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区篇

亚太地区

一、2015年亚太地区政治经济形势综述

（一）亚太地区总体政治经济形势

1.经济缓慢复苏

2015年，亚太地区经济增长整体放缓，但仍呈现缓慢复苏的状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的《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经济展望》指出，亚太地区经济发展前景强劲而稳定，该地区仍将引领全球经济增长。[1]尽管经济增长放缓，2016年1月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发布的《2016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中仍然表示东亚和南亚在今后两年仍将是世界上最具活力和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2]2015年印度和越南保持强劲增长，中、日、韩等国的经济也稳中有升。

世界经济结构调整的不利导致出口导向型国家的出口和制造业波动较大。原油和金属等初级产品的价格下跌导致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资源国经济发展迟缓。2015年中国经济增长放缓，但经济结构的调整和改革初见成效，且中国经济结构性改革给亚太地区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信息，我国2015年工业企业效益状况形势严峻，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比2014年下降2.3%。[3]但工业结构调整、转型升级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与2014年相比，高技术企业的利润增长了8.9%，装备制造业增长了4%，消费品制造业增长了7%。[4]中国的经济逐渐从以大宗商品制造业为主导的经济模式转向以服务业为主导的经济模式。互联网经济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带来强劲的增长动力，在经济新常态下，中国的消费已经超过投资和贸易成为对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因素。此外，互联网经济为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动力。近年来智能手机和移动互联网快速普及，不仅实现了信息的联通共享，互联网产业还迅速扩充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如购物、房屋和汽车租赁、自媒体、金融信贷等等。互联网产业对资源重构、组织重构和供需重塑带来巨大的影响[5]，而这不仅对中国经济意义重大，而且为亚太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突破口。

2.区域政治经济合作进一步加深

2015年，亚太地区的政治经济合作进一步加深，区域经济一体化得到进一步推进，区域政治方面的协作也得到进一步加强。

2015年11月22日，东盟10个成员国的领导人签署东盟共同体文件，12月31日东盟共同体正式成立。共同体的三个支柱为：东盟经济共同体、东盟政治安全共同体和东盟社会文化共同体。东盟共同体建成是值得写入世界历史的大事件[6]，将为各成员国经济的发展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东盟各国也能在基础设施建设、规则制定和人员往来等方面加强联系。[7]

11月18日，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二十三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召开。此次会议的主题为“打造包容性经济，建设更美好世界”，具体议题包括区域经济一体化、中小企业、人力资源开发和可持续增长等。[8]

继2013年10月2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倡议后，亚洲各国纷纷表达了同意参与筹建的意向。2015年12月25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正式成立，主要业务是援助亚太地区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正在推进的“一带一路”建设将为亚投行提供广阔的市场。

1月18日，中日韩自贸区谈判继续进行；11月1日，中日韩领导人会议时隔三年后重启，并发表了《关于东北亚和平与合作的联合宣言》。亚太地区内备受瞩目的中日韩三国关系实现了破冰和正常发展，这对三国发展与福祉的提升以及地区安全与稳定有重大意义。[9]三国关系的发展也将为彼此的发展带来更多的机会。

3.美国在亚太的存在继续增强

通过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谈判的推进和协定的达成，以及在亚太地区的双边伙伴关系的继续推进，美国在亚太的存在继续增强，亚太地区的不稳定因素进一步增加。

10月5日，美国主导TPP谈判达成贸易协定，将降低商品和服务贸易壁垒，为全球2/5的经济制定商业规则。[10]TPP占据全球经济总额的40%、贸易额的1/3，建成后将成为史上最大的自由贸易协定。一方面，TPP贸易协定的签订能够促进亚太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TPP所包含的政治意义使亚太地区的政治局势变得更为复杂，或许对亚太地区的区域合作和区域一体化产生不利的影响。

4月27日，美国和日本在纽约联合发表了新版的《美日防卫合作指针》。《美日防卫合作指针》表明了日本将“有权利”行使“集体自卫权”，遭遇他国攻击时可以自卫，并且美国和日本将增加区域与全球合作。新指针出台后，日美军事合作原本应有的“双边军事安排”色彩进一步淡化，所谓“保卫日本安全”已然异化为日本联手美国干预地区乃至全球安全事务。[11]

4.安全问题持续升温

2015年，中日韩三国之间的矛盾通过三国的积极对话与合作得到降温，然而亚太地区的安全问题却因朝韩冲突和南海局势的不稳定而持续升温。

朝韩冲突不断，朝韩关系有恶化的倾向。2015年8月10日，韩国军方表示将重启对朝鲜的扩音喊话，以报复朝鲜在非军事区韩方一侧埋设地雷造成两名韩国军人重伤。[12]2016年1月8日，韩国政府正式重启对朝扩音喊话；2016年2月，朝韩合作的开成工业园区关闭，朝韩关系坠入低点。[13]

2015年南海局势持续升温。首先是美国在南海“动作频繁”，先后派遣军机、军舰闯入中国海域抵近侦察，导致中美两国海上摩擦冲突。东盟的南海政策更加趋于“统一”，而国际仲裁法庭做出了不利于中国的管辖权的裁决。美国方面与东盟各国的统一反中立场使南海局势变得更加紧张。

（二）亚太国家政治经济形势

1.日本

国内政治右倾化与反右倾化斗争反复较量。2015年8月15日，日本部分内阁成员参拜了靖国神社，首相安倍由于国内反右倾化力量的斗争而放弃了本人直接参拜靖国神社，但向靖国神社供奉香火。

军事上，日本不断提高防务预算的同时，逐渐从法律层面削弱了对日本军事发展和扩张的限制。日本政府突破“专守防卫”政策，执政联盟凭借多数议席在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上强行表决通过“新安保法”，并于2015年9月30日正式公布。[14]根据该“法案”的规定，日本政府“可随时根据需要向海外派兵并向其他国家军队提供支援”[15]。此前，2015年1月14日，日本政府通过的2015年度预算案中，已经连续第三年增加了防务费用。[16]2015年2月10日，日本政府在内阁会议上通过了新的“开发合作大纲”，根据该大纲的规定，日本政府可以根据“积极和平主义”理念对其他国家军队提供“非军事目的”的援助。[17]

经济总体形势出现部分疲软，物价不断攀升，但保持温和复苏的基本态势。日本内阁府公布的2015年第四季度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初值呈现负增长。[18]日本国内个人消费下滑，不仅说明了日本消费者对于日本经济发展未来的信心进一步降低，还表明日本的工资上涨未能跟上消费税增税以及日元贬值带来的物价上涨步伐。[19]在金融方面，日本央行正不断接近其购债上限。[20]

2.韩国

韩国政治局势总体稳定。2015年3月，韩国国务议会审议通过了“最厉害”反贪法案《金英兰法》。[21]该法的直接适用对象达300万人，间接影响范围所指明的适用对象包括几乎所有的韩国人。2015年8月以来，朝韩冲突仍然不断，韩国宣布成立潜艇司令部，并重启对朝鲜的扩音喊话，与朝鲜发生武力冲突。

韩国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积极进行创造经济革新，力求避免经济的恢复持续陷入僵局。据韩国央行行长估计，2015年韩国经济增速为2.8%，此前中东呼吸综合征疫情蔓延对内需的冲击正在消退，韩国国内消费正在复苏。[22]但2015年韩国出口负增长，出口形势严峻；美国加息给韩国国内金融市场带来压力；人口老龄化和生育率持续下滑的社会问题凸显。韩国的经济发展形势不容乐观。对此，韩国政府推出一系列政策，如下调基准利率、补充预算、下调部分产品的消费税等推动经济增长。

2015年令人瞩目的是韩国对外合作加强。2015年6月1日，韩国与中国正式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大韩民国政府自由贸易协定》，协定于12月20日起生效。[23]该协定的签订，成为韩中两国合作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2015年4月22日，韩美草签《韩美原子能协定》修订版，新协定不再明文限制韩国进行铀浓缩和乏燃料再处理。[24]

3.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的政治局势依然保持稳定。2015年9月15日，马尔科姆·特恩布尔就任澳大利亚第二十九任总理，并将保护澳大利亚人的安全，阻止极端主义、恐怖主义作为政府的首要任务之一。

同亚太许多国家一样，澳大利亚的经济发展放缓。2015年铁矿石价格持续下跌，澳大利亚两家矿业巨头必和必拓与力拓的利润出现暴跌，矿业给国家经济带来的红利消失。[25]澳大利亚政府随后制定国家科学创新发展计划，以谋求促进澳大利亚科学创新领域的发展，推动经济转型和发展。澳大利亚政府将在未来4年内投入11亿澳元推行该计划，主要内容包括科研及成果转化、降低创业者成本、引进创新人才、培育创新文化等。[26]

在对外关系方面，澳大利亚积极参与对外合作，不仅参与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还与中国签订中澳自由贸易协定。[27]

4.印度

2015年印度经济增长保持高增速，通胀率下降至十多年来的最低点，卢比比兑其他货币的汇率保持稳定。[28]受投资者情绪高涨和最近油价下降对实际收入产生的正面影响，印度经济表现仍然强健。[29]煤、石油、铁矿石和其他基本原材料价格的低迷帮助印度抑制通胀，缩小贸易逆差，提振消费能力，提升企业利润并且推动GDP的增长。2016年，莫迪政府计划启动创业印度计划，为此将提供100亿卢比以培育出印度的创业生态。[30]

印度的政治局势总体稳定，但地缘政治冲突和民族矛盾对政治稳定和社会安全的威胁仍然未能消减。2015年8月25日，印度西部古吉拉特邦发生的骚乱造成9人死亡，100多人受伤。[31]

印度总理莫迪在2015年共访问了26个国家。4月访问加拿大，5月访华，7月启程访问中亚五国谋求能源合作，8月访问阿联酋，9月访美，12月访问巴基斯坦。莫迪这种大幅度、高频率的访问开创了历代印度总理的先河，开启了印度全方位的大国外交时代。[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