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研究者的声音：“盘子会”引发的“文化遗产的后现代多声部民族志”

引言

初冬季节里夹带着地热的清河水时断时续地爬过一块块浅滩，冒着热气向着西边黄河的方向流淌。清河又被当地人叫作“四十里抖气河”，它在南北两边的山地间浇灌出的这座晋西吕梁山上的小县城就是柳林镇。2008年年底初到柳林，从汉口乘火车到太原，搭长途汽车到离石，再坐小客车到柳林——当汽车在河边的清河广场前停下，我发现面前的“柳林”远不是我浪漫想象中的那一片柳树林子里的穷乡僻壤。贺昌大街上往来的小车，还有青龙大桥两边的高楼都在快速修改着我心中预想的小镇图景。

最初吸引我来到这个陌生之地的是当地的“盘子会”，一项新入选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盘子会形式接近庙会，不过这“庙会”里并没有庙，有的只是一种叫作“盘子”的东西。顶着一个容易让人误会的名字，柳林的“盘子”是当地人一年一度供奉天官爷的时候使用的一种类似神龛的东西，不过在尺寸上要比一般的神龛大得多。“盘子”大多是木结构，造型繁简不一，但基本上都形似一个供奉着神仙牌位和各式供品的亭子。这些“亭子”的独特之处在于可以拆装，它们每年元宵节前后就会出现在柳林的大街小巷或坡前空地，集聚大小社区的人气——点香祭拜的、上锁许愿的、看晋剧弹唱的、围观流行歌舞的、扭伞头秧歌的……热闹非凡。可等节日一过，就连“盘子”带红火，都随香烟消散得无影无踪。小镇各处的风貌又归于平常——地和人都还在，只是换上一副平实的样貌，开始了新一年的日常劳作。喧闹一时的“盘子会”的红火只能等着在来年节日中再现。

我的“人类学”田野最初就是围绕这座陌生小镇上的“盘子会”展开的。不过，“盘子会”每年就只在正月出现十几二十天，有些规模较小的“盘子”更是搭得迟收得早，前后一共不过六七天。地方上的人们听说我是因为它而来，不止一次地告诉我“来早了”。的确，若是要“看”这昙花一现的“文化遗产”，腊月来还什么都看不到，而过了正月就又似乎没啥可看的了。自从柳林的盘子成了国字号的文化遗产，四面八方的观摩者也大都是循着盘子一年一度的短暂生命周期而来，寻访拍照、叹为观止一番，便匆匆离去……柳林的“盘子会”就像此地年年上演的一出看家戏，来看戏的人往往只奔着“正日子”的精彩热闹而来，而戏班众人一年三百六十五天的台下功夫、人际流转抑或柴米油盐都不是一般看戏人有闲工夫关注的。盘子会就这样在外人眼中成了海市蜃楼般迷人却难以捕捉的“魅景”。

盘子会如此，近年来举国上下的“文化遗产”大戏又何尝不是如此？对于“文化遗产”，不少人的认识过程也仿佛就是观看一场节庆大戏。“文化遗产”在很多情况下被简化成仅为绚烂节日准备的、供人匆匆观看的对象。而当节日一过，它的一日三餐，它的悲欢离合，它和周遭的“人”与“物”之间的关系就被行色匆匆的观者们遗忘了。对于文化遗产的表述日益让它成为一种脱离日常的、高大而遥远的奇丽“魅景”。于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一个立足于“戏班”生活的人类学田野工作在“盘子之地”柳林展开。这段田野工作和后续的研究思考最终开花结果为一部民族志，它通过对日常生活与历史及现实大环境之中的柳林盘子会和龙王庙进行多声部的再现，试图为“文化遗产是什么”这一问题找到解答的路径，同时也为“文化遗产”的民族志再现与相关实践提供方法论上的启发。

作为一种后现代视角下“多声部”民族志的研究尝试，整个民族志的书写架构本身也体现着“多声部”的方法论诉求，来自不同声源的、音调各异的声部分别得到呈现。第一章是属于研究者本人的声音，它讲述了研究者的田野进入过程以及关于研究与民族志写作方法论的思考。在一个后现代的理论思潮背景之下，来自《写文化》的启示为书写关于文化遗产的“多声部的民族志”提供了方法论上的解释。此外，后现代“文化遗产空间”视角在第三节中的引入为民族志研究与书写过程中盘子会与龙王庙的并置提供了解释，而第四节中关于“话语”研究与文化遗产研究的结合则为这部意在呈现不同声音对“文化遗产”的述说的民族志提供了方法论上的依托。

紧接对“话语考古”方法论的解释，第二章尝试对一个自上而下的国际“权威遗产话语”在后现代状况下的生成、演变及传播过程进行“考古”。在这一章中，多声部中的另一类声音得到呈现，它们来自于权威公约、宣言、文献、政府文件与专业指南，这类声音共同构建出一个宏大的国际“权威遗产话语”集合。这个话语集合从后现代的世界走入后现代的中国，并和中国国内固有的“文物”与“民俗”等话语相融汇，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官方“文化遗产话语”的过程在第三节中得以呈现。在整个第二章中，对正式的、书面话语的研究既是构成多声部“文化遗产民族志”的一个重要声部的呈现，同时也为即将出场的当地声部提供了一个宽阔的时空背景。当地的声音得以被放置于“国际的”与“国家的”宏观话语环境之下，同时也与这一宏观话语体系的历史流变发生联系。值得注意的是，通过研究者的话语“考古”过程所呈现的宏大权威话语的连贯性本身也是这部民族志声部之多、音色之繁的一个体现。

在多声部的民族志真正进入多声部的嘈杂交响之前，第三章为整个民族志的核心——盘子会和龙王庙，即两个广义上的文化遗产提供了可供其“生根”的地方与人的环境。在“文化遗产空间”的视角认识下，任何文化遗产都扎根于一个特定的、地方性的生态集合之中。在这个集合之中，一方水土、一方人和一方的“文化遗产”相互成为彼此的背景，共同作用，造就一种民族志的整体观。变迁中的柳林三镇地貌以及其上的柳林镇民生活正是对这一方水土与人的面貌的呈现。同时，作为民族志关键人物之一的刘二娃的出场，也正是在将这种由“水土”“人”及“文化遗产”共同构成的整体观呈现具体落到活生生的柳林人的身上。

宏大的权威遗产话语在经历了国际与国家层面的流变发展之后来到了地方，继而形成了一种地方的官方文化遗产话语。它与地方治理、经济发展等政府话语相结合，似乎完成了一个由国际到国家再到地方的完整的话语发展序列。但是这个貌似完整的话语序列仅仅是多声部民族志的一个部分。与之相异的，被官方正式文本所遗漏或回避的声部成了后续章节的关怀所在。在第四章中，龙王庙与盘子会兴衰变迁中的此类被遗漏或回避的声部得到呈现。诉说的声音来源不一，其中包括马清这样亲历历史事件的行动者，马天宝这样的旁观与见证者，以及张生全、曹会斌这样被卷入其中的前任官员。此外，申报书高度标准化与统合化的声音所遮盖的异质的发展现状也在当地人的口述中得到呈现。从这一章开始，“当地人的声音”成为这部多声部民族志中的主导声部。

除了上述基于访谈获得的多声部历史呈现之外，人类学的参与观察也为呈现现实日常生活状态中的“文化遗产”提供了方法论上的基础。对特定事件的参与观察所收录到的“行动者的声音”在接下来的两章中成了主导声部。在第五章中，对2009年两座在移交问题上出现麻烦的盘子会和以失败告终的龙王庙开光的参与观察与民族志呈现提供了两个被标准的官方文本所回避的异质的、反常的、消极状况的实例。这样特例的出现不仅有助于实现在一部多声部的“文化遗产民族志”作品中对被压抑、被忽视声部的关怀，更为重要的是，由反常特例所呈现出来的张力指向了一个事实，即地方文化遗产的生存与发展在当地的现实社会环境中受制于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这些因素常被宏大的官方遗产话语所遗忘，它们可以是个人际遇、经济环境、群体决策，甚至是天灾人祸。对这些因素的正视是在为“文化遗产”揭开面纱的过程中不容回避的。

如果说第五章的参与观察产出了以反常事件为中心的两段民族志描述，那么第六章中的盘子会就切切实实地回到了以个人为核心的日常生活之中。刘二娃在山上曾经当过盘子会的主人家，这次担任旧街上二轻局盘子会的纠首是他与盘子会不断发生关联的生命周期中的一环。作为一个普通的柳林人，盘子会也为他提供了每年的年节周期之中与神明以及与周遭的人们发生关系的空间。在这样一个空间之中的盘子会不再是什么宏大的“文化遗产”，而是当地人心目中神明的临时居所，是他们求子祈福的地方，是他们狂欢红火的场子，是他们走出家户与社会相联系的节点，也是他们在群体中实现自我价值的舞台。它既能让有的人趋之若鹜，也能让有的人避之不及。正是具体到个人的地方日常生活所还原出的这么多宏大官方话语中无暇顾及的嘈杂人声，构成了多声部交响中的重要声部。

尾声中出现的南山上的石头盘子与北山上的香严寺，一个是政府重金打造的地方文化标志，另一个则是从地方精英到外地学者都试图多加着墨的“国保”官庙。在这些“参照物”的映衬之下，柳林盘子会与龙王庙的日常与平凡，又和它们浸没在流年岁月中的跌宕与不凡一起，汇入了一部“文化遗产”的多声部民族志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