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产业升级、产业优化与村镇土地再开发

改革开放后，中国进入快速城镇化时期，工业化进程也飞速推进。尤其对村镇而言，日益增长的商品交换和经济发展需求刺激了其用地规模的扩张、用地性质与结构的转变。然而由于缺乏合理有效的规划，目前村镇非农建设用地呈现出无序扩张、结构失衡、布局不合理、集约利用水平低等特点，已无法满足经济持续发展的需求。针对此现象，2004年，国务院出台《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国发[2004]28号），强调必须正确处理保障经济社会发展与保护土地资源的关系，严格控制建设用地增量，努力盘活土地存量，强化节约利用土地，深化改革，健全法制，统筹兼顾，标本兼治，进一步完善符合我国国情的最严格管理制度。这对我国通过开展村镇土地再开发提高建设用地利用效率提出了要求。

土地再开发，又叫土地二次开发，是从效益最大化的角度出发，对原有的用地类型、结构及空间布局等进行置换升级，从而提高土地的利用率以及其经济、社会或环境效益（闵师林，2006）。推动村镇土地再开发的途径有多种，有的是利用产业升级手段，通过提升产业能级、优化产业布局来改善土地资源的利用方式、结构和空间布局，促进土地资源的再配置，从而实现土地再开发（潘德蓓，2012）；有的则是利用重大公共设施建设契机，将低效用地再开发为公园、绿地等公共设施，实现土地的再开发。而在已实施案例中，产业升级是推动村镇土地再开发的重要手段，不少学者也通过实证分析论证了产业升级与土地再开发的关系，如汤毅（2011）认为产业结构升级对土地利用结构、方式和布局提出了更高要求，其通过建立福州市产业结构变动率与土地利用结构、土地产值变化的模型，分析福州市产业结构升级与土地结构变化的相关关系，以解释产业升级对土地再开发的推动作用；张秋月等（2013）认为产业结构调整必然首先通过相应的土地利用变化得到反映，并运用结构变化率和偏差系数衡量东莞市双转型背景下的产业结构与土地利用结构的关系。因此，本章主要关注产业升级与村镇土地再开发的内在作用机制。

目前中国各地响应国务院号召，陆续开展土地再开发工作，但由于开展时间先后、经济发展水平、面临问题等不同，再开发的实施情况呈现显著的空间差异，主要表现在产业升级与用地功能、结构、性质改变等方面。省域层面上，广东省首先通过“三旧”（旧城、旧厂、旧村）改造中对土地使用制度的突破，鼓励原国有土地使用权人、集体经济组织、市场等多主体参与再开发，改造卓有成效；而重庆市开创了独特的“地票交易制”，鼓励土地所有者将闲置建设用地复垦为耕地，从而获取“地票”与城市建设用地进行交易，保证了城乡建设用地总量不增加、耕地总量不减少（沈萍，2010）；江苏省则借鉴广东经验，针对自身特色开展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工作。市域层面上，以广东省“三旧”改造为例，原深圳市赛格日立旧工业区改造变“二产”为“三产”，由政府主导打造为“深圳创业板制造业上市公司总部基地”，同时土地全面推倒重来，土地利用方式显著改变（叶明华，2010）；而深圳市南海瀚天科技城依靠村集体、政府与企业三方力量，将旧厂房改造为集电子、IT等生产性企业于一体的大型科技产业集聚体，同时调整厂房结构，土地利用方式也发生一定程度的改变（梁春婷，2012）；广州市白云区东华工业园改造则是通过局部改善园区环境、基础设施以提高租金，吸引同质（化妆品、制衣、皮具加工）高端企业，但由于缺乏资金支持、政策倾斜，再开发进程缓慢而困难。

由上文可见，不同主体采取了不同的产业升级手段推动村镇土地再开发的实施，即使在同一省域甚至市域内，产业升级与村镇土地再开发的实施效果也存在显著的空间差异。那么，导致此空间差异的原因是什么？此原因又如何影响区域选择相应的产业升级手段推动村镇土地再开发？由于研究区域发展空间差异最直接的视角即为比较优势，因此，本章应用比较优势理论，识别导致产业升级与村镇土地再开发空间差异的主要因素，探讨比较优势对产业升级推动村镇土地再开发的影响，并通过广州市白云区村镇土地再开发的实际案例，从实证角度对该理论视角进行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