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研究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髓。作为一个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无论是从事哪一门课程的教学和研究，都必须准确地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来分析社会、解答现实问题。
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内涵
当前，理论界对什么是、哪些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认识还不很清晰，人们在研究和运用中很难分清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很难分清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也很难分清哪些是必须长期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哪些是需要结合新的实际加以丰富发展的理论判断，哪些是必须破除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的理解，哪些是必须澄清的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要做到这些“分清”，首先是要正确认识和把握什么是、哪些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1.从整体角度认识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整体性。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整体性”是建立在它的完整的世界观基础之上的。因此，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整体性”就在于，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科学社会主义原理三个部分相互联系着的理论对客观世界的整体反映，这一整体反映是对客观世界的发展、人的认识发展、人的自身发展、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性研究。正是因为有了这一看法，我认为，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我们所要把握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以这三个组成部分为基础的。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对这三个组成部分的研究并不直接等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本身。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应该是马克思主义这三个组成部分中一以贯之的理论，是能够反映马克思主义精神实质的理论，是能够反映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理论；同时，它也必须能够反映马克思主义创立的根本立场和根本原则，即无产阶级人民大众的立场、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必须能够反映马克思主义开放性和创造性的特征。马克思主义是一个严密的整体，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整体面貌和精神实质的基础方面。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只有在“整体性”中才能得到阐明[1]。
2.从对应于“非基本原理”角度来认识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讲“基本原理”，必然会有“非基本原理”与其相对应。搞清楚区别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非基本原理”，也是正确认识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一条思路。这里，无非有以下两种情况：
一是认清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或结论是不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有许多理论观点或结论被实践检验和证明了是科学理论观点或结论，具有普适性。最有代表性的，如在对资本主义进行深刻分析和批判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理论观点或结论，就是为人类历史发展的实践所证实的客观真理，具有人类历史发展的普适性。这种经过实践检验证实的、具有普适性的理论观点或结论，毫无疑问应该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称为“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2]是有道理的。当然，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也有一些理论观点或结论被实践检验和证明了是“过时的”理论观点或结论。例如，第二国际时期，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只能在几个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时胜利的论点，曾被公认为马克思主义关于革命战略的一个基本原理。但是，随着帝国主义时代的到来，随着革命重心的东移，这个论点不再适用了，因而也就不能将其列入基本原理范围了。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个别观点、个别结论，是在特定的条件下对当时当地的历史事件做出的判断和预测，随着条件的变化，就有可能变得不正确了。我们不能将此当作基本原理来看待。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坚持的和要当作行动指南的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或者说是由这些基本原理构成的科学体系。至于个别的论断，那末，无论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同志，都不免有这样那样的失误。但是这些都不属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所构成的科学体系。”[3]
二是认清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是不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关于这一问题，也必须做具体分析。有的基本原则是基本原理，有的基本原则却不属于基本原理的范畴。例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共产主义基本原则[4]，后来在《资本论》第1卷中被概括为“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5]。这一基本原则虽然是对共产主义的一种预见、设想，虽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践中只是初见端倪，但却是马克思主义的最高命题，反映了社会发展的根本在于人的发展。这种逐步为社会主义发展的实践所证实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理应属于基本原理的范畴。又如，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消灭剥削、公有制、按劳分配的基本原则是科学的，但却是建立在没有商品货币关系的社会主义基础上的，在社会主义现阶段必须根据具体实际的要求加以发展。这种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发展的基本原则也属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范畴。正因为如此，毛泽东有时又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6]。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基本原则都是基本原理，那些被实践证明是行不通的基本原则，就不应列入基本原理的范围。例如，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是计划经济的基本原则，很长时间都被当作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来坚持的，但是，实践已经证明，这一原则并不符合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实际。因此，没有为实践所证明的原则，我们便不能盲目地视其为基本原理而加以遵循。
3.从具体内容角度来认识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理论界有的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就是哲学原理，也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就是科学社会主义原理。这种各执一端的看法，实际提出了究竟哪些内容属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或者说，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究竟有哪些的问题，这是认识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关键。恩格斯说，“我们党有个很大的优点，就是有一个新的科学的观点作为理论的基础”[7]。这为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提供了基本的方法。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仅包括世界观、方法论，而且还应包括用这种世界观、方法论去解决现实问题而做出的具有普适性的理论概括。因此，基本原理是有层次的。我们可以把世界观、方法论作为基本原理的第一层次，这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精神实质和核心内容。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第一层次内容形成的同时，也就把认识的工具给予了人类，使人类去认识和掌握世界，从而为创造性地改造世界提供了理论基础。第一层次的基本原理与人类社会普遍实践相结合，形成了第二层次的基本原理。它包括：物质生产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根本力量，人与人的关系是社会有机体内部生产活动中的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物质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之间所具有的内在联系和矛盾，构成了人类社会基本结构和社会形态的基本矛盾，成为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力量；人与人的关系在一切社会中又表现为人们在进行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经济活动中所形成的相互关系的总和，并以一定的生产资料所有制为基础。第一层次的基本原理与人类社会具体实践相结合，形成了第三层次的基本原理。它包括：在商品经济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与商品经济基本矛盾的结合，表现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资本主义的现实发展中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展开，尽管当代资本主义出现了一些新变化，但是，资本主义的矛盾运动仍然反映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动的历史趋势；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社会主义社会中，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经济制度的结合，使其遇到了一些新问题，社会主义在不断探索和解决这些新问题，社会主义的胜利同样是历史的必然，共产主义是人类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三个层次，反映了基本原理的发展及实际运用，体现了基本原理的生命力及其所具有的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
正确认识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至关重要，对于讲好“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程至关重要。
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阐明了自然、社会和思维认识各方面的客观规律，阐明了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客观规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与具体实际的结合中，以震撼世界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证实了这些客观规律的运用对世界历史走向的改变，对人类社会进程的深刻影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同时，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必将指导着实践的发展。
1.在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具有普适性是就其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而言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具有普适性，并不是说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需要发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一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它没有也不可能穷尽人类社会历史长河中的一切真理，它需要根据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8]。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目的，就在于在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在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就是在实践中不断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国共产党多年的奋斗历程充分反映了这一过程。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在批判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基础上，从中国的具体实际出发，总结了中国革命斗争的实践经验，创立了农村革命根据地，找到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初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很快就意识到，任何一国的历史都不可能是另一国历史的重复，苏联社会主义道路并不完全适用于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只能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实践中去探寻。毛泽东强调了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性。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中国共产党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进取，在实践中不断探索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发展，不断总结实践经验，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一条重要经验。
在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有两个方面的问题值得我们关注。
第一，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发展，不是不讲结合实际的发展。理论的发展在于承认社会历史的变化，敢于正视新情况新问题，能够把基本原理和现实结合起来，进行科学分析和探索，提出解决问题的正确观点和方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只有结合实际，才能真正得到发展。从这一意义上说，社会历史发展中新情况新问题的出现，并不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过时”的表现，而恰恰是其得以发展的最好时机。
结合实际发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仅是一个运用已有的原理对实践的发展变化进行科学分析和探索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提出解决问题的正确观点和方法，并将其概括为新原理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一个不断总结客观世界和人们在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进一步丰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内容的过程。例如，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中必经的一个历史阶段。这一基本原理结合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实际，带给我们的就是极为丰富的理论认识，即不同国家的社会主义在本质上是相同的，但社会主义发展的方式却可以是不同的；在经济文化落后基础上建立的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商品货币关系，大力发展生产力是不可逾越的；有各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发展是走向社会主义全面胜利、实现共产主义的重要途径；等等。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基本原理运用于对社会主义实践的分析和总结所做出的理论概括，正是对这一基本原理的充实和发展。它充分说明，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发展的根本动力，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断获得崭新内容和强大生命力的源泉。发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如果离开了实际，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在这一问题上，必须反对各种形式的教条主义。教条主义对待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态度，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当成僵死不变的教条，固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个别论断甚至个别字句，否认马克思主义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当成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不断重复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现成词句，否认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必要性；就是抽象地谈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当作标签贴到各种事物上去，背离马克思主义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要求。教条主义的实质就在于，割裂理论与实际之间的本质联系，用理论裁减实际，用理论抹杀现实。尽管经过改革开放，教条主义已没有多大的市场，但它仍然是束缚我们在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大敌。教条主义的存在必然会阻隔在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扼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生机和活力。
马克思从来就认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9]所以，与以往所有的哲学家不同的是，马克思在创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过程中，并不只是满足于对世界的解释和说明，而是致力于使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把“改变世界”作为创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根本要求。因此，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本身就是实践的产物，它能够经受实践的检验并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它不允许人们以教条主义的态度来对待它。“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10]，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对待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一贯态度。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毛泽东历来就反对教条式地对待马克思主义。他把完全脱离中国革命实际的“左”倾教条主义称为“假马克思主义”。在1938年10月召开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他对教条主义进行了批判，指出，“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11]。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反对各种形式的教条主义，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对于使理论脱离实际、理论裁减实际、理论抹杀现实的教条主义者，毛泽东认为应该“取消他的‘理论家’的资格。只有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研究实际问题、能解决实际问题的，才算实际的理论家”[12]。
实践是发展的，理论和实践的结合应该随之发展。在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必须在反对各种形式的教条主义中向前推进，历史是这样，在今天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相结合的发展进程中也是这样。只要我们善于总结已有的实践经验，紧紧地跟上新的实践步伐，并做出理论上的科学概括，我们就能真正发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第二，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发展，不是不讲“坚持”的发展。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就是要在意识形态领域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实际工作领域贯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因此，在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必须以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并接受它的指导为前提。否则，发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就会走向曲解甚至背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任何时候都要坚持,否则我们的事业就会因为没有正确的理论基础和思想灵魂而迷失方向,就会归于失败。“发展”只能是“坚持”基础上的“发展”，有了“坚持”，才会有“发展”。同样，“坚持”也只能是“发展”中的“坚持”，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停滞和僵化，谈不上真正的“坚持”。
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根本在于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掌握马克思主义观察问题和分析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和共产主义必定在人类实现的信念。有了对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内涵的理解，“老祖宗不能丢啊！”[13]才会成为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最通俗的思想表达。但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等于“死守”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结论。其实，我们都很清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用来提供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的指导原则、科学工具，它不可能为我们提供解决具体问题的现成答案。如果我们把它绝对化，把它看成完美无缺的东西，把它看成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那我们就会把自己引到邪路上去。
以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前提，在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必须反对那种以“坚持”为口号，否认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需要发展的错误态度。以“坚持”为口号，否认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发展，实际上是把“坚持”变成了“守护”，僵化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这种僵化的“坚持”，脱离了实际，脱离了时代发展的要求，不可能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而只会窒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当然，还必须反对那种以“发展”为幌子，否定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重要性，远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去“发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错误做法。抛开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来“发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实际上是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这种抛开“坚持”的“发展”，无疑也是对实际、对时代发展要求的背弃，它比僵化的“坚持”更为可怕，因为它会给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附加许多错误的观点，影响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正确理解。
在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要求我们把理论和实际结合起来，把“坚持”和“发展”结合起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党的思想路线，也是我们在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思想方法。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观察和分析实际问题，在实践基础上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创新，正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坚持和发展。
2.在反对错误思想倾向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发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一个充满复杂思想矛盾和实践矛盾的过程，是一个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与各种对待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错误思想倾向进行斗争的过程。这已被中国革命和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实践充分证明。反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过时论”，反对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教条式”理解，反对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纯粹的思维的构想”理解，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发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重要方面。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过时”的说法，早在马克思主义创立时期就已出现了。但是，一百多年来，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多次被宣布为“过时”的喧嚣中，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依然在与各国的具体实际结合中得到了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最本质的部分是关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关于资本主义时代发展规律的论述。例如，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的理论，最深刻地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马克思主义的这些基本原理，显然适用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全过程。换言之，只要人类社会没有终止，马克思主义的这些基本原理就决不会“过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推进，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这些基本原理的应用和发展。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既包括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阐述，也包括这些经典作家针对他们所处时代的某些具体情况和具体问题得出的个别结论。必须区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结论。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个别的具体结论是可能“过时”的，但是，显然不能由此做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也已“过时”的判断。早在1872年，马克思恩格斯在谈到《共产党宣言》中基本原理和个别结论的关系时就曾指出：不管《共产党宣言》发表之后的25年间，情况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14]。但是，由这些原理在实际运用中得出的某些个别结论，如关于革命措施的提法、共产党对反对党派态度问题的意见，是可能随着历史条件的转移和工人运动的发展而“过时”[15]的。因此，不能抓住马克思主义的个别具体观点、个别具体结论，甚至个别具体提法的“过时”，断言马克思主义整个基本原理都已“过时”。
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过时论”并行的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教条式理解，其置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状态、趋势于不顾，大谈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应用。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这方面的例子也不少。自1878年开始，德国社会民主党一直处于俾斯麦《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的恐怖镇压下，但由于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1890年《反社会党人非常法》被废除。但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形成的代表小资产阶级半无政府主义的“青年派”，却不顾党的活动条件已经发生的极大变化的实际，否认利用合法斗争形式的必要性，甚至在当社会民主党人在国会选举中获得压倒性多数的胜利、俾斯麦被迫辞职的情况下，还号召工人在5月1日举行总罢工。针对这种教条式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现象，恩格斯明确认为，马克思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只可能是“跳蚤”。显然，教条式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扭曲。因此，恩格斯一再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教条，而是对包含着一连串互相衔接的阶段的发展过程的阐明。改革开放以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就是一个彻底摆脱教条思维束缚的过程。
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纯粹的思维的构想”理解，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过时论”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它实际上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封闭在“纯粹的思维的构想”的圈子里，说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可能适用于现时代发展的实际。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宣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过时”时，就是采用了这种手法。伯恩施坦反对马克思主义，正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说成是“纯粹的思维的构想”，表现为“一系列的抽象和还原”，“缺乏现实依据”等，以纯粹思维化的眼光来阉割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从而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现实完全割裂开来。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推进过程中，同样也有一些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看成是“纯粹的思维的构想”，试图抽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基础。例如，在关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论战中，有些人就曾把马克思关于劳动价值论的基本原理锁定在“纯粹的思维的构想”之中，认为它是远离现实的，是不可能与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现实结合的。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推进恰恰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我国发展的现实，说明了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重要性和必然性，说明了用发展了的现实丰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给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注入新的活力的重要性和必然性。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推进实质上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中国的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就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一部与对待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错误思想倾向进行斗争的历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也正是在与这些错误思想倾向的长期斗争中，在正确理解、科学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过程中逐步形成并不断成熟的。这一斗争的历史深刻说明了发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重要意义，说明了只有反对脱离中国的具体实际和当代的重大现实问题教条式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错误思想倾向，反对只谈中国的具体实际和当代的重大现实问题而否认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科学性和正确性的错误思想倾向，才能真正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才能真正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3.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实践
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在实践中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和科学内涵同样也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我们“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16]。即使是那些具有普适性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也需要在具体的实际中不断丰富和深化。因此，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必须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不断丰富和发展，才能有效地指导新的实践。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与时俱进，表现为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它是时代发展的要求，是中国具体实际发展变化的要求。当今中国实践的发展需要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来指导。
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实践，首先，要搞清楚解放思想是产生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重要前提。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只有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才能产生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也才能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新的实践。解放思想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改革开放的实践表明，解放思想是一种反对思想僵化的思维创新，但是，这种思维创新必须是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又符合变化了的、发展了的客观实际，必须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和解决客观实际中存在的问题，必须是实事求是。离开了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离开了实事求是，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解放思想，而是主观主义的胡思乱想，是脱离实际的标新立异。因此，解放思想有两层含义：第一，对已有的认识进行再认识，即对符合变化了的、发展了的实际的正确认识必须坚持，而对不符合变化了的、发展了的实际的错误认识、“过时”认识必须纠正；第二，必须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的基础上形成新认识。
解放思想的过程，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发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过程。改革开放以来，在应对前进道路上各种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解放思想，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出了新理论，产生了新观念，形成了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以及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坚持解放思想，孕育不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坚持解放思想，同样孕育不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其次，要搞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新的理论形态，是当代中国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既源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质的内在要求，又深深扎根于中国国情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客观需要之中；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土壤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又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气派、中国风格和中国特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社会主义发展的现实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所形成的社会主义本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科学发展、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等新思想、新观点，就是在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实践中产生的、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持了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实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紧密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和实践要求，生动而具体地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赋予马克思主义新的内涵，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它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我们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在当代中国，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导我们的实践，就能引领我们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克服前进道路上的一切困难，排除历史的和现实的、自然的和社会的、国内的和国际的各种阻力，保障人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权益，实现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仅具有鲜明的实践性特征和民族性特征，而且它还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不断发展的事业。我们在前进中还会遇到这样那样的新情况新课题，还要应对各种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风险和挑战，因此还要继续进行新的实践和新的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面对的实践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因而在新的实践基础上，它需要不断开放、不断发展，这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实践永无止境，创新永无止境。新的实践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新、发展开拓了新的空间，提供了新的视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新的实践基础上的发展，这个过程既是理论引导社会实践不断走向胜利的过程，也是理论自身不断被验证、丰富、发展和创新的过程。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实践，充分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不可战胜的强大力量及其创造性正是存在于这种坚持和发展之中，对当代中国社会的具体实际的考察和分析，以及当代中国社会所面临的问题的真正解决也正是通过这种坚持和发展得到实现的。
再次，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实践，更为重要的是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着力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武装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贯彻落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过程，就是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实践的过程。这是一个创造性实践的过程。贯彻落实的前提是全面把握、深刻领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把认识马克思基本原理与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新的理论形态统一了起来，把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统一了起来，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马克思主义更好地发挥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指导作用。它的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创新意义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理论基础，需要我们认真学习、准确把握。因此，全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于深刻理解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实践和理论创新历程，深入理解中国共产党提出的重大理论观点、重大战略思想、重大工作部署，至关重要。
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实践，需要我们大力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把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动实践结合起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新的理论形态，不能只是停留在理论形态，停留在口头上，而是必须落实在行动中。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实践，就必须面对现实、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深入研究并正确回答改革发展中的重大现实问题，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中的各种复杂问题，分析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坚持把理论学习和研究同推动社会重大现实问题的解决结合起来，同解决关系国计民生的现实矛盾结合起来，同指导实际工作结合起来，坚定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的意志，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信念，提高运用科学理论分析和解决问题的实际能力，提高推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硬本领，强化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真挚情感，强化增强党性修养、提高思想觉悟的自觉行动。
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实践证明：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行动；理论一经群众掌握，就会变成强大的精神力量。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过程，就是一个以革命理论领导革命行动的过程。改革开放的实践也充分说明：在当代中国，要发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必须谱写新的理论篇章，要发扬革命传统，必须创造新鲜经验，这就要求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新的实践。不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中国就得不到发展，也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动活泼的现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突破和创新，是马克思主义的里程碑式的发展，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放射出的灿烂的真理光芒。
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重要内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和发展，离不开世界历史的发展、世界体系格局的演化和经济全球化的推进。创立于19世纪60年代中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一个多世纪的“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17]、世界体系格局不断演化、经济全球化日益推进的历史进程中，从研究主题、体系结构到理论内容，都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展、丰富和创新。特别是在这一发展进程中，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一系列适合时代要求的经济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生命价值正寓于研究主题的拓展、体系结构的丰富和理论内容的创新之中。
1.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主题的拓展
自19世纪40年代开始直至60年代，马克思以投身于社会实践活动、反映时代发展的客观要求、批判地继承前人一切优秀成果为基础，在对资本主义“典型国家”——英国的经济关系研究中，马克思以惊人的洞察力在对世界历史的形成、扩展及给社会发展带来新的变化的考察中，对人类发展的历史趋向做了总体概括，科学地揭示了社会经济活动的本质和规律，精辟地阐明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向未来社会经济关系过渡的历史必然性，创立了真正反映无产阶级根本利益和历史使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马克思认为，“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是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在不断拓展自身的活动范围基础上的发展，是从狭窄的民族历史走向广阔的世界历史的发展。这一发展过程决定了它不能在自我封闭的历史环境中生存，不能处于孤立隔绝的状态，它具有显著的国际性和开放性。“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18]是“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的动力。反过来，“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又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在民族性和世界性关系上的反映。世界历史的形成，使得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在狭隘地域内单独进行运动的各个不同的民族、国家，越出了狭隘的地域，卷进了世界历史的旋涡之中。这时，各个民族、国家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开始纳入世界范围内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整体。因此，在世界历史条件下，各民族内部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和世界范围内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相联系的，并在总体上受到世界范围内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影响和制约。
马克思不仅研究了世界历史发展的原因、动力和后果，并且运用世界历史的眼光来研究经济学，明确看到了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展示的未来道路主要有两条，即自发地实现工业化，如当时的法国和德国，和被工业发达国家以殖民化的方式被迫工业化，典型的国家是印度，也客观地认识到世界历史的发展，使资本主义发展成了一个“中心”与“外围”相对立的世界体系。马克思对后一条道路的资本主义世界性扩张做了分析，明确提出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殖民化方式的两个主要表现：一是在“原始积累”时期，发达国家对殖民地进行公开抢掠，强行地把它们拖入资本主义的发展轨道；二是发达国家把落后国家强行拖入资本主义发展轨道以后，对它们进行殖民式的剥削和掠夺，而殖民式剥削和掠夺的主要途径则是对外贸易和资本输出。这些研究为马克思晚年拓展由他所创立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主题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创立时期，研究主题被明确为发达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正如马克思在1867年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一再强调的：“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到现在为止，这种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是英国。因此，我在理论阐述上主要用英国作为例证。”因为“已经发育的身体比身体的细胞容易研究些”[19]，不仅当时英国的商品经济要比德国发达，具有创立政治经济学的肥沃土壤，而且“德国和西欧大陆其他国家的社会统计，与英国相比是很贫乏的”[20]，更重要的是，政治经济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21]，只要探索到了社会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对于任何国家来说，虽然“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22]。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创立以后的一个多世纪以来，随着世界历史的发展、世界体系格局的演化和经济全球化的日益凸显，研究主题不断得到拓展。19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了新的变化。第一，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加速向西欧以外，特别是向广大亚洲、非洲国家延伸，资本主义呈现出越来越显著的所谓“世界主义”的现象。这一变化表明：从18世纪中期到19世纪中期，西欧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已经充分说明了，资本主义既具有推进社会生产力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的巨大功绩，也明显地暴露出一些难以避免的弊端，给人类社会的进步带来了一系列灾难性的后果。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在世界历史的潮流面前，怎样才能既保留住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给人类文明带来的成果，又避免资本主义带来的灾难性的后果？第二，资本主义发展进入了相对稳定的状态，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的社会矛盾随着资本主义的不断入侵而不断激化，无产阶级革命日益高涨。这一变化表明：无产阶级革命的重心开始移向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马克思敏锐地注意到了俄国所酝酿的革命风暴，在对俄国农村公社所有制的研究中，提出了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国家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谷”的思想，即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首先或者同时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前提下，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可以不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苦难而取得它的全部成果，即“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23]。马克思的这一思想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广阔视野，研究主题由创立时期的发达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拓展为发达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与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经济关系并存的研究，这一研究主题也为20世纪中期以后一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依附”论者如安德列·冈德·弗兰克、西奥东尼奥·多 斯· 桑托斯等所坚持。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的推动下，资本积聚和资本集中迅速膨胀，以自由竞争为特征的资本主义开始向以垄断为特征的资本主义过渡。列宁准确地把握了资本主义发展的这一历史进程，深刻地分析了帝国主义时代“少数发达”与“多数落后”的世界体系格局，以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国家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成为现实，从而改变了马克思早先认为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国家走向社会主义必须要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首先或同时取得胜利的结论。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在领导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艰难的实践过程中，对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国家如何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探讨，为进一步拓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主题奠定了基础。列宁认为，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国家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关系，首先必须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把小农引向合作制，实现个体的、单独的小商品经济向公共的大经济的过渡，而新经济政策的理论与实践，正是解决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方式、步骤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具有创新性的经济模式。
如果说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开创了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时代，那么，20世纪中期东欧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更是促进了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国家去思考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问题。东欧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意味着社会主义制度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的建立，说明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制度在一个星球上并存与对立的时代已经到来，世界上已经形成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经济关系体系。社会主义制度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的建立，提出了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社会主义制度作为世界上最先进的、最美好的社会制度，却有着比较落后的物质技术基础，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条件下与资本主义共处并竞争，必须在相对落后的物质技术基础上建设新社会，解决发达国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已经实现的经济现代化、社会化和商品化问题，必须在跨越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之后，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建设社会主义，利用资本主义的成就发展社会主义。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面临的新课题。
尽管20世纪末，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苏联、东欧发生剧变，社会主义在一些国家遭受了严重的挫折，但是在占世界人口1/4的中国，社会主义的旗帜高高飘扬，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24]，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因此，能否对经济文化比较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时代课题做出科学的解答，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前途和世界社会主义未来发展的前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主题由此又进一步拓展为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与社会主义经济关系并存的研究，中国的一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为这一主题的研究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也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同改革开放新的实践结合起来，围绕这一主题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形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许多重要理论成果，如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理论、“五大发展理念”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理论等，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新境界[25]。
2.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体系结构的丰富
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对政治经济学体系结构做过设想。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有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体系结构构建的最初设想：“打算用不同的、独立的小册子来相继批判法、道德、政治等等，最后再以一本专门的著作来说明整体的联系、各部分的关系，并对这一切材料的思辨加工进行批判。”[26]从异化劳动范畴出发， 从对异化劳动的分析中推导出私有财产范畴，再借助这两个范畴阐明政治经济学的一切范畴，建立政治经济学体系结构。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把政治经济学原理部分的体系结构设计为“五篇结构计划”，即“（1）一般的抽象的规定，因此它们或多或少属于一切社会形式……（2）形成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结构并且成为基本阶级的依据的范畴。资本、雇佣劳动、土地所有制。它们的相互关系。城市和乡村。三大社会阶级。它们之间的交换。流通。信用事业（私人的）。（3）资产阶级社会在国家形式上的概括。就它本身来考察。‘非生产’阶级。税。国债。公共信用。人口。殖民地。向国外移民。（4）生产的国际关系。国际分工。国际交换。输出和输入。汇率。（5）世界市场和危机”[27]。之后，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公布了他的更为清晰的“六册计划”，即“考察资产阶级经济制度是按照以下的顺序：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28]。从马克思构建政治经济学体系结构的思想发展来看，他打算对从社会经济活动的资源所有者角度来划分的三个主要经济关系，即资本家拥有资本、土地所有者拥有土地、雇佣劳动者拥有劳动力，分别做出详尽研究；在此基础上，针对当时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现实，进一步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来研究国家问题，即研究“资产阶级社会在国家形式上的概括”；然后，还要进一步研究国家的对外贸易，或者说国家对外的问题；最后再研究涵盖了各国经济关系的世界市场问题。马克思在他的有生之年只是完成了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部分，即《资本论》的写作。马克思一直认为，这些属于“基本原理”的内容，是他整个著作最难论述的部分，也是他整个著作的“精髓”。只要这一部分论述清楚了，其余部分后人就可能较为容易地做进一步的论述了。
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体系结构方面，马克思仍然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关于国际经济关系的重要论述。例如，国际分工。马克思认为，国际分工是世界上各个国家之间的劳动分工，它标志着一国的社会分工超出了国界。国际分工产生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时期，欧洲殖民者用暴力手段和超经济的强制手段，在殖民地开发矿山、建立种植园，为本国生产和提供不能生产的农作物原料，扩大本国工业品的生产和出口。欧洲殖民者国家凭借其机器工业生产的优势，对殖民地国家进行殖民掠夺，把它们的国民经济纳入自己的经济体系，这不仅打破了殖民地国家的自然经济，而且还使它们卷入了国际交换，从而形成了欧洲殖民者国家与殖民地国家之间的分工形式，即欧洲殖民者国家从事工业生产，殖民地国家成为它们的原料和粮食的供应地。这一国际分工带来了灾难性后果：“这种贸易在主要出口原料的国家里却加深了群众的贫困。不仅是政府为了发展铁路而举借的新债增加了压在群众身上的赋税，而且从一切土产能够变成世界性的黄金的时候起，许多以前因大量卖不出去而很便宜的东西，如水果、酒、鱼、野味等等，都变得昂贵起来，人民再也消费不起了；另一方面，生产本身……也都按其对出口用途的大小而有所变化，而它在过去主要是适应当地的消费的。……这一切变化对大地主、高利贷者、商人、铁路公司、银行家等等的确是非常有利的，但对真正的生产者来说却是非常悲惨的！”[29]又如，世界市场。马克思认为，世界市场有狭义和广义之分。所谓狭义的世界市场，是指通过对外贸易和经济往来，世界各国之间建立起来的商品交换的场所和领域；所谓广义的世界市场，是指在国际经济关系基础上形成的各国资产阶级社会的总和，是世界规模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整体或总体。马克思在构建经济学体系结构中，主要是在整体或总体意义上使用世界市场概念的，即更多使用的是广义的世界市场概念。马克思认为，世界市场的产生直接与资本的本性相联系，它是资本本身不断扩张的必然结果。资本追逐最大利润的本性，使它对剩余劳动具有贪得无厌的欲望和不可遏止的扩张冲动，从而使自身处于不断积累的运动之中。随着生产的日益扩大和资本在国内统治地位的稳固，它必然要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去寻求更大的市场。“因此，资本一方面具有创造越来越多的剩余劳动的趋势，同样，它也具有创造越来越多的交换地点的补充趋势；在这里从绝对剩余价值或绝对剩余劳动的角度来看，这也就是造成越来越多的剩余劳动作为自身的补充；从本质上来说，就是推广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或与资本相适应的生产方式。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30]马克思的这些分析为后来人丰富政治经济学体系结构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资本在国际范围的流动必然把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扩展到世界各地，资本的国际化一旦由流通领域发展到生产领域，就产生生产的国际化。生产的国际化的不断发展必然是经济过程各个因素、各个环节的全面的国际化，直至各国经济活动的全面的国际化，资本主义生产及其经济关系也由此成为统一的、无所不包的世界生产体系和世界经济关系。到20世纪60年代，随着电子计算机的诞生，互联网的发展，世界市场得到发展，资本在国际范围的流动日益频繁，世界体系格局的“中心”与“外围”对立愈益明朗，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也日益被引向有利于发达国家发展的轨道，发展中国家的剩余价值大量被掳向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资本积累也日益呈现出外向性特点。产生于这一时期的依附理论，如德国经济学家安德列·冈德·弗兰克的“不发达的发展”[31]、巴西社会学家西奥东尼奥·多斯·桑托斯的“依附的结构”[32]、巴西社会学家费尔南多·恩里克·卡多佐的“结合的依附的发展”[33]、法籍希腊经济学家阿吉里·伊曼纽尔的“不平等交换”[34]等，以对生产的国际关系中国际分工、世界市场、国际生产价格等理论问题的深入研究，论证了剩余价值从发展中国家转移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客观过程，揭示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不平等经济关系，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生产价格理论的应用范围及体系结构。
20世纪80年代以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趋于一体化发展，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被纳入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世界市场、对外贸易也被看成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整体发展的基本要素，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呈现出不均质、不平衡状态，美国新马克思主义者伊曼纽尔·沃勒斯坦以“世界体系”整体发展、变化的深刻研究[35]，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体系结构。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的到来，一些新马克思主义者如埃及经济学家萨米尔·阿明等研究的“全球化理论”[36]，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体系结构的丰富和发展。
沃勒斯坦把世界体系分为“中心”“半外围”“外围”三个不同层次。“中心”与“外围”存在着对抗性的矛盾，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就是中心国家通过不平等交换剥削和掠夺边缘国家的整个资本积累过程。半外围国家既对中心国家与边缘国家的对抗性矛盾起到“缓冲”作用，也对其经济联系和贸易往来起到平衡的“中介”作用。沃勒斯坦认识到，世界体系的未来必然是世界社会主义取代世界资本主义。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特征在于：以生产使用价值为基础，包含了社会生产的某种集体决策，即在世界层次上进行的“计划”。只有这种计划才能根除世界贸易中的不平等交换，实现为使用而进行的生产。当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在地理范围上的扩张趋于极限，当资本主义危机反复出现，当社会主义国家越来越强大时，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会由于无力与之抗衡而趋于崩溃。显然，沃勒斯坦关于生产关系、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构的整体分析，以及对不平等交换机制和世界体系整体发展、变化的深刻研究，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体系结构的研究方面是一个新的突破。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也对之后其他学者探索全球化理论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萨米尔·阿明关于全球化理论的研究具有典型意义。
阿明认为，全球化不是新事物，从资本主义产生的15世纪以来，全球化就一直在进行，只是到工业革命以后这一进程才大大加快。马克思在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本主义必然要向全球扩张，将摧毁一切民族国家的边界，把一切东西都变成商品，今天的全球化使这些都成为现实。当今的全球化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全球的胜利，是一场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动并主导的运动，它不可能使世界成为一个同质的体系，使全球成为一个大同的世界。它不仅引发了新的经济、政治和社会不平等,“足以引起不可避免的两极化”[37]，而且带来了资本主义经济管理的全球化空间与其政治和社会管理的民族空间的分裂。全球化的实质是不公平不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与贫富两极分化，是西方文明（西方体制、西方观念等）的全球性扩张。因此，以全球化形式出现的世界体系并不是活力无限的。只要所谓的“无序”超出了该体系中统治阶级的控制范围，那么这一体系就会立即失去生机。阿明认为，将来的世界——譬如2020年——将会不同于今天，但情况不是变得更好，而是更糟[38]。当今的资本主义世界已经演变成为全球性垄断资本主义，全球化垄断资本主义的不可持续性主要体现在政治、社会和生态三个方面，而这种不可持续性决定了当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将会发生内爆，并最终导致其崩溃[39]。
从20世纪60年代的“依附”论到80年代的“世界体系”论，再到当今的“全球化理论”，对资本主义生产的国际关系的研究，对世界市场和危机的研究，都在一定层次、一定范围、一定程度上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体系结构，也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内容的研究提供了思想素材。
3.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内容的创新
经济全球化是生产、投资、金融、贸易和信息的全球化,是资源配置的全球化，但也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全球化，反映了市场经济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所蕴含的国际生产关系的性质。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使得各个民族、各个国家以越来越大的规模、越来越快的速度、越来越低廉的成本跨越空间距离，在越来越多的地方从事生产，在“全球维度”上日益相互依赖，并且这种相互依赖的规模达到了最大化，从而整个世界变得越来越小。但同时，经济全球化在平等竞争的旗号下也掩盖着经济霸权主义的实质，在全球实施着资源的不平等分配，在全球扩展着资本主义的矛盾、弊端和局限，扩展着市场经济的矛盾、弊端和消极功能，造成了资本主义所固有的周期性波动和经济危机爆发的世界性；它推行着经济霸权主义、技术霸权主义和金融霸权主义，对发展中国家形成新的经济霸权的现实威胁，损害其国家主权和经济的正常发展，把一国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两极分化扩展到全球范围。与市场化、信息化、网络化的发展相伴随，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化，在成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些理论内容（劳动价值论、垄断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论、经济危机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论、国际经济关系论等）发展和创新不可回避的重要课题的同时，也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内容的创新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1）劳动价值论。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石。马克思以他所创立的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系统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及资本主义生产实质，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灭亡的历史规律。劳动价值论所揭示的资本主义剥削的奥秘，使几代被压迫的无产阶级觉醒，他们将这一理论智慧组织起来，为自己的阶级利益与资产阶级展开了艰苦斗争。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作为全世界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的思想武器的实践价值是为历史所证明的。历史发展到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每一个国家都卷入世界经济体系，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在全球化条件下变得更加复杂，劳动价值论在当今现实中要发挥其强大生命力，就必须得到发展和创新。一是劳动价值论的分析范围要从制度分析扩展到体制分析，进一步认识到劳动价值论不仅是劳动者解放的经济宣言，也是对商品经济发展历史与现实矛盾的系统论证。商品、商品经济的存在则是劳动价值论赖以建立的现实前提，劳动价值论关于商品价值的学说正是对商品经济内在结构的解剖，是对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揭示。二是创造商品价值的劳动内涵要从直接作用于劳动对象的劳动扩展到在生产过程中的协同劳动和间接劳动上。这一扩展首先应该体现在同一生产过程中从事不同职能的协同劳动上，这里既包括工程师、经理人员的劳动，也包括监督生产过程的人员的劳动，他们是“总体工人”的组成部分，商品价值的创造是由他们的劳动共同完成的。同时还必须体现在生产过程之外的服务于生产过程的劳动上，这就是指“较间接地作用于劳动对象”的劳动，关键在于，劳动间接到什么程度、什么范围，才和时代发展的要求、生产力发展的总体水平相联系。三是考察商品的范围要从有形商品扩展到无形商品上。现代社会以物质产品的生产为基础，精神产品的生产日益得到发展，高科技的发展为满足人们对精神产品的大量需求而主要用在精神产品的创造上。精神产品作为复杂劳动的产物，存在“有形”和“无形”的形式区分。考察劳动创造价值的商品只停留在“有形商品”上已远远不够，必须把人们需求的精神产品中的“无形商品”也纳入考察的范围。
（2）垄断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论。资本主义作为人类社会发展历史进程中的一种社会经济制度，同样有其自身发展的历史阶段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创立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阶段，19世纪70年代开始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到20世纪初，这一过渡完成。列宁把他那个时代的垄断资本主义称作一般垄断资本主义即私人垄断资本主义，并以“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20世纪50年代以后，第三次科技革命的产生和深入发展使社会生产力得到迅猛发展，资本运动的逻辑推动了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极度扩张，信息技术和经济全球化日益发展，当代资本主义也由私人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到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进而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向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对于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资本主义是处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还是处于国际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问题，国内外学术界存在不同的看法，这给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创造了理论创新的契机。我们必须认识到，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进程中，国际垄断反映了资本在国际化运动中不断实现增值和扩张，而在国际垄断中，跨国公司发展迅速，其数量、规模、经济实力、科技开发能力都达到空前高度，成为其主要形式，成为当代国际经济活动的核心组织者；跨国公司的发展，不仅意味着它不断寻求在国内的垄断地位，而且还将经济权力超越国家疆界，扩展到对整个世界生产和市场进行控制，寻求在国际上的垄断地位，以获取巨额垄断利润；跨国公司的迅速发展也促进了对外直接投资的不断扩大，金融资本对资本主义世界的统治由于跨国公司的发展而得到加强，金融资本成为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因此，我们可以通过世界资本主义经济无处不在，并对世界上任何国家、任何企业和整个世界经济产生巨大的冲击和影响的事实，来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
（3）经济危机论。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金融危机成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在当代的新表征。20世纪90年代前爆发的经济危机，一般都最先爆发于实体经济领域，生产的相对过剩导致实体经济领域大量的生产能力闲置，工厂倒闭，然后，经济危机进一步蔓延到银行业等虚拟经济领域；不同于此前，金融危机——如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2001年的阿根廷债务危机，特别是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等——都是首先爆发于虚拟经济领域，然后再波及实体经济领域，对实体经济产生影响，造成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脱节。20世纪90年代前爆发的经济危机，其直接原因是生产能力的无限扩大与人民群众购买力相对缩小发生矛盾、企业内部生产的有组织性与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发生矛盾；不同于此前，金融危机的爆发，与以虚拟资本为代表的信用制度和金融系统的超常混乱发展有直接关系，虚拟资本的自我膨胀运动，是金融危机形成的主要机制，虚拟资本的过度膨胀和信用链环的断裂，是金融危机爆发的直接原因。尽管金融危机爆发的直接原因与此前的经济危机有所不同，但其根本原因则是相同的，即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不仅“资本的劫难源于日益提高的劳动的社会化，以及生产的社会化”[40]，而且更重要的是源于这种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即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如何在直接原因与根本原因之间架起逻辑沟通的桥梁，以及加深对经济危机实质与金融危机实质一致性的理解，无疑需要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经济危机理论做创新性研究。
（4）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分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一个重要理论。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具有了全球性特征，不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生产关系日益社会化，而且也日益向全球拓展。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打破民族国家疆界、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了资本积累和剩余价值积累，实现了商品、服务、资本和技术等生产要素的流动和配置，形成了一个以大跨国公司为载体的全球性生产网络，跨国公司成为全球经济的真正主宰。社会化大生产的全球拓展必然会推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生变化，导致一个完整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体系在全球范围内产生。因此，原本在一国资本主义范围内发生作用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中有了新的表现形式，例如，跨国公司内部的高度组织性和计划性与整个世界市场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世界生产能力无限扩大趋势与世界范围有效需求不足之间的矛盾、国际垄断资本的金融投机和金融掠夺与世界性的经济危机的频繁爆发、世界人口绝对贫困化和南北矛盾的不断加深等等。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中，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发挥着前所未有的作用，必然导致市场经济的矛盾、弊端和消极功能在全球扩展，导致资本动机和目的、一国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一国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两极分化等在全球扩展，等等。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全球范围的运动所产生的矛盾形式及其后果，会加剧垄断资本的过剩和经济“泡沫化”趋势，从而增加发达国家乃至世界经济体系的金融风险，带来全球范围的需求不足、经济衰败、环境破坏和社会动荡。显然，在经济全球化视野下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必须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问题进行理论上的创新。
（5）国际经济关系论。经济全球化反映的是国际经济关系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这一变革给当前国际经济关系带来全面深刻的影响：一方面，在促进国家间特别是大国间的协调与合作的同时，也加剧了国家间在贸易、投资和金融领域的经济矛盾；另一方面，在强化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紧密的经济联系的同时，也使它们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日益突出。经济全球化反映的是以发达资本主义为主导、以实现全球少数人利益为目的的资本征服整个世界的过程，从而对一国的产业、贸易、金融、经济运行、调控经济能力等方面的安全带来威胁和侵害。因此，如何能够打破世界经济霸权，处理好跨国经济与民族国家并存这一矛盾，处理好经济运行的全球化与经济利益的民族性和差异性的关系，加强民族经济发展的安全问题，就成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国际经济关系问题上必须要回答的问题。经济全球化虽然对各国拓展经济发展的空间、抓住经济发展的契机、增加经济发展的机遇有不可估量的进步意义和深远影响，但是，它加剧国际力量发展的不平衡，损害发展中国家主权和经济的正常发展，在全球实施资源的不平等分配，扩大世界范围的贫富差距，导致许多全球化问题如毒品泛滥、环境破坏、国际恐怖活动等出现。因此，如何克服经济全球化的弊端，处理好经济全球化的强势与全球经济调节的弱势并存这一矛盾，探求全球经济治理的新途径，需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国际经济关系问题上做出创新性的解答。
四、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理论的结合
唯物史观是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是马克思给予人类特别是无产阶级的伟大的认识工具。唯物史观的创立和运用，使剩余价值真正成为揭开资本主义生产奥秘、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发展和灭亡规律的理论，同时通过剩余价值理论的创立和阐述使自身的科学性得到了充分的论证。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作为马克思一生中两大最重要的理论贡献，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大厦的两块基石，正是在这两块基石之上，马克思彻底解决了空想社会主义无法解决的问题，形成了对社会主义的科学认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成了科学。从这个意义上说，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理论的结合为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其整体性提供了重要启示。
1.《资本论》创作过程体现唯物史观与经济范畴特性的辩证统一
唯物史观“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41]。“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42]1846年5月，马克思恩格斯完成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写作，在这部著作中，他们通过对费尔巴哈的全面批判和清算，系统地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提出并论证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原理，指出了生产方式在人们的整个社会生活中的决定作用，对唯物史观作了初步概括。《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关于唯物史观的论点，使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创作中关于剩余价值理论的研究有了新的视野，从而唯物史观成为他深入研究剩余价值理论的基础。
在1847年上半年马克思写成的《哲学的贫困》和1847年12月完成的《雇佣劳动与资本》，以及1848年8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完成的《共产党宣言》中，唯物史观得到了充分的阐述和发挥。这些成果被看成是马克思为《资本论》创作所做的研究准备，同样也是研究《资本论》和现代其他社会主义者的著作的入门。在这一过程中，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理论的结合主要表现在唯物史观与经济范畴特性的辩证统一上，对经济范畴客观性、历史性的认识是马克思确立剩余价值理论的重要前提。而运用唯物史观对经济范畴的性质，从而对劳动价值学说做出正确的、科学的认识则主要体现在《哲学的贫困》中。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哲学的贫困》是反映唯物史观与政治经济学最初结合的一部重要著作。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有决定意义的论点”，在这里“第一次作了科学的、虽然只是论战性的概述”[43]。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坚持唯心史观，力图通过给经济学提供一种哲学理论的框架，建构一种新的“社会科学”。从黑格尔的思辨唯心主义出发，蒲鲁东把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历史观应用于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建构，从而把经济划分为分工、机器、竞争、垄断、国家或税收、贸易平衡、信贷、私有、共产主义、人口10个时期，认为现实的经济关系不过是经济范畴的体现。他对这些经济范畴作了唯心主义的庸俗解释，把任何一个经济范畴的应用都划分为“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认为“好的”和“坏的”两个方面加在一起就构成经济范畴固有的矛盾，这两个方面是对立的，在矛盾中斗争，而矛盾的解决或扬弃就在于保存“好的方面”，消除“坏的方面”，不断的斗争会催生出新的经济范畴。这些经济范畴的不断产生和累积就产生了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蒲鲁东认为，经济学家的任务就是保留经济范畴的“好的方面”，消灭“坏的方面”。正是按照这个思路，蒲鲁东制造了自己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这种对黑格尔哲学的浅薄理解，注定了蒲鲁东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只能是经济范畴在他头脑中的主观排列。
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批驳了蒲鲁东对黑格尔哲学的庸俗理解，做了两个方面的研究工作：一方面，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研究了经济范畴，阐明了经济范畴的客观性、历史性。马克思在批判蒲鲁东认为经济范畴是历来存在的观察的基础上指出，蒲鲁东企图辩证地说明经济范畴的体系，但他没有把经济范畴看作历史的、与物质生产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理论表现，因而也就唯心主义地认为“现实关系只是一些原理和范畴的化身”，“这些原理和范畴过去曾睡在‘无人身的人类理性’的怀抱里”[44]，并且把实在的关系当作抽象的体现。马克思进一步批判了蒲鲁东认识经济范畴的唯心主义方法，强调指出，“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的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即其抽象”[45]，经济范畴只有从经济关系本身的运动中通过深入的研究才能得出。经济关系是第一位的，经济范畴是第二位的，随着生产力、经济关系的发展、变化，人们的思想、范畴也会发展、变化。因此，经济范畴“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46]。马克思对经济范畴的唯物史观的考察成为他构筑研究政治经济学方法的重要基础。另一方面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强调了矛盾斗争的实质，阐明了经济范畴之间的内在联系和矛盾。马克思在批判蒲鲁东形而上学臆造经济范畴体系的基础上，指出每一个社会中的生产关系都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两个相互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一个新范畴，就是辩证运动”[47]。马克思的这个认识，第一次科学地指明了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针对蒲鲁东无视经济范畴之间内在联系、通过纯粹思维活动臆造经济范畴顺序的做法，马克思明确指出，社会生产方式是一个总体，在这个总体中每一种关系都只是其他经济关系的整个索链中的一个环节，它们非常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对经济范畴的理解，对经济范畴顺序的安排，不能脱离生产关系整体的内部联系。马克思由此提出了研究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的方法论原则，即必须从生产关系的整体上研究生产关系，必须从生产关系整体的内部联系上研究经济范畴。
马克思关于经济范畴客观性、历史性的解释，关于经济范畴矛盾的对立统一的解释，为科学地创立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确立剩余价值理论奠定了重要基础，也为我们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奠定了重要基础。
2.《资本论》内容叙述体现唯物史观与资本主义经济矛盾运动的逻辑关联19世纪60年代是马克思经济思想的形成时期。从1863年8月开始，马克思开始以《资本论》为标题进行写作，在写作过程中形成了《资本论》四卷结构。《1863—1865年经济学手稿》是马克思完成的关于《资本论》理论部分三卷的直接草稿。这一手稿是继《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之后，马克思关于资本问题研究的又一部手稿。《1863—1865年经济学手稿》完成以后，马克思接受了恩格斯的建议，决定分卷出版《资本论》。1867年9月14日在德国汉堡正式出版了《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担负起《资本论》后两卷的编辑出版任务。《资本论》第二卷、第三卷分别于1885年和1894年出版。《资本论》是马克思一生最伟大的主要理论著作，是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理论结合的典范。
唯物史观的创立，使唯物辩证法和唯物辩证法的具体化成为《资本论》研究和写作的根本方法和主要方法。马克思之所以会采用唯物辩证法来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就是因为《资本论》所要揭示的是经济现象的内在本质和内在联系，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作为一个客观的社会经济运动过程，在这个社会经济运动过程中把握所要研究的东西，去分析各种经济矛盾。唯物辩证法就是从客观的社会经济现象和社会经济过程出发，研究一种关系所包含的两个相互关联的方面，也就是矛盾的方面。马克思唯物辩证法的精髓就在于：“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48]运用唯物辩证法探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动规律可以看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同样是一个辩证的运动过程，在对资本主义社会肯定的理解中，也同时包含着对它否定的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导致周期性经济危机的爆发，导致资本主义必然走向灭亡。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运用唯物辩证法分析经济问题，主要表现在分析经济范畴的矛盾的二重性及其矛盾运动上。当然，我们说，在价值实体、价值创造、价值增值、资本积累、资本循环、资本周转、剩余价值规律、利润率下降规律等一系列具体的理论问题上，都体现了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理论结合的整体阐述。我们这里主要从宏观角度进行论述。《资本论》的逻辑起点是商品，这是资本主义社会最简单、最基本、最普遍、最平凡的东西。马克思在对这个简单、基本、普遍、平凡的东西的研究和叙述中，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矛盾：第一，马克思揭示了商品的内在矛盾运动。在分析使用价值与价值的矛盾中，马克思认为，使用价值和价值是任何一种商品都必不可少的两个因素，商品是这两个因素的统一体，但是，二者又存在矛盾，因为商品生产者生产使用价值的目的是获取价值，他只有在把使用价值让渡给消费者以后，才能获取价值。紧接着，马克思分析了决定商品二因素的劳动二重性，即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的矛盾。马克思认为，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是同一劳动过程的两个不同的方面，它们之间具有对立统一性，但是，在商品交换中，具体劳动存在不同形式，无法进行量的比较，因此，还必须将具体劳动还原为抽象劳动。然后，马克思又分析了物的人格化和人格的物化之间的矛盾。物的人格化是指商品交换中物与物的关系体现了商品生产者之间的关系，人格的物化是指商品生产者之间的关系表现为物与物的关系。这一矛盾的产生说明了生产关系披上了商品这种物的外衣，商品生产者丧失了对他们自己的社会关系的支配权，产品支配着商品生产者，人的关系变成了物的关系，由于这种幻觉类似于宗教迷信，所以，马克思称之为商品拜物教。之后，马克思分析了所有这些矛盾产生的根源，即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之间的矛盾。在私有制条件下，生产商品的劳动总是表现为私人劳动，但社会分工又使这种私人劳动成为社会总劳动的一部分。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矛盾要化解，就必须要通过交换。这样一来，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简单商品经济条件下，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社会关系就表现为物与物之间的关系了。
第二，马克思以对商品内在矛盾运动的分析为基础，分析了商品的外在矛盾运动。显然，商品的外在矛盾运动是由商品的使用价值与价值的矛盾派生的。在价值形式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商品交换的存在，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矛盾外在化为相对价值形式与等价形式的矛盾，二者相互依存、相互排斥，同一种商品不能既处于相对价值形式又处于等价形式上。处于相对价值形式上的商品，其价值只能通过另一种商品相对地表现出来；处于等价形式上的商品，是价值的表现材料。随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发展，当一种商品固定地成为一般等价物时，相对价值形式与等价形式的矛盾也就发展成为商品与货币的矛盾，整个商品世界分成了对立的两极：一极是商品，一极是货币，所有商品的内在矛盾也就表现为商品与货币的外部对立。货币产生后，货币在交换中必然发挥作用。当货币执行流通手段职能时，就会出现买与卖两种不同的行为，从而会出现买而不卖、卖而不买的行为，造成买与卖的脱节，产生买与卖的矛盾。由于买和卖这两种不同行为的产生，那么，就会有买者和卖者两种不同的当事人，他们之间也会存在矛盾，即买者和卖者的矛盾。
第三，在对简单商品经济条件下商品的内在矛盾和外在矛盾的运动过程进行分析的基础上，马克思进而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过程中，分析资本的矛盾运动是开端，而资本的矛盾运动主要体现在货币转化为资本的运动和资本转化为剩余价值的运动上。马克思把商品二因素理论运用于对资本主义经济中劳动力商品的分析之中，说明了劳动力作为商品，和其他商品一样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两个因素，只不过劳动力的价值是由生产和再生产劳动力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从而是由“维持劳动力占有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决定的，而劳动力的使用价值所具有的特殊性则在于，它不仅能够创造价值，而且能够创造比劳动力商品价值更大的价值。劳动力的使用所创造的价值和劳动力商品的价值是两个不等的量，它们之间的差额就是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剩余价值。马克思在这一矛盾运动的分析中揭示了剩余价值的来源。
第四，马克思进一步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矛盾运动。马克思把劳动二重性理论运用于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分析，说明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实质是劳动过程与价值增值过程的统一。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作为劳动过程，工人的具体劳动转移生产资料的价值；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作为价值增值过程，工人的抽象劳动一方面创造劳动力自身的价值，另一方面为资本家创造了剩余价值。马克思把劳动二重性理论运用于对资本的划分，说明了资本可以区分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马克思对资本不同部分在价值增值过程中的不同作用的分析，进一步揭示了剩余价值的真正来源，从而为考察资本对雇佣劳动的剥削程度提供了科学依据。马克思深入考察了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统一。以简单协作、工场手工业和机器大工业这一历史发展为主线，马克思考察了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向相对剩余价值生产转化的历史过程。与此相适应，劳动对资本的隶属关系也由形式上的隶属转向实际上的隶属。劳动对资本的实际隶属标志着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已进入它的成熟阶段。马克思的这一分析已经预示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终崩溃的内在必然性。
第五，马克思分析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及其展开形式的矛盾运动。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即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马克思指出，资本积累提高了生产水平，使资本主义生产实现了社会化；生产资料日益集中，生产规模扩大；劳动社会化，每件产品都成为许多人共同劳动的结果；生产过程社会化，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各项生产活动联系紧密；市场规模日益扩大，国际市场形成，各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成为世界性的生产。生产的社会化要求生产资料由社会占有，并由社会对生产实行统一的计划管理，对产品在全社会范围内根据劳动者的利益进行分配。但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社会，随着资本积累不可遏止的发展，私有制不断扩大，资本日益集中在少数大资本家手中。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基本矛盾通过各种不同的形式得到展开。例如，“工人人口本身在生产出资本积累的同时，也以日益扩大的规模生产出使他们自身成为相对过剩人口的手段”[49]，资本财富积累和工人贫困积累之间存在对立运动；又如，在社会生产的两大部类之间或部类内部，存在生产与需求之间的矛盾，这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有其特有的运行机制，这种机制的存在和运行会自行排除它本身造成的发展的障碍，把生产推向前进；再如，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当生产价格形成以后，利润的真正性质和起源就完全被掩盖起来，价值决定的基础也被掩盖起来，因而产生了利润率的下降与利润量的上升的对立运动；等等。结果，当资本主义经济运动中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尖锐到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相容的地步时，“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50]。
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多种经济矛盾交织运动的分析，既展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状况，又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动的历史趋势，给我们呈现出一幅《资本论》的图景。《资本论》以唯物史观与资本主义经济矛盾运动的逻辑关联所展现的资本主义经济矛盾的运动，为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整体性提供了重要基础。
3.《资本论》体系建构体现唯物史观与经济范畴辩证转化的整体关照
《资本论》的研究目的就是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即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生、发展和衰落。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必须要研究“形成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结构并且成为基本阶级的依据的范畴”[51]，必须要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其运动规律本身，以及结合与这一生产关系相联系的生产力、上层建筑进行研究。在《资本论》第1卷德文第1版序言中，马克思明确提出：“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52]这里所说的“生产方式”，实际上就是指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和方法。由于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下，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和方法具有特殊性，社会结构就必然被区分为各个不同的经济时期。《资本论》是以劳动者和它的生产资料相分离为既定出发点来研究二者在资本家手中怎样结合和在什么条件下结合的问题的。劳动者和生产资料以雇佣劳动者和资本形式相结合的特殊的生产方式，构成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本质。《资本论》所研究的正是资本主义经济特有的雇佣劳动和资本结合的特殊生产方式，以及与这一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反映的是，资本主义直接生产过程和交换过程中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和资本的特殊结合的性质。因此，《资本论》的研究对象实质上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也就是反映资本主义经济全过程的生产关系。因此，为了阐明这一研究对象，马克思在《资本论》理论体系的建构过程中，采用了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
抽象上升到具体是唯物辩证法在《资本论》理论体系建构中的具体运用，体现的是经济范畴辩证转化关系。具体地说，在构建《资本论》理论体系过程中，抽象是起点，是最简单的经济范畴，具体则是结果，是在简单的经济范畴转化过程中展开的复杂的经济范畴，“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53]；抽象和具体之间的关系反映的是生产关系方面的各个经济范畴之间的关系，是经济范畴的简单规定性和复杂规定性之间的关系；抽象上升到具体则是由简单的经济范畴上升到复杂的经济范畴的逻辑发展过程，“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把它当做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54]。建构《资本论》理论体系，就是从最简单的经济范畴开始，逐步上升到比较复杂的经济范畴，最后到最复杂的经济范畴。
从《资本论》三卷的理论体系来看，在《资本论》第1卷中，马克思运用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建构理论体系所反映出来的经济范畴的辩证转化表现为：商品转化为货币，货币转化为资本，资本转化为剩余价值；在《资本论》第2卷中，马克思运用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建构理论体系所反映出来的经济范畴的辩证转化表现为：单个资本循环转化为单个资本周转，单个资本转化为社会资本；在《资本论》第3卷中，马克思运用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建构理论体系所反映出来的经济范畴的辩证转化表现为：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之和转化为成本价格，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利润转化为平均利润，商品的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生产价格形成以后，剩余价值在整个资本家阶级和土地所有者阶级之间分割，也就产生了企业主收入、商业利润、银行利息、地租等。
《资本论》三卷关于经济范畴的辩证转化关系，从起点范畴商品到终点范畴地租的发展序列过程，揭示了资本对雇佣劳动的整体剥削关系，说明了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不是单个资本家企业和某些工人的事情，而是整个工人阶级反抗整个资产阶级的任务。从理论的逻辑关系上看，《资本论》三卷关于经济范畴的辩证转化关系，从起点范畴商品到终点范畴地租的发展序列过程，也反映了唯物史观与经济范畴辩证转化的整体关照。
我们再进一步来看看《资本论》三卷的逻辑关系。《资本论》第1卷对资本的生产过程的分析，撇开了资本主义经济现实中的许多具体因素如供求因素等，使整个分析处于抽象状态；《资本论》第2卷对资本的流通过程的分析，开始走进资本主义的经济现实，因而分析中加进了产业资本的流通因素；《资本论》第3卷对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的分析，是在第2卷加进的产业资本的流通因素的基础上，又加进了许多更加具体的规定，如生产价格、股份公司、股票、银行及银行利息等，从而使整个分析更加接近于资本主义的经济现实。由此可见，《资本论》三卷的逻辑关系依然是通过运用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建构起来的，也是对经济范畴辩证转化关系的一种基本反映。
无论是通过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多种经济矛盾交织运动来反映《资本论》的理论内容，还是通过分析经济范畴的辩证转化关系来反映《资本论》的理论建构，实际上都充分说明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成功地运用了唯物辩证法，体现了唯物史观的科学性，从而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现象和经济过程的本质及规律，创立了剩余价值理论。正因为马克思运用唯物辩证法成功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取得了《资本论》这一具有永久生命力的传世之作，正因为马克思运用唯物辩证法所做的理论分析，为分析和研究社会经济现象提供了指导性原则，它可以从矛盾的关系、范畴展示社会的本质、结构和种种表现，列宁对此做出了高度评价，认为：“运用唯物主义辩证法从根本上来修改整个政治经济学，把唯物主义辩证法运用于历史、自然科学、哲学以及工人阶级的政治和策略——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最为关注的事情，这就是他们作出最重要、最新的贡献的领域，这就是他们在革命思想史上迈出的天才的一步。”[55]在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理论的关系上，不仅唯物史观是马克思创立剩余价值理论的基础，而且剩余价值理论的诞生还证明了唯物史观的科学性，正如列宁所说：“自从《资本论》问世以来，唯物主义历史观已经不是假设，而是科学地证明了的原理。”[56]从《资本论》关于唯物辩证法的运用上，我们还可以深刻地理解到毛泽东所说的“政治经济学与唯物史观难得分家”的深刻含义。“政治经济学与唯物史观难得分家”，恰好从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理论结合的角度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整体性。
注释
[1] 张雷声.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其科学体系.教学与研究,2007（8）.
[2]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03.
[3]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71.
[4]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3.
[5]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83.
[6]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02.
[7]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9-40.
[8]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91,292.
[9]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02.
[10]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62.
[11]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34.
[12] 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74.
[13]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69.
[14]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
[15] 同①6.
[16]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91.
[17]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52.
[18]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39.
[19]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8.
[20] 同①9.
[21] 同①10.
[22] 同①10.
[23]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87.
[2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9-10.
[25] 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并讲话.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2015-11-25.
[26]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11.
[27]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2-33.
[28]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88.
[29]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34-435.
[30]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88.
[31] 威尔伯.发达与不发达的政治经济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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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蒂克廷.关于资本主义不稳定性和当前危机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分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9（3）.
[4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44.
[4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44.
[43]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93.
[44]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02.
[45]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02.
[46] 同①603.
[47] 同①605.
[48]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2.
[49]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727-728.
[50] 同①874.
[5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46.
[5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8.
[53]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5.
[54]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5.
[55] 列宁.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75.
[56] 列宁.列宁专题文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