则”支配的。
2.3 标记理论
标记理论是布拉格学派的N.Trubetzkoy和R.Jakobson创立的。Trubetzkoy认为音位学中存在着三种对立。（1）缺值对立。指两个音位的唯一区别是一个有某个特征，而另一个则没有，如/t‘/和/t/，前者有送气特征，后者没有。（2）级差对立。指几个音位的对立在于某一特征程度上的不同，如/i/、/e/和/a/都是前元音，它们的对立在于开口度不同。（3）等值对立。指对立的音位具有不同的区别特征，如/p/、/t/、/k/，/p/是唇音，/t/是舌尖音，/k/是舌根音。其中第一种对立就是有标记和无标记对立。Jakobson只承认一种对立，认为一个成分要么是有标记的，要么是无标记的。[6]
有标记和无标记的对立具有普遍性，语音和形态上存在着这种对立，句法和语义上也同样存在这种对立。
沈家煊（1999）在传统标记理论的基础上，吸收当今语言类型学理论，发现跨语言的标记模式，归纳出一种新的标记理论。新的标记论吸收了标记的“相对模式”和“关联模式”。传统的标记理论一般只承认“二分模式”，即一个范畴中只有两个成员的对立，一个是有标记项，一个是无标记项，而新的标记模式是相对多分模式，可以用一个等级来表示：
单数＞复数＞双数＞三数/少量数
以上序列表示有标记和无标记存在着程度的差别，在表示名词“数”这个范畴中，越靠近序列的右边，有标记程度越高，越靠近左边，无标记程度越高。
新的标记理论还强调范畴之间标记的“关联模式”，即把一个范畴和另一个范畴联系起来，建立两个范畴或多个范畴之间的“关联模式”。如在英语中，对集合名词来说，复数是无标记的，组合形式简单，如“bread”，单数反而是有标记的，组合形式复杂，如“a piece of bread”（一片面包）。“关联模式”在数和名词两个范畴之间建立起了一种关联：对个体名词来说，单数是无标记项，复数是有标记项；对集合名词而言，复数是无标记项，单数是有标记项。
沈家煊（1999）根据标记理论并参照跨语言比较而设定的标准把判断有标记项和无标记项的标准归纳为以下六个：
（1）组合标准。一个语法范畴中用来组合成有标记项的语素数比无标记项的多，至少一样多。如英语的名词复数比单数多一个“s”。
（2）聚合标准。聚合成一个无标记范畴的成员比聚合成一个有标记范畴的成员多，至少一样多。如英语第三人称单数有he、she、it，但复数只有they。
（3）分布标准。无标记项出现的句法环境比有标记项多，至少一样多。如主动宾句相对于“把”字句来说是无标记的，主动宾句的分布远多于“把”字句。
（4）频率标准。无标记项的使用频率高于有标记项，至少一样高。如“大”和“小”，“大”是无标记项，“小”是有标记项，“大”的使用频率远高于“小”。
（5）意义标准。无标记项的意义常常包含有标记项的意义。如“大”是无标记项，“小”是有标记项，“大”的意思包含了“小”的意思，我们一般说“有多大？”，回答可以是“很大”，也可以是“很小”。
（6）历时标准。如果有标记项和无标记项都是有标志的，总是有标记项的标志先出现，无标记项的标志后出现，但无标记项的标志先于有标记项的标志消失。
2.4 语言习得理论
Krashen提出了“输入假说”理论，该理论由五个中心假说组成：习得和学习假说、自然顺序假说、输入假说、情感过滤假说和监控假说。“习得和学习假说”指出，“习得”是无意识获得语言能力的过程，是把自然的注意力放在意义交流上的结果；“学习”是有意识获得、了解第二语言的语法、规则等的过程，习得的知识更能促进第二语言的发展，学习的知识只能在语言运用中起着监控作用。“自然顺序假说”确信语法结构能够按照预测的顺序习得，某些规则的掌握先于另一些规则的掌握。“输入假说”认为人类习得语言的基本途径是对语言输入的理解，通过理解略高于自己目前的语言能力的输入才能习得语言。“监控假说”是指说话者对自己说的语言进行检查和控制，即用所学的语言规则、知识等对所说的语言进行质量检查。“情感过滤假设”是指“情感”在第二语言习得过程中起着促进或阻碍的作用，这种过滤决定了学习者接触多少输入以及多少输入转化为吸收。（参见Ellis 1999a）
习得顺序常常参照两个标准，一个是正确率标准，一个是初现率标准。正确率标准是以目的语作为标准来评价第二语言习得的阶段性结果，一般以百分比的形式出现，计算方法是“正确使用次数/所有使用次数”。但对于正确率达到多少才算习得，学者们的看法不一。Vainikka选择60%，Dulay&Burt认为正确率达到90%才算习得，Andersen的标准是80%，Ellis认为达到75%。初现率标准是以某一个语法现象在“中介语”中第一次“有系统”而非公式化的出现和使用作为参数来确定这个语法现象习得过程的开始，Pallotti指出，确定初现的时间点应该符合以下标准：非监控性地运用（即应该体现内隐知识），综合考虑出现频率与类型频率，前者反映使用次数，后者反映使用的分布；自主生成而非公式化结构的记忆。（转引自冯丽萍、孙红娟2010）
美国学者Selinker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首次使用“中介语”这一术语，Nemser使用的是“近似的系统”这个说法，Corder把它叫做“特殊方言”或“过渡能力”，（参见Ellis 1999a）它们指的都是学习者构建的在其发展的任何阶段的结构系统和科德称作学习者的内在大纲的连锁系统的系列，这种系统随着学习的深入而日趋完善，且逐渐向目的语靠近。他认为中介语是母语和目的语相互作用的心理语言过程，它具有三大特点：动态性、渗透性和系统性。所谓动态性是指中介语学习者的知识在任何阶段都不是固定的，是可修正的；渗透性是指中介语是不断地变化的，它非常缓慢地修正临时系统，以适应新的假设目标语言；系统性是指学习者能够发现自己使用的第二语言基于规则的特性，而不会随意从储存的中介语规则中进行选择。（参见Ellis 1999a）Selinker在九十年代将中介语看作是五个主要因素的产物：语言迁移、训练迁移、二语学习策略、二语交际策略和目的语规则泛化。
Adjemian C.（1976）对中介语特性做了进一步探讨，认为中介语具有三大特点：可渗透性、化石化和反复性。他认为中介语是不完备的，处于发展变化中。中介语理论认为中介语中既包括正确的部分，也包括偏误的部分，中介语研究不但要对偏误进行分析，更得观察、描写、解释正确部分，以发现中介语的系统规律。
2.4 偏误分析理论
Corder认为通过偏误分析，教师可以了解学习者对目的语的掌握程度及其达到的阶段，研究者可以了解学习者是如何习得目的语的，学习者可以更好地检验对所学语言规则做的假设。Corder还指出，偏误分析有五个步骤：（1）收集学习者的样本；（2）识别偏误；（3）描写偏误；（4）解释偏误；（5）评估偏误。偏误分析首先需要大规模的样本，大规模的样本才能编制偏误序列表。识别偏误要把偏误和失误区分开。偏误是指由于目的语掌握不好而产生的一种规律性错误，它偏离了目的语轨道，反映了说话者的语言能力和水准；失误是指偶然产生的口误和笔误，应从分析中剔除出去。描写偏误涉及学习者的话语跟目标语中的这些话语的重建的比较，要注意话语者的话语表征。解释偏误关系到偏误来源的构建以及对偏误产生的原因的说明。偏误评估涉及已经解决的偏误的作用。（Ellis 1999b）
Ellis（1999a）认为偏误分析是研究者和教师使用的程序，它涉及学习者的语言样本，在样本中辨别偏误，描写这些偏误，按照假设的原因把偏误进行归类，并评估它们的严重性。偏误分析的产生与认知心理学密切相关，是对学习者在第二语言习得过程中所产生的偏误进行系统分析并研究其来源，揭示学习者的中介语体系，从而了解第二语言习得的过程与规律。
第二语言学习者的偏误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有母语负迁移、目的语知识负迁移、文化因素负迁移、学习策略和交际策略的影响、学习环境的影响等。
3 语料来源
本书使用的语料主要有两个，一是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的“现代汉语语料库”（为行文方便，以下简称“CCL语料库”），从中选取一些有代表性的作家的作品，像老舍、王朔、邓友梅等的小说、话剧（近三百万字）作为考察的对象。
本书利用的另一个语料库是北京语言大学开发的“北语中介语”，该语料库一共四百多万字，语料按照学生的水平分成8个等级，一年级的第一学期为1级，第二学期为2级，依次类推，一共8级。
另外，本书动词与趋向补语的搭配情况的统计数据是在刘月华的《趋向补语通释》中的“动词和趋向补语搭配词表”[7]（为行为方便，以下简称“词表”）的基础上统计出来的，该词表一共考察了6119个[8]动词。但在统计之前我们对每一个词语的搭配情况都重新做了细致的审核，并按审核后的结果进行统计，因此实际统计结果与完全按照“词表”进行统计的结果并不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