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文原自然与“物感”说

刘勰的文学本源于自然的文学观念,贯穿全书,与继承前人的文论遗产相比,他的理论更多是总结了当时的新的创作经验(这个问题很复杂,有争议,需专文讨论),因此在创作论上,他提出的“物感”说与“原道”说密切相关。刘勰强调创作中的“情”,甚至说“情者文之经”,但情从何而来呢?就是刘勰所说的“物感”。

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

(《文心雕龙·明诗》)

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

(《文心雕龙·物色》)

原夫登高之指,盖睹物兴情。

(《文心雕龙·诠赋》)

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

(《文心雕龙·物色》)

在这些话中,刘勰认为自然的变化,作用于人,会使人心或“感”,或“摇”,或“兴”,或“迁”,或“发”。创作就是这样发生的。“物感”论是刘勰的“原道”论在创作论上的转换形式。前者是“纲领”,后者是“毛目”,“纲领”与“毛目”是吻合的。刘勰的这一观念杂有儒家、道家、法家等各家各派的思想,并对之进行综合概括和改造,特别是在玄思中加以提高,对后代产生很大的影响。这一观念像一根红线,贯穿了中国古文论的历史发展。例如,梁代钟嵘《诗品序》中说:“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唐代白居易《题浔阳楼》:“清辉与灵气,日夕供文篇。”宋代陆游《冬夜吟》:“造物有意娱诗人,供与诗材次第新。”明代李梦阳《梅月先生诗序》:“情者,动乎遇者也……故遇者物也,动者情也。情动则会心,会心则契神,契则音所谓随遇而发者也。”清代徐增《而庵诗话》:“花开草长,鸟语虫声,皆天地间真诗。能于此等处会意,则三百篇可学,何况唐人也?”这类论述不胜枚举。文学自然本体论和与此相关的“物感”论,作为中国古代文论的传统,影响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