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581—618）唐（618—906）的宗教艺术

虽然敦煌石窟给人的视觉印象深刻，但是与帝国繁荣富庶地区辉煌的宗教团体相比较则可能显得平凡，这些团体的建筑、壁画、纺织品以及祭祀用具现在大多已经不可见。仅有少数留存下来，通常是在寺院法事中的奉献，或者在灭佛期间为保护圣物而被有意掩埋。隋开皇四年（相当于584年）以后制作的一组鎏金铜雕像被保存下来的背景就是因为灭佛，1974年在当时的大都会长安，今天的西安郊外被发掘［图45］。作为约300年之后重新统一南北的第一个王朝的首都，长安成为财富、贵族文化的中心以及与佛教团体相互密切合作的政治赞助人。它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中它远远地超过了与它实力相当的对手巴格达和君士坦丁堡。

群像中间是阿弥陀佛坐像双手结印，是复杂的佛教手印中的一种，手印集中代表了佛教雕塑的意义，此手印表示“无畏”意思。佛陀两侧侍立两身菩萨，他们是完美的众生，曾经发誓在世人全部获救之前自己不进入极乐世界。通过圆形头光可以辨认出来前面站立着两身天王，守护着佛法，前面各有一只咆哮的狮子保护天王。铭文揭示了制作雕像的目的。铭文提到雕像的供养人是叫董钦的高官，为新王朝的皇帝和他的家人祈福，希望他们都可以“具闻正法”。之后是一首诗，强调善行和“诸含识”是在阿弥陀佛的净土世界中获得来生的基本途径。

至少还有另一件相同样式的雕塑，刻有类似的为统治家族祈福的铭文，这样的方式允许供养人在一件作品上同时兼顾了宗教热情和政治忠诚。尽管制作的时间非常相近，但这两件580年间的圣物（另一件收藏在波士顿美术博物馆）在外表上看起来不一样，波士顿雕像的人物僵硬而瘦削，西安雕像的人物姿态柔和，塑造成圆雕。这些区别反映了隋朝皇帝结束分裂以前地方雕塑传统的发展状况。和体量差异相反，两件作品的供养人有意识地提升了风格、鎏金和铸造的品质以及图像的准确性等，这些方面的发展程度令我们费解，但这是未来研究中一个潜在而丰富的课题。供养人不是西安本地人。但是，这个新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帝国的极富魅力的政治之都吸引他来到这座城市，正如大规模的寺院修建工程吸引了制作铜雕像的技艺熟练的手工艺人一样。这些寺院建筑曾经成为巩固隋皇帝统一帝国的一部分。

西方净土主佛、阿弥陀佛崇拜在5世纪的寺院中开始流行，并逐渐适应了本土的文化背景，成为中国最强大有力的佛教信仰之一系。描绘西方净土的佛经为社会各阶层广泛知晓，净土信仰者遍及宫廷和民间。供奉阿弥陀佛的日常寺庙可能采用各种不同的材料建成，体现出不同层次的艺术水平。此件豪华雕塑的样式广泛流行，专为某位显贵而铸造。

石雕可能不适用于国内所有的环境，仅仅局限在寺院中，但是由世俗供养人支付费用的事实将家庭与寺院联系在一起，供养人的（一般是很多人的）名字有时刻写在石雕上。虽然石雕可能规模巨大［图44］，但是有必要记住它表现得很朴素，仅仅是为满足生活在资源有限远离宫廷地区的信徒们的需要。山西省长治县的一件彩绘石龛［图46］，制作于7世纪，它可以被视为比董钦鎏金群像朴素得多的相当典型的佛教雕塑。它们明确地讲述了他们的理解，制作成功而有影响力的图像需要表现些什么。同样也是一身坐佛（这是未来佛弥勒佛），两侧各一身印度王子装扮的菩萨，而且天王也由穿僧人袈裟的弟子代替。仍然是狮子守护着偶像。它们使用的材料和艺术工艺都不相同，大概因为它们应对的供养人处于完全不同的阶层造成。长治龛是件“上品”雕像，直到近代在转变为一件艺术品之前，它依然是供奉的对象。当时雕塑形态的地区差异性正在减弱，因为独特的都城文化和艺术影响力逐渐强大，它的无名雕塑家就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工作。这些年来它多次被彩绘，这一事实提醒我们不仅中国的雕塑（和古代希腊一样）最初大多装饰了自然主义的彩色（并且这里至少有些是原来的彩绘），而且诸如此类的宗教图像的流传和地方性或者个人的虔诚紧紧联系在一起，并竭尽所能表达自己的虔诚。

我们轻易地认为佛教在公元后一千年内完全主导了中国的宗教生活，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出现的大量被称为艺术品的东西，遗存的艺术品塞满了博物馆和关于中国艺术的书籍。但是另外一种传统可以说是精神生活的核心，即使今天已经很少见到它的物质痕迹。这就是被称为道教的宗教，以中国的道字命名，其字面意思是“道路”或者“通道”。虽然它的基本观点源起于战国时期的思想世界，吸收了个人对永恒的追求，并与汉代墓葬艺术中得到证明的仙人有关系［图8，图9，图10］，道教与佛教同时发展为人们所接受，两种宗教之间的关系很复杂。通常它们是公开的敌对，在共同的民众和帝王那里争夺赞助人和皇室的支持。被认可或者不被认可的思想、图像以及文化与宗教实践的借用有很多。

道教最初特别重视远离仙人图像。虽然独立而自由的仙人图像偶然在南北朝时期出现，但是就在唐代（618—907）开始大规模地制作道教雕塑。自从唐代帝王们宣称自己是老子的后裔之后，他们慷慨地支持佛教与道教——尤其是后者。他们认为老子是战国时期的哲学家和神秘主义者，是《道德经》的作者，把他尊崇为理想化的宇宙之主。

道教

道教是中国本土的宗教，它的名称取自“道”字，“道路”的意思。它源自战国晚期（前4世纪—前3世纪）著作，但它是在220年汉代衰落之后才迅速产生影响。它的身份是在和外来佛教的冲突中形成的，它借用了佛教的许多东西，同时也给予了佛教很多。它从来没有专门的集中的规定性教义，它的经典跟随它的历史而变动。

道教倡导通过一系列的宗教修行获得个人解脱，现在大多是由训练有素的道士代表世俗信徒完成修行：这些活动包括诵读经文祈祷，炼金术和治愈术，仪式之舞和典礼。道士也主持宗教仪式。道教仪式通过维护宇宙的和谐而追求社会的得益，并将其作为它完整的体系。道教向信徒宣扬成为“神仙”的可能性，不死之人居住在各种仙境之中。道教崇拜众多的神仙，但是核心人物有三位，称为三清。像佛教一样，有几个道教修行派别，他们强调不同的传统体系。道家修行的男女在人群中独身居住，也居住在道观建筑里。

唐代天官神仙造像［图47］明显适应并发展了佛教雕塑传统，甚至有可能是从事佛教造像的工匠制作了此像。从中央的人物坐像到衣纹折叠的表现方式，都明显与佛教寺院的造像艺术相关。同样，塑像上刻有一位赵姓赞助人的姓名以及开元元年（719年）11月10日的纪年，这种铭文纪年形式也是来自佛教造像。但是雕像又别具一格，例如佛陀没有三组叉状的胡须，塑像右手拿的羽扇也是这类仙人的专有特征。塑像过去供奉在现在的山西运城附近的寺庙中，寺庙现在已经被毁坏。它相对温和地提醒大家，当时一定造就了不计其数的道教造像，这些规模盛大的造像的赞助者既有城市官员，也有皇帝本人。

在皇室赞助人的直接支持下，河南省洛阳城外的龙门石窟和云冈一起成为巨大的宗教性综合建筑遗址，见证了唐代佛教事业的辉煌成就［图48］。龙门石窟的建造始于北魏迁都洛阳的494年，从那时开始持续开窟四百年。皇室相继在这里着手开窟造像的活动，反映出佛教宗派集团多变的命运。对供养人题记的分析揭示了流行信仰主题的转变，从历史上的佛陀，释迦牟尼到未来佛——弥勒佛，再转移到阿弥陀佛和菩萨，后者是具有无上慈悲心的菩萨，他“听到了世界的哭泣声”。后两者尤其与佛教中的净土宗派相关，追求个人解脱。佛教教义的改变反映在新的图像组合中，到7世纪，在云冈占优势的单身像和群像被图45和图46中典型的五身组像代替，佛陀两侧胁侍菩萨和弟子（中文叫罗汉），象征着大乘教义或者包括小乘在内的解脱状态。或许并不是社会各阶层人士都能理解这些教义的微妙思想，但是赞助大规模的造像活动的贵族们则可能有深入地理解。佛教教义直接影响了艺术的发展，自从不同宗派不只强调佛教寺庙的不同元素之后，他们有各自不同的宗教修行行为，需要不同类型的物质文化为之服务。

五身群像是龙门石窟的主要部分，称为奉先寺，从石窟的建造样式看，窟前曾经建有屋顶，但现雕像在都暴露在外。奉先寺在宫廷的要求下于675年完工，由都城的三位宗教人物监管，还有一组雕刻工匠，至少已知其中三位领头工匠的姓名：李君瓒、成仁威、姚师积。虽然名义上的主要赞助人是唐高宗皇帝（650—683年在位），但是和许多其他事务一样，在此事件中他也顺从了令人敬畏的妻子，武则天。她曾经剃度为尼姑，是佛教事业热情而忠诚的赞助人，通常带有她自己草创的特征。她尤其尊崇真言宗，此宗派的特点在于高度复杂和神秘的仪式，需要奢侈的仪式及豪华的用具，它复杂而神秘的思想并不向广大信众传播，仅在小圈人群中传授。

图48展示的不是龙门奉先寺的主像，而是石窟的北侧壁。主像是一尊巨大的（17.4米高）法力无边的毗卢遮那佛，传说佛像带有武后的面貌特征。左侧的天王身穿当时军队武官的铠甲，手托宝塔，右侧力士的装扮带有更多的印度风格，他身体紧绷，手姿是真言佛教的一种专门手印。他们的姿态是唐代宗教艺术的典型样式，尤其是现实手法的曲折方式，试图捕捉运动中身体的韵味，和早期佛教雕塑直立而无动感的人物形象大不相同。塑造这些具有守护能力的塑像意图不止一个。建造龙门寺院的明确目的是为了回应吐蕃军队在中亚取得的胜利，给唐朝军队带去超自然的援助。

在已经消失的屋檐下举行的仪式需要大批的物品：纺织品、法师的法衣、供奉的法器以及各种宗教仪式器具，现在大部分已经丢失。仅有偶然的幸存品暗示了现在的想像力无法企及的光彩壮丽。当时的器物和图像流传到日本，在那里一直保留下来，填补了一些缺陷。例如这件非常精致的青铜磬，是710—784年日本帝国首府奈良寺院的遗物［图49］。雄狮身后升起一根六边形柱，支撑着一对相互缠绕的雌雄巨龙，它们之间悬挂着圆形磬，磬上装饰着莲蓬和莲瓣。当时磬旁有位现在已经消失的木雕侍从，手持木棍支撑着它，平台上升起的龙爪所持的器物现在也已经丢失。尽管丢失了许多配件，但它仍然保留了有价值的证据，在运动与静止中证明了为佛教服务的最上乘的工艺水准，以及当时审美鉴赏的潮流。这股潮流重视处于运动或静止中的人类与动物肌肉的表现。

神秘的意义更胜于纯粹的美学标准，几乎明确地附载在磬的装饰元素上，不管是单体还是整体。1987年在唐朝都城西部的扶风法门寺发现了一组具有突出神秘意义的佛教器物。这座重要的寺院于532年在皇室赞助下建成，它的重要性归功于它拥有的佛陀真身舍利，是无法预知的精神力量的遗物。唐朝时，真身舍利曾几度被迎入皇宫，然后随同成批的非凡供品返回原地，许多供品都是由贵金属制成。从874年到发掘时，它们一直被安静地埋葬在地下“宫殿”中。

一些唐代的世俗银器留存下来。这些银器在上层社会中广泛使用，并且大多采用来自西亚地区的造型和装饰主题，这和唐朝与此地区有商业与外交往来有关。法门寺遗物中的121件金银器是如此与众不同，包括这件跪在莲花座上的鎏金银捧真身菩萨［图50］。题刻的铭文记载是皇帝在871年亲自敬造，祈愿国家长存，子孙兴旺，四海皆降服于他的统治。这是9世纪时的虔诚愿望，到晚唐时皇室宫廷在割据政权面前日渐无能为力，但是政治的衰弱丝毫没有影响佛教信仰的减弱，或者减少在颂扬和尊崇最神圣的遗物上的花费。出土的所有纺织品和贵金属器物第一次展现了宫廷赞助的重要佛教场所获赠的一系列财富，这可以与我们认识的佛教艺术中石刻造像保存更完好和特殊而又有影响力的敦煌遗迹相媲美。

如果它们展现在皇帝面前，我们可以合理地假设，这些金银器站立价值体系的顶端，这一价值体系在宗教赞助领域中支配了对我们所谓的“艺术层次”的认识。至少，在维护赞助行为的重要性方面，材质可能与通常构成艺术史研究核心的风格特征关系重大。银佛像是比铜质或石质佛像更虔诚的赠礼。制作的难度以及制作器物需要耗费的劳动量可能决定了它的重要性，以作为衡量供养人的虔诚度。在这样的背景下，绘画和刺绣佛教图像的相对关系就值得我们去思考，两者在敦煌遗物中均有发现，尽管前者在数量上远远超过后者。图51展示的刺绣作品不是来自敦煌，但是在工艺方面它与那里发现的重要刺绣作品相似，而且自从8世纪输入到日本之后它就一直保存在那里。它表现佛陀端坐在精致的宝座上，正在为集会的菩萨、罗汉和弟子说法。我们假设作者是位专业的刺绣工，他在此件作品上花费了巨大的心血，有可能此件作品在崇拜的层次方面居于绘画性之上，尽管现在它们已经作为“纺织品”被列入单独的目录。虽然当时的非宗教刺绣作品几乎完全没有保存下来，但是我们知道它也被运用到山水画表现的绘画技艺中。

珍贵的材料仅仅是供养人表现虔诚的一种方式。另一种方式是散发各种各样的宗教经典和宗教造像，这种行为导致了一种最重要的技术发展，带来的不仅是中国艺术与文化的发展而且是世界文明的发展，那就是印刷术的发明。虽然自7世纪以来木版就用于大量印制图像，但是保存下来的印刷品，包括文字印刷品，是8世纪的作品，而且出自韩国。764—770年间在日本皇后的诏令之下，印制了100万件佛教符咒，展示了印刷的规模。并非所有的经典都以如此巨大的数量印制，世界上最早的保存完整的印刷书籍仅有一本，就是868年刻印的一部重要经典《金刚经》，此经也体现了净土信仰的思想。1907年考古学家斯坦因（Aurel Stein）将其从敦煌遗物中掠走，如今保存在伦敦大英博物馆［图52］。书籍的装订样式还不是当时的标准样式，佛经是长6米的纸卷，开卷有插画，同样表现了佛陀说法的姿势。经卷末尾的落款透露是一位身份不明名为王玠的人出资印制，“为二亲敬造普施”。信奉净土宗的僧人与信众是积极的倡导者，在社会各阶层寻觅皈依者。此经卷可能是留存下来的第一件印刷书籍，这应该不是巧合。

868年的《金刚经》经文和插画在设计与制作方面远胜于敦煌发现的一些拙劣的木版印刷品，这说明印刷品的质量和印刷的数量一样，关键在于赞助人（可能也反映了花费的成本）。宗教与非宗教绘画作品持续的统一性在此件作品中表现出来，因为是以3/4角度表现了佛陀，而同一视点看到的前方物象集中的部分则显得更平面化。木版印刷技巧在复制墨笔绘画技艺特征方面的适应性在这里也能清楚地看到，尤其是佛陀左侧天王的躯干和腿部的表现，以及佛陀头上的云彩，不同粗细的笔墨线条如实地被复制在木版上。我们不知道是谁在哪里印刷了《金刚经》，但是显然不可能是第一次尝试印刷的插画，反而是发展到相当成熟阶段的产物，至于它的初期阶段我们今天只能猜测了。

印本中模仿的笔墨线条在这件敦煌10世纪的绘画中清晰可见，可能是聚集在朝圣之地周围的某间作坊印制［图53］。画面表现了与方位有关的四天王之一的北方天王，身穿铠甲，在众多随从的陪伴下穿越海洋。这可能曾经是一组画卷的一部分，但是财富有限的供养人可能只愿意支付一位天王的报酬。右上部的漩涡纹装饰没有着色，这种情况在敦煌画卷中大量存在。虽然原因还不完全清楚，但是它暗示这些作品可能是在作坊中生产，在出售时题写上供养人的姓名，而不是接受的定制画卷。至迟到1000年时推动赞助佛教艺术的动机变得多样化：个人的虔诚最重要，除此之外也为子孙后代，为长寿，为父母获得解脱，为维护某人拥有的政治权力以及为某人还不曾获取的力量而祈福。作为供奉佛道寺观中的主像及随从的供养人，男人和女人同样重要。这些佛道寺观接受了皇后和百姓们等人的赞助供养。如果说我们对前者的行为了解更多，那是因为他们大规模地捐赠物品，这些物品永久地留存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