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北宋：人文荟萃

公元960年，后周归德军节度使、殿前都点检赵匡胤在陈桥发动兵变，率征讨辽军的部队杀回京城，登基称帝，建立宋朝。与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不同，赵宋王朝一方面扩大了疆土，统一了中华；一方面削弱了地方割据势力，建立了稳定的文官政府，避免了夭折的命运。于是，一个继唐代以后的大一统局面再度出现了。

赵宋王朝共历18帝、319年，比唐朝的历史还要长些。但是无论就国力的强盛，还是文化的创造而言，宋朝都略逊一筹。加之受北方异族的侵略，宋朝于1127年被迫南迁，辗转各地，最后定都临安，其后半部分的南宋王朝只不过是一个偏安的政权，其疆域的缩小给文化的创造带来了局限，因此在本卷中，我们只用三分之一的篇幅来论述宋代的审美文化，并沿用史学的概念，将其分为北宋和南宋两个阶段。

与唐代相比，宋代有三个方面的突出特点。

首先，在政治上，宋朝开国伊始，便建立了一个有利于中央集权的文官政府。作为这个政府的官吏来源，宋朝从两个方面发展了唐代的科举制度。一是对考生采取一视同仁的态度，只看文章，不论门第，从而肃清了唐代文章、门第并重的门阀制度余孽；二是扩大规模，以数倍于唐朝的名额大批量地吸纳知识分子，使他们通过科举而进入统治集团。从这一意义上讲，宋朝才是全面代表了庶族地主阶级利益的王朝，宋代才是中国封建官吏制度真正成熟的时代。与这种文官政府的建立相联系，宋朝还改变了过去的军事制度。以政变出身的赵匡胤深知兵权旁落的危险，为了不重蹈前人的覆辙，他汲取了唐朝重用节度使的教训，将过去军阀割据的边塞重镇改为文官镇守，并规定每三年进行一次边官的轮调。除诸州支度的经费之外，所有金帛都需送交中央。这样一来，宋朝的确避免了内部的分裂，但却出现了外部的威胁。与唐代相比，宋代始终是一个军事上软弱的朝代，它虽然统治了南方的大部分地区，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却无力征讨西方的夏和北方的辽，它的军队不曾在北方的草原上展示过，它的要塞也从未设立到西方的中亚腹地。而当后起的金灭掉北方的辽后，宋朝在屡战屡败中不得不龟缩退让，由保守演变为偏安了。这种“兴文教、抑武事”的国策虽然不利于军事的强大，但却有助于文化的繁荣。在这样一种社会风气下，书香取代了剑气，儒雅取代了任侠，“郁郁乎文哉”的盛况比唐代有增无已，因而在审美文化的创造上也开拓出一片崭新的天地。

其次，在文化上，我们知道，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华文明是以黄河流域为代表的北方地区为中心的。六朝时代的南方政府，发展了相对落后的江南经济。隋朝大运河的开通，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南、北文化的交流。唐代“安史之乱”以后，中原多故，士人奔走南迁。五代十国，北方再次成为军阀争夺的战场，而南方的生产则在相对安定的条件下得到了发展，越来越成为国家所依赖的经济命脉。进入宋代以后，南方的人口数量第一次超过了北方，可视为“量变”发展所带来的“质变”。与此同时，纤柔、细腻的南国趣味也终于压倒了粗犷、豪放的北方风格。这一点，我们在晚唐五代的研究中已看出端倪，而进入宋代以后则更为普及，以至于成为一个时代审美文化的主导旋律。

最后，在意识形态方面。为了加强世俗政权对思想领域的控制，为了减少出家人士对赋税的逃逸，也为了以共同的信仰来抵御外族的入侵，宋朝改变了唐代儒、释、道并举的多元结构，对佛、道两教的利用有所节制。在组织上，以朝廷颁发“度牒”名额的方式来控制佛、道信徒的数量；在思想上，则建立了以理学为代表的官方意识形态。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理学的出现并非只是长官意志的简单结果，而是儒、释、道三家思想经唐代相互碰撞、彼此融合的产物。从本质上讲，宋代的理学还是以儒家的伦理思想为核心的，但为了应付佛、道两教在信仰问题上的挑战，而不得不进行相应的改善和调整。一方面，理学家从外部世界中借用了道教的“玄道”理论，将其改造为亘古不移的“理”；一方面，理学家从内心世界中借用了佛教的“自性”学说，将其改造为永恒不变的“心”。然而，与佛、道两教不同，在理学家那里，无论是外在的“理”还是内在的“心”，都不是哲学建构的最终目的，它们的存在是为了使原本建立在亲伦血缘基础之上的儒家伦理获得一个本体论的框架结构和一种形而上的逻辑证明，以实现“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理想。这种使儒学哲学化、精致化的做法，对审美文化的影响也是必然的。与自由奔放，甚至爱走极端的唐代艺术家不同，宋代的审美者喜欢以说理为文、以议论为诗。从“文以载道”到“文以害道”，理学对审美文化的创造确乎造成了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

上述三重因素交织在一起，所产生的影响是复杂的、多方面的，其最终的结果便造就了与唐代风格迥异的文化创造，在阴柔、细腻、内向、儒雅等诸方面达到了一种登峰造极的地步，从而将中国古代的审美文化推向了又一座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