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希腊人
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146年被罗马征服之前，这段时间的希腊文明被称为古希腊，于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前4世纪之间达到鼎盛时期，被称作“黄金时期”。古希腊人在文学、戏剧、雕塑、建筑、哲学等方面都取得了很高的造诣，并对后来的征服者罗马帝国也有过重大影响。罗马帝国又将古希腊文明带至欧洲的许多地区，因而古希腊文明为西方文明打下了基础。
古代雅典
在地中海偏僻的角落有一个小小的岩石半岛，它竟然能够在不到两个世纪的时间里就为世界提供出一整套我们今天在政治、文学、戏剧、雕塑、化学、物理等方面所进行的全部实验的完整框架。这是怎么做到的呢？这个问题困扰了人们几个世纪，每个哲学家在其学术生涯里，都曾试图给出一个答案。
历史学家们对于一切想要发现可以被称为“历史规律”的努力，总是带着毫不掩饰的鄙夷态度。那些适用于研究蝌蚪、微生物和流星的东西，似乎与人类的领域毫不相干。
也许我是错的，但我总觉得似乎必定有这样的规律。也许是因为没有十分细心地寻找。我们曾经忙着收集史实，却没有时间来把它们煮沸、液化、蒸发，并从中提炼出对我们人类来说有着某些实用价值的智慧。
根据最新知识，当一切物理的和化学的因素达到创造第一个活细胞所必需的理想比例时，生命就出现了。把这一点翻译成为历史学的术语，那就是：
唯有当一切种族、气候、经济和政治条件都达到理想的比例或以一种尽可能的理想条件和比例出现在这个不完美的世界里的时候，才可能突然并且自发地爆发出高级文明形式。
公元前5世纪，这种完美的平衡终于在希腊出现了，虽然只持续了一个很短的时期。而且说来很奇怪，它也不是出现在母国，而是出现在沿爱琴海的殖民地上。
这些著名的岛屿是连接亚洲与欧洲的桥梁。商人们通过这里从埃及、巴比伦和克里特到欧洲去。从亚洲到欧洲，无论是货物还是思想，主要的中转地点是在小亚细亚西海岸一片叫做爱奥尼亚的狭长地带。
在特洛伊战争的几百年前，这块约90英里长、几英里宽的狭隘山区，就已经被大陆来的希腊部族征服了；他们在这里建立了许多殖民城镇；就在这些城市里，成功的条件终于呈现为完美的比例，文明达到了后世可与之比肩却从未被超越的高度。
希腊神话中的特洛伊战争，是以《荷马史诗》为中心和其他几部著作共同构成的。故事讲述了为争夺世界上最漂亮的女人海伦，以阿伽门农和阿喀琉斯为首的希腊联合远征军，与以帕里斯和赫克托耳为首的特洛伊军的十年战争。“特洛伊木马”就是从这场战争中由来的，现比喻在敌方阵营里埋下伏兵里应外合的活动。特洛伊战争在历史上的确存在，但并非复仇战，而是希腊为争夺特洛伊的一场侵略战争。
木马屠城
首先，这些殖民地居住着来自十多个不同国家的最活跃的富有进取心的分子。
其次，这里由于在新旧世界以及欧洲和亚洲之间进行贸易而获得了大量的财富。
第三，殖民者生活于其下的那种政府形式给了大多数自由民充分施展才能的机会。
而且，爱奥尼亚的气候明显地有利于知识阶级的发展。在书籍和图书馆出现以前，知识是在人与人之间口口相传的。市镇抽水泵的四周是最早的社会中心和最古老的大学。在米利都，人们一年365天可能有350天围坐在市镇抽水泵旁边。而早期爱奥尼亚的教授们卓有成效地运用了气候的优点，使自己成为未来一切科学发展的先驱。
米利都，古希腊城邦，爱奥尼亚十二城邦之一，在公元6世纪拥有强大的海上力量，建立了许多殖民地。米利都以其出现了一批思想家闻名，如泰勒斯建立了米利都学派，被誉为是西方哲学的开创者。
同时期的罗马还只是某个遥远的和不为人知的小镇，而犹太人仍然是亚述国土上的俘虏，西欧和北欧是一片狂风呼啸的原野。
为了可以理解希腊的发展怎么成为可能，我们必须知道自从希腊的酋长渡过爱琴海，意图掠夺富有的特洛伊城堡以来的岁月里所发生的各种变化。这些声名远扬的英雄们，还是极其原始的文明形态的产儿。他们都是成年的孩子，把人生看做是一场漫长的荣誉之战，充满着刺激和较量的比赛，以及一切我们自己会非常喜欢干的种种事情。
这些狂暴的斗士们和他们的神明们之间的关系，也正如他们对待日常生活中的严肃问题一样直接而简单。公元前10世纪，奥林匹斯山上的众神支配着希腊人的世界，但他们却表现为实实实在在的人的形象。人和神是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和怎样分手的，是个多少有点模糊不清的问题。
当然，希腊所有的好孩子都受到教导：宙斯是一位非常强大的统治者，他长着长胡子，偶尔会暴烈地舞弄雷电，似乎到了世界末日。但是一旦孩子们长大了些，能够自己阅读古代的史诗，他们就开始体会到这类人物人性的一面。这些人物耳熟而详，他们其乐融融，坚决站在自己的凡人朋友一边。在希腊一发生争端会立即引起天上居民间的争吵。
宙斯，古希腊神话中的最高天神。他是奥林匹斯山之王，也是世界之王。他的霹雳火威力十足，足以威慑众神。
当然，尽管有一切人性化的缺点，宙斯依然是一位伟大的神，是一切统治者中最强大的。但他很“通情达理”。他还有一种幽默感，无论对待他自己还是他的世界都并不是过分严肃认真。
或许，这并不是一个神圣人物的最好形象，但却提供了非常明显的好处。古希腊对于什么是真、什么必须斥之为假，从来就没有一条明确不移的规则。因为他们并没有近代意义上的“信条”这个词，也没有一个职业的祭司阶级随时准备用绞刑架来推行顽固不化的教条，而国土上各个部分的人民都可以按自己的爱好来改变他们的宗教思想和伦理观念。
毫无疑问，一个由这类高尚的个人主义者所组成的民族，便为一种非常独立的思想提供了广阔的前景。
《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有时被称为“希腊人的圣经”，但它们只是书，从来没有被纳入“圣经”。这两本书讲了某些了不起的英雄的奇遇，他们被认为是当时活着的那一代人的直系祖先。书中顺带也提到一些宗教知识，因为神明们全都参与了争端，并且为了观看自己领地内难得一见的搏斗，忽视了其他一切事情。
《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是古希腊盲诗人荷马的叙事式史诗，是西方文学史上现存的最早经典作品。它们各自讲述了特洛伊战争的一段时期的故事。
就在这样一种思想和精神的自由气氛里，泰勒斯诞生了。他在米利都家喻户晓，就好像今天的爱因斯坦。
泰勒斯，古希腊的思想家、科学家、哲学家，西方思想史上第一个有名字记载的思想家，希腊七贤之一，米利都学派创始人。他认为万物之源为水，万物又复归于水，否认神造世界，打破了神话传统。人们称他为“科学之祖”。
这个抽着烟斗和拉小提琴的怪人，曾经抓住过一点真理的火花，终于可以推翻（或者至少是大大修改）最近六千年来的科学结论。但悠闲的市民根本不关心这件事，当他们喜爱的击球手试图推翻引力定律时他们才会对数学有点兴趣。
希腊东南部罗得岛遗迹
古代史教科书通常都试图摆脱这种困境，只印上“米利都的泰勒斯（前640-前546年），近代科学的奠基人”。我们无从知晓究竟泰勒斯是怎样、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抛开前人走过的老路。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并不是生活在思想的真空之中，他的智慧也不是凭空产生的。在公元前7世纪，在科学领域里已经完成了大量开创性的工作，有了大量数学的、物理学的和天文学的信息可供那些聪明的人使用。
巴比伦的观星者已经在探索天空。
埃及的建筑家们在敢把几百万吨花岗石放在一座金字塔的墓室的顶上之前，一定已经做过大量测算。
天文学家（房龙）
尼罗河流域的数学家们认真研究过太阳的活动，从而可以预言旱季和雨季，为农民提供日历，使农民能够规划他们的农田工作。
然而，解决这些问题的人却把自然界的各种力量归为某些看不见的神明们的意志，这些神明们在管辖着季节、行星的行程和潮汐，就像政府官员在管理农业部或财政部一样。
泰勒斯驳斥了这种观点，但是他决不会试图去说服他们相信，在公元前585年5月25日的某时，月亮会运行到地球和太阳之间，也就是会发生日食。
在这次有名的日食的那天下午，波斯人和吕底亚人正在交战，但由于光线不足而不得不停止互相厮杀。泰勒斯不相信这是神迹。
泰勒斯敢于把整个自然界视为一个“永恒意志”的表现，它服从于一种“永恒的规律”，而且完全超出人们根据自己的形象创造出的那些神灵的影响之外。根据他本人的科学观察所得出的逻辑结论，他就对全宇宙确定了一条普遍的和无可避免的规律，并且猜测万物起源于水，水从四面八方包围着这个世界，从创世之初就已经存在了。
一经他指明了路径，就有许多人急切地追随他。
例如，有一个叫阿那克萨哥拉的人，他在36岁时离开了小亚细亚来到雅典，之后多年就在希腊的各个城市里做一个“博学者”（智者）或者说私人教师。他专门研究天文学，他提出，太阳并不像人们通常所认为的那样是由一位天神驾驶着的一架战车，而是一个比整个希腊大上千万倍的炽热的大火球。他勇敢地指出月亮上覆盖着群山和山谷。最后他甚至暗示有某种“原始的物质”是万物的起源和归宿，它从创世之初就已经存在了。
普通的希腊人并不关心遥远的太阳和月亮，但是当这位教授开始论证，人们身边的万物都是从一种叫做“原始的物质”的东西逐渐成长和发展起来的时候，他踏上了危险的地带。这种说法全然与杜卡利翁和皮拉的故事相矛盾。要否定希腊所有的孩子从童年时期起就熟知最庄严的故事的真实性，对现实社会的安全来说是最危险不过的了。它会使孩子们怀疑先辈的智慧，而这是绝对不行的。于是阿那克萨哥拉就成为雅典父母亲联合起来猛烈抨击的对象。
在古希腊神话中，宙斯为了惩罚人类，企图用大洪水将人类毁灭。虔诚而善良的杜卡利翁和他的妻子皮拉，建造了一只方舟，从洪水中得以幸存。他们根据正义女神的暗示，将石头丢往身后，石头都变成了人，从此世界又充满生机，人类一代代得以繁衍下来。
希腊曾经通过了一条法律：“对所有不相信现有宗教或对某些神圣事物持有自己理论的人应立即处决。”阿那克萨哥拉因此被关进了监牢。但交了一小笔罚金之后就重获自由，后来他移居到小亚细亚安度晚年，在公元前428年时载誉离世。
他的情况表明，官方对科学理论的镇压收效甚微。他的思想在雅典流传下来，在两百年后引起了一位叫亚里士多德的人的注意，他又把这些思想作为自己许多科学思考的基础。经过了一千多年的黑暗时期之后，一位名叫伊本·路西德（通常称阿威罗伊）的人继承了亚里士多德的思想，这位伟大的阿拉伯医学家又在西班牙南部摩尔人的各大学里传播这些思想。此后，他把这些思想写进了著作。这些书被及时送过了比利牛斯山，最后抵达巴黎和波伦亚的各个大学。在这里，它们被翻译成拉丁文、法文和英文，西欧和北欧的人们全盘接受了他的思想。直至今日，它们已经成为科学启蒙读物的组成部分，并被认为和乘法表一样有用。
阿威罗伊，中世纪伊斯兰教哲学家。1169年起曾任塞维利亚和科尔多瓦等地的教法官。1182年任阿尔莫哈德王朝的宫廷御医。1195年因其著作被认为具有异端倾向而遭放逐。不久又被召回马拉库什复职。
再回过来谈谈阿那克萨哥拉。在他受审之后整整一个世纪，希腊的科学家们被允许教授与流行的信仰不一样的学说。但是在公元前5世纪末，又发生了第二个案件。
这次的受害者叫普罗泰戈拉，他来自希腊北部一个爱奥尼亚的殖民地。这个地方是德谟克利特的故乡，德谟克利特曾有句名言：“只有以最少量的痛苦而为最大多数的人民获得最大量的幸福的社会，才是有价值的社会。”普罗泰戈拉深受影响，他来到雅典，经过多年的研究之后宣称：人是衡量万物的尺度，人生短促，不应把宝贵的时间浪费在研究不知是否存在的神明身上，全部精力应该用于使生活更加美好和快乐这一目的上来。
德谟克利特（约公元前460-前370或前356），古希腊伟大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古希腊杰出的全才，在古希腊思想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马克思和恩格斯赞美他是古希腊人中“第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学者”。
这种说法无疑切中要害，它肯定会比以往任何文字或说法更加能动摇人们的信仰。何况，当时正值雅典和斯巴达之间战争的危急关头，人们备受战争和瘟疫之苦，正处于完全绝望的状态。显然，这并不是一个质疑神明的恰当时刻。普罗泰戈拉被控渎神。
普罗泰戈拉（约公元前490-前420），古腊哲学家，是不可知论的代表人物。他认为人们无法知道神是否存在，反对苏格拉底的先天道德论，认为“德行可教”。他一生四处旅行，收徒传授修辞和论辩知识，被人们尊为“智者”。
于是，他逃跑了。不幸的是，在去西西里的途中，他的船沉没了，看来他是被淹死的，因为此后我们再也没有听过他的消息。
遭受雅典人恶意迫害的另一个受害者叫狄阿哥拉斯，他是个年轻的作家，因为在一场官司中神明们没有站在他一边，从而心怀怨恨，导致精神失常，四处散布亵渎神灵的话。于是，他被判处死刑。但是在行刑之前，这个可怜的人得以逃脱。他跑到希腊中南部的科林斯，继续咒骂那些奥林匹亚的诸神，最后因肝火太盛，安然死去。
接下来就是有记载以来，希腊不宽容史上最声名狼藉而又最有名的案件，即对苏格拉底的司法谋杀。
苏格拉底（公元前469-前399），古希腊哲学家，和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并称为希腊三哲人。他被后人认为是西方哲学的奠基者。他的行为和学说，主要是通过他的学生柏拉图和克塞诺芬尼著作中的记载流传下来。
苏格拉底是石匠的儿子。他出身贫寒，没有受过正规教育。而年轻的苏格拉底认为，追求纯粹的知识是浪费时间和精力，更重要的是培植自己的良知。
这个塌鼻子、衣冠不整的平凡小人物，整天都在街头与游手好闲的人们进行辩论，到了晚上则要听他劳累了一天的妻子的唠叨。
苏格拉底终其一生（他在被处死时已经年过七十）都在力图告诉他的邻居，他们是在浪费机遇，虚度年华，他们把太多的时间用在了空洞的享乐和虚无的胜利上，而且几乎一直在为了虚荣心和野心而浪费了上帝所赐予的天赋。他坚信人类担负着高尚的使命，于是他突破了一切旧哲学的樊篱，并且比普罗泰戈拉走得更远。他宣扬说：“人的无形的良知才是（或者应该是）万物最后的尺度，决定我们命运的并不是神明，而是我们自己。”
在决定他命运的法庭辩论上，他的政敌精心挑选出来了五百人进行旁听，苏格拉底发表了精彩且激动人心的演讲。
这位哲学家这样说道：
世上没有人有权利告诉另一个人他应该相信什么，或者剥夺他按自己的想法去思想的权利。一个人只要遵从自己的良知做事，即使没有朋友的赞同，没有金钱，没有家庭，甚至没有住处，也能成功。如果不对每一个问题从正反两面进行彻底研究，就不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因此，人们必须有机会完全自由地并且不受权威的干涉来讨论所有的问题。
然而不幸的是，对于被告来说，这恰好是在错误时刻的一种错误言论。自从伯罗奔尼撒战争以来，雅典的富人和穷人、有产者和劳工之间一直存在尖锐的矛盾。苏格拉底是一个“温和派”和自由主义者，他看到了两种政体的利和弊，并力图寻求一种可以满足一切理性的人都满意的方案。所以，对立的双方都不欢迎他，只是因为双方一直势均力敌，才没有对他采取行动。
伯罗奔尼撒战争，战争的一方是以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另一方是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联盟。战争从公元前431年一直持续到公元前404年，中间几度停战。最后斯巴达获胜。这场战争结束了雅典的经典时代和希腊的民主时代。战争几乎波及整个希腊语世界，有人称之为古代的世界大战。
最后，在公元前403年，当民主派完全控制了国家并驱逐了贵族派时，苏格拉底就注定难逃厄运了。
他的朋友们建议，趁还来得及，他应该赶紧离开这个城市。苏格拉底的敌人和朋友一样多。他是个绝顶聪明的好事者，喜欢揭发那些自我标榜为雅典的社会栋梁的人们的虚伪和欺骗。久而久之，他的名字在整个希腊东部家喻户晓。
希腊中北部港口城市萨洛尼卡
非常有意思的是，如果苏格拉底肯放弃他那种四处辩论和说教的做法，大多数陪审员都赞成释放他，但是苏格拉底偏不肯这样做，仍然以极其娴熟的技巧为自己辩护。
“绝对不行！”他喊道，“只要我的良知、我内心微弱的声音告诉我仍要前进，并向人们指明通向理性的真正道路，我就要继续拉住我可能遇到的任何人，告诉他我心里的想法，不管后果如何。”
苏格拉底（房龙）
如此一来，法庭只好判处他死刑。行刑前他有30天的缓刑期。这一个月里，这位老人平静地待在牢房，努力地改进他的逻辑体系。尽管有好几次出逃的机会，他都拒绝出走。他已经不虚此生，尽了他的责任。直到行刑的时刻，他还在和朋友们说话，力图教导他们他所认为的真理，劝他们把心思放在精神事物而不是物质世界的事物上。然后他就喝下一杯毒酒，躺在床上，就此长眠。
在这位老哲学家死后的十多年里，他的思想空前地流行开来。与此同时，雅典城也经历了一段非常艰难的时期。伯罗奔尼撒战争已经结束五年了，这场为争夺希腊半岛的领导权的斗争，以雅典人的失败和斯巴达人的最后胜利而告结束。这是一场体力对脑力的全盘胜利。不消说，这并不会长久。斯巴达人从来没有写下过一句值得记忆的话，或是对人类知识的总体贡献过任何思想。而被斯巴达人认为雅典已战败的时候，雅典人的思想所散发的智慧光芒却一点儿也没有消失。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十年后，比雷埃夫斯的老港口又挤满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船舶。雅典的海军将领们又一次统领希腊的联合舰队出征了。雅典城在公元前4世纪成了世界思想文化首都，就如同今天的巴黎。
古代社会对待生存问题的严肃态度，我们现代人是很难理解的。
在早期基督教敌人的影响下，普通的罗马人或希腊人给人留下的印象是，他们都是道德堕落的人，无聊地崇拜一些莫明其妙的神，余下的时间用来吃喝玩乐，视战争为儿戏，屠杀无辜的日耳曼人、法兰克人和达契亚人。当然，确实有很多商人和战争贩子，他们为富不仁，并且仅仅因为富有，人们不得不容忍他们。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是被公众尊重和称赞的人。
达契亚，大致相当于今天的罗马尼亚地区，在基督教时代之前居住着色雷斯族群的一个民族，有着发达的物质文明。公元270年，这个地区被哥特族侵占。
我们的的祖先——那些野蛮人，把尽善尽美作为自己最崇高和最值得向往的理想。他们慢慢地发展出一种非常成功的人生哲学。如果我们承认，纯正的良知、简朴的生活，加上健康的的体魄和充裕的收入，是幸福和满足的最佳保障，那么这种哲学是成功的。至于灵魂的未来，这些人并不很感兴趣。他们所感兴趣的是生活，其次是艺术。
因此，他们研究各种各样的生活，并且按照苏格拉底所开创的和普及的那种推理方法，取得了一些非常令人瞩目的成就。有时他们出于对完美世界的过分热爱而走向荒唐的极端。然而，只有柏拉图单纯地出于爱一个完美的世界而宣扬一种不宽容的学说。
柏拉图（约公元前427-前347），古希腊伟大的哲学家，也是全部西方哲学乃至整个西方文化最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之一。他是西方客观唯心主义的创始人，认为世界由“理念世界”和“现象世界”所组成。理念的世界是真实的存在，永恒不变，而人类感官所接触到的这个现实的世界，只不过是理念世界的微弱的影子。
这位年轻的雅典人是苏格拉底的得意门生。他收集了苏格拉底曾经说过的话和思考过的问题，编成一套对话录。随后，他撰写了一系列精彩的文章对老师理论中的晦涩之处进行阐释。他还四处讲演，传播雅典人关于正义和公道的观念。
他这种无私和忘我的热忱让我们想起了为传播福音而艰苦跋涉、过着苦行僧般生活的圣保罗，但不同的是，柏拉图从没有离开过他那舒适的花园座椅，而是让全世界都到他这里来。优越的家世和足以自立的财产使他可以做到这一点，他至少不用为生计发愁。他的口才出众，凡是听过他讲课的人，都会心甘情愿地来到爱琴海边追随他。像其他年轻人一样，他服过兵役，是个不错的摔跤手和跑步健将，曾经用了很多时间去旅行，跨过爱琴海到了埃及。然后，他就回到家里，在随后的五十年里一直平静地待在位于雅典郊区被称为“学园”的地方，在这个花园的阴凉角落里传授他的学说。
柏拉图最初是数学家，后来逐渐转向了政治学，并且为我们的现代政府学说奠定了基础。他本质上是一个坚定的乐观主义者，相信人类的进化是稳步的过程。所以他认为，人的生活是从较低的水平慢慢上升到较高的水平，世界从美好的实体发展到美好的制度，再从美好的制度发展到美好的思想。
这听起来不错，但是他对公道的热情和对正义的愿望太大了，而对其他一切考虑一概不闻不问。他的“理想国”是一个奇怪的国家，它精确地反映了那些退伍上校们独有的偏见，他们收入颇丰，生活舒适，对下层阶级怀有一种深刻的不信任感，唯恐他们忘记了“自己的身份”，试图分享本该属于“上层阶级”成员的特权。
不幸的是，柏拉图的书在中世纪西欧的学者中很受推崇，《理想国》在他们手里变成了向宽容宣战的可怕武器。但他们却忘记了柏拉图得出结论的前提与他们生活的12、13世纪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理想国》是柏拉图最著名的代表作。它以苏格拉底为主角用对话体写成，探讨了哲学、政治、伦理道德、教育、文艺等各方面的问题，是西方政治思想传统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柏拉图认为一个好的国家应该具备智慧、勇敢、自制、正义四种德性，它向后人展现了一个完美优越的城邦。
柏拉图学园（房龙）
例如，柏拉图绝对不是一个基督教意义上的虔诚的人。他鄙视祖先们所敬奉的众神，并且为他们在历史上特洛伊战争中的丑行而深感羞愧。他年龄越大，越对家乡各个小城邦之间愚蠢的争吵而感到愤怒。他越来越相信某种形式的宗教对于普通公民来说是必要的，否则他想象中的“理想国”马上就会陷入混乱的无政府状态。因此他进一步认为，理想社会的立法结构应该为公民制定明确的行为规则，强迫自由人和奴隶服从，否则就施以死刑、流放或是监禁。这听起来好像是与不久前苏格拉底还为之奋斗过的宽容精神和良心的自由背道而驰，而这恰恰是柏拉图的意图所在。
这种态度上转变的原因并不难发现。苏格拉底生活在众人之中，而柏拉图却害怕生活，并从一个令人不快的世界逃避到他自己臆想的国度里。他当然知道，他的理想肯定不会实现。独立的小城邦的岁月已经成为过去了，大一统的时代已经开始。不久之后，整个希腊半岛就被庞大的马其顿帝国所吞并，这个帝国从马里查河岸一直延伸到印度河边。
但是，在希腊半岛上的这些民主城邦落入征服者手中之前，这片土地上已经诞生了一位伟大的人物，他使整个世界都怀念那一代已经死去的希腊人。
当然，我指的是亚里士多德。
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前322），世界古代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家、科学家和教育家之一。公元前335年，他在雅典办了一所叫吕克昂的学校，被称为逍遥学派。他的科学著作涉及天文学、动物学、胚胎学、地理学等等，他认为人类应该对自然界进行系统而深入的研究，我们应该通过实验和逻辑分析，得出自己的结论。马克思曾称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哲学家中最博学的人。
这位来自斯吉塔拉的神童，他知道了那个时代能知道的一切，而且为人类的知识宝库贡献了大量财富。他的书成了一座知识矿藏，此后整整五十代欧洲人和亚洲人从中各取所需，也没有耗尽这一矿脉。
亚里士多德在他18岁那年离开了他的家乡来到雅典，在柏拉图的大学里聆听讲学。毕业后他在许多地方授课，直到公元前336年回到雅典，在一个花园里开办了一所他自己的学校，很快就吸引了来自全世界的学生。
雅典在商业上的重要地位开始丧失之后，那些有活力的公民们就全都搬到其他城市去了，留下来的人们不是太穷就是太懒而不肯走。他们大多是墨守成规的顽固分子，对柏拉图学园一直没有兴趣和好感。如果可以的话，他们很想把这个自由思考和不信神的亚里士多德赶出城去。不过，他们明智地保留了意见。因为亚里士多德是马其顿宫廷御医之子，从小和王子们一起长大。而且，他刚一完成学业，就被任命为王储的家庭老师，在随后的8年里一直和年轻的亚历山大大帝朝夕相伴，形影不离。他享有着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统治者的友谊和保护。
亚历山大大帝（公元前356-前323），古代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帝国的皇帝。他在位期间战绩显赫，确立了在全希腊的统治地位，征服了波斯帝国及其他亚洲王国，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帝国。
古罗马的雅典娜神庙
然而，亚历山大的死讯一传到雅典，亚里士多德马上陷入危险的境地。他不想重蹈苏格拉底的覆辙。像柏拉图一样，他小心地避免把哲学和实际政治混为一谈。但是他讨厌政府的民主制形式，对普通人的治国能力缺乏信心，这是众所周知的。在雅典人赶跑了马其顿的军队时，亚里士多德越过埃维亚岛屿，到了希腊东南部的卡尔奇港，他死在了那里。几个月以后，雅典再度被马其顿所征服。
罗马士兵
不久之后，罗马人就继承了亚历山大在欧洲的遗产，希腊变成了罗马的一个省份。
于是所有的争吵到此结束，因为罗马人甚至于比黄金时代的希腊人还要宽容，他们容许臣民们自由思考，只要他们不去质疑某些政治原则。
但是，希腊思想的老一辈领袖们，是把他们的宽容建立在他们经过几个世纪的实践和思考得出的明确结论的基础之上的。罗马人则认为，他们用不着做初步的研究就可以得出结论。他们对理论问题毫不关心，并且以此为荣。他们只对实际的事物有兴趣。他们是行动派，对于坐而论道则怀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藐视。他们愿意把知识转到实际的用处，哲学思考最好和唱歌、跳舞、烹饪、雕塑和科学一道，留给希腊人和其他外国人做。
同时，罗马人专注于治理不断扩大的疆域。他们训练军队，卫戍边疆，并且投入了很大的精力去维持五百多个不同部落和民族之间的和平。
荣誉的桂冠应该属于无愧于它的人。
罗马皇帝哈德良在台伯河上的宫殿复原图
罗马人的工作做得非常彻底。他们建立的统治结构存留至今，这本身就是一项非凡的成就。只要缴纳了必要的赋税，表面上尊重罗马统治者所定下的几个行为准则，这些臣属的部族就享有高度的自由。他们可以随意信仰什么或不信仰什么，可以崇拜一个上帝或十几个神。这些都无所谓。但是，不管他们选择什么宗教，这个帝国的人们必须记住，“罗马治下的和平”的成功基于这个原则——“自己活，也让别人活”。在任何情况下，他们都不得干扰邻人或陌生人的生活。假如他们认为自己的神受到了污辱，也不能向行政长官求救。“因为，”正如提比略大帝说过的，“如果众神认为他们有正当的理由抱怨的话，他们肯定会照顾好自己的。”
在五百年的时间里，罗马人维持了彻底的宗教宽容。他们发展了一种治国方略，它能事半功倍。在许多人看来，太平盛世似乎已经到来，这种宽容的状况将会永世长存。然而没有什么事物是永世长存的，尤其是一个靠武力建立起来的帝国。
罗马已经征服了全世界，但是在这场征服中它也毁掉了自己。年轻士兵们在千百个战场上阵亡。在差不多五百年的时间里，罗马最睿智的公民们的头脑都浪费在治理从爱尔兰海延伸到里海的这个殖民帝国的繁重任务上。
终于，恶果显现了。
以一个城市来统治全世界，这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将罗马的人力和脑力耗尽。
罗马开国皇帝屋大维
罗马帝国（前27-395），用来表示所有在罗马统治之下的土地。屋大维建立帝国后，创立了元首制。它以公元193年为界，一般分为前期帝国和后期帝国两个阶段。前期帝国至安敦尼王朝达到全盛，被称为罗马的黄金时期。后期帝国至395年分为两个部分。西罗马帝国至476年灭亡，东部帝国直到1453年为奥斯曼帝国所灭，史称东罗马帝国或拜占庭王国。
随后，又出现了一桩可怕的事情。所有的人逐渐厌恶了生活，丧失了对生活的热情。他们的生活应有尽有，房子、车子、金钱、美食、书籍……结果却是，所有的食物食之无味，所有的书也变得沉闷无趣，甚至连生存本身也变成了一种负担，有些人轻易地就会了结自己的生命。
他们只剩下了一种安慰——对未知的和无形世界的思考。
然而，旧神已经死去多年了。这时候有各种哲学体系，它们都在宣扬仁慈、自我否定和无私、有益生活的美德。但是从长远来看，罗马人可从中吸取的养分不多。他们强烈地需要可以作为精神食粮的“情感”。
因此，少数的上层阶级喜欢纯粹哲学，而普通大众觉得这些哲学思想太过空洞，虽然他们还没进步到否认神的存在，但也不会去轻信古代的神话。于是，他们表面上对神恭恭敬敬，暗地里却去寻求真正的舒适和幸福，信奉某些神秘教义。它的组织形式有点像秘密的社团，唯有本派秘传的真正成员才可以知道那些最神圣的秘密，这些秘密像符咒一样将团员们凝聚在一起。然而，在1世纪，秘密教义只不过是一种特殊的崇拜形式，一个宗派或一个教派而已。加入和转会也都是很容易的事。
罗马充斥着各种外来的和本土的宗教，这跟我们今天的大都市十分类似。从不同的地方传来不同的神。其中有一位神最为重要，他在士兵中间广受欢迎，从罗马边境线的每一片废墟底下都能发现他破碎的塑像，他就是伟大的密特拉神。
密特拉神，是一个古老的印度伊朗神祇，在公元初的几个世纪里，对它的崇拜在罗马世界风行一时，是基督教的有力对手。有学者提出，密特拉神名字的原意是契约，因此密特拉的原始功能应该是契约之神，后来它发展为太阳神、光明之神乃至战神。
据我们所知，密特拉神是掌管光、空气和真理的亚洲神。我们的祖先认为他是一切美好事物的恩赐者，而且世上的一切统治者也都是依靠他的恩典才得以行使他们的权力的。尽管人们非常地尊崇他，我们却很难了解他的生平。这是因为，早期的基督教传教士们非常憎恨密特拉的神话，他们知道这位印度神是他们最厉害的对手。所以，这些传教士竭尽全力，毁灭一切能使人们想到他的事物。他们做得很成功，有关他的所有神庙都消失了，甚至这个曾盛行于罗马五百多年的宗教，连只字片语都没有保存下来。
现在，我们通过仔细地搜索废墟，并且借助于少数的亚洲史料，可以准确地推断出他的情况。很久很久以前，密特拉是从岩石中神秘地诞生的。当他还是个孩子时，就经历了很多奇特的冒险。有一次，他和太阳神摔跤，并且赢了太阳神。但是他的慷慨大度，使他俩成了好朋友。当恶之神制造大旱，威胁整个人类时，密特拉就用箭去射岩石，顿时水如泉涌，滋润了干旱的大地。当恶之神企图用一场洪水来达到自己的罪恶目的时，密特拉知道后就告诉了一个人，让他造一只大船，载上自己的亲属和牲畜，就这样挽救了人类免于毁灭。最后，在他竭尽所能地拯救人类之后，他就被召到天上，掌管正义和公正。
密特拉教的信徒必须参加入教仪式，他们必须吃面包和喝酒，来纪念那次他和太阳神一起用过的著名晚餐。他们还必须在水前接受洗礼。一旦入会，信徒们都是平等的。大家一起祷告，唱赞美诗，一起参加在每年12月25日举行的庆祝密特拉诞辰的节日。
这一切都表明，罗马人对宗教并非漠不关心。实际上，在罗马帝国最初的几个世纪里，人们一直在寻找能在感情上得到满足的东西。
公元47年，有一艘小船离开腓尼基驶向帕加城，那里是通向欧洲各条道路的起点。旅客中有两个人，他们没带什么行李。
他们的名字是保罗和巴拿巴，是两个犹太人，但是其中有一个人有罗马护照，并且非常熟悉异邦人世界的智慧。
保罗，被历史学家公认是对于早期教会发展贡献最大的使徒。他一生中至少进行了三次漫长的宣教之旅，足迹遍布小亚细亚、希腊、意大利各地，在外邦人中建立了许多教会，影响深远。
这是一次著名航行的开始。
基督教开始着手征服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