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对国家出路的早期探索
一、如何评价近代中国的农民起义
近代中国影响巨大的农民运动莫过于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它们都发生在鸦片战争后社会剧烈变革的时代，中国开始由封建社会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社会矛盾中的最主要矛盾变为中华民族与外国资本-帝国主义的矛盾。这个不同以往的时代赋予这两场农民运动新特征，从而使它们与历史上任何一次直接的、旧式的农民战争都有所不同。也正因为如此，旧时代赋予农民战争的烙印并未淡化，农民作为这两场运动的主力军，使得这两场运动的局限性也表现得十分明显。正确认识和评价近代中国的农民起义，对于宏观把握中国近现代史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太平天国运动
1.太平天国运动发生的背景
太平天国运动始于1851年发生的金田起义，到1864年洪秀全病逝以及洪天贵遇害宣告失败。这一场由洪秀全发动、由农民阶级主导的运动，前后历经10余年，全盛时期席卷大半个中国，规模之大可谓古今未见。其爆发的原因是个人因素和社会因素的双重交织。
于个人因素而言，洪秀全作为太平天国的灵魂人物，其生平际遇和个人性格与太平天国运动息息相关。洪秀全是客家人，其身份的特殊使他不能完全融入当地生活，时常受人排挤。客家人常常处于后来者的劣势，他们大多沦为佃农，正如客家人自己的痛苦诉说：“土著身耄土民，籍货数百年，占尽良田美宅。兄弟等僻处偏隅，受辱难禁。”在这种情况下，宗教往往成为客家人生活的一部分，因为宗教给人提供一种安全归属感，这为其能够较快接受新的信仰体系奠定了基础。洪秀全早年是一个安分守己、一心想要考取功名的儒生，但是屡试不第，灰心失望的他从儒学的卫道士转变成对儒家学说和科举制度的憎恨者，接受《劝世良言》中的信息，并基于自己对这本书的理解将其加工之后开始向外宣传，得到了处境同样悲惨的底层群众的响应与拥护。
于社会环境来看，当时的中国内忧外患不断。长期以来，中国广大农民在封建地主的压迫、剥削下，过着极其贫困和不自由的生活，加之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中国的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逐渐解体，白银外流、银贵钱贱的现象更加严重，更加加重了农民的负担，特别是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掠夺、清政府的腐败统治和残酷剥削，逼得人民群众走投无路。许多知识分子和洪秀全的遭遇一样，饱读诗书，但是他们的科举之路却因为政治腐败而步履维艰，社会对依靠科举取士改变命运的做法普遍丧失了信心，这为太平天国拜上帝会能够在短时间内从两广地区扩展到中国大部分地方奠定了社会心理和阶级基础。除了社会流动的困难性加剧了士子的不满情绪之外，清政府接二连三地签订丧权辱国条约，使其统治的合法性再次受到了严重的质疑。再加上这些不平等条约造成的经济压力直接落在农民肩上，使来自民间的抵抗成为历史的必然。
从明朝开始，中国就进入了皇权专制高度集中的时期，林达[1]曾经对法国大革命之前的巴黎做过这样一个比喻：18世纪之后集权统治之下的巴黎，就像一个在火上烘烤的油罐，爆炸只是时间问题，即使有人让这个油罐减压，自己也会被灼伤。当时的中国情同此景。从明朝开始被高度集权压迫的农民，或是组成民间会社，或是揭竿而起进行反抗，都被强权遏制，使得这个“油罐”积蓄的压力越来越大，虽然前期的一些农民起义和反抗都以失败告终，但这些失败的农民起义为摧枯拉朽式的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积蓄了力量。
2.太平天国的进步意义
1844年，洪秀全开始创立拜上帝教，随后在他和冯云山、杨秀清、萧朝贵等人的宣扬和组织下，拜上帝教在两广地区迅速发展壮大，并逐步向全国蔓延。1850年，在洪秀全的号召下，各地教众在广西金田集结整编，1851年1月11日，正式宣布起义，建号太平天国，建立起与清政府对峙的政权，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战争拉开了序幕。
洪秀全得以起家，进而收拢人心，一直到组建起可以与清政府相抗衡的武装力量，拜上帝教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由于拜上帝教并不是从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中生发出的，所以使得太平天国运动呈现出较以往都更强烈的异于中国传统历史和文化的特质，更加轰轰烈烈和具有破坏性。正是受这种特质影响，作为近代中国革命第一次高潮的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的进步意义非常明显：
首先，它带有明显的近代特色，除了反对封建统治外，还反对外来资本主义侵略，是近代意义上的民族民主革命。
太平天国起义有力地打击了外国侵略势力，拒绝承认不平等条约，严禁鸦片贸易，并同英、法军队和由外国军官组织和指挥的“常胜军”“常捷军”进行英勇的斗争。太平天国起义沉重打击了封建统治阶级，强烈撼动了清政府的统治根基。起义历时14载，起义军转战18省，并建立了与清朝对峙的政权。在太平天国的影响下，各地各族人民反清斗争风起云涌，加速了清朝的衰败。这在中国和世界农民战争史上都非常罕见，它将中国的旧式农民起义推向了史无前例的顶峰，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具有重大的历史功绩，并在反抗外来侵略中显示了非凡的勇气。李秀成说，“那时洋鬼并不敢与我见仗，战则即败”，还“得其大炮洋枪不计其数”。英勇的太平军将士在上海等地面对英、法等国侵略者，毫不畏惧地进行了顽强的斗争。
其次，太平天国起义是中国旧式农民战争的最高峰，它把千百年来农民对土地的渴望通过《天朝田亩制度》比较完整地表达出来。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南京）后，为了巩固政权，为广大农民建立一个地上“天国”，实现“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现世理想，太平天国通过了一系列纲领，特别是《天朝田亩制度》以反对封建土地制度、解决土地问题为核心内容，同时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的革命纲领。它提出了“天下人同耕”和“无处不均匀”的土地分配原则，“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的产品分配原则，希望在纲领的规范下建立一个“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集中系统地表达了广大农民反对封建统治压迫、建立自己心目中的理想社会的朴实愿望，这从根本上否定了作为封建社会统治基础的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是对以往农民战争“均贫富”“等贵贱”和“均平”“均田”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和超越，成为中国农民革命史上的一座丰碑。
再次，太平天国对近代中国在危机之下的出路进行了有益的探索，这在《资政新篇》中表现得较为明显，它为国家的未来与出路做了从未有过的大胆设计，迈出了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探索国家出路的重要一步，是一个具有浓厚资本主义色彩的方案。
1859年冬，洪仁玕为振兴太平天国，提出了一个改革内政和建设国家的新方案——《资政新篇》，并在洪秀全的同意下颁布。洪仁玕在香港生活的六年中，结识了许多外国人，对英、法、美、日等国家“因时制宜，度势行法”的历史和现状有一定的了解和研究，并且潜移默化地接受了许多资本主义思想。回到天京后，洪仁玕整理自己在香港、广州、上海等地学到的西方文化和各地的见闻，最终写成了《资政新篇》，呈送给洪秀全。《资政新篇》涉及面非常广泛，是太平天国后期先进的施政纲领。在政治上，他提出要统一政令、以法治国，朝资本主义改革方向迈出了第一步；在经济上，他主张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大力发展近代交通运输业、金融业等，从而使得国力增强；在文化上，他提倡兴办近代文化教育，发展社会福利事业，反对迷信和创办新式学校；在外交上，他提出要同资本主义国家自由通商、平等往来，但也提出资本主义国家不准干涉中国内政的原则。
由此可见，《资政新篇》具有鲜明的资本主义色彩，比起农民中原有的平均主义理想是一大进步。它适应了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潮流，它不仅重视中外文化交流和吸收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而且主张采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若干重要政策，集中反映了当时开眼看世界的先进中国人试图通过向西方学习来寻求救国救民道路的一种努力。
最后，太平天国起义还冲击了孔子和儒家经典的正统权威，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封建统治的精神支柱，它的精神核心——拜上帝教是中西文化之间的相互批判，唤醒了中国文化的自省能力。
被太平天国视为国教的拜上帝教，源于西方基督教，但同时结合了中国传统文化，使其有别于西方基督教。太平天国运动的发展，是对中国既有传统和社会秩序的有力挑战。太平天国运动不仅是一场阶级斗争，更是一场中西文化之间的交流与碰撞，对中国的传统观念进行了有力的批判，是一次用西方价值观念挑战中国传统的勇敢尝试。例如，针对封建统治者等级制度的压迫和外国侵略者的掠夺，提出国与国、人与人之间平等的思想。洪秀全在《原道醒世训》中说，黄上帝是天下凡间的“大共之父”，“近而中国是黄上帝主宰化理，远而藩国亦然”，说明中国和藩国都是平等的。太平天国建都天京之后颁布《天朝田亩制度》，规定分田不论男女，提倡男女平等，这对封建主义的等级观念和男权思想都是一种挑战和突破，这种平等思想是极具战斗力的。
拜上帝教中还充满了斗争精神，在1849年编制的《太平天日》中，批判孔丘“教人之书多错”要受到上帝的惩罚，对邪恶势力的化身——妖魔、老蛇等，则要“逐一驱赶”，洪秀全甚至受命亲自和这些妖魔作战，并宣扬自己是奉命到凡间“斩邪留正”，完全是一副斗争姿态。这是洪秀全为了太平军能够推翻清朝的统治而量身定制的精神食粮，起义后，这种斗争精神在很大程度上使得太平军作战勇猛、奋不顾身，有力地撼动了封建专制统治。在19世纪中叶的亚洲民族解放运动中，太平天国起义是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一次起义。它和其他亚洲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汇合在一起，冲击了西方殖民主义者在亚洲的统治。
3.太平天国的落后性
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给予中外反动势力的统治以沉重的打击，充分展示了农民阶级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的伟大力量和重要作用。太平天国的失败，客观上是由于敌人力量过于强大，清朝封建势力和外国侵略势力相勾结，联合绞杀了太平天国起义；主观上则是由农民阶级的局限性造成的。起义并没有真正建立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无法靠自身克服固有的阶级局限性，同时，太平天国运动后期，其精神支柱——拜上帝教也逐步崩溃，加剧了天国的陨落。最后这场规模空前的农民战争在清朝封建统治者和西方资本主义侵略者的联合镇压下失败了。具体来说，太平天国运动失败的原因可归结为以下几点：
首先，农民阶级不是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代表。他们无法克服小生产者所固有的阶级局限性，因而无法从根本上提出完整的、正确的政治纲领和社会改革方案，无法制止和克服领导集团自身腐败现象的滋长，也无法长期保持领导集团的团结。
太平天国农民政权实际上从本质上没有逃脱封建的皇权主义，农民阶级是封建小生产者的代表，这就决定了在农民阶级领导下建立的政治制度不可能突破封建专制制度的固有模式。永安建制确定了太平天国实行封建的世袭制，定都天京后，政权逐渐稳定下来，使得太平天国统治者不思进取，封建特权思想和等级制度更是恶性发展，早期先进的思想被腐化的生活逐渐蚕食。太平天国发动之初斗争矛头直指清朝统治者，并以摧枯拉朽之势建立了一个与清政府相对峙的政权。但按照太平天国的体制，洪秀全由“天父真命封为天王”，掌握着“一切生死黜陟等事”的最后决定权，是太平天国的最高统治者。也就是说，太平天国因袭封建君主制，依据封建主义原则处理领导集团内部以及领导成员与民众之间的关系，洪秀全站在封建等级的顶端，成为“宰治天下”的君主，而那些曾经与之并肩作战的人则变成了他的辅臣。为了适应这种演化的需要，他们制定了“贵贱宜分上下，制度必判尊卑”的礼制，并要求人们将其作为道德规范恪守不渝。总之，太平天国本质上是封建新贵族的专政，这是“小农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力支配社会”的反映。太平天国也一直缺乏切实可行的纲领，《天朝田亩制度》和《资政新篇》虽然思想超前，具有进步意义，但是其本质的思想依然是农民朴素的平均思想，并且由于生产力的局限，也没有真正实施下去。
其次，拜上帝教教义不是科学的思想理论，它不仅不能正确指导斗争，而且给农民战争带来了危害。
太平天国的宗教思想，即拜上帝教的教义，是洪秀全等人根据自己所获得的不全面的基督教知识同中国传统文化强行嫁接在一起的产物，他们一方面反对儒学，烧毁古书，另一方面又将儒家学说中的纲常伦理等有利于统治太平天国的思想糅合到拜上帝教中来；一方面认同基督教信仰，独拜上帝，另一方面又打破基督教“三位一体”学说，洪秀全自称“上帝的次子”，把无形的上帝世俗化。由此可见，作为太平天国核心价值体系的拜上帝教本身，就是对西方基督教和中国儒家思想的双重异化，颇有些不伦不类的意味。从思想层面上来看，拜上帝教对中国传统文化没有什么创新点，对西方基督教又缺乏深刻的认识，只是利用了对基督教的一种浮于表面的理解，这导致了拜上帝教内部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一方面，拜上帝教的上帝观，肯定了上帝的唯一性和至高无上性，而在现实中，洪秀全和杨秀清都可以代替天父传旨，这令人难以信服；另一方面，太平天国宣传人人平等思想，然而在诸王享有种种特权的同时，普通人却只能拿到最基本的生活物资。由此可见，尽管在一开始构建拜上帝教时能取信于民众，使太平天国发展壮大，但后期随着问题的逐渐暴露，拜上帝教便丧失了感召力，为天国的崩溃埋下了祸根。
拜上帝教最终引发内讧，导致了领导集团的分裂。洪秀全自称是“上帝的次子”“耶稣的弟弟”，是受命下凡的“真命天子”“太平天王”，以此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杨秀清、萧朝贵不甘心居于洪秀全之下仰其鼻息，先后假托“天父上帝”与“天兄耶稣”“下凡附体”，传言会众，企图在宗教地位上成为凌驾于洪秀全之上的“最高权威”。翼王石达开一开始“不甚附会邪教俚说”，后又将“真圣主官制礼文多更改焉”。特别是杨秀清，在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为了满足其个人私欲，频繁借助“天父下凡”，要杖责洪秀全，与其争夺统治权，甚至要挟洪秀全封其为“万岁”，到了后期，天父的“代言人”越来越多，宗教秩序被严重破坏，天王的神圣权威受到了挑战，这就扩大了太平天国领导核心内部的矛盾，导致了“天京变乱”，使得太平天国的内部实力被大大削弱。
最后，太平天国未能正确地对待儒学和西方侵略者。
洪秀全们借助于西方的“上帝”，同时糅合了儒家传统文化，创立了异于东西方文化的拜上帝教，并以此为号召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展现出了农民阶级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对地主阶级进行的暴力冲击和思想反抗。然而，太平天国的领袖们始终无法挣脱封建生产方式带来的局限，沉迷于权力之争的欲望旋涡中，未能真正推进其所制定的一系列纲领。一开始，他们把儒家经书笼统地称为“妖书”。后来，主张将四书五经删改后加以利用，把儒学封建的纲常伦理思想保留下来。除此之外，他们笼统地把信奉天父上帝的西方人都视为“洋兄弟”，对于西方资本主义侵略者还缺乏理性的认识。
太平天国起义的失败表明，中国的农民阶级自身不能担负起反帝反封建的重任，单纯的农民战争不可能完成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
（二）义和团运动
太平天国运动与义和团运动同为中国近代农民起义的代表，在其发生和发展的过程中，具有很多相似之处，但是二者又表现出许多截然不同的历史特点，与太平天国运动相对比，义和团运动有其独特性，其中蕴含了它的进步性和落后性。
1.义和团运动发生的背景
义和团运动爆发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此时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西方列强已经完成了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进入到帝国主义阶段，同时对中国的殖民侵略程度大大加深，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正在形成。甲午战争之后，帝国主义的经济和宗教侵略进一步加深。帝国主义国家开始向中国大量输入资本，划分势力范围，修筑铁路，伴随着帝国主义国家的枪杀、掠夺、破坏和洗劫，铁路所经之处，大量洋货倾销，严重地破坏了中国城乡手工业，大批农民和手工业者、运输工人失业。
同时，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广大的地区设立了教区和教堂，教会势力猖獗，民教斗争激烈，而清政府一味采取“袒教抑民”政策，传教士在地方上勾结土豪、乡绅，霸占大量田地。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并没有积极应对外来冲击带来的变化并改变现状，社会政治经济秩序遭受严重破坏，在中国北部，特别是山东和直隶、京津一带，水利失修，黄河连年泛滥成灾，民不聊生。社会上救亡图存的呼声越来越大，面对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瓜分和民族危机的空前严重，民族矛盾成为中国社会最主要的矛盾。相对于太平天国而言，义和团运动是中外矛盾急剧上升的产物。因此，这场运动爆发的初衷就具有反侵略的民族性和爱国性，是一场反帝爱国运动。
山东、直隶民强好勇，既有练拳自卫的尚武习惯，又有组织乡团、实行联庄自保的传统。这些地方也是白莲教及其支派长期秘密活动的地区，宣传“众神保佑，不惧枪炮”的思想，吸引了广大人民群众，具有反抗压迫和组织群众进行斗争的传统，为义和团运动的兴起提供了思想和组织上的便利条件。
2.义和团运动的评价
义和团运动是农民阶级领导的一场农民运动，虽然在中外联合势力的绞杀下失败了，但具有极大的正面意义，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粉碎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迷梦。义和团运动也打击和孤立了清政府，提高了人民的觉悟，推动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发展。综观义和团运动的全过程，在不同时期其口号并不相同，但区别仅在于对清政府的态度和措施，“灭洋”则是从始至终的首要目标和中心内容。从义和团前期“扶清灭洋”的口号来看，其反帝而不反封建的特点较为明显，虽然“灭洋”具有盲目排外的局限性，但是单就“扶清”而言，非常明显地包含了自发的群众运动朴素的爱国主义思想，但同时也体现了作为运动主体的农民由于阶级局限性并未认清清政府的反动真面目，后期因清政府与侵略势力勾结对义和团进行绞杀，义和团对其进行反击和抵抗，间接打击了封建势力，加速了清政府的崩溃。在反帝的问题上，义和团因其主动性和直接性，比太平天国运动前进了一大步，它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侵略势力，阻止了帝国主义妄图瓜分中国的罪恶企图，这是义和团运动进步性的最重要体现。义和团运动显示了中国人民高尚的爱国主义精神、巨大的革命力量以及敢于同帝国主义血战到底的英雄气魄，表明中国人民是不可战胜的，同时鼓舞了亚洲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人民的反帝斗争。
但是义和团运动也存在固有的缺陷：农民阶级有其局限性、组织分散、愚昧落后等。义和团运动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这是一场没有先进阶级领导的农民运动，义和团的宗教形式是土生土长的，传承了“白莲教”“大刀会”等教门结社组织“喝符念咒”“降神附体”“刀枪不入”等法门数术，除此之外，信仰的神灵也无所不包，从佛教中的如来佛祖、玉皇大帝，到儒家文化中的关公、张飞等人物，再到文学作品中的孙悟空、猪八戒等，各式各样的“神仙”“道士”都成为义和团团民顶礼膜拜、奉上神坛的偶像。义和团就是靠着这些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信仰抵制外来宗教，与在中西文化交流过程中产生的太平天国运动有着明显区别，相应地，它们又因各自的这一特征形成了自身的局限性：前者举着消灭洋教的大旗具有笼统的排外性；后者强行嫁接融合，学习程度十分有限，没有跳出农民阶级所具有的封建思想的窠臼。
义和团运动没有先进的有组织有力量的阶级做主干，没有正确科学的政治纲领，面对的敌人力量过于强大，最终在本国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的联合进攻下走向失败。义和团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成也宗教，败也宗教”，宗教既是起义的“发动机”，也是起义走向失败的“海洛因”。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受到国破家亡刺激的民众自发地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发动义和团运动，但是由于小生产者的局限性，他们只能用宗教作为组织的“黏合剂”来联合群众。一开始宗教确实为巩固人心和鼓舞士气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越到后期，在封建势力与侵略者联合绞杀的强大压力之下，宗教不仅不能够再成为精神支柱，反而越来越多地呈现消极和负面的作用，运动的领导者不能认清反动势力的真面目，反而在宗教所造成的虚假迷幻中不能自拔，无力挣脱宗教迷信的束缚从而走向毁灭。加之义和团主张“扶清灭洋”，对清政府抱有幻想，认识不到帝国主义联合中国封建地主阶级压迫中国人民的实质，始终没有提出彻底的反封建纲领，受到清政府与帝国势力的联合攻击，加速了自身的失败。
总的来说，伴随着中国逐渐卷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帝国主义开始在华倾销商品，自然经济被打破，从通商口岸到内地，小农经济开始瓦解，家庭手工业逐渐破产，传统的农业和手工业生产者日益卷入由西方列强主导的世界资本主义市场，大量破产。生活困顿的农民开始走上反抗之路，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它沉重地打击了清朝的反动统治，动摇了存续几千年封建制度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加速了封建统治的崩溃；抗击了外国侵略者，捍卫了民族尊严，延缓了西方列强迅速殖民地化中国的进程，鼓舞了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精神，促进了民族意识的觉醒，为中国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的全面开展做了必要的酝酿和准备。
农民起义最终走向失败，客观上是因为敌人力量过于强大，主观上则是因为农民阶级的局限性。农民小生产者的地位导致他们没有以先进的理论为指导，不能制定正确的纲领、政策和斗争策略，不能形成强有力的领导集团。这一运动失败的结果说明，农民阶级在没有先进阶级领导时，单靠它自身的力量不可能取得革命的最后胜利。只有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强有力的组织领导以及马克思主义先进理论的指导下，农民阶级才能摆脱自身的局限性，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
注释
[1]是一对美国籍华人作家夫妇合用的笔名，夫为丁鸿富，妻为李晓琳。其用此笔名在《南方都市报》《新京报》《南方周末》等报刊上开设专栏，写作范围涉及历史、政治、国际关系等多个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