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美中国(套装全八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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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红色饰物:山顶洞人萌动的审美消息

在元谋人等旧石器时代早期遗迹发现之前,距今约70—20万年的北京人曾是中国最早居住的远古人类的代表,而在发掘北京人头骨化石的周口店龙骨山的顶部,考古学家又挖掘出了一种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智人的人类遗骸,这就是人们通常所称的山顶洞人。同一座山中的一上一下,北京人和山顶洞人的时距却跨了十几万乃至几十万年。人类这几十万年的时光没有白过,距今1.8万年左右的山顶洞人已经能为我们传达出许多审美文化的消息。

当然,就人类审美意识的孕育来说,远在山顶洞人之前,美的经验和感觉,就已经在慢慢酝酿了。

石器:美感的孕育

这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若从人类留下文化创造遗迹的元谋人开始算起,历时已有一百多万年,占去了史前时代90%以上的时间;这也是一个十分隐蔽的极其不易被人发现的过程,摆在我们面前的“作品”,除了一堆堆冰冷的石器—被原始人当作工具来用的石片、石球等等,再也没有第二种对象。然而,就是这些不会说话的石器,用它们的形制变迁,向我们“讲述”着远古人类是怎样一点点、一滴滴,不断积累着“创作”的经验,摸索着美的规律,又是怎样从中获得欣喜和快慰的。

距今一百七十万年左右的元谋人的石器,大致可以看出凹凸不平的刃缘,这是锤击法在上面留下的人工痕迹,当然,这是需要专家鉴定才能看出来的,一般人还很难发现它们与天然石块的区别。把天然石块打制成用于特定目的的工具,哪怕只有几下,却明确宣告了人类的诞生。元谋人已经不会再像动物那样仅凭本能生存,在艰难的适应环境的生命搏击中,他们使足力气让后面的两肢支撑身体,腾出双手,想办法更好地借助外物去获得维持生命的食物。那些用手打制出来的石器,便成了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这种努力的第一个证明。人类区别于动物的最根本的因素—思维、意识,也就在这种被逼出来的“想法”中悄悄滋生了。试想,如果不是在多少次的投掷摔打中逐渐意识到“硬”“刃”等等性能的作用,他们怎么会想到选择石块,并把它们打制成有棱有角的东西呢?而这种选择,这种对一定形制的朦胧认识,以及用这种认识来对双手的动作加以支配,就是最初的思维内容了。

广义地说,元谋人这已经是在有目的地进行创造活动了,只是这种创造还太过简单,相对随意,没有加工,还见不出规律、原则、模式等审美创造所应具备的一些形式要素,更不用说审美所特有的超越功用的情感想象和心理经验了。几十万年后,蓝田人的石器有了二次加工和初步分类的迹象。又过了三四十万年,到了北京人那里,石器明显增加,前后发掘加起来,总共不下十万余件。特别是从中可以见到比较固定的几种类型。薄而锋利的矩形刮削器、坚硬厚重的盘状砍斫器、首尾分明的尖状石锥等等,它们经不同的制作程序和打制方法而成,分别担当着诸如断木、击打、剥皮、挖掘块根等不同的“职责”。样式的分类,意味着人类经过长期实践,思维变得相对复杂了一些,已经有了对物体形式及其特性的认知和感觉,已经能够根据特定需要,有意识地制造不同的工具样式了。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也就是在“把本身固有(内在)的标准运用到对象上来创造”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朱光潜节译,载《美学》第2期第5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即按一定合目的性的规律在进行创造。那么,他们肯定也就会从这种创造中获得目的实现的满足和激动,其兴奋程度,应该是不亚于今人对一件艺术珍品的赞叹的。

001 许家窑石球

被后人发掘出的一千多个石球中,有的直径达100毫米以上,重量超过1500克;有的直径则在50毫米以下,重量不到50克。

距今约十万年的丁村人、许家窑人,除了进一步开掘石器便利、有效的功用形式外,又在它们身上注入了追求整齐、圆满的匠心。在丁村人的一些石片上,可以清楚地看到修理台面的痕迹,他们的小尖状器,有的刃缘就打制得相当平齐。许家窑人的“杰作”则是石球(001)。不难想象,这些石球是要派作不同用场的:那大的,用来投掷最合适,其球形可以致远,其重量可使被投掷的动物毙命;那小的,说不定就是“飞石索”上的弹丸了。这些大大小小的石球,通体滚圆,周身布满小石片疤,从这些石疤上,你完全可以“听到”那反复敲砸的“叮当”声。不可否认,他们如此精心制作的第一要义在于好用,但在这一下下一声声的敲打中,你能说他们不也是在按照当时人心目中“美”的样式,动情地“雕刻”着他们的“艺术品”吗?

已经与山顶洞人相距不远的峙峪人,其石制品更是有了长足发展,不但形制复杂,单刮削器就有圆头、盘状、双边刃、单边刃之分;而且出现了复合工具斧形小石刀和用于弓射的小石镞。更值得注意的是,这里还发现了一件穿孔的石墨装饰品,预示着经过百万年的积累,原始人对形式的感觉,即将从单纯的功用,逐渐向审美的层面靠近。

墓葬:“灵魂”的见证

从以上的追溯中可以看出,远古人类的审美因素是在旧石器时代的长期酝酿中缓慢增长着的。尽管如此,我们仍然要把山顶洞人的文化作为史前审美文化的真正萌芽,仍然要说是他们首先发出了审美的消息,就在于他们是第一次以墓葬形式,是以有了精神活动痕迹的人的“面目”,而不单纯是以古化石的形式,开始与我们“见面”和“对话”的关于山顶洞人的遗址及文化遗物,参见贾兰坡《“北京人”的故居》中“山顶洞遗址”部分,第37—41页,北京出版社,1958年版。

山顶洞人的洞穴遗址位于周口店龙骨山的顶部,作为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遗存,他们的石器似乎并不典型,就只发现了25件,但在山顶洞人居住的地方,却发现了一根做工精细的骨针。针孔虽已残缺,断孔还分明可见,这是用极小而细坚的尖状器才能挖出来的;针身保存完好,长约八十二毫米,形体纤细微弯,刮磨得十分光滑,一直延伸到又尖又细的针头。若没有一双已经相当灵巧的手,没有相对复杂的工艺,你很难想象能造出如此精巧的“作品”。这应该是同已经成熟的石器制造相伴并生的。

骨针告诉我们的当然不止这些。针是用来穿连的。它首先能让人联想到的就是衣服。当然,把兽皮穿连起来也可以用来搭盖住所,抵御风寒,但对于穴居的山顶洞人来说,骨针更是应该用来缝缀蔽体之物的。从与动物一样的赤身露体,到穿上经过缝制的衣服,人类这是又朝着文明的方向跨进了一步。种种文化遗物、遗风已经表明,人类穿衣最先遮蔽起来的似乎是性器官,这是性禁忌的产物,山顶洞人的骨针是不是在告诉我们,他们已经结束了纯自然的乱交杂婚阶段和最原始的血缘家庭形式,开始实行禁止父母子女通婚的族外群婚了?氏族社会的初步形成,意味着原始文化将超越单纯生产因素的层面,注入社会的、精神的内容和因素。

他们的墓葬是最有力的证明。山顶洞人的洞穴分洞口、上室、下室、下窨四个部分,上室为山顶洞人居住的地方,下室即为掩埋死者的葬地。山顶洞遗址所发现的三具完整的人头骨和部分躯干骨,就静静地躺在这里。不过,他们的身边并不死寂,不但周身和周围都撒满火红的赤铁矿粉,还有许多生前用过的器物、佩带的饰物相陪伴。不难看出,山顶洞人对于掩埋死者,一定是经过一番精心“设计”的。

这是我国迄今所发现的第一座墓葬,又是如此费了心思的一座墓葬。就是这座墓葬,忽然间为我们探寻当时人类的心迹,打开了第一扇窗口。

首先,在早先的古人类遗迹中,从未见到掩埋死者的痕迹,为什么到了山顶洞人这里,死者却被如此精心地安置下来,出现了附着随葬品的墓葬形式?最合乎情理的推断只能是,他们已经考虑过肉体和灵魂、生命和病死的问题,并从幼稚的感觉和无知的推理中得出了灵魂不死的结论。

灵魂,是后来宗教学所给定的一个概念,最初它在远古人类那里称作什么,我们恐怕永远也不得而知了。但灵魂乃至神灵,又确曾是普遍支配史前人类精神活动的原始宗教观念。在最初生出这种意识的古人那里,它可能只是某种充盈在人的肉体内又可以离开人的肉体而走掉的东西,某种使他的肉体可以活动起来的生命活力,某个与他的肉身不同的另外的“他”。推想起来,当人类的思维开始想到自己、又有太多的不明白时,这种意识的产生并不奇怪。比如,明明是躺下睡觉了,梦中的“我”却总是有一番奇特的游历;再比如,重病时,人已奄奄一息,病好后,却又生气盎然,这些灵、肉“离合”的现象重复多了,一个后人叫做“灵魂”的东西也就慢慢在原始人的头脑中形成了。人类学家泰勒就是从睡眠、做梦、出神、幻觉、疾病、死亡这些生理现象中,最先探讨了原始人灵魂观念的构成的《原始文化》第416—442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恩格斯更从这种灵魂的产生,寻绎出远古人的“灵魂不死”观:

在远古时代,人们还完全不知道自己身体的构造,并且受梦中景象的影响,于是就产生一种观念:他们的思维和感觉不是他们身体的活动,而是一种独特的、寓于这个身体之中而在人死亡时就离开身体的灵魂的活动……既然灵魂在人死时离开肉体而继续活着,那么就没有任何理由去设想它本身还会死亡;这样就产生了灵魂不死的观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9页,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灵魂不死,就意味着死者可能还会在另一个世界生活;而这位死者,又是他们氏族的亲密成员,这就需要生者对他加些呵护和关爱,毕竟生与死在当时的人类那里,界限还相当模糊,族人之灵对于生者,是不可能没有影响的。山顶洞人把自己死去的亲人就埋在下室,并做出了一系列生活安排,应该就是他们这种思考的结果。

赤铁矿粉:生命之光

这样一来,那些赤铁矿粉就很意味深长了。为什么要在每位死者的身上和周围,都撒上赤铁矿粉?解释可能会有多种,比如用那种令野兽恐惧的红色保护尸体不受侵害,就是一解。但更合理的解释应该仍与灵魂观念有关。根据泰勒的分析,原始人可能是以最直观的方式,还可能是从死者死去时的情景推论出,那种作为生命力的灵魂大概是从呼吸的鼻孔和流血的伤口中逃走的,灵魂甚至就是呼吸的气息或流通于身体中的血液。泰勒《原始文化》第419—420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赤铁矿粉的红色,恰恰是血液的颜色,这不分明是一种灵魂的或者说是生命的象征吗?

直到这时,真正的审美因素才出现了,尽管它还极其隐微,还混合在原始宗教意识之中。从某种意义上说,审美是一种更偏于主观能动和情感想象的活动,其中包括了审美创造和欣赏。前者是一种合目的创造,后者是主观心理以想象为媒介所获得的情感满足。在山顶洞人这里,赤铁矿粉,红色,已经不再单纯是它本身,还在想象中被赋予了生命的意味,“被赋予了人类(社会)所独有的符号象征的观念含义”李泽厚《美的历程》第4页,文物出版社,1981年版。,也就有了审美的意义。

山顶洞人的红色饰物

当然,更直接一些的“审美”之物还是那些陪伴在死者身旁的装饰品。这也是我国石器时代装饰艺术品的第一次“陈列”。

其中处于最醒目位置上的恐怕要算那七颗小石珠了,它们都散布在死者头骨附近,虽没有被打磨得像今天的珍珠那样滚圆,但大小相近,中心钻有孔眼,显然是为了穿连才下的功夫。不难推想,这本是一串珍贵的头饰,曾被死者天天戴在头上,炫耀着它的美丽。更值得注意的是,它们的表面都是用赤铁矿粉染过的,那被时人最崇尚的通红的颜色,愈加增添了它的魅力。

此外,独具特色的是一枚仅见的穿孔的小砾石,它是用天然椭圆形的微绿色火成岩制成的,两面扁平,一面明显经过人工打磨,光洁平滑,中央对钻成孔,应该也是用来穿绳的。看来这是一种佩带的饰物,用考古学家的话来说,就是“颇像现代妇女胸前佩戴的鸡心”贾兰坡《“北京人”的故居》第41页,北京出版社,1958年版。。只独独发现一件,如果不是岁月的淹没,就只能说它在当时也是极其稀有的了。

最明白表示是随葬饰物的,则是那“串”摆放在死者身旁的用兽牙制成的“项链”。比较来说,兽牙体积不大,本身就通体光滑,是天然“雕刻”的佩挂物。在山顶洞出土的141件装饰品中,兽牙制成的饰物也的确占绝大比重,共计125件。它们多是獾、狐、鹿、野狸、小食肉动物的牙齿,一律都在牙根部位的两面对挖成孔,显然是要派上用场的。此外,还有三个海蚶壳、四根鸟骨管、一个鲩鱼眼上骨,也都是钻有孔眼的。不过我们之所以肯定地说它们是用来佩戴的饰物,还在于其中有五枚兽牙,出土时仍可见半圆形的排列。不用说,当年这应该是一串精心摆放在死者身边的项饰了。

现在,我们差不多可以想见山顶洞人的样子了。以衣蔽体,头戴饰物,胸前还佩戴着石坠或兽牙贝壳串在一起的项链。虽说披着兽皮、戴着兽牙看上去仍野性十足,他们毕竟与兽有了明显的区别,这已是一些开始在自己的身体上“作文章”的人了。从他们对物体大小相似的选择、对形体光滑规整的追求、对色彩鲜明的感受等等来看,显然对美的形式已经有了朦胧的理解、爱好,特别是他们已经把这种感受运用到非生产工具的制作上,这才开始向审美迈出了关键的第一步。

当然,山顶洞人还不可能悠闲到完全超功利地进行审美享受的地步,他们之所以花大量心血精心选料、打磨、挖孔、钻眼、穿连,肯定有他们认为必须这样做的理由。也许是用亲手制成的饰物显示手艺的高超?也许是用兽牙的多少标示狩猎的成功?也许还有更多其他的含义?对于后人,恐怕谁也难以准确说出它们了。不过根据山顶洞人墓葬所传达的文化消息,就像第一次把死者掩埋起来,就像在死者身上撒赤铁矿粉,这些石珠、石坠、兽牙、贝壳、骨管,应该也是含有“灵”的意味的。据亲临现场的考古学家介绍,除用做头饰的石珠明显呈露红色以外,“所有装饰品的穿孔,几乎都是红色,好像是它们的穿戴都用赤铁矿染过”贾兰坡《“北京人”的故居》第41页,北京出版社,1958年版。。看来,这些装饰物也被用来凝聚生命的血液和灵光了。这并不奇怪,根据人类学家的研究,远古人类一旦产生了灵魂观念,几乎同时也就有了“万物有灵”的观念,毕竟他们才刚刚从动物界分化出来,思维还处于极其低下的阶段,还不可能懂得人与动物的区别,也不了解什么“有机物”与“无机物”的划分,以己推物,身边的山石花木,鱼鸟兽禽,也无不被想象为与人类有同样的思维和感觉。那么,山顶洞人身上佩带的各色物件,既然其表面和穿连的带子都被红色染过,如果说他们这是要从灵物那里更多地获取生命之力,应该不是毫无根据的。

美,最初就是潜藏在这原始巫术的神秘互渗中的。对于原始人来说,还有比这能给他带来生命源泉的红色饰物更让他感到满足和兴奋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