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如何认识近代中国地主阶级的改革运动
（一）“经世致用”与地主阶级改革派
马克思在《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一书中写道，“满族王朝的声威一遇到英国的枪炮就扫地以尽，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破了产，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1]，言简意赅地指出了鸦片战争带给中国的巨大影响，其意义不仅在于打击了腐败落后的清王朝，更是冲击了中国封闭保守的统治理念，使得中国的有识之士开始开眼看世界。龚自珍、林则徐、魏源等以传统经学为依托，以匡时救世为己任，对内主张整顿吏治，对外提倡学习西方先进技术，抵抗侵略，从而逐渐在地主阶级中掀起了一股“经世致用”的风潮。
龚自珍作为晚清文人，生活在当时清政府逐渐走向腐朽没落的时代，从青年时代开始就深刻地意识到了国家正面临的危机。30岁前后，是龚自珍的思想转变时期，他对正统的考据学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开始倡导学术要为现实政治服务，主张“经世致用”，并且在这一思想的引领下更加自觉地将学术研究与解决现实社会问题结合起来，所涉猎的研究范围更为广泛。除了在学术上苦心钻研为现实服务之外，他还对腐朽的官僚制度深恶痛绝，为官几十年，他始终忧国忧民，在他参加科举考试殿试的那一年，龚自珍作《上大学士书》，对改革内阁制度抒发了自己的见解，要求提高官员质量。在他看来，官员的庸俗和不作为是导致国力不强、国家不振的一大原因。随着仕途失意，中年之后，龚自珍试图在佛教中找到精神寄托，佛家思想中包含的理性与信仰的双重思想，是他批判封建礼教的理论基点之一。虽然他对封建社会的批判并不彻底，但他没有消极地坐视国家的衰败，而是始终对改革抱以极大的热情和希望。
鸦片战争之前因为清政府的闭关锁国政策，朝野上下对外部世界一无所知。林则徐奉命以钦差大臣的身份来到广州主持禁烟之后，对自己与国人的无知感到非常忧心，于是开始着手改变这一状况。1841年，林则徐组织翻译英国人慕瑞的《世界地理大全》，并将其亲自编译成《四洲志》，这是中国近代首部比较系统地介绍世界地理的书。经历鸦片战争的失败，林则徐清醒地认识到中国与西方列强在海军实力上的差距，认为如果清政府依旧骄傲自大，仍旧对西方抱有“夷狄”的偏见而不思进取，那么就注定会面临再次失败的结局。林则徐这一努力促使一大批中国人开始认识并学习中国之外的广阔世界。
中国近代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个知识分子是魏源。面对晚清政治的腐败，社会一潭死水般的局面，魏源早就萌发了改革的观念，鸦片战争的失败更是激发了他救亡图存的强烈意愿。1841年魏源入裕谦幕府，参加抗英斗争。《南京条约》签订以后，他著成《圣武记》，讨论了清朝的衰落。1842年，受林则徐《四洲志》一书的启发，他参阅其他资料编写成《海国图志》，全书共50卷，1852年又扩编为100卷，阐释了世界各国的地理分布和历史政情，分析鸦片战争经验教训，探求富国强兵之道，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歌颂了广东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谴责投降派的卖国行径；主张避敌之所长，攻敌之所短，不与英国人在海上交锋，而在内河严密布防，诱敌深入，然后歼灭；提醒人们警惕沙俄兼并中国西北。全书囊括了世界地理、历史、政治、经济、宗教等各个方面，涵盖了当时所能找到的介绍西方各国的各种中文资料，并在书中明确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突破了固有的“华夷之辨”的观念，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是当时中国人自编的最为详备的世界史参考书。鸦片战争使中国面临的问题从“内忧”扩展到“外患”，自此之后，中国知识分子面临的是双重难题：既要兴内，又要防外。魏源所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很显然已经超过“经世致用”这种仅仅对内倡导改革的思想，这种从外而内思考问题的方式直接影响了洋务运动的发展，成为洋务派提倡西学，推行洋务思想的根基。
作为处于时代变革之际的地主阶级改革派，洋务派能够冲破自身的牢笼、睁眼看世界是极其不容易的，他们抨击腐朽落后的封建统治，力求变法革新；他们要求抵抗帝国主义侵略，捍卫国家独立和统一；他们希望向西方学习以强兵富国，为近代中国人民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指明了方向。然而，他们始终是地主阶级，并不能完全摆脱其阶级局限性；他们对黑暗腐朽的封建统治的批判，并没有触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根源；他们所提出的改革，只是为了拯救封建统治，是在原有基础上的修修补补；他们对西方的学习，仅停留在器物层面，还没有进一步深入。
（二）中体西用与洋务运动
洋务运动是清政府的第一次改革运动，也是中国近代化的开端，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代表了近代中国地主阶级为巩固自身地位与增强国家实力所做出的努力与尝试。洋务运动是在中国资本主义逐渐发展、封建主义逐渐式微的历史趋势中兴起的，是在变落后为先进、变贫弱为富强的社会求变的思潮下发生和发展的，是在清政府面对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与英法联军野蛮入侵的双重压力下被迫起步的。这就说明了，洋务运动的发起，在政治目的上违背了时代潮流，然而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进行近代化的改革，却顺应了中国社会客观经济发展规律和与此相适应的变革思潮的要求，因而是具有双重性质的改革运动。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的侵略和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对于封建政权的冲击进一步增强了清朝统治集团内部一批当权官员的危机感。他们在同资本主义国家交涉和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过程中，对西方强大军事实力深感震惊，对洋枪洋炮的作用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认为必须通过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器物上的“长技”，才能有效地镇压国内人民的反抗斗争，并且应付列强侵略，最终维护清王朝的统治。为此，他们陆续开始购买枪炮舰船，加紧兴办造炮制船的军事工业，引进西方人才采用新法操练军队，创办新式海陆军。此后，又兴办采矿、铁路、航运、电报等民用企业，为军事工业提供支持，还注重培养新式人才，创办新式学堂，翻译西学书籍，派遣留学生等。由于这些活动主要取法于西洋，所以历史上称之为“洋务运动”，而发动和主持这些活动的政府官僚则被称为“洋务派”。在洋务派官员中，有恭亲王奕和军机大臣文祥等人，地方督抚有崇厚、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人。
1.洋务运动的过程
洋务派最初进行洋务运动的目的之一就是对内镇压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分散清政府压力以维护清朝统治。他们大多数是依靠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运动起家的，因此掌握着中央或地方的军政大权。除此之外，他们还想在与西方侵略者保持“交好”的关系下富国强兵、徐图自强。奕认为：“探源之策，在于自强。自强之术，必先练兵。现在国威未震，亟宜力图振兴，使顺可以相安，逆则可有备，以期经久无患。”
洋务派以“外须和戎，内须变法”为改革总规划，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对内改革的总原则。李鸿章提出：“处今之势，外须和戎，内须变法……今各国一变再变而蒸蒸日上，独中土以守法为兢兢，即败亡灭绝而不悔，天耶！人耶！恶得而知其故耶？”自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凡创办洋务者都已经认识到中国已面临一个“古今未有之大变局”。王韬说：“此古今之创事，天地之变局。”薛福成上书曾国藩，认为“方今中外之势，古今之变局也”。李鸿章面对岌岌可危的清朝，产生了强烈的忧患意识，于是提出了“外须和戎，内须变法”的总纲。他们认为中国“处数千年来未有之奇局，自应建数千年来未有之奇业。若事事必拘守成法，恐日积于危弱终无以自强”。他们从西方各国通过变法走向富强的事例中得到启示，认为要自强必先实行变法。19世纪60—70年代，洋务派以“求强”为宗旨，以“中体西用”为原则，以仿效西法为内容，以适应战争和加强国防为需要，重点训练新式军队和建设军事工业。他们用西法训练军队，采取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制造坚船利炮，增强军事实力，于前期创建了一大批军事工业企业。随着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的步伐，以日本大肆侵占台湾为警醒，洋务派官员们认为日本敢于“借端发难”，主要依靠的是其新购的“铁甲船二只”这一海上武器，使其可以在海上为所欲为，洋务派在面对海上来犯之敌的巨大压力时，深感必须加强海防实力，一时间这一问题成为舆论的中心议题。19世纪60年代，北京、天津、上海、广州、福州等地的军队纷纷改用洋枪、洋炮，聘用外国教练操练军队。李鸿章的淮军、左宗棠的湘军也开始采用洋枪装备。
到了19世纪70—90年代，因兴办军事工业需要民用企业的支持，洋务派又提出了“求富”的口号，开始兴办近代民用工业，把“求强”与“求富”结合起来。这些官办企业都采用机器生产，尽管机械化程度不高，在生产中仍采用了手工劳动，但毕竟开始有了近代工业大生产方式，这对中国传统的手工业生产者来说，无疑是一次重大的变革。洋务派在创办民用企业时，采取了吸收私人投资的办法，通过“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的方式创办企业，以利润、市场为基础，这些企业后来有的转化为官僚资本，有的发展为民族资本主义企业，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开辟了道路，在古老的中国开了近代工业的先河，将机器化生产方式移植到中国封建社会的土壤中，拉开了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序幕，客观上对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洋务运动还传播了西方文化，培养了一批近代人才。洋务派创办了新式学堂：一是设翻译学堂，如京师同文馆，主要是培养翻译人才；二是设工艺学堂，培养电报、铁路、矿务、西医等专门人才；三是设军事学堂，如船政学堂等，培养新式海军人才。在创办新式学堂的同时，还先后派遣赴美幼童及官费赴欧留学生200多人。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社会风气的变化和社会观念的转变，但是，封建的内核即使披上先进的外衣也不能改变其落后于时代的实质，甲午一战，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洋务运动历时三十余年，几乎耗尽国库，但也未能实现其口号中所宣扬的目标——使中国自强富裕起来。
2.洋务运动的历史进步性
“洋务”是指与西方近代军事、工业、技术、外交等各方面有关的事务。洋务运动兴办了一批军事工业与民用工业，客观上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发展。1865年，由曾国藩支持、李鸿章筹办的上海江南制造总局，是当时国内最大的兵工厂；同年，李鸿章在南京设立金陵机器局；1866年，左宗棠在福建创办福州船政局（附设有船政学堂），是当时国内最大的造船厂；次年，崇厚在天津建立天津机器局；1890年，张之洞在汉阳创办湖北枪炮厂。洋务派还创办了一大批民用企业，这些企业除少数采取官办或官商合办方式外，多数都采取官督商办的方式。其中最重要的官督商办企业有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天津电报局和上海机器织布局，都是由李鸿章筹办或控制的。
洋务运动培养了大批通晓西方知识的人才，为一潭死水的晚清社会注入了鲜活的力量。要兴办洋务，需要通晓洋务的人才，而传统的教育体制和教育内容已无法满足洋务事业的需要，因此，兴办新的教育事业、培养洋务人才就成为洋务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本来李鸿章对西方的教育制度就有过较高的评价，认为西方“学堂造就人才之道，条理精严，迥非中土所及”。他看到西方“兵船将弁，必由水师学堂，陆营将弁，必由武备书院造就而出，故韬略皆所素裕，性习使然”。他断言，“我非尽敌之长，不能致敌之命，故居今日而言武备，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若仅凭血气之勇，粗疏之才，以与强敌从事，终恐难操胜算”[2]。基于这样的认识，李鸿章在1880年和1885年奏请效法西方，建立天津水师学堂和武备学堂。在天津水师学堂里开设了中学、西学、文事、武事等课程，天津武备学堂则让学生们学习天文、地舆、格致、测绘、炮台营垒心法等，并操习马队、步队及行军布阵、分合攻守诸项课程，但同时兼习经史以巩固学问根基，这种方式就为当时的清朝教育培养了一大批“文理通畅、博涉西学”的军官。
除了培养军事人才之外，洋务派还在更为广泛的教育领域推进改革。1862年，京师同文馆作为总理衙门的一个附属机构在北京设立。清政府最初设立该馆的动机只是为了培养少量通晓外国语言文字的翻译人员，用以应付外交需要，为清政府服务。但是在洋务派的推动下，京师同文馆后来逐渐发展成为一所综合性的学校，它对于中国教育进程的近代化起了不小的推动作用。据统计，从1862年奕奏请创办京师同文馆和1863年李鸿章在上海创办广方言馆，到1894年在烟台创办烟台海军学堂，30多年间，洋务派共创办新式学堂24所，其中培养各种外语人才的有7所，培养工程、兵器制造、轮船驾驶等人才的有11所，培养电报、通讯人才的有3所，培养陆军、矿务、军医人才的各有1所。
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和逐步发展，传统的封建伦理道德观念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冲击，并在社会上引发了思想、文化领域的轩然大波，使国人对于中西文化之间相互关系的认识大大深入了一步，社会思想的日益活跃在朝野上下引起强烈反响。清廷内部，顽固派以“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之类的陈腐论调攻击洋务派“捐弃礼义廉耻之大本大原”，“败坏人心”。而洋务派则力陈当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兴办洋务犹如“君父之有危疾”而“百计求医”，非如此不足以存亡续绝。双方论争不断，如1867年围绕同文馆的设立、1874年关于设厂制器和筹备海防、1880年就铁路建设问题等均有过轰动朝野的激烈论辩，这使中国社会由死水微澜发展为洪波巨浪。
在洋务派与顽固派的争论中，双方坚持自己的立场，尽管洋务派极力阐述向西方学习的必要性，但中国传统思想延续千年，根深蒂固，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改变的，为了能够顺利推动洋务运动的开展，减少与顽固派之间的摩擦和冲撞，洋务派适时提出“中体西用”作为理论纲领。他们的本意是要用“西用”来捍卫“中体”，即不动摇清政府的统治根基，仅仅是用西方的先进技术来武装自己，而这其中既包括用西方先进的火炮来绞杀太平天国运动，以捍卫摇摇欲坠的清朝统治秩序，又包括在民族危机日重、中西冲突愈剧的背景下，用西技增强自身力量以保全清朝的统治地位，这一观点被大多数顽固派所接受，这里的“中学为体”就是坚持形而上的孔孟之道；“西学为用”就是采纳形而下的西方科技之器，这样做的理由是“自形而上者言之，则中国先儒阐发已无余韵；自形而下者言之，则泰西新理方且日出不穷。盖中国重道而轻艺，故其格致专以义理为重，西国重艺而轻道，故其格致偏于物理为多，此中、西所由分也。然其实言道而艺未尝不赅其中，言艺而道亦究莫能外。其源流固无不合也”[3]。
因此，在这种模式之下，先进的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才得以排除顽固派势力的重重阻挠，插足以儒学为核心、以王权专制主义为特质的中国传统的封建思想领域，并有了一定的空间生长发展，渐渐在人们的思想领域中扎根，从而不以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地形成对“中体”“中学”的认识和比较，进而改变国人的思想观念，这也是洋务运动影响最深远、最有价值的一点。何干之曾在近代思想启蒙意义上评价洋务运动：“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新政派所提倡的洋务，是吃了帝国主义大亏以后的自我觉醒，不论他们的眼光是如何短视，容量是如何狭隘，也不能不对妄自尊大的天朝起了一个重新估定的观念。”[4]
3.洋务运动的历史局限性
洋务运动是地主阶级在内忧外患交的冲击下为维护清朝统治发起的一场自救运动。早在鸦片战争后，面对清政府的惨败，地主阶级中有一部分人就主张了解夷情，学习西方，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但并没有引起清政府和社会的太多重视，这种观点的传播范围并不广泛。经历太平天国运动和第二次鸦片战争的重创，清朝统治阶级才意识到危机的严重性，开始主动转变盲目蔑视西方的态度，徐图自强。洋务运动历时30余年，耗费国库巨额银两，厂办了一些，兵练了一批，舰买了不少，但对外御敌却无一胜利。1895年，在甲午战争中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标志着洋务运动的破产。
导致洋务运动破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的一点是洋务运动的推动者没有试图去触动传统思想，因为阶级的局限性，他们本人也是传统思想的信徒。顽固派与洋务派的分歧不断，但在根本的思想认识上是一致的，即要维护封建正统，只是在具体问题的看法与做法上产生了分歧，如顽固派认为一味排外、见洋必反是对封建制度最好的维护，而洋务派主张以技术上的变来求得制度上的不变。洋务派并没有从根本上摆脱封建传统文化，作为清王朝的封疆大吏、重臣，他们自幼深受传统文化浸染，他们的地位和思想决定了他们对清王朝和封建传统的态度只能是维护，不可能彻底打破，否则就动摇了自身生存的根基。洋务派认为，用“西学”是为了加强“中体”，而西学的“体”与“用”，即制度与技术，完全是统一的，单方面借鉴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日本明治维新成功的经验正是既变“体”又变“用”，洋务运动的失败正在于只想“用”而不变“体”。用封建制度那一套去推动工业化，钱花了不少，工业也建立了一些，但直至清朝灭亡，中国的工业化仍然没有迈出实质性的步伐。纵观世界历史，任何一个国家的工业化都是以一场思想解放运动为先导的，思想解放才能生发出对封建主流意识的彻底否定。立足于当时中国被迫打开国门的历史现实，我们不能要全民都得到思想解放，但推动工业化的领军人物如果不能解放思想，则不可避免地会造成这项近代化运动的早夭。洋务运动的局限性就在于领导这场运动的人其封建传统思想依然如故，这是洋务运动破产的根本原因。
其次，洋务派兴办的军事工业依赖外国的程度非常深。李鸿章认为：“沪局各船虽系自造，而大宗料物无非购自外洋，制造工作亦系洋匠主持，与购买外洋船只略同。”刘坤一也说：“所有粤省制造轮船，均系仿照外洋式样，其轮机、器件及桅、椗、铜铁、木料、绳索等项，非内地产植所堪采用，仍系购自外洋。”江南制造总局所需铁、铜、铅、煤炭、磺硝、木料等原材料，“必须购自外洋”。其中，“如仿造钢铁大炮及后膛兵枪所需之钢料、钢弹、钢管，均需购自外洋，价值即昂，运费又重，颇不合算；一旦海上有事，无处采买，更恐停工待料，贻误军需”，这反映出了中国的积贫积弱还不足以为洋务派兴办工业与实业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导致列强在表面上扶植、支持洋务的同时，又不断采取政治的、经济的、外交的甚至军事的手段对洋务派进行干预和控制，这使得当时的清政府只能选择妥协退让、委屈接受，体现出了洋务运动的买办性。
最后，洋务派本身既是近代工业的创办者和经营者，也是其摧残者和破坏者，其封建衙门和官僚式的体制，阻碍了洋务企业和民族工商业的发展。洋务派所办的军事工业完全由官方控制，不讲经济效益，造出的枪炮轮船与西方购买的相比质量低下。官督商办的民用企业，其管理模式是由政府“专派大员，用人理财悉听调度”，商人并无发言权，经营权也受到排挤，并且往往还要承担企业的亏损，成为“背黑锅”的那个人。企业内部极其腐败，充斥着营私舞弊、贪污受贿、挥霍浪费等官场恶习。因官商不分，洋务企业中官僚主义作风特别盛行，洋务企业中腐败成风，企业资产惨遭吞食，违背经济规律的现象比比皆是。郑观应在致盛宣怀的密信中指出，“招商局腐败极矣，六总办、三董事、一顾问，无一非分肥之辈”。招商局总办徐润侵吞、挪用公款达16.7万两白银之多，而唐廷枢先后拖欠招商局公款更高达20多万两白银。盛宣怀在轮船招商局任督办期间利用职务之便大肆套购招商局股票，后来竟一人拥有招商局1/4以上的股票，轮船招商局中充斥着损公肥私、化公为私、假公济私等腐败行为。腐败问题十分严重，束缚了企业的发展[5]。
洋务派督办工业企业30年，然而甲午一战使得这一切努力付诸东流，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惨败更使洋务企业声名狼藉，遭到了世人的指责和质疑。清朝最高统治者哀叹：“原办各局，经营数载，糜币实多，未见明效。”面对空前的败局，清政府只得让这些企业“从速变计，招商承办”。此后，部分洋务企业走上“商办”道路，这对晚清民族工商业的兴起和发展虽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仍旧难以挽回中国的工业化进程被延误几十年的局面，教训十分惨痛。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3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779.
[2]苑书义.李鸿章传.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225.
[3]李侃，等.中国近代史.北京：中华书局，1994：126.
[4]何干之.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上海：生活书店，1937：5.
[5]邢战国.洋务企业的弊病探析.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