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国最早商行为

最早的中国商业行为究竟产生于何时？何地？学界至今是有着不同意见的。比较普遍的观点认为，中国的商业肇始于神农氏而成于黄帝时期，其依据就是《周易·系辞》：“庖牺氏没，神农氏作，列廛于国，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这里的“廛”是指储物仓库，“国”是指城邑。“列廛于国，日中为市”，就是城中设市，午时交易。可见，伏羲氏时代，中国已有城邑，并以之为邦国。人居住在内，以墙围之，谓之城；财物聚集在内，并进行交易，谓之市。从此，城与市结合，“城市”概念随之诞生。在城市中，人们将自己所剩余物贮藏起来以待有需要者时出卖，自己则从其他人处买进自己所需物品，这样往来交易，互通有无，坐贾行商从此产生。

伏羲时代的历史背景和考古学上的前仰韶文化大体相当，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距今约7000～5000年。在伏羲时代，原始畜牧业大发展，原始农业起步，农牧并举。其发明创造当时仰韶文化时期原始文明的曲折反应。伏羲是一个历史时期文化的象征，是一个文化符号，伏羲的传说具有特定的文化意义。伏羲是中华民族敬仰的人文始祖，居三皇之首。

到了距今4500多年的黄帝时期，百工已成，各司其职，社会分工开始体系化，于是，就有皇帝造车以利交通，隶首定数以利计算，仓颉造字以利交流，嫘祖养蚕以利纺织，胡曹制衣以利服饰，赤将造家具以利日用，共鼓、化狄造舟楫以利水运等大发明，这些发明都紧紧围绕着促进商业经济发展与繁荣这个基本目标。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从黄帝时期到中国第一个阶级统治的国家政权——夏代建立这40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的社会经济形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的最显著的表现就是中国已经从一个单纯的农耕社会进入了一个工商和农耕并举的新的社会，人类从谋求简单的生存进入到渴望舒适生活的文明阶段。而引起这个巨大变化发生的根本动因，就是工商业的兴起，如果没有工商业的兴起人类社会就不可能从原始的农耕社会步入工商与农耕并举的新的文明社会，甚至于夏代的建立也与工商业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

《淮南子》说：“尧之治天下也，水处者渔，山处者木，谷处者牧，陆处者农；地宜其事，事宜其械，用宜其人；泽臬织罔，陵阪耕田，得以所有，易其所无，以所工易其所拙。”是说在尧的时代，社会分工渐成规模，而且各业之间经常进行互通有无的商品交换，人们用自己擅长制作的商品交换自己不擅长制作的商品，以期各尽其才，各得其所。

尧的接班人舜原居东方，早年，曾亲自耕过田，打过鱼，烧过窑。舜曾到东夷（今山东境内）诸部落去排解纠纷，经过他的排解，恢复了东夷诸部落间的团结，消除了各部落之间侵衅、争坻，解决了生产的陶器质量粗劣、以次充好的问题，因而受到人们的拥戴。使得各个部落逐渐联合起来，他自己做了联合后的大部落的酋长，并且，建筑了都城。他还到处推销制作的陶器等手工产品，与其他部落进行交易，后来，为了便于产品的交换索性把部落的中心（都城）迁到了负夏（今河南省东部濮阳附近）。

那时，部落首领往往代表部落外出进行交换活动，舜尤擅长交换活动。为了能够换到更多、更好的产品满足部落所需，舜把自己部落的多余产品运到顿丘（今河南省清丰县西南）进行交换。舜在生产产品较多的地区收进产品，把这些产品带到稀缺这些物品的地区，去换取更多的产品，使自己的交换处在有利的地位。这些物品除了农渔产品和手工业制造的各种家庭日用器物以外，还有陶器等手工品。舜本人就是个优秀的陶器工匠，他对制陶技术进行了改进，使陶器更加完好，然后把这些陶器从制造之处（今山东定陶西南）运往不生产陶器的顿丘等地，以换取更多的当地产品。那些产品数量较多的地区，甚至可以让人来先把产品运走，以后再以其他产品偿还已经运走的产品。此乃后世的“赊销”、“赊购”行为的鼻祖。也正是有了这种赊欠行为，才产生了“债”的概念。

食盐是人们生活的必需品。河东解州（传虚）出产食盐，舜以陶器、农渔产品等换取解州的食盐，在被推举为尧的继承人后，他把部落中心迁到今山西靠近盐池的蒲州（今山西省永济县）之地，并大力发展食盐生产。舜做五弦琴，曾弹琴歌南风之诗：“南风之熏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孔子家语·辩乐解》）。其意为：南风清凉阵阵吹来，可以解除万民之愁苦；南风及时而来，池盐结晶即成，部落的财富增多就有了保证。

善于制陶、做什物的舜十分重视手工业生产的发展，他任命巧倕主管手工业，巧倕发明了规矩、准绳等木工工具，堪称木工之鼻祖。舜时还发明了漆器的制作，并将其投入了交换。

舜还对黄帝时期创制的度量衡作了整顿，他在继尧位之初就宣布“同律、度量衡”，即统一丈尺、斛斗、权衡。

在舜的这一时期，已经产生了最原始的货币形态。货币形态的产生是产品大量交换的结果。随着交换的日益增多，物品贵贱的概念逐渐形成，交换价值的形式已经由原来的物物交换发展到一般等价物的阶段。当时的一般等价物（货币）主要是海贝。在马家窑马厂期、齐家文化晚期、龙山文化等遗址的考古发掘中，发现了大量的海贝以及仿制的骨贝、石贝、蚌贝等，这些海贝及其仿制品已经不是专门的装饰品了，而是作为货币使用了。海贝是生长于海洋沿岸的生物，由海贝串成的饰品，在古时候象征着财富与地位。海贝具有轻便、不易获得（只能在有海的地方）、较坚硬、不易破损、不可食用、体积小、有美感等特征，因而在古代，印度洋、太平洋沿岸的印度、缅甸、孟加拉、泰国等国也都用海贝作为货币。天然海贝在中国的黄帝和尧、舜时期（新石器时代晚期）就被当作货币用于商品交换，是中国最早的古代货币。

除海贝外，珠玉也曾被用为货币。珠玉价值贵重，原为高级装饰品，个人消费数量有限，不可食用、不可御寒，体积小、携带方便，但没有更多的使用价值，在具有一定数量后，用作货币以交换其他所需的物品更适宜，这种货币称为“上币”、“大币”，只能流通于上层人物中间，不宜在社会上广泛推广。因而，海贝便成为了比较适宜作为一般等价物——货币而被广泛使用。货币的出现大大促进了商业的发展，自此以后，人们不再需要以物换物式的交换方式，代之以货币作为产品交换的媒介，只要根据大小和成色，基本核定了每一只海贝的大约价值，就可以用海贝换取到自己需要的产品，而不必像前面所述的那位制作陶器的工匠那样为了能够获取自己所需要的产品而艰苦奔波了。

舜为了治理水患，没有把天下的统治权传给自己的儿子，而是慷慨地把天下交给了具有家传的治水天赋的禹，禹继承了其父鲧善于治水的天赋，顶着其父鲧由于治水失败被舜流放到羽山的压力，在外奔波十三年，跋山涉水，逾险越阻，完成了划分九州，开通九道，围堰九泽，度量九山的艰巨工程，建成了通达九州的道路，使得南北东西的货物可以通过九州之间的大道顺利往来交易。根据《史记》记载，那时，济州的漆、蚕丝和锦绣，青州的盐、葛布和海产，徐州的雉、桐木和黑绸，扬州的竹、鸟羽和橘子，荆州的缎、珍珠和象牙，豫州的丝、麻布和磬石，梁州的银、兽皮和地毯，雍州的玉、珠宝和毛呢，通过九道源源不断地运送到当时天下的中心——冀州。同时，禹制定了九州之间“以有余补不足”的经济政策，使各州之间丰歉互补，同舟共济。于是，便出现了四海为一、天下安宁、九族和睦、府库充足的“华夏盛世”。“华”者，华彩奕彰之意，“夏”者，广袤博大之意，“华夏”者华彩博大之意也，从此，“华夏”也成为了中华民族的通称。正是坐拥了如此宏大的伟业，禹才敢于打破了“禅让”天下的传统，毅然将天下的统治权传给了自己的儿子启，从而改变了以往的“公天下”，建立起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家天下”——夏朝。夏朝共传14世17王，历470余年（约公元前2070—公元前1600年）。

禅让的“禅”意为“在祖宗面前大力推荐”，“让”指“让出帝位”。禅让指古代帝王让位给不同姓的人，如伊祁姓的尧让位给姚姓的舜，舜让位给姒姓的禹。这是一种“拟父子相继、兄终弟及”的王位继承制度，目的是让各大部族的代表人物都有机会分享最高权力。

因而可以说，禹所坐拥的以发达的工商业为基础的“华夏盛世”，才使得禹的儿子启斗胆敢于把天下的最高统治权力从禹的继承人伯益那里夺到自己的手里。具体过程大致是这样的：禹推荐益为接班人，又任命儿子启的属下作伯益的官吏。到禹岁数大时，禹说启不能胜任治理天下的重责，把君位传给伯益。然而启却勾结自己的党羽攻击伯益，很快夺取了君位。因此天下人都说禹明着是传天下给伯益，而实际上是安排儿子启去自己夺位。即所谓：“禹荐益而以启人为吏，及老而以启为不足任天下，传之于益。启与交党攻益，夺之，天下谓禹名传天下于益而实令启自取之。”

夏代交换比以前有所发展，其主要特征就是出现了专门从事产品交换的人。那时的交换主要在各氏族部落之间进行，受到贵族的操纵，并成为他们发财致富的一个手段。商族人的祖先王亥在夏朝时就曾亲自驾着牛车，载着帛，带着牛，到别的部落去进行贸易，不肯假手于另外的中间人。可见，夏代掌握产品交换的人是控制部落事务、使用大批专门从事贩运交换活动的奴隶的部落首领及其管事，还没有出现从事专门产品交换行业的“自由商人”，更没有形成专门的从事产品交换的行业——商业。中国出现商人和商业的时期较晚，大约在奴隶社会中期（商代之后）。此乃中国商业史上的一个著名的特点。

夏代的货币为玄贝。在夏代，通过与商族和南方各族的交换，贝的来源逐渐增多。夏人尚黑色，故贝一般选采（或染制成）黑色，称为玄贝。至于布币、刀币的出现则更是商朝以后的事情了。

夏代已经出现了原始城市。随着产品交换的扩大，交换场所——市也应运而生。奴隶主们在他们所聚居的地方修建城郭沟池，城中已经出现了供奴隶主贵族们居住、享用的宫殿建筑。其目的仍然是“以御暴客”。此时，有城墙围绕、初具规模的原始城市（堡墉）已经出现，如夏邑、安邑、阳城、阳翟、斟寻、帚邱、斟灌等城邑。在夏代以前的黄河中下游也曾出现过诸如城子崖（今山东章丘）、后冈（今河南安阳小屯）、王城岗（今河南登封）、边线王（今山东寿光）、孟庄（今河南辉县）等小城，但它们的规模和功能还仅限于城堡，没有达到城市的规模。

但无论怎么讲，夏代的交换主要还是以物易物的自然经济的补充，人们一般的物品交换，主要还是自产自销，交换的规模不大，而且交换的产品也极有限，主要是一些日用品。但社会分工既已形成，交换活动就不可能停止，非但不能停止，反而会愈来愈旺，任何想扭转这一人类发展必然趋势的人，都会受到历史的惩罚，甚至会被清扫进历史的垃圾堆，这可以从夏代的最后一个国王夏桀的奢靡浮华的生活和最终的结局中略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