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法典化的抱负与谦卑
法典化不是简单的纯粹形式层面的立法操作。根据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的理论，法典化所要求的形式化（formalisation）是一种质的变化、一种本体论意义上的改变；法典化赋予形式以特殊的效力（vis formae）。[1]而民法典作为所谓的“法典之王”“市民社会的宪章”，对于社会生活尤其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无论立法者是否承认，民法典都对社会的组织发挥着基础性的作用，民法典规定了现代社会赖以立足的最为基本的制度。毋庸置疑，民法典对社会转型的意义是重大的。法典的编纂者出于降低法典化为工程的政治敏感性的考虑，往往强调法典内容更多的是技术性规范。这作为一种立法战略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立法者必须意识到：民法典绝不可能是一项纯粹的技术性立法，必然蕴含了特定的价值和公共政策目标；民法典的施行，在未来一定会有起草者最初所意想不到的“外溢效应”。这就是说，法典的起草者在编纂民法典的时候，对于民法典未来的社会影响力，需要有足够的远见和敏感性，尤其需要为法官与学者在未来的演进性解释预留足够的空间——实践证明，演进性解释是保障民法典生命力最为重要的手段。唯其如此，我们才能制定一部具有长远生命力的伟大法典。
另外，根据法社会学的理论，法律与社会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不过在二者之间仍然是所谓的“社会力量”（social forces）在起决定作用。作为法律行动者（法律主体）的个人在道德和良心、法律责任、习俗或者惯性等因素的影响下，对其行为模式做出相应的选择；其理念和价值观也会起作用，但是追根溯源它们仍然受到社会力量影响。按照弗里德曼的形象说法，法律规则和制度所扮演的是拔河比赛中绳索的角色，而非起拖拉器的作用。[2]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已经表明，“是社会-经济的发展最终产生了法典化，而法典化并非任何层次的社会—经济发展的直接功能”[3]。
我们需要全面和客观地理解萨维尼对法典化的批判：他所反对的是立法者无所不能、随心所欲地修改和制定法律；反对的是秉持政治意志的立法者对传统的随意篡改。深深影响法国大革命进程的是卢梭所鼓吹的“人民主权论”，他于1762年在《社会契约论》中这样声称：“一个民族总是可以决定如何修改其法律——哪怕是最好的法律，因为，如果它喜欢让自己不舒服，谁又能有权阻止它呢？”这种观点在19世纪受到了很多自由主义者（贡斯当、孔德、圣西门等）的批判，按照历史学家基佐的说法，“权力并没有创造社会，而只是发现了它”[4]。
在这个意义上，法典的编纂者有必要重温孟德斯鸠的箴言。在《论法的精神》中他以引人注目的方式写道：“我这么认为——而且在我看来，我写这本书的目的就是为了证明：节制精神应当是立法者的精神……道德上的善和政治上的善一样，始终处于两极之间。”[5]波塔利斯显然对此深为认同，他在关于民法典草案的演讲中直接引用了这一论断。在他看来，立法者的理性应该是避免过度行为；法典不能是抽象的理性建构，而是要适用于所有人的具体的规则；法典起草者应该是相对主义者和务实主义者。[6]在这个意义上说，法典的起草者如果意识到其所制定的法律的作为空间和限制，必然会采取某种节制精神；法典化的智慧，表现为对于过度的避免和立法者的谦卑与节制。[7]归根结底，“法典化，就其真实性而言，只是一个纯粹的形式：一种对特定的内容进行组织和客观化的手段。因此，其外观在很大程度上是所期望满足的社会需求的某种功能。法典化的历史类型、工具性成分以及未来的命运取决于它所能满足的特定功能，以及最终决定它的社会的整体运动”[8]。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需要感谢“瑞士民法典之父”、伯尔尼大学教授Eugen Huber在1920年所留下的格言：“法律并非由立法所创造，而仅由成文法所反映；法律的创造实则交由那些立法所无权支配的力量去完成。”[9]这，正是立法者们必要和有益的谦卑！
注释
[1]Pierre Bourdieu，“Habitus，code et codification”，in Actes de la recherche en sciences sociales，1986，Vol. 64，Numéro 1，pp. 42 44.
[2]Lawrence M. Friedman，The Legal System：A Social Science Perspective，New York：Russell Sage Foundation，1975，pp. 205-211.
[3]Csaba Varga，Codi fication as a Socio-Historical Phenomenon，Budapest：Szent István Társulat，2011，p. 351.
[4]Jacques le Rider，“La codification，objet de la controverse Thibaut-Savigny”，in Gernot Kamecke& Jacques Le Rider（ed.），La codification，Perspectives transdisciplinaires，EPHE/TU Dresden，2007，p. 165.
[5][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许明龙译，上卷，68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6]Pierre Serrand，“La loi dans la pensée des rédacteurs du Code civil”，in Droits，2005，Vol. 42，p. 39.
[7]参见石佳友：《法典化的智慧——波塔利斯、法哲学与中国民法法典化》，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5（6），98页。
[8]Csaba Varga，Codi fication as a Socio-Historical Phenomenon，Budapest：Szent István Társulat，2011，p. 352.
[9]Pascal Pichonnaz，“The Civil Codes in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Reflexions on the Swiss Experience”，Con ference The Making o f the Civil Codes，15-16 February 2016，University of Turin，conference paper，p. 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