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节 经济下行源于供需结构不匹配
2012年以来，我国的投资需求、消费需求与净出口需求的增速持续下滑，经济下行压力日益凸显。实际上，需求下滑只是表象，其背后掩盖着供需结构不匹配的深层次矛盾。近几年，我国需求结构与档次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基本上接近于发达国家水平，但供给结构调整升级相对滞后，不能适应升级的需求，出现了供给制约需求实现的矛盾，以下发展现实和有关数据能够说明抑制经济增长并非需求总量约束[1]。面对“结构性减速”，简单地增加货币供给、刺激总量需求并不能解决中长期稳定增长问题。因此，为了适应经济发展变化趋势和需求升级的要求，需要实施主动的供给结构和供给方式调整升级，更好满足现实需求并激活潜在需求。
1.居民消费水平和消费能力不断提升，消费需求旺盛
2014年我国人口数量超过13.5亿，人均GDP 于2008年越过3000美元后，2014年突破7500美元，增长居全球前列。2000—2014年我国人口、人均收入和GDP增长情况如图2-1所示。2004年10%的城镇最高收入户人均收入为27506元，是10%的最低收入户（3084元）的8.9倍，2014年降到7倍以下。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速高于高收入群体，农村居民收入增速快于城镇居民，基尼系数从高峰时期的近0.5下降到2015年的0.462，居民边际消费倾向扩大。与此同时，社会保障水平不断提高，2010年人均社会保障支出1781元，2014年增长到2411元，社会保障水平比2010年提高0.12个百分点。随着住房、医疗和养老的不确定性降低，居民储蓄倾向逐渐降低，消费需求倾向在增加。另外，随着居民财富积累的增加，其预期效应也对消费支出产生重要支撑。2010年以来，居民财富积累速度较快，尤其是城镇中高收入群体通过理财积累了较大的财富余额。截至2014年末，全国银行理财资金余额已超过15万亿元，在过去的10年以平均每年40%以上的速度增长。2012年末，沪深股市总市值还在23万亿元左右，而到2015年上半年末超过62万亿元。随着收入和财富存量以及财富增长预期效应的增加，居民提高生活质量的愿望也在不断增强，潜在需求旺盛。
图2-1 2000—2014年我国人口、人均收入和GDP增长情况
2.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呈上升态势
随着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的持续推进，近年来，我国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持续提高。2015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6.4%，分别比2013年、2014年提高18.2和14.8个百分点，比2001—2012年平均贡献率高16.0个百分点，有力支撑了经济中高速增长。在消费规模快速扩张的同时，消费升级步伐加快，消费层次、消费品质、消费形态、消费方式和消费行为等方面均呈现出明显的趋势性变化，新消费方兴未艾，例如改善性住房（或第二套住房等）、汽车、智能家电、绿色有机食品、基础教育与职业培训、旅游、医疗、养老等等。消费层次由温饱型向全面小康型转变，消费品质由中低端向中高端转变，消费方式由线下向线上线下融合转变，消费行为由从众模仿型向个性体验型转变[2]。因此，无论是从消费水平和消费能力，还是从消费欲望角度，我国都不存在消费需求约束。
3.投资需求空间广阔，潜力巨大
随着经济发展转型升级，企业升级改造的必要性和欲望都很高，潜在的投资需求较大，尤其是一千多万家中小企业，投融资需求并没有得到满足；东中西部不同地区发展水平差异、城乡基础设施仍严重不足、“中国制造2025”和“互联网+”带来的技术改造升级需求等因素，也会带来新的投资需求；政府改善民生、环境的需求还远没有达到社会期望，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还不能满足社会发展需要；国外新兴市场经济发展带来的投资和商品需求、中高收入国家基础设施投资需求也比较旺盛等。我国投资需求不是没有空间，缺的是提升经济运行质量的大量基础设施投资、技术改造类投资以及装备制造升级换代投资等。根据麦肯锡预计，全球基础设施投资在未来18年间要达到57万亿美元，中国仍将是全球最大的基础设施投资国。可见，投资需求本身也不构成约束。
4.全球经济企稳，贸易增长复苏
从全球经济增长来看，虽然发展前景仍不明朗，依然存在不确定性，但2012年以来企稳态势不断确立，2012—2014年经济增长稳定在3.4%左右，总体上呈现缓慢复苏的上行态势。全球贸易逐步恢复，2007年，全球商品和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为34.7万亿美元，2009年跌到31.8万亿美元，2011年以来明显复苏，2014年增长到47.5万亿美元以上（见图2-2）。据有关预测分析，在未来10年左右的时间里，我国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年贸易额将突破2.5万亿美元，显然能对出口需求形成有力支撑[3]。
图2-2 2007—2014年全球商品和服务贸易总额及增长情况
5.货币供应量稳定增长，支付能力进一步增强
近年来，我国货币供应基本上保持了平稳增长，货币供应量扩张幅度远超同期GDP增幅。2016年第一季度末，广义货币（M2）余额144.62万亿元，同比增长13.4%，增速比上年同期高1.8个百分点；狭义货币（M1）余额41.16万亿元，同比增长22.1%，增速比上年同期高19.2个百分点；流通中货币（M0）余额6.47万亿元，同比增长4.4%（见图2-3）。与此同时，作为现实货币支付的替代品，票据总额居高不下，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超额货币供应。2014年企业累计签发商业汇票22.1万亿元，同比增长8.9%，商业汇票未到期金额9.9万亿元，同比增长9.3%，金融机构票据融资余额达2.9万亿元，同比增长48.9%。考虑到中国有高达92万多亿元的“不活跃货币”（以企业定期存款和居民储蓄为主），相当一部分处于睡眠待唤醒状态，转化为现实消费需求的弹性较大，所以说，以货币表现的支付能力在扩张，并未形成制约总需求的“天花板”效应。
图2-3 货币供应量月度同比增长率
[1]黄志凌.中国经济下行的基础判断与复苏战略［J］.现代商业银行导刊，2015(9)：2-13.
[2]宁吉喆.以消费升级为导向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N］.经济日报，2016-03-29.
[3]黄志凌.中国经济下行的基础判断与复苏战略［J］.现代商业银行导刊，2015(9)：2-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