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社会转型进程中的法典化
引言:法典化与法社会学
当下，我国法学界就法学方法论出现了热烈的讨论，尤其表现在所谓“法教义学”和“社科法学”（其实主要是法社会学）的不同路径之争。[1]其实，法社会学与法教义学不过是分别代表了法学的外在视角（external perspective）和内在视角（internal perspective），它们都同属于法学学科的不同研究方法。这就如同对其他很多对象的研究，都有内在与外在的方法一样。譬如，在微观经济学对企业的研究中，内在视角侧重于研究企业的内部决策过程、企业内部不同部门的职责、公司的组织模式等；而外在视角则侧重于研究企业的外部关系，包括与其他企业的关系、与其他社会行动者的关系、与政治组织和产业组织的关系等。再如，在政治学的研究中，内在视角注重对政党、议会等机构的研究；外在视角则从外部角度来看待政治制度，注重研究作为整体的政治制度在社会体制中的作用、政治体制与经济或社会制度的关系等。法教义学强调分析法律的产生过程、各行动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法律的实施等“纯粹性”问题，主要研究法律素材——尤其是立法与司法裁决——的体系化及其解释；法社会学则从外部去看待法律体制，强调研究政治、社会、文化等其他因素与法律之间的关系，侧重研究与法律有关的规范性和概念性的结构。二者被形象地称为“法律中的知识”（knowledge in law）和“有关法律的知识”（knowledge about law）[2]；它们可谓相得益彰，相互补充，彼此从对方那里汲取养分，但相互不能替代和否认。长期以来的实践证明，法教义学所容易犯的错误就在于其内向和封闭，忽视法律与社会环境之间的互动。“一旦法学者们将其视角向外转向，他们就能开辟出新的天地，因为只有步出法律的领域，他们才可能获得与他们的理解所不同的——很可能是全新的——看法。”[3]
作为一种社会与历史现象的法典化，就充分证明了跨学科分析方法的价值。从韦伯的法律社会学角度来看，法典化是典型的形式理性化的操作。一方面，现代经济的发展要求规则体系具有可计量性（calculability），避免执法者的任意性和特权制度的非理性。可计量性意味着规则可以普遍适用，不受具体情况的限制，对于可以预见的每一个问题都能给予一个确切的答案，因此，这种秩序是可以预见的。显而易见，市场和契约自由所推动的经济理性化的增加，是法律理性化的原因所在。另一方面，由笛卡儿、莱布尼茨等所开创的理性主义传统从数学的普适性中获得启示，鼓吹构建类似的“普遍性知识”（mathesis universalis）体系，建立起一种理性化的关系架构，以包含一切的形式可能性，形成一套公理性的概念体系。这正是现代思维的方法论模型。这样一种体系性的理性主义立足于如下的假设：体系的每一个特定方面的内容都可以从其基本的原则中推导出来，每一个问题都是确切地可预见和可计量的。这种可预见性和可计量性意味着法律的完备性和整全性，具有形式化的严格的法律架构就是其最好的手段。[4]
当代中国的民法法典化是中国立法领域的重大工程，是中国民事立法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实现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伟大目标的战略性举措，也是实现中国治理体系的现代化的重要步骤。[5]正因为民法典编纂具有如此重大的意义，法教义学和法社会学等多种方法的应用、进行多学科的分析，就尤其显得重要。考虑到民法典对社会转型的深远影响，以及法社会学等跨学科分析在我国法学研究中的稀缺，本书愿意在这方面做一粗浅的尝试，以期抛砖引玉。
[1]参见尤陈俊：《不在场的在场：社科法学和法教义学之争的背后》，载《光明日报》，2014 08-13；孙海波：《法教义学与社科法学之争的方法论反省——以法学与司法的互动关系为重点》，载《东方法学》，2015（4），72-89页。
[2]Hakan Hyden，“Even a Stepchild Eventually Grows Up：on the Identity of Sociology of Law”，in Retfær d(Nordic Journal o f Law and Justice)，1999，Vol. 2，pp. 75-77.
[3]Reza Banakar，“How Can Sociology and Jurisprudence Learn from Each Other？ A Reply to Mauro Zamboni”，in Ret færd（Nordic Journal of Law and Justice），2006，Vol. 2，p. 78.
[4] Csaba Varga，Codi fication as a Socio-Historical Phenomenon，Budapest：Szent István Társulat，2011，pp. 290-293.
[5]参见石佳友：《治理体系的完善与民法典的时代精神》，载《法学研究》，2016（1），3-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