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鲁迅生命本体的初成（1881-1908）
第一节 “阳光”与“阴影”：1898年之前的“鲁迅天地”及其在鲁迅生命中的地位、影响
所谓“阳光”，指的是鲁迅生命初年的美好人性感受。笔者关注的，其一是生命初年的鲁迅对人间之“爱”的朴真感受，其二是早年鲁迅朦胧的生命“自由”意志显露。在本章中，我们会看到这两种早期的生命“元素”对于鲁迅整个生命世界的重大构建性作用。终其一生，鲁迅没有失去过对这两种最初的生命“元素”的记忆，它们最终构成了鲁迅精神生命中最内在的求索目标之一——尽管它们在鲁迅世界中的存在位置、存在方式会有持续不断的变化。
所谓“阴影”，是指鲁迅早年所经历的“家庭变故”。我以为，那场“家庭变故”，不仅给少年鲁迅带来了痛苦，同时也在其生命深处向少年鲁迅敲响了警钟。“家庭变故”留在鲁迅生命中的痕迹绝不仅仅是他的人生之路就此改变了（还根本没有开始的人生到哪里去谈改变？），也不仅仅是他幼小的心灵受到了一次重度伤害，而是他看待世界的眼光在不自觉之间有了改变。它赋予少年鲁迅一双怀疑的眼睛，赋予少年鲁迅一种足以让他怀疑性地打量世界的感性理由。而所谓“怀疑精神”绝不仅仅是鲁迅一生主要的审世精神而已，更深刻一点说，我以为鲁迅具有一种“怀疑-否定”的思维特质，而这一思维特质的最初萌芽就在那场“家庭变故”之中。
“怀疑-否定”的思维特质也是一个现代思想者应该具备的精神素质。本书导论部分在谈到萨特哲学的时候直接地涉及了这一点，而在克尔凯廓尔、尼采、海德格尔等现代思想者的精神气质中，我们都能够体会到这种“怀疑-否定”的思维特性。最彻底的“怀疑-否定”意志莫过于睁眼看清了整个世界与人生的虚无。在这样的意义上，我愿意认可：少年时代的这场不幸遭遇，反而赋予了鲁迅生命一种极有价值的精神素质，它对于鲁迅独特的生命世界有其深刻、正面的“雕塑”作用。人们会说，生命里还是不要有这种“赋予人什么什么精神素质”、“塑造人的什么什么思维特质”的痛苦遭遇好——这当然是最美好的愿望了。问题是迄今为止，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去创造一个“大家都幸福美满”的黄金世界，少年鲁迅已经无可改变地遇到了这种令人痛苦的事件。那么，看清这一遭遇带给鲁迅生命的可能性的影响，从中寻觅鲁迅独特的生命世界所由来的蛛丝马迹，也就成了人们思考鲁迅生活事件的应有之义了。我们没有办法一劳永逸地消除生命存在中的苦难——唯一能做的是：探寻我们能以什么样的方式去应对生命中的苦难。这应对的方式，自会有多种，而抉择之时，那些遭遇过同类苦难的生命所走过的道路，对我们也就是一种启示，发现它们所可能有的启示，也就成了研究者的责任。
一、 “爱”与“自由”：鲁迅生命的底色
——鲁迅早年生活透视之一
生命初年，鲁迅其实有过诸多美好的人性感受，也有他自然之中作为人的各色天性。在我看来，人们对于鲁迅生命的这类最初感受、原初天性的关注力度、关注深度是不够充分的。在这里，笔者着意考察的，一是生命初年的鲁迅对人间之“爱”的朴真感受，二是早年鲁迅朦胧的生命“自由”意志展露及其得到的最初应和与强化。而在我继续作的有关鲁迅的考察中，我也特别愿意关注这两种早期的生命“元素”对于鲁迅整个生命世界所可能有的构建性作用。
（一）
应该说，鲁迅降生在一个“幸福”的士大夫家庭里。曾祖母还健在，祖父做着京官，父母的婚姻不仅门当户对，而且情深意厚，家中尚有四五十亩水田，“并不很愁生计”，他的降生意味着四世同堂。[1]几乎从鲁迅来到人世的那一天，作为长子、长孙的他，享受的就是这个家庭的爱。而作为一个较为严正而又不乏诚朴的读书世家的后人，他与整个周围世界的关系，与家中佣人、亲戚、朋友、教课先生、街坊邻人等的关系，甚至与整个自然世界的关系都首先处在一种相对的友好、和谐之中。
作为长子、长孙的鲁迅又生在1881年阴历八月初三，和“灶司菩萨”同了生日。关于他的出生，“当时许多老人说：闰年出生的人，又是‘蓑衣包’，而且又和菩萨同生日的孩子，是很少见的，这样的孩子，将来一定有出息；不过，就怕难养大”[2]。在乡土中国这类不乏神秘、迷信的氛围中，初来人世的鲁迅也就因此得到了来自家庭的更多关爱。据俞芳女士录自鲁迅母亲的话：“他一生下来，我们全家人，上自爷爷，下至太先生和我，都想方设法，使他能顺利长大成人，因为他是周家我们这一房的长子、长孙。”[3]于是向女神记名，又拜和尚为师；有百家衣，还有避邪牛绳。[4]凡这些，虽在鲁迅极小时已经进行，但这类事情对鲁迅的成长不可能没有影响，他不是直到1936年还在殷殷回忆着幼年的这些故事吗？
1933年，鲁迅写有《我的种痘》一文，更加精细地记录了他自己所感受到的家庭人伦之爱。鲁迅的种牛痘颇郑重其事：
那时种牛痘的人固然少，但要种牛痘却也难，必须待到有一个时候，城里临时设立起施种牛痘局来，才有种痘的机会。我的牛痘，是请医生到家里来种的，大约是特别隆重的意思；……这一天，就举行了种痘的仪式，堂屋中央摆了一张方桌子，系上红桌帷，还点了香和蜡烛，我的父亲抱了我……[5]
如此这般，尽管掺和着不少乡土中国旧式的迷信色彩，但也“曝露”了这家人对孩子的拳拳爱意。尤其是这样隆重的种痘仪式过后，“我所高兴的是父亲送了我两样可爱的玩具”，“最可爱的是另外的一样，叫万花筒”。[6]透过这样的文字，谁能说幼年鲁迅的内心没有对爱与亲情的体验呢？我们也不会忘记《社戏》中，那立于桥头瞩目送儿子去看社戏，又在夜间立于桥头等待爱子归来的母亲形象吧。
诚然，鲁迅的父亲也在他要去看五猖会的当口，要求他去背《鉴略》，似乎是一个严酷的父亲。但是，周建人却说：“在那时候，真是严厉的家庭，迎赛会根本就不会许可小孩子去看的。”[7]周作人也有类似的说法：“他（鲁迅之父——笔者）平常对于功课监督的并不紧，这一回是例外。”[8]就在鲁迅父亲生病之后，晚饭喝酒、吃水果，孩子们还有机会围在一边分享水果，听他讲聊斋故事。尽管，父亲酒醉时候，脾气也会出来了，孩子们也就走散[9]，但毕竟也还有父子相乐、轻松愉快的时刻，而孩子的天性大凡是见到快乐就忘记烦恼的。这一点，小鲁迅大概也颇难免掉吧！
在这个家庭，不独鲁迅享有这种人伦之爱，在喜好骂人的祖父不在家之时，整个家庭的气氛也是和谐、和乐的。几乎每一个孩子都有着对这个家的美好回忆：“总是那么和颜悦色的母亲”；“严正”却并不“严厉”的父亲；相对而言，拥有不少玩具的孩子们；宁静而又慈爱的曾祖母[10]——是在夏天的夜里，大桂树之下，给孩子猜谜、讲故事的祖母呀[11]。甚至家中的小姑母要出嫁了，上轿的时侯，喜爱她的侄子们“还嚷着要跟了去”[12]。再甚至，那位惯于骂人的祖父也有他“并不严厉”[13]与“很慈祥的”[14]时候。这祖父“平时爱骂人，直从昏太后（西太后）呆皇帝（光绪）骂起，绝不留情，可是对做工的人却是相当客气”[15]。在这样的家庭里，甚至主妇提醒孩子的保姆注意睡相，以便跟着保姆睡觉的孩子能够睡得舒服一点的方式都那么含蓄、委婉。而小主人不得其奇书的“忧思”，也会被不识字的保姆看在眼里，竟至于为之寻买了来。[16]相应地，这个家庭也会在日益困顿的情形下，一定要给家中有功的佣人，比如把孩子照看到大的保姆长妈妈养老的。[17]19世纪晚期，大清王国虽是风雨飘摇，却毕竟“存在”着；而乡土中国这种别有爱意温情的小康家庭也未必不是一曲可资记忆的“挽歌”——正如巴尔扎克笔下19世纪中期的法国，在那里最后一群信守贵族精神、贵族道德的生命衰败着，但也并不是就没有了他们最后的那点美丽与魅力。
以这样的家庭为核心，少年鲁迅所首先感受的整个世界也自有其“阳光”朗然的一面。同街的木匠会送给他可爱的木头“关刀”。[18]家中的帮工庆叔（闰土的父亲）会耐心地教他如何在大雪之后捕到各式各色的小鸟。童年的伙伴、朋友闰土会告诉他大海边的神奇世界：跳跳鱼，彩色的贝壳，突来的潮汛，碧绿的西瓜地，夜色中从人的胯下逃走的、皮毛光溜的小野兽们……甚至，来到家中玩牌的长辈们也少不了会夸奖自己。[19]在“整饬而自由的”、“顶开通明朗的”[20]三味书屋，则不时会有镜吾先生的“褒扬”甚至帮助[21]。一度是每年一去的外婆家，不但是“可以免念‘秩秩斯干幽幽南山’”的乐土，更有“偏爱”自己的外婆、“六一公公”之类，还有那一大群朋友、玩伴，从河水中钓上来的呆虾，月夜中嗦嗦作响的河水、浪花，直行的大船，迷人的社戏，甚至那些会欺生的老牛……[22]
凡此种种，正是一个少年生命最初体验着的人间之美吧。沐浴在父母亲人之爱，朋友师长之情、之谊中的鲁迅，也在其自然天性中表达着自己对周围人群、生存世界的关爱，对于毁坏人间之善、之爱的对象也有了自然生发的恨意。5岁时候，对着玩牌的成人们，小鲁迅说：“我喜欢大家都赢！”[23]虽然年幼，但也会在自己的朋友、伙伴闰土离开时“急得大哭”[24]。而年仅8岁，他已经知道为妹妹的死亡“在屋隅暗泣”[25]。对于那打破了白蛇娘娘幸福生活的法海和尚，就“看到他的图像便用手掐他的眼睛”，以至于“这一叶的一部分就特别破烂了”[26]。这对于似乎天性就珍爱图书的小鲁迅而言是一件多么需要爱与恨的情感动力的事情！他喜爱的小姑母因难产早亡，鲁迅为之写下祭文，以为神明“使好人早夭，乃是不可恕的了”，日后又在日记中记着她的忌日。[27]小小年龄，他也居然要打抱不平，为遭受私塾苛刻对待的“学生”们出头，袭击一个叫“广思堂”的严酷私塾馆。又因为一位姓贺的武秀才老恐吓过路的小学生，他也要勇而出头去惩罚那位武秀才。[28]在其最原初的意义上，生命的爱与恨本来就不那么容易分离——将爱、恨分离，高扬其爱，而肆意贬低、剥夺被欺侮者、被压迫者表达恨怒、反抗的权利，那是所谓“文明”人群编织出来的“道德”面纱，它的虚假性、强制性离一个生命真实、自然的情感其实相距遥远。
人事既是这般，“物理”也有其类似的所在。
在自由的想象中，鲁迅沉迷、向往过闰土陈说中的“海边世界”。而在他自己的“百草园”里就有数不尽的童年乐处。在那段著名的描写里，整个“百草园”简直没有一种生灵不是少年鲁迅的欢乐源泉。菜畦、菜花、皂荚树、桑椹、覆盆子、何首乌、木莲藤等等名目繁多的美丽植物，鸣蝉、黄蜂、叫天子（云雀）、油蛉、蟋蟀、蜈蚣、斑蝥等等不乏神奇的小动物，甚至，那什么也不是，既非植物、也非动物，仅仅就那么一个“光滑的石井栏”的存在物，也竟然在鲁迅46岁时，仍然为他殷殷道出。想象一下，“童年——少年”的鲁迅曾经以怎样的心性一头扎进大自然这些奇妙的造物之中——这是他的另类“朋友”世界、美丽天国！自然，“三味书屋后面也有一个园”，“在那里也可以爬上花坛去折蜡梅花，在地上或桂花树上寻蝉蜕。最好的工作是捉了苍蝇喂蚂蚁，静悄悄地没有声音”。[29]在如此心性中，那只被蛇类咬伤而又救活过来的小隐鼠实在就是极为迷人的“异类朋友”了。那小小隐鼠，“放在地上，也时时地跑到人面前来，而且缘腿而上，一直爬到脚髁。放在饭桌上，便捡些菜渣，舐舐碗沿；放在我的书桌上，则从容地游行，看见砚台便舐吃了研着的墨汁。这使我非常惊喜了”[30]。写着这样的回忆文字的鲁迅是心有柔情、温爱的，而当年留住这份生活记忆的少年鲁迅难道不是更无所保留地沉迷在对一个小小生命的喜悦、爱怜之中吗？
一度每年都要去的外婆家的住地，有其更宽阔、明朗、亮丽的自然风光：碧绿的豆麦田野间，绵延、伸展的河流，河底的水草，岸边的松柏林，起伏的连山，格外皎洁的月光，月光下的大船、河水、浪花……[31]这一切，是另一番令人陶醉，充满着和谐、善意的美丽自然。
每一年整个家族的上坟、扫墓活动又是一种投身自然天物之中而其乐无穷的美好时光。“一路上吹吹打打，船里的人，饮酒、下棋、做诗”；而一旦到了目的地，“我们的兴趣却在漫山遍野的跑，采集映山红，把花瓣放在嘴里嚼，有一股清香和酸味；再采集紫云英，把紫红的花朵串作球……”[32]这种时刻，也是鲁迅弟兄几个从山野采集各类花木移栽于自家的快乐时候。周作人就此戏说：“女人不如花”。其相关日记又多此类花事记载：“上坟记事中多记花木事……如己亥三月往调马场，拔得刺柏四株，杜鹃花三株，折牛郎花数枝而回。”[33]己亥三月，1899年的3月，鲁迅已经去了南京，但是，我们可以据此推知鲁迅在家上坟之时兄弟相乐，奔跑山野，共同折花、弄枝的情形。据周作人所记，“又有一回不记何年，中房芹候在往调马场舟中，为鲁迅篆刻一印，文曰‘只有梅花是知己’……还有一块白文方印，也是他所刻，文曰‘绿杉野屋’”[34]。可见上坟时候的种种愉悦，鲁迅是确有感受的，而且在这种感受里，整个旧式士大夫家族氛围中弥漫的仍然是一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东方古典情味。
看来，在鲁迅最初的生命感受里，曾经是：自然世界整个地充满了神奇与美丽，多有欢乐；而他与这样一个世界也正是和谐相处的。身处这样的“美好”世界，一个生命会从内心深处升起对人间世界的美好感情——会涌出对世界的殷殷爱意，诸如“我喜欢大家都赢”，“我”希望人人都享有幸福和快乐。
以上的描述仅仅是鲁迅早年生活中最朴素平凡的琐事，也是一些众所周知的事宜，可谓常识。正由于是常识，我们的心灵也容易对此麻木了，而“往往越简单、越平易的地方越隐藏着大秘密”[35]。
生之初年，鲁迅感受过生命之间的“爱”，无论是来自家庭天伦的，还是来自亲戚、友朋甚至师长的，无论是别人给予他的，还是他给予别人的，无论是人与人之间的还是人与自然世界之间的，他都有过切身的感受。而一个生命对其整个生存世界的最初感受是不会那么容易就在日后的生命历程中消失的。设若生命是一幅精妙或者沧桑的画，一个人最初的生命感受就会是那画的坚实底色——它会存在那里，并不褪掉；你要看清这整幅画，当你要看清这整个生命，你就不得不理清这底色究竟意味什么，你得穿透表面的平易，看到其后的秘密。对于人的童年时光，萨特表达过：人们“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人生的这个阶段”[36]。
在托尔斯泰5岁的时候，他的大哥尼古拉教他玩一个“蚂蚁同胞”的游戏。“尼古拉让黑暗中的弟弟妹妹拉起手。……不要作声，默默地体会吧，那么，我们就会知道，我们的蚂蚁同胞亲如手足，如果全世界的人都这样拉起了手，那么所有的人都不再遭受不幸，不再争吵生气，所有的人都永远幸福。”六十五年以后，“已经是70岁老人的列夫·托尔斯泰再一次回顾童年往事，……他发现，5岁的‘蚂蚁同胞’的游戏在他的心头烙下深深的印迹。那种苦楚中又带着愉悦的相依相靠、亲爱友善的理想，他一生没有改变过”[37] 。终其一生，托尔斯泰发现并且呼唤、信守的生命真理是“上帝之爱”，是生命与生命之间的相亲友善，而这真理的种子却孕育在他5岁时关于“蚂蚁同胞”的游戏之中。
也是在5岁时光，不悟世事的小鲁迅说了：“我喜欢大家都赢！”[38]惜乎鲁迅并没有一个大哥来告诉他们兄弟几个，一起去玩一玩让“所有的人都永远幸福”的“蚂蚁同胞”的游戏。这在一定程度上暗示出鲁迅所处的中国式文化氛围。甚至很长时间里，鲁迅的同胞们也仅仅把他这句不欺、不伪的朴真“童言”视作聪明伶俐的“成人”式表现[39]，而无视其中无意，因而可能更真实地透露着一个幼年生命朴真、善良的梦想——大家都赢，所有的人都幸福快乐。三十六年之后，1921年，鲁迅41岁，他在《故乡》中陈说自己对下一代生活的希望：“不愿意他们都如我的辛苦展转而生活，也不愿意他们都如闰土的辛苦麻木而生活，也不愿意他们都如别人的辛苦恣睢而生活。他们应该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40]自然，鲁迅在这里直接讲述的是对后辈们未来生活的希望，然而，同时也表达了他无法满意的种种生活现状：在这里，没有谁是真正幸福、快乐的“赢家”，所有人的生存现状都让自己不满，并且也令别人失望。而鲁迅希望后辈们拥有的又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那生活难道不是允诺所有的人都有赢一点的机会——所有的人都不再或者辛苦展转、或者辛苦麻木、或者辛苦恣睢地生活？再更远一点说，走向左翼文化运动的鲁迅，在内心所殷殷寄望的难道不就是某一“大家都赢”的生命梦想？
如果未来的鲁迅，并不总向我们正面说及或者呼吁这种种生命之“爱”、世间之“爱”，或者，他在表面上似乎离他最初的这一生命感受愈来愈远了，则我们要问：鲁迅生命中最初的美好感受、美好愿望到哪里去了？彻底消失了？如前所述，这似乎不太可能。 继续存在着，而且升华蜕变了？其情形如何？继续存在着，但是变换了它存在的方式？其情形又怎样？在我看来，这些问题还没有为鲁迅研究界自觉、透彻地回答过。
（二）
自由精神是一个生命对自由的自觉意识与自觉追求。对于一个极少想到自己其实可以反抗的农奴来说，自由精神是根本不存在的；同样，对于一个没有想到自己有独立的思想需要自由表达的人来说，自由问题也是多余的。但是，作为人之天性的生命自由意志却往往是与生俱来的，无论多么厚重的专制文化也难以彻底毁灭人的自由本能。农奴，也往往有其被逼到生存穷途时的铤而走险；而一个最普通、平庸的人也总会多多少少有他与众不同的一点欲望，即便仅仅是一两点独特、自然的个人爱好。
对于生命初年的鲁迅来说，自由意志意味着他是否有他自己不自觉中显露出来的独立意愿、喜好，而他又是否拥有机会去生长、延续这些意愿、喜好。如果说，“爱”，这一人类最基本的情感往往要求着一个生命与另一个生命之间的和谐关系，那么，“自由意志”，就指向着一个生命在自觉不自觉中相对于另一个、另一些生命的独立与差异。而小鲁迅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人与生俱来的自由意志，看到了它的朦胧表现。甚至，相对于一般少年，小鲁迅还有某种孟浪不羁的天性。
1895年，鲁迅15岁，祖父正在监狱之中，父亲的病势稍趋稳定，自己也才结束“避难”生活；在刚过去的一年里，他喜爱的小姑母病逝了。[41]就在这一年，少年鲁迅却在顽劣之中不自觉地表现出了一种大胆“介入”生活、“抗议不给他人自由”的现状的勇猛心性——为受到严酷对待的“广思堂”的学生打抱不平。“一般私塾都相当腐败，这一个（指“广思堂”——笔者）也是难免，痛打长跪极是寻常，又设有一种制度，出去小便，要向领取‘撒尿签’，否则受罚，这在整饬而自由的三味书屋的学生听了，自然觉得可气可笑。”终于有一天，又没收了学生的糕点，自然是自己吃了。鲁迅就同了三味书屋中几个好管闲事的子弟“前去惩罚”，那边人也都放学不在，鲁迅等就撅折了“撒尿签”，翻倒了朱墨砚台，算是“袭击”了“广思堂”。更冒险的一次是去打贺家的武秀才，因为这姓贺的武秀才恐吓过路的小学生。这一次，鲁迅甚至“将介孚公（鲁迅祖父——笔者）在江西做知县时，给‘民壮’（卫队）挂过的腰刀藏在大褂底下带了去”[42]。看来，人们应该承认，正在进行中的“家庭变故”的确并没有中断少年鲁迅一般意义上正常的个性生长历程——毕竟他自己真正的生活还没有开始呢，外来的某一打击还远未能消磨掉他内心深处积极的生命意志。对于生活，他还是充满了“参与”、“介入”的兴味，朦胧中俨然可见几分“承当世间道义”的侠义、豪气。
小鲁迅的孟浪，以及这孟浪之中依稀可见的生命自由意志有多处显露。1936年的鲁迅还在《女吊》中自己写出一例：十余岁时，他居然瞒着家人，冒着挨打的危险在戏台上扮演所谓“义勇鬼”。“爬上台去，说明志愿，他们就给在脸上涂上几笔彩色，交付一柄钢叉。待到有十多人了，即一拥上马，疾驰到野外的许多无主孤坟之处，环绕三匝，下马大叫，将钢叉用力的连连刺在坟墓上，然后拨叉驰回，上了前台，一同大叫一声，将钢叉一掷，钉在台板上。”[43]少年鲁迅干这种事决非一、二次而已，而是多次，“幸而从来没有被觉察”，都躲过了父亲的竹条之打。在多年之后写下的文字中仍然清晰可感鲁迅当年参与、投入的强烈兴味。在这类野性、原始，类似巫术的参与活动中，人在其中的体验是极为复杂的，混沌懵懂间也萌发着一个生命意欲自由展现自身存在的冲动吧？《无常》一文中，鲁迅痴迷那位高唱着“那怕你，铜墙铁壁！那怕你，皇亲国戚！”的无常鬼，这鬼的身心中难道不也流溢着一种生命的自由意志？而少年鲁迅对于“无常鬼”的刻骨记忆在朦胧中传递的也是一个生命的自由快感吧!
少年时代，鲁迅本人更有其自由想象的天国：和伙伴们自编自演童话故事；夜晚已上床而不即睡，招人大说其仙山，即漫无边际地大说神仙故事之类，竟至于“每晚继续的讲，颇极细微”。[44]如果说，少年鲁迅诸多懵懵懂懂的孟浪行为还仅仅显露着一个孩子本能意义上的自由天性的话，那么，一旦人已经开始漫无边际、极尽自由地想象一个纯属虚构的世界时，就让人看到在自由本能的基础上展开的自由想象。
一个生命本能的自由意志最终能否成功地转化为自觉的自由意识与自由精神，这跟一个人所能够拥有的生存环境与精神食粮紧密相关。在人的生存环境与精神食粮中就有有助于人的自由意志持续生发的那一类，也有不利于人的自由精神最终出场的那一类。在整个人类漫长的中世纪（中古）历史中，人类本能的自由意志要升华为自觉的自由意识与自由追求都显得极为艰难，有时甚至是根本不可能的。在这个意义上，一个个体生命的自由精神的生成是与他的生存环境、他所能够拥有的精神食粮紧密相关的，这对于一个青少年的精神发展甚至起着关键的作用。恰恰是在这两个方面，少年鲁迅又有他的一份幸运。
百草园，对于一个孩子而言就足以是一个自由的王国：生灵飞动、草木蓬勃。一个孩子在其中翻了这边掀开那边，动了植物，再捉动物，真是天上地下，对于那极难见到的美女蛇、何首乌之类，开始想入非非……三味书屋，相对于小鲁迅那个“自由”的百草园，当然是一个“全城中称为最严厉的书塾”，然而却“后来好起来了”。[45]而在周作人眼里，那又是一个“整饬而自由的”地方，是“同类私塾中顶开通明朗的一个”。[46]在那里，避开了先生，不仅可以到后面园中去玩，更可以读杂书，描杂图，或者捉蚂蚁，寻蝉蜕，或者爬上花坛，折取蜡梅。[47]
父亲严正，然而开明，不仅观看迎神赛会是允许的，而且允许读、买的书也颇为自由、宽泛，连为儿子设想的未来前程也曾经那么“前卫”不俗[48]。甚至对鲁迅那有名的、最有问题的“射死八斤”的画，也因为他“大概很了解儿童反抗的心理，所以，并不责罚，结果只是把这页撕去了”[49]。他对儿子的某些“教育”还真有点古代中国士人任性、放达的一面：“伯宜公很爱喝酒而厌恶人强劝，常训诲儿子们说：‘你们到鲁墟去，如玉叔叔挜酒一口都不要喝，酒盅满了也让它流在桌子上面。’”[50]讨厌强人所难的言行，是人作为自由生灵的本性所在吧。自然，那位大清皇朝的翰林、京官，在家中又享有祖父之尊的介孚公，好率性骂人，每每从太后、皇帝骂起。他会给予个性本趋孟浪的小鲁迅什么样的影响？这位叛逆气极足的倔强祖父能够想象他的这位长孙会在什么意义上、什么层次上继承、升华他的叛逆、倔强心性吗？
就在这样一个相对宽松、“自由”的成长环境中，早年鲁迅又遇到了中国古老文化里最有助于他的自由意志持续生发、生长的那一类精神食粮。
前面已经提及无常，其实还有那位求生意志极其强悍的女吊，这些在中国古老的传统文化中最富于野性、最富于生命气息与生命自由意志的文化载体是只有在地域色彩极为浓厚的诸如迎神赛会、“大戏”、“目连戏”中方可遇到的。出身正经读书人家的鲁迅却恰恰因为其家庭的开明而与这些载体不期而遇。这种相遇在无形之中、在不自觉之中催生了少年鲁迅那本来就浓烈的生命自由意志。看他1927年画的“活无常”，就能觉出那画面间跃跃欲试的自由不羁之气[51]。这份强悍不羁的气韵也同样存在于“比一切鬼魂更美，更强的鬼魂”。[52]女吊身心中。强悍不羁的神韵当然蕴含着鲁迅生命在其后长时间的艰难生长中自觉认同的生命自由精神，但一定也有其早年生命记忆中所朦胧刻下的“自由意志”的印痕吧。
再看《山海经》。《山海经》的缘起是玉田老人的推荐，什么“人面的兽，九头的蛇，三脚的鸟，生着翅膀的人……”[53]这玉田也是自己时代的某种“异类”人物，活得寂寞，与孩子交朋友，称之为“小友”，“书多，而且特别”，“名目很生”。[54]周作人评曰：“他大概是个较有学问艺术趣味的文人，虽是没有什么成就，但比那时只知道作八股的知识阶级总是好得多了。”[55]也正是在这样一个颇有几丝“自由分子”气味的“周边”老人的推荐里，鲁迅才会听到有关《山海经》的神奇描述的吧。
《山海经》那样的书，本身就充分展露了远古初民最自由、神奇的想象力：“人面的兽；九头的蛇；一脚的牛；袋子似的帝江；没有头而‘以乳为目，以脐为口’还要‘执干戚而舞’的刑天。”[56]具体而言，它又以极为明丽的形象表达了古老的生命自由意志：“帝江”是所谓能歌善舞的神鸟，刑天更是敢于与天帝一争神位的叛逆人物[57]，二者都堪称远古人类自由意志的化身。而刑天的形象恐怕是中国古老文化中对生命自由意志的一次最彻底的张扬了——是虽被断头，也还要执干戚而舞的自由灵魂。刑天令人想起尼采颂扬过的古希腊神话中的酒神——堪称生命与自由之神的狄奥尼索斯。
面对这样的《山海经》，鲁迅说：“这四本书，乃是我最初得到、最为心爱的宝书。”[58]《阿长与〈山海经〉》详细讲述了幼年鲁迅对绘图《山海经》的痴迷不已、“日思夜想”。周作人明言：“鲁迅与《山海经》的关系可以说很是不浅。”[59]他乃着眼于生活与创作的史实而说，但在我看来，恐怕正是《山海经》所能够暗示的一种生命“自由意志”把小鲁迅与它内在地联系到了一起。
《山海经》最典型地代表了鲁迅相对自由地阅读过的那些所谓杂览、野史、小说给予他的良性影响——这些精神食粮催发了少年生命中的自由意志，使之得到了最初的不自觉的外在应和，也得到了最初的朦胧强化。
周作人有言：“鲁迅寻求知识，自己买书、借书，差不多从正宗学者们所排斥为‘杂览’的部门下手，方法很特别，功效也是特别的……他不看正史而看野史。”[60]鲁迅自己说的是：“孔孟的书我读得最早，最熟，然而倒似乎和我不相干。”[61]周作人俨然在替鲁迅自己解说似的：“鲁迅对于古来文化有一个特别的看法，凡是‘正宗’或‘正统’的东西，他都不看重，却是另外去找出有价值的作品来看。”[62]这就关注到了鲁迅的杂览催生着的精神取向。所谓另外的有价值的作品，在鲁迅那里，大家都知道的便有辑系神话之作的《山海经》，以及屈原、司马迁、嵇康、陶渊明等人的作品。鲁迅“对于‘正宗’ 的诗文总之都无什么兴味，因此可以说他所走的乃是‘旁门’，不管这意思好坏如何，总之事实是正确的”。 适值20世纪50年代，聪明的周作人可以拿鲁迅反礼教、反封建的思想革命来说话：“历代学者能够知道并且揭穿这个毛病的（指能够揭穿礼教痼疾的——笔者），屈指可数，汉末孔融与嵇康，明季李卓吾……几个人而已。”[63]他似在提醒世人关注鲁迅在中国文化中的“异数”地位，这“异数”穿越历代学者甚至仅仅是“几个人而已”。周作人的这一思路值得好好研究，但这却不是本书所能够完成的主题了。
这里提出的问题是：在鲁迅独辟蹊径而认同的所谓“有价值的作品”中究竟是否蕴含着某种对鲁迅而言至关重要的东西呢？我以为，至少，其一就在于其中内蕴的生命“自由意志”。从与天帝相争、断头而舞的刑天，到“凭心而言，不尊矩度”[64]，“放言无惮，为人所不敢言”[65]的屈原，而后是作“无韵之《离骚》”的司马迁，鲁迅取其“不拘于史法，不囿于字句，发于情，肆于心而为文”[66]，又有“非圣非法的嵇康”[67]，以及写下“刑天舞干戚，猛志故常在”的陶渊明。可以见出，在这一干人物身心中，鲁迅摄取的，始终是与刑天式的生命自由意志有内在关联的精神素质。而或多或少蕴含在上述人物身心中的生命“自由意志”却正是儒家文化成为正统之后，中国文化精神中长期被禁锢的精神“异数”。
看来，鲁迅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确有其“异端”性质。而这“异端”本色早已从《山海经》的刑天形象那里透露出来——富于创造性的“异端”之根即在于人与生命的自由意志，而中国长时期的中古正统文化中最拒斥、诋毁的就是人与生命的自由意志。在其最深处，则“异端”并不异，而是文化的泡沫及其虚假权威早就在“异化”着人与生命的真实“自由意志”；这每每使得中国历史上那些更加亲和其自身的“生命自由意志”的人物，看上去就是中国文化世界的“异端”，从传说中与帝争位的刑天开始，到史上真有其人的屈原、司马迁、嵇康、陶渊明、李卓吾等等。在这个意义上，还有这些“异端”的存在，就是还有人的真性生命存在，还有文化创造的生命本根存在。
如果我们期望更趋完整、真实地走进鲁迅的生命世界，那么，需要面对的问题之一可能是：我们将能够在何种深度、高度上阐释出鲁迅生命的“异端”特质？
以上，我们看取了早年鲁迅生命“自由意志”的不自觉显现，以及他所处的“家庭-社会”环境，他所能够接受的精神食粮，对于他的“自由意志”的最初应和与触发。时值19世纪晚期的老旧中国，少年鲁迅当然会像任何一个孩子一样，在最初的人间生活中感受着，甚至是更多地感受着生活中的种种束缚。但如上所述，在这些束缚中毕竟存在着某种空隙——就在这空隙中，无孔不入的生命“自由意志”也会生芽、开花。鲁迅自己也说过：“在书塾以外，禁令可比较的宽了，但这是说自己的事，各人大概不一样。”[68]在这里，鲁迅提示着他自己获得的“禁令”可能比其他人的要宽——仍然透露了鲁迅家庭气氛的相对宽松、“自由”。
生于1881年的鲁迅较之他的父辈的确会拥有相对宽阔的生存时空去持续生发他身心中的“自由意志”，但是，正如同我们在探讨鲁迅对于世间之“爱”的感受时所意识到的那样，“自由意志”在鲁迅生命中的存在方式也是在变化之中的——除了在留日时期的数篇论文中，鲁迅较多地正面谈及他对“自由”的独特感受和理解外，他此后诸多文字较少正面涉及作为问题的“自由”（前面所引诸文，蕴含着强烈的对于人之自由意志的肯定，但都并不直接以“自由”名之），但鲁迅又会把自己的文集命名为《伪自由书》，如此种种，则我们也需要思索：鲁迅在其生命初年表现出来的“自由意志”，以及他在其最初的文化接受活动中已经获得的对这一“自由意志”的直觉性陶醉感、认同感，这一切最终都到哪里去了？假若它们并未消失，那么，在鲁迅的生命历程中又是以何种方式得到贯彻的？鲁迅天性中较其他人更显孟浪、强烈的“自由意志”，在其生命世界中又发展到了怎样的深度与高度？他之“自由意志”是在日趋沉沦，还是在日益升华呢？而此间的延续、绵延之路又究竟是怎样的？它能否给予人们某种事关生命生长、精神升华的启示？这些问题是笔者在对鲁迅的一系列研究中试图回答的。
二、鲁迅“怀疑-否定”性思维特征的最初激发点
——“家庭变故”对鲁迅精神世界的深层影响
（一）
王得后以鲁迅1901年《别诸弟三首（辛丑二月）》[69]中的第二首为例，认为：“它使我们了解或一时期的鲁迅传记过分强调并渲染了鲁迅家道中落的穷困，过分强调并渲染了鲁迅中年回忆儿时‘避难’所受‘乞食儿’的鄙视与屈辱的遭遇，其实是不全面的。”[70]笔者以为，“家庭变故”并不像众多的鲁迅传记所强调、渲染的那样，对于鲁迅一般情形下正常的个性、情感发展起到了多么具有决定性的转折作用。但是，那样一场“家庭变故”又不可能是对快乐、懵懂中的小鲁迅没有影响的——这也有他自己的《〈呐喊〉自序》等等文献作为铁证。那么，它究竟在何种意义上最深刻、久远地影响了鲁迅的生命世界？
我以为，在最深层的意义上，“家庭变故”对鲁迅的影响与其说是显在的、自觉的，不如说是潜在的、不自觉的。在我的思路里，“家庭变故”是鲁迅一生的“怀疑-否定”性思维特征的最初激发点。“家庭变故”时的外部世界本身在无形中震动了鲁迅面对世界的根本心态；而对于这一震动，少年鲁迅自己也可能并未自觉地意识到，是世界本身的前后变化以现身说法的方式让小鲁迅朦胧地、直觉地感到——人的眼睛所看到、人的心所感到的似乎真实的世界并不都是真实的，人与世界都还有其另一面的真实存在，绝不只是它们在某一时间内所曾经呈现的。在鲁迅未来的生存之路、生命之思中，我们会看到，沿着这一生命初年所朦胧自发的怀疑心绪，鲁迅的“怀疑-否定”思路最终行进得如何彻底：他一路走进了对自我人生、对生存世界的彻底怀疑与否定之中，走进了对生存虚无的体认之中，并且最终自觉拥有了他自己与这一“怀疑-否定”性思维特征息息相关的批判、反抗精神。
中国现有的鲁迅传记大都强调“家庭变故”对鲁迅生活之路的即时性影响，强调这一事件中，鲁迅在情感、情绪上的痛苦经历及其直接结果。然而，仅仅这样，我们还未能在真正的精神层面上看待这一“变故”留在鲁迅生命中的深层印迹。
这里略看一下两种新出的鲁迅传记中的相关说法。
林贤治《人间鲁迅》第一部（花城出版社，1989年）第一章取名为“困顿的少年时代”，谈到鲁迅祖父的“科场”“风暴”时则说：“命运把樟寿连同家人一起推向了绝望的深渊。” 谈到鲁迅父亲的发病时又言：“一场更为巨大的不幸，却几乎整个地压倒了他。”
王晓明《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一章用“幸运儿”来解说早年鲁迅在物质生活与精神营养上的双重幸福生活。但一涉及到鲁迅的“祖父科案”与“父亲之病”时，其用词则急转为“天突然坍了”这样的重度语汇，并且说：“他看待人事的眼光，自然要发生急剧的变化了。”
不能说这些评述有什么明显的不对之处，尤其是王晓明还较为深刻地点到了“事变”中鲁迅产生的怀疑精神[71]，但我感到，仅仅这样，我们可能把鲁迅早年生命历程中一个复杂、深刻的事件简单化、表面化了。
以下就主要以《鲁迅年谱》第1卷（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编，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的时间为线索，简略地去看一下“家庭变故”中的小鲁迅究竟过着一种什么样的生活。
1893年，鲁迅13岁，秋后，祖父案发，他避难亲戚家遭到冷遇，据鲁迅自己的话是被称为“乞食者”，受到很深的刺激。但就在这一年，鲁迅在表兄处见到了小说《荡寇志》，出乎喜爱影描其中的绣像和像赞字体，又见到了一部日本人石印的《毛诗品物图考》，其精美的品物图片引起了他日后买书的兴趣，此年年底，鲁迅又得以在友舅舅秦少渔（他小名友）家自由取阅友舅舅所收藏的所有小说。[72]
这是“厄运”突来的最初阶段，以常理而论，正是对当事人打击最猛的那一段。但是，小鲁迅的生活在“变”中，在“很深的刺激”中仍然延续着他自身的兴趣与喜爱。我们能够断言一个在亲戚家中看着小说、描着绣像的少年内心里老是有着痛苦、绝望情绪？我们能够断然否定这个正在遭遇家中不幸的少年生命，仍然拥有他自己的快乐与趣味天地？何况，无论怎样的不幸在发生，小鲁迅毕竟还是一个孩子。实际上，家中的不幸，当是成人们在操心的事情。
1894年，春夏，鲁迅即回到自己家，秋天，兄弟几个都喜爱的小姑母病逝，冬天，父亲始病，14岁的鲁迅开始分担家务，出入当铺药店。但也在这一年的春夏，小鲁迅又描画了《西游记》一本，他自己已经能给小弟周建人作画一幅，又买到了自己早已欣羡的《毛诗品物图考》，还发现父亲见到所买的《海仙画谱》并不责怪，遂开买书之风。这一年还买到了第一部附图植物书《花镜》，引起了养花的兴趣。[73]
1895年上半年，父亲病势稍趋稳定。大约在这一年前后，小鲁迅做了他著名的两件打抱不平的冒险事：袭击了严酷、可笑的书塾“广思堂”；去惩罚欺负小学生的贺姓武秀才（精心准备了去专等武秀才出门来，与其打架，但未成）。又有了招伙伴们自编自演童话故事剧的新趣味，以及在睡前招人大说仙山，每晚连续细说神仙故事的新喜好。[74]
1896年，10月，父亲病逝。这一年，鲁迅仍在三味书屋读书。也大约在此前后，鲁迅的堂叔祖芹侯在家族人员共去扫墓的船上为其刻有两印，曰：“只有梅花是知己”与“绿杉野屋”。[75]
1897年，有著名的“家族会议”事件，小鲁迅拒绝在损害自家利益的家族决定上签字，遭受叔祖辈们的斥责，乃愤慨。[76]而据周作人的记忆，至1898年前半年，即“家族会议”之后，鲁迅还抄录了玉田叔祖所著《鉴湖竹枝词》100首，卷末有侄孙樟寿谨录字样，对这位斥责过自己的叔祖的感情还是很好。[77]又周建人记忆，这玉田叔祖虽是那次令人愤慨的“家族会议”上严厉申斥过鲁迅的人之一，但鲁迅对他的好感并没有从此改变。[78]
仅从这些简略的事实来看，在“家庭变故”的初期，少年鲁迅的生活虽然有了意想不到的不幸，以及随之而来的痛苦、忧愁、屈辱之类的感受，但是，小鲁迅同时也还在延续他一直以来的个性、喜好、兴味与人生快乐。他对于他人的情感态度也并没有即时就有了重大、断然的改变。那么，仅仅在情感上强调“家庭变故”对鲁迅的影响就显得极为不够，其认知价值也是很有限的，而一旦过分强调往往就脱离了实情。强调这场变故对少年鲁迅看待人事的眼光的急剧性变化也显得急促了些。可设想的可能性至少还有：一件不幸的事已经在这个世界上发生了，它可能震动了鲁迅自己还未能意识到的深层心理，但是，从表面看来，生活却还在惯性中延续着——人生中痛苦、不幸、屈辱的事虽然来了，但令人快乐、高兴、有趣的事也仍在继续。
如果我们细悟成年鲁迅自己对少年时代这场“家庭变故”的沉淀性体验，就能够感受到这“变故”虽然不曾完全剥夺掉鲁迅生命中的“阳光”感受、个人兴味，但却在朦胧不觉中已是鲁迅独特的“怀疑-否定”性思维特征的最初激发点。
这里首先需要分析的问题是：鲁迅一生真有他的“怀疑-否定”性思维特质吗？已有的鲁迅研究成果离这个问题的肯定答案并不远。如果说，一个能够思维的个人，总是有他相对稳定的思考问题的主要方式的话，那么我们大概能够说，鲁迅一生基本上持有一种“怀疑-否定”的思维方式。
前面提到了王晓明对鲁迅“家庭变故”的一点颇有价值的思考——在“家庭变故”过程中，鲁迅产生了“怀疑精神”。遗憾的是，王著轻轻荡开了这一紧要之处，急于把“家庭变故”的直接结果迅即引向鲁迅内心情感、思想上的急变：“我不能不感慨命运的残酷，它先是给鲁迅一个宽裕的童年，然后在他毫无防备的情况下……把社会和人性的丑陋和卑劣直推到他的鼻子底下，这叫一个十多岁的孩子，怎么承受得了？他不因此把人情和世事看得阴暗无趣，不因此萌生强烈的愤世之情，那才真是奇怪呢。” 联系上下文，王著认同这样的观点：“家庭变故”以及随之而来的诸多人事遭遇导致了鲁迅情感、思想世界中的“恨”、阴郁甚至厌世 。[79]从前引的文献及思路中，我得出的结论与王著的这一思路颇为不同。虽然，憎、恨以及“厌世”，这的确在一段时间里是鲁迅生命世界的一些情感要素，但它们远远不是全部，远远不是全程，更不可能在鲁迅十多岁时就已经形成。
而且，人生是什么？恐怕连上帝也无法担保某个人的人生像保险箱里的一堆钱币一样平安无事。人，诞生，而后遭遇苦难（物质的与精神的），倒是正常。一生的富足、安宁恐怕反而是奇迹与蒙昧呢！即便没有物质生活的困窘突变、人世的冷暖炎凉，也可能遭遇到精神领域的困惑，释迦牟尼就是，托尔斯泰亦然，甚至雪莱也是——人类文化史上，这样的人还有很多。在某种意义上，生命与生命之间的差异，正在于人们以并不相同的心态应对了生存中的各类物质与精神困境。鲁迅一生不只一次地表达过，他自己对于某种已经到来，无法改变的人生困境的毅然态度。“我向来的意见，是以为倘有慈母，或是幸福，然若生而失母，却也并非完全的不幸，他也许倒成为更加勇猛、更无挂碍的男儿的。”[80]“孺子弱也，而失母则强。”[81]“我很感谢我父亲的穷下来（他不会赚钱），使我因此明白了许多事情。”[82]鲁迅一生倒真是以他自己独特的方式应对了各式生存磨难的，“家庭变故”可谓其中的第一式。然而，这一点也不意味着“家庭变故”时候的少年鲁迅，就已经能够对自己亲历其间的“事变”有了怎样自觉主动的情感和智性反应。他此时仅有的一些行动性反应（出入当铺药店，寻找各色药引，拒绝签字，甚至南京求学等）更大的可能是在一种不自觉的、无法说清的情绪、心理中表现出来的——其真实情形虽难以描述，但至少不可能等同于中年、晚年鲁迅相对明确的回忆性陈说。鲁迅自己的诸多回忆文字是带着他写作时的特有心境的。面对这些文字，需要小心分析，其时间因素则不得不被考虑。
下面的思路也许能够让我们把问题看得较为清晰一点：后来的鲁迅可能不自觉地孕育在童年、少年鲁迅的全部心性与经历中：幸福与不幸、爱与恨、快乐与忧愁、和睦与对峙、坚强与软弱……果真如此，则我们的结论会少去许多武断——在无法得出结论的地方，就不妨让它保留空白。
但“怀疑精神”四字的确能对鲁迅一生的“怀疑-否定”性思维特征有提示作用。其实，对鲁迅的研究已经提供了足够的基石让我们比较清晰地看到鲁迅的“怀疑-否定”型基本思维形式。王得后《鲁迅与中国文化精神》中就收有专文《鲁迅思想的否定性特色》；钱理群《心灵的探寻》有“思维篇”，其中的小节标题之一便是“‘多疑’、‘尖刻’中的现代智慧”；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第一章第一节为“个人观念及其对现代历史的怀疑”，第三章第四节又题为“否定性与鲁迅小说的三种意象”[83]。而王富仁、竹内好等人的鲁迅研究也都能够让我们感受到鲁迅思想中蕴含着强劲的“怀疑-否定”力量[84]。增田涉的《鲁迅印象》提示着鲁迅的“多疑”（也就是惯于否定）与其思维方式的关联。尾崎文昭则干脆写有《鲁迅“多疑”的思维方式》一文[85]。而一旦把鲁迅“怀疑-否定”的思维特质与现代存在主义哲学中蕴含的现代“怀疑-否定”型思维倾向相联系时，人们也更能够获得一种哲学史上的启示：“怀疑-否定”的根本运思方式正是现代人类生命意欲获得自身独立、自觉、自由的精神创造时所必需的思维形式。
王得后明确认为“否定性这一特色，是鲁迅思想的第一个也是最根本的一个特色。其他特色是以此为基础并由此而派生的”。他富于逻辑地探讨了鲁迅思想体系在根本上的否定性质：“总体上是对旧社会和旧文明的批判性的否定”；鲁迅本人“否定旧世界的高度自觉性”；鲁迅“否定旧世界的种种内涵”；最后是鲁迅“从否定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的思想方法，“他是从否定中获得肯定，是从否定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86]仅就王得后的这一论述体系而言，在鲁迅整个思想体系中如此重要的“否定性”特征竟然一直被论者自己局限在“思想的根本特色”之内，真有些令人困惑。也许那毕竟就是个需要讲思想特色、讲思想方法，而毋需讲人的思维方式、思维特征的时代吧。就我自己而言，一种特色如果既是某人思想体系的根本特色，某人自己又对这种特色有极为自觉的认识，而他的思想又的确展示出一系列体现这一根本特色的具体内涵，最后，这特色又与他的思想方法相联系，那么，我会毫不犹豫地说这已经不仅仅是此人思想体系的最根本特色了，完全可以说这就是此人某一稳定的、内在的思维方式在起作用。有人会说这不过是换了一个名目而已，但是，现在这样说恐怕还为时过早，我们在更多一点论述之后再作结论不迟。
钱理群《心灵的探寻》中有专门的“思维篇”，其中的第一章“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作于1988年）即引用了王得后的专文《鲁迅思想的否定性特色》（作于1985年），此中脉络令人想到时代以及人的思路都在变化、进展之中。值得注意的是，钱探讨鲁迅思维的文章却是富于激情、颇为诗化的文字，他最后直接用到了“鲁迅多疑、尖刻的思维方式” [87]这样的表达。
我有点疑惑，人的思维方式不会有太多的类型，会有所谓“多疑、尖刻的思维方式”吗？大致地，人的思维方式之一是：需要一个既有前提的逻辑推理性的思维方式，它往往从一个肯定的起点（前提）推演下去——人类至今的科学思维尚不能彻底脱离这一思维方式。但现代科学已经意识到自身的肯定性前提的可动摇性，相对论、模糊数学等等就是。与此相对，人的思维方式有不需要任何肯定起点（前提）的一种。它企图从人与世界的“虚无——否定”地带开始思想的征途，这在现代哲学尤其是存在主义哲学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但是，存在主义哲学家们也始终意识到其思想起点的对立面“肯定”的重要性，但他们是从否定（虚无）走向肯定（意义）的，而且往往最终是以个人亲身的生命体验、实际的生命存在去实践其肯定性的思想意识——从而在实践意义上，最彻底地走向对生命与世界的肯定。
王得后在否定性乃鲁迅思想之根本特色的意义上，实际上已经进入到了对鲁迅根本思维方式的切入，钱理群正面的鲁迅思维论，倒反而呈现出激情、诗化的“非理性”特征。仔细打量一下钱“思维篇”中的小标题就会明白一个道理，在这些小标题的背后分明隐藏着鲁迅面对时代、人生与世界的一种极为稳定的否定性思维趋势——鲁迅一再表现出他不惜推倒一切故有的肯定前提的思维倾向。这些小标题是：
第一章 “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
第二章 “于天上看见深渊”
第三章 “于无所希望中得救”
第四章 “多疑”、“尖刻”中的现代智慧
具体地说，第一章是讲鲁迅思维的“怀疑主义的否定性特色”；第二章主要讲鲁迅超越一切“黄金世界”、“止于至善”的幻象，“‘重视过程，执着现在’的清醒现实主义”思路；第三章在“希望”与“绝望”的对立统一中强调了鲁迅对“形而上学思维”的突破，强调鲁迅“绝望的抗战”的实践意义；第四章，直接论述鲁迅“多疑”、“尖刻”的思维方式的现代价值。[88]相对地说，第一、四章直接论述思维问题稍多，二、三两章更多地是间接呼应思维问题的。其实，面对前三章的标题，不需要太多的想象、推断，就能够觉察到几乎每一个标题之下都隐含着鲁迅运思时刻强烈的否定意志。
而汪晖又用了“否定性与鲁迅小说的三种意象”这样的行文，他说的三种意象即：“缄默”意象、“吃人”意象与“荒原”意象。[89]王得后用“否定性”标示的是鲁迅杂文中呈现的根本思想特色；钱理群在正面探讨鲁迅的思维特征时关注到鲁迅思维方式中的否定性、怀疑、多疑与尖刻，他依据的文献更多地也是鲁迅的杂文，但增多了对鲁迅散文诗的关注。现在又面对汪晖所谓鲁迅小说的意象与否定性，人们该如何思索呢？否定性对于鲁迅究竟意味着什么？在杂文、散文诗及小说意象之间，最能够呈现一个作者的思维特征的是小说意象（散文诗中的意象也会有同样的效果）。虽然这一关涉思维特征的思路并不是汪晖的题中之义，但是，汪晖的思路、用语无意中提醒人们：否定性，对于鲁迅恐怕的确与思维问题有关，而不仅仅是一个思想的根本特色问题。否则，小说意象与否定性是难以相联系的。在某种意义上，意象，直接呈示着人的思维本身，因为意象直接与鲜活的形象毗邻，属于那种还不曾完全把人最初的运思情形转化为抽象的文化符号的直接性思维载体。在同一著作中，汪晖也直接说到了鲁迅对“政治制度、精神原则和物质文明的批判，在思维方式上体现了一种深刻的怀疑主义精神”[90]。他的用词是“怀疑”，而不是“否定”，但其实质意义是包含否定的。增田涉把鲁迅的“多疑”与“想象力丰富”相联系[91]，也显得是一种深有其悟的说法。他其实也觉察到了鲁迅“多疑”现象背后的思维特征，想象是人进行思维活动的基本形式之一，是人最初始、直接状态中的一种思维活动。
因此，我用“否定性”（其间内涵着人的怀疑倾向）来统摄鲁迅的基本思维方式。任何“否定”恐怕都首先要求一个更富直接感受性的运思起点——“怀疑”。不经“怀疑”，出不来“否定”。正因此，在关注鲁迅的这一面时，往往有人用“否定性”，有人则用“多疑”、“怀疑”、“怀疑精神”，有人则既用“否定性”，又用“怀疑”、“多疑”等相类语汇。这里，我取用“怀疑-否定”来标示鲁迅独特的思维特征——如上所述，这是当代鲁迅研究已经基本到达的“地带”，我不过略加总结而已。不管人们所看到的鲁迅否定的对象多么不同，鲁迅偏于“怀疑-否定”的运思轨迹毕竟为人们觉察到了。
在此想先行提醒一下的是，要充分想象到置身于“怀疑-否定”性思维特征中的鲁迅会在他自己的生命之路上走到什么样的深度与高度。鲁迅彻底的怀疑、否定之思的确不是社会历史层面的体系所能够限定的，它走得更广、更深，然而，却比仅仅滞留于社会历史层面的“鲁迅”更丰富、深刻，更切近其生命的完整、真实。此处笔者只能简单地提出下述观点：藉着这一思维特质，鲁迅首先置身自己独特的直逼虚无之境的生命“自由”之思。在最深刻的意义上，鲁迅则置身生存虚无的深渊——对于自我生存、对于生存世界的整体性怀疑与否定。但是，也正是在痛感生存虚无的基础上，鲁迅最终自觉地肯定了自己超越虚无，指向生命创造的“战士”生命的根本路径。与此相随的，是他富于内在批判尺度、富于理想目标的“匕首”式杂文写作，是生存现状中严正的批判者、反抗者立场及其实践活动。在这样的深度与思路上，我们仍然能够看到鲁迅“从否定中获得肯定”，“从否定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92]的基本运思轨迹和根本生命路径。鲁迅有他自觉地用其整个的生命存在来肯定自己的精神之思的生命境界——在这个意义上，鲁迅是一位深刻、自觉的生命肯定者。
（二）
正如笔者曾经指出的，正是在“直面生存虚无——创造生命意义”的境遇上，鲁迅与现代存在主义思想者们有了本质上的精神联系。[93]说到思维方式，我们也会发现，几乎每一位存在主义思想者也都有其思维中的“怀疑-否定”特性，而同时，他们也在“怀疑-否定”之后，后自有其走向肯定的精神倾向。
面对克尔凯廓尔的哲学，人们就在用“否定精神”与“肯定精神”探讨他，仅就“否定精神”与“肯定精神”而言，问题都还没有直接指向克尔凯廓尔哲学的具体内涵，但却足以提示出他运思的基本轨迹。[94]至于尼采，他已经有了他自己颇为自觉的“否定”意志宣言：“为自己创造自由，对义务说个神圣的‘不’字，弟兄们，做这件事需要狮子呀。”[95]海德格尔谈到尼采时就说：“对于意志就可以说：‘它宁求对虚无的意愿，而不是不意愿。……’（《论道德的谱系》，第三篇，第1条）”[96]美国学者威廉·巴雷特持有与海德格尔相似的尼采解读：“力量意志招致虚无主义问题。”[97]他们都点出了尼采运思中强烈的志在“怀疑-否定”的生命意志、思维趋势。与克尔凯廓尔同样地，尼采也是要由“否定”走向“肯定”的：“是啊，为了创造的游戏，弟兄们，需要一种神圣的肯定：精神需要肯定的意志。”[98]在这个问题上，最有说服力的，还是尼采自己的《论三种变形》。那就是一篇讨论人的精神，如何从没有独立性可言的敞开吸收、多多肯定（骆驼），走向最彻底的否定（狮子），最终完成精神上的新一轮肯定（新生中的孩子）的文字。[99]
而海德格尔自身思维中的“否定性特征”，中国学者张祥龙陈说得最是通俗：“没有哪个有独立思考能力者愿意认同于别人找到的现成之物，因为他作为一个后继者，似乎处在一个更有利的寻找位置上，也似乎更有可能找到或发明些什么来说明世界的本源和人生的意义。”[100]这话里就指示出人类精神史上，一切后起者、新兴思潮创造者身心中都会持有的“怀疑-否定”意志。可以说，海德格尔所谓“真理的本质乃是自由”的观点，正是他基于其独有的“存在”之思而对于人类思维中的否定意志、自由本质作了深度挖掘。而海德格尔哲学对人的本真生存的关注，对“上帝”、对“神性”的召唤，也同样呈现出他思维中割舍不下的精神“肯定”意愿。
宣称“人即自由”的萨特哲学在其思想结论上具有最彻底的否定性，而在他那本颇富认识论色彩的《存在与虚无》中，还有专门的一章“否定的起源”。他在认识论的意义上，自觉地把“虚无”与“否定”相联系，在他的逻辑里，“虚无”、“否定”、“人的存在”紧密相关。“虚无”是只有人才有的事情，动物与植物之类与“虚无”无关。“人是使虚无来到世界上的存在”[101]。而“虚无”恰在最根本的意义上奠基了“否定”，“否定从虚无中获得基础，这是言之有理的”。[102]那么，人的存在也就是唯一一种能够同时持有“虚无”与“否定”的存在。萨特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把“自在的存在”（物以及物化的存在）与“自为的存在”（在萨特哲学中，这是人才能持有，并且应该到达的自由创造状态）区别开来。“自在的存在不可能产生这种尘世中的虚无：作为充满了肯定性的存在概念并没有把虚无作为它的结构之一包含在自身中。甚至也不能说这概念排斥虚无：它与虚无没有任何关系。”[103]在此处，萨特的“虚无”与“否定”本身都具有认识论思辨色彩，也就是说，其本身就是关系到人的思维、意识、认知的概念。看来，在否定性思想结论极为彻底的萨特那里，还存在着最自觉的“否定性”思维认知。“否定”与人的存在有本质上的联系，这不仅是指作为结论的否定性思想——虚无，同时也是指作为思维过程的“否定”。没有“否定”，人如何能够让“虚无”显现出来；没有“虚无”，“否定”也没有了存在的根据。同样，如前所述，在“虚无”、“否定”之后，萨特的“自为存在”、“自由选择”、“行动学说”，也展示着他思维中的肯定意志。
离开上面这类难免令人烦闷的学理论证过程，更直截了当的思路是：世界上有什么东西最能够证明一个人内心强烈的“怀疑-否定”性思维特性呢？是一个人直接陈说出来的面对世界与自我生命的虚无体验、虚无认知。又有什么最能证明一个人最彻底的肯定意志？是超越虚无之后的“真理”抉断与意义价值创造。在后文的讨论中，笔者会论述鲁迅在本质上类似的生命存在路径与运思轨迹。说鲁迅“从否定中获得肯定”[104]，实是悟道之言。
存在主义思想者们运思时共有的“怀疑-否定”基点，尤其是他们把这样的基点一个比一个更彻底地推向人类精神的深处（从克尔凯廓尔、尼采偏于价值论的思路到海德格尔、萨特逼进认识论的认知），似乎在表明：现代人类的思想沿着大倡“怀疑”之思的笛卡尔的思路，已经走到了极其彻底的地带。[105]
然而，这一点也不说明，这些人比我们更加是“虚无主义”的。其一，要看这些以“怀疑-否定”之思直面过虚无的人们最终选择了什么：选择了对虚无的超越反抗，还是选择了对虚无的逃避臣服。上述存在主义思想者思路中呈现出来的从否定最终走向肯定的思维意志，表明了他们都不是虚无境遇的臣服者，都不以仅仅意识到虚无为终点，而无一例外地是生存虚无的超越者。其二，要看我们自己与否定、虚无的关系如何。最根深蒂固、万劫不复的虚无主义者恰恰是从来不曾体验过、也不曾言说过否定与虚无的人们。《示众》里的人们就是，克尔凯廓尔笔下丹麦的伪基督徒们也是，尼采笔下那些身心中不存在上帝之死活问题的人们，海德格尔所谓的“常人”、“无人”，萨特所谓的“自在存在”状态中的人等等都是。而我们是根本还没有否定，没有“看”到过生存虚无之真相的，所谓天生就“有意义”的人吗？抑或，我们是有过否定，“看”到过“虚无”，但是却执意逃避“虚无——自由——意义”问题的那种人？还是，我们是意识到了生命的虚无与自由，意识到了生存意义价值的缺失而意欲去超越虚无的意义创造者？
需要在对这些问题的艰辛回答中去重读鲁迅对鹤见岉辅《所谓怀疑主义》的翻译。鲁迅的这类翻译文字在自我心性中会留下什么样的烙印，这一问题其实挑战着我们自己对于生命本身的体味深度：
怀疑，就是吃苦。是要有非常强固的意志和刀锋一般锐利的思索力的。……凡是永久的人类文化的建设者们，个个都从苦痛的怀疑的受难出发，也是不得已的命运罢。[106]
我们国民中的大怀疑主义者，有时岂不是最肯定的，而且常常是最勇敢的人么？
“他们是将‘否定说’否定了的，他们是攻击了束缚着人们的‘知’和‘意’的一切的。……”[107]
……（他们）是不相信旧来的传统与形式的，悟入了新的人生的深的底里的。但是，他们是在自己一人的路上走去了。所以，许多结着党的世人，便称他们为不信之人。如果这样子，那么，谁敢保证，无信仰之人确是信仰之人，而世上所谓信仰之人，却反而是无信仰之人？！[108]
面对19-20世纪一系列存在主义思想者的“否定”意志，甚至他们中自觉的对于“否定”思维的艰深探索，面对鹤见岉辅在20世纪20年代为“怀疑与否定”之人所作的辩护，似可以说：“怀疑-否定”的运思方式，是日益走向精神独立、精神自由的近现代人类的事情，是日益走出了中古时代人类意义价值标准一统化的现代人类的事情[109]；“怀疑-否定”之思，乃是现代生命走向精神自由，走向自我独立的价值意义创造时的一个必经引桥吧。钱理群、汪晖都对中国近现代新兴思潮中的怀疑主义特征有所关注，钱多涉及“五四”时期[110]，汪则讲到了晚清[111]。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上，鲁迅的“怀疑-否定”之思是运行得最深广、最持久的。
存在这样一个问题：中国现有的鲁迅传论缺乏对鲁迅“怀疑-否定”性思维方式的自觉认知；而对于鲁迅的“怀疑-否定”式思维方式有所认知的鲁迅研究者又往往不在鲁迅早年的生命经历中寻找这种思维方式的成因。似乎我们一直在描述着鲁迅一生的生活现象与思想体系本身的构成及其特色，而不怎么去寻找整个鲁迅精神世界所由来的深层流脉。
当我把鲁迅成年时期才会明显展露的“怀疑-否定”式思维特质与他少年时代经历的“家庭变故”相联系时，这在运思的想象中是容易的、颇为自由的，但要论证起来就难了。而我所能够说的也极为有限。甚至，不得不这样反问：难道成年鲁迅明显展露的“怀疑-否定”性思维方式是从“一无所有”中诞生的吗？难道这一内含着“我并不相信”、“我要反击”之意欲的运思特性与他早年经历的“家庭变故”真的没有内在关联？
如前所述，在一场家庭不幸中，一个少年感受到了从前不曾感受过的痛苦、屈辱，但让他感到兴味、快乐的事也依然在延续。此间，究竟是什么最可能在深处撼动一个少年最完整的生命机体呢？不会是情绪、情感上的痛苦、屈辱，因为这些都可能被生活中依然延续的美好兴味所冲淡，何况“少不更事，是谁都难免的”[112]。而伴随着不幸日益成为既定事实，一个少年心灵对不幸的感受甚至还会日益淡化，而一旦不幸已经亮了底了：父亲已经死了，祖父也就那样在狱中呆等着；生活是大不如以前了，但一家人暂时也还能够对付着生活——在此时，是什么还不随着事情本身的日益平稳而淡化，而偏偏还能继续地在人心深处纠缠着一个少年生命呢？对此，我们还是只能从成年鲁迅的文字中去寻找。
……曾经常常，——几乎是每天，出入质铺和药店里，年纪可是忘却了，总之是药店的柜台正和我一样高，质铺的是比我高一倍，我从一倍高的柜台送上衣服或首饰去，在侮蔑里接了钱，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开方的医生是最有名的，以此所用的药引也奇特：冬天的芦根，经霜三年的甘蔗，蟋蟀要原对的，结子的平地木，……然而我的父亲终于日重一日的亡故了。
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路途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我要到N进K学堂去了，仿佛是想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我的母亲没有法，办了八元的川资，说是由我的自便；然而伊哭了，这正是情理中的事，因为那时读书应试是正路，所谓学洋务，社会上便以为是一种走投无路的人，只得将灵魂卖给鬼子，要加倍的奚落而且排斥的，而况伊又看不见自己的儿子了。然而我也顾不得这些事，终于到N去进了K学堂了，在这学堂里，我才知道世上还有所谓格致，算学，地理，历史，绘图和体操。[113]
这些文字出自于成年鲁迅，它们只能不完全地向你我透露正当其事时少年鲁迅的生命感受，但却的确能够隐隐提示出少年鲁迅已经朦胧感知到的三层世界、三种联系方式：对峙因而要逃离的故家，舍弃中的所谓“正路”；朦胧向往中的“异地”；无法顾及，但又不忍离弃的母亲及其所意味的故土之亲、之爱。而在这样三层世界、三种联系方式的隐约出场中，鲁迅早年生命在整体上领受的深层震动——怀疑也出场了：怀疑一个曾经眼中所见、心中所感，自以为“真实”的世界。就在这种怀疑心态中，少年鲁迅执意去向一个自己其实无所深知，但毕竟还能够隐隐显出一种出路、一种抗争，甚至一种希望与向往的“美好”世界。而夹杂在两种世界之间的是母亲，以及类似于母亲一般的人们所在的地带，这是一个令人牵挂，但又无法顾全的不忍世界，因为已经朦胧地意识到自己已经不再能够与它具有某种同一性联系了——对于它，自己已经独自存有异心了。其实，这样一个不忍世界是作用在鲁迅整个的生命历程之中的。而笔者如此这般的陈说也只是为了阐释的一点便捷——其实世界仍旧只是一个，上述的三层世界、三种联系的分野也并不是泾渭分明的，在一个生命所面对的整个世界里，它们往往是浑融错杂、彼此难辨的。
而无论如何，真实的是，“家庭变故”之后的鲁迅，已经直接感知到了一个冷然出现的新世界（其实这个世界一直存在着，不过它一度藏在了帷幕之后，不为天真的小鲁迅所见而已）。这一个世界不再是百草园的世界，不再是家中父母、弟兄相与共处的世界，不再是三味书屋中那个老师逐渐好了起来的世界，也不再是木匠送给小鲁迅木刀的那个世界，更不再是外婆村庄中那个钓呆虾、看社戏、吃罗汉豆的世界。但这个世界如今已经活生生地现身说法，让少年鲁迅对它感到陌生、惊异、困惑，感到这世界与自己之间的敌对、差异，而不是感到亲切、和谐。而一个曾经美好、和谐的世界，也是小鲁迅鲜活、幸福地感受，并且自然地以之为真实的世界，小鲁迅无意、也还没有能力去思虑它究竟是真是假、是善是恶，现在却不用少年鲁迅自己在精神上主动出击，它自己走了出来，同样活生生地在鲁迅的眼前晃动，让他眼睁睁地瞧着它、触摸着它：高高的柜台，难寻的药引，势利的目光，父亲无可挽救的亡故……凡此种种，多年以后，鲁迅还写得这样分明——少年时的感性颤动在这里当是无法抹去的吧。
对于这一个世界，成年鲁迅陈说着自己对它的态度：看见了世人的“真面目”，而决意要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但是，这恐怕不是少年鲁迅完全自觉的抉择——多年以后，鲁迅用的分明也是：“大概”、“仿佛”。当年，也正是这样“大概”、“仿佛”等难以明言的心理吧！这世界“仿佛”就成了两个，就像一个舞台，先前只有帷幕前方的一个友好世界，突然，帷幕掀动，鲁迅看见了帷幕后布满敌意的一面。随着帷幕无可避免地越拉越开，整个世界就裂成了两大块。而究竟谁真谁假、谁是谁非，都是少年鲁迅无法作出理智判断的。真假、是非之分，那是成年以后的觉悟。那叫孩子们不要吃冰的沈太太不就是不好的吗？她外号就叫做“肚子疼”。而怂恿孩子们竞赛吃冰、打旋子的衍太太，当时不就很得孩子们的好感吗？[114]然而，无论一个少年的情感、理智对舞台上帷幕的突然掀动、帷幕后敌意世界的不断涌现多么困惑不解，作不出真正理性的判断，但是，有一点恐怕连上帝也取不走了，那就是这个孩子眼睁睁地看到，甚至体验到了——舞台上有一个帷幕，有幕前、幕后两种情形。这就是“家庭变故”在少年鲁迅生命深处刻下的烙印，它改变了整个世界的呈现模式，那掀动开来的帷幕撑开的是少年鲁迅的“怀疑之眼”，震动的是他无意识中一直运行着的思维习惯。他一向感到世界仅仅就是幕前的那一点，现在是彻底看到了：还有个帷幕存在，有两种并不一样的言行举止，有真、假之别。这样的思维震动一旦发生就再也无法收回了，从此以后，只要在面对世界、留心察看世事人情的那一刻，鲁迅就知道了：有幕前幕后，有真有假。怀疑、不相信表面所见的思维元素已经潜入到鲁迅的运思轨道中。
更何况，对于一个少年、一个孩子来说，最为敏感的刺激，莫过于成人世界的“伪”、“假”。这样的刺激愈早作用于一个已经有了记忆力、感受力的少年生命，它在这一生命中留下的烙印也会愈益深切。初获感受力的生命本来就最敏感于来自外在世界的种种刺激，又何况是关于“伪”、“假”之类最易于落进孩子心灵的刺激呢？鲁迅自己就有这样的文字：
现在这模样（指老莱子手持摇咕咚——笔者），简直是装佯，侮辱了孩子。我没有再看第二回，一到这一叶，便急速地翻过去了。[115]
招我反感的便是“诈跌”。无论忤逆，无论孝顺，小孩子多不愿意“诈”作，听故事也不喜欢是谣言，这是凡有稍稍留心儿童心理的都知道的。[116]
鲁迅看《二十四孝图》远在其“家庭变故”之前，仅9岁。[117]我相信，看到“装佯”之处便急速翻过的儿时行为对于当时的鲁迅是真实的。想象一下，当几年之后，少年鲁迅的身边世界整个儿地向他展露从前未曾见过、未曾想到的“幕后”一面时，整个世界的真、假两面化，在鲁迅生命中留下的印记会是难以忘却的吧。这印象，在多年的沉淀之后，又顽固地自觉化为：“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记得幼少时候住在故乡，每看见绅士将一点骗人的自以为所谓恩惠，颁给下等人……老实说罢：我总疑心是假的”。[118]这类话语中虽然是多有成年之后洞察世情的几许愤世色彩，但是，那年少而已经极为敏感于真、假之辨的心迹，恐怕很难说是成人鲁迅的虚构吧。
一个舞台显现的对象可能千变万化，但是，一个舞台用以显现事物的模式却仅有不多的几种。人类生命中最难以形成的思维模式的变异之一，是由天然地“信从”所见现象，到时时地“疑惑”、“怀疑”眼中所见，往往注目现象背后的别一真实。这一思维方式的变动，被“家庭变故”中的少年鲁迅在对生活的直接感受中触摸到了。幸与不幸，那都只能是后话了。
在上述的意义上，我认可这样的思路：“家庭变故”是鲁迅“怀疑-否定”性思维特征的最初激发点，随着鲁迅运思对象的日益丰富、运思规模的日益宏大、运思意识的日益自觉，这一思维方式也日趋稳定，最终则堪称鲁迅精神生命中的根本特质之一，潜存于深处奠基着鲁迅的精神之塔。
从鲁迅的生活道路来看，最初的那点怀疑之心，也已在无形中影响到了他的生存行动。帷幕的拉开，舞台另一面情形的暴露，震动着鲁迅的内心感受。这里的人事，都不再是不必怀疑的、可以信任的对象了。那么，“少年——青年”的鲁迅，就有了最具体可感的理由不再遵循这里的习惯、规则。但是，是否还有别样选择的可能呢？鲁迅是幸运的——至少比他的父亲幸运。鲁迅的父亲一代，除了在家呆等着应试的“正路”以外，再难有其他出路，而鲁迅就有洋务学校可去。当然，学洋务是要被周围世人笑骂的，但此刻他私心里正怀疑、不满着周围的人群，正欲寻找别样的天地、别样的人群呢！“S城人的脸早经看熟，如此而已，连心肝也似乎有些了然。总得寻别一类人们去，去寻为S城人所垢病的人们，无论其为畜生或者魔鬼。”[119]不管这话里揉进了多少成年鲁迅的思想和情绪，我相信在少年鲁迅离家的背后，确有他在生活实感中日益积聚起来的一点对绍兴人生活现状的不满，也确有他的一点反抗心理在内的（这心理也最容易为年少气盛之人所持有）。“长辈的训诲……我自然以为极应该的，但有时心里也发生一点反抗。”[120]1900年，鲁迅20岁，这算一个离“家庭变故”颇近的时间，他写下的诗句中就有：“扫除腻粉呈风骨，褪却红衣学淡妆。好向濂溪称净植，莫随残叶堕寒塘！”[121]对于身边环境、世间流俗的对抗、怀疑，不已经颇为明显了吗？而怀疑、对抗正是生命走向独立、自主的心理前提。
1926年写下的《琐记》，透露着当年鲁迅的离家与所谓S城人世界的直接关联——衍太太的流言。我以为，鲁迅不需在多年之后来编织、虚构这样一个细节。那么，真实的情形就是，S城人正在日益放肆地把那块遮盖其真相的帷幕大幅度拉下来了：从外婆家中族人的讥刺，质铺里侮蔑的眼光，到本家家族会议的“欺弱”，如今又有了衍太太用心叵测的说谎造谣。不愿意滞留于这样一个世界的少年鲁迅，第一次主动性地选择了自己的人生“异路”——去南京，上洋务学堂。事情已经说妥后，才在形式上写封信请祖父允许，“事实上却是非去不可，隔了一日就已经出来了”[122]。其决心不可谓不坚。“我要到N进K学堂去了，仿佛是想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123]无论这句话里包含着怎样的成年心境，有一点基本上可以见出：去南京学洋务，是青年鲁迅自己拿的主意。这“主意”母亲并不情愿，祖父也并没有事先应允。在“怀疑”这里与“向往”那里之间，鲁迅自主地种下了自我生命的第一颗独立种子——那条仍然为绍兴读书人津津乐道的应试之路，是鲁迅自己放弃的。
而S（绍兴）城中有质铺掌柜，有乘机欺弱的本家亲戚，有衍太太式的人物，有《白光》中的主人公，它的周围还有讥刺“落难人”为“乞食者”的庄里人。但是，S城人中也还有母亲这样爱抚自己并为自己所爱的人，有怡怡相乐的弟兄至亲，有送过自己木刀的木匠，有那位可爱、率真的龙师傅[124]，有对自己好了起来的老寿先生，不远处也还有自己的好友与伙伴闰土、双喜等等。这又如何是好？成年鲁迅的话语是：顾不得这些事。而我想说的是，母亲等等一路人注定了属于S城，属于那老旧的乡土中国，尤其是，母亲、S城人、乡土中国三者之间其实是难以剥离的，而“我”已经注定了不愿滞留在S城，不愿与S城人相容与、相和谐了。但是，“我”也注定难以忘却母亲的哭泣、童年伙伴的友好，等等——不是在多年以后还在苦苦记忆吗？因而，“我”就注定了“离开”而又永远牵挂，“我”一切的追寻其实都意味着要重新面对这样一个“S城”式的世界：“我的梦很美满，预备卒业回来，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125]
对于鲁迅——一个苦难、危机中的中国大地之子，其实又哪里有所谓真正的“异地”、“异样的人群”？“家庭变故”以及随之而来的世相提前显现了鲁迅所面对的世界的整体结构：令人失望的这里，似乎给人希望的那边，以及无法与其和谐、认同，但是注定了不得不永久牵念、承担的“又一地带”。而所谓“这里”、“那边”、“又一地带”的区别也不过是一时的想象，真实的生存世界其实只是一个永久的难辨之“谎”。那未知中的被向往的“异地”南京，不是一样会有“乌烟瘴气”的一面？而更远的日本不也是“东京也无非是这样”吗？看来，鲁迅的怀疑情绪已经伴随着他遥遥上路了。
一个人，走得多远，走不出母亲的泪眼；怀疑再深，也难以怀疑母亲的眼泪；憎得再多，难以去憎母亲误进的“毒药”——这似是活着的大限，但也似乎是生命的大幸。要沉溺于百无所为的虚无，其实也是一种不可能，说出虚无的时刻也就意识到了虚无的沉重与生命意义的不可或缺。更富于想象力一点，这里的“母亲”就是一切无法舍弃的内心牵念的最佳符号化，在“她”的背后是一整个自己还愿意也必须关怀、还仍然在爱着的生存世界与生命群体。因为，在最根本的意义上，自我生命的意义价值也最终就植根在这样一个令人不忍的生存世界里，植根在自己对这个不忍世界的仍然要“爱”、要关心的情感中。鲁迅一生并不愿意在这个不忍世界之外去设计一条巧妙、精致的自我逃路。面对鲁迅，我们似乎能够说：一个人走得再远，也无法走出大地本身；怀疑再深，也无法怀疑“生命与爱”的本身——无论对于自己，还是对于身边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