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研究:探寻现代组织管理中的传统文化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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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中庸与本土心理学的发展

中庸,是我国传统的文化价值取向,是中国本土文化的重要代表。近年来,随着本土心理学的不断发展,中庸研究得到了社会心理学和组织行为学领域学者的广泛关注,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主张应该撇开西方学者的眼光和自己的主观认识,以当地人视角去研究当地文化,开展本位研究,探析中国本土文化对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的影响。

文化研究一般分为两个角度,即本位(Emic)角度与客位(Etic)角度。目前我国文化研究大多是从客位角度出发,用“客人”学者的眼光来看中国的文化,这与中国学者从“自己人”的角度来看“自家”的文化所产生的结论会存在偏差。Farh等(2007)、杨中芳(2009a)等学者指出,相对于客位价值观,本位价值观能够深层次探索文化对个体的影响,更为有效地解释中国人的心理和行为。中庸是本土心理学研究中的重要课题,自1996年仅有少数研究者从事零星探研,直到现在形成一个松散的中庸研究团队,进行较系统的钻研及整合,其发展历程是中国本土心理学研究热潮兴起的一个侧面,通过分析中国本土心理学研究的发展,对进一步深入开展中庸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1.4.1 本土心理学的发展

本土心理学运动兴起至今已有三十多年,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1980年12月,杨国枢教授在台北南港的“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中国化”研讨会上报告了题为“心理学研究的中国化:层次与方向”的论文,算是正式拉开了中国心理学迈向本土化的序幕(杨中芳,2009b)。随后的学术会议也多次探讨了中国本土心理学发展的议题,学者们就“什么是本土化的问题、如何做研究才能使中国心理学本土化、本土心理学的研究路线应该如何抉择”等一系列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各抒己见,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盛况。

“本土心理学研究是指采用本土的进路,来对某一具体(特定)地区或群体范围(国家、社会、社区或族群)内生活的人们的心理活动所进行的研究。本土的进路,简而言之,是指在研究过程中考虑当地人自身的‘文化/社会/历史’脉络的思考方向及路线,这个进路可以使我们的研究结果能够更为贴切地描述、理解及解释当地人的日常生活,从而可以使之成为一门对当地老百姓而言更实用的学科”(杨国枢、黄光国、杨中芳,2008)。

在“中国心理学为什么要本土化”这一问题的探讨上,李亦园等(1985)曾说:“所谓‘中国化’问题可以说是从事社会科学的研究者的一种自我反省的行动,许多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多以吸收西方研究成果为主,模仿西方的研究方式,沿用西方学者所建立的理论,而忘却将自己的社会文化背景反映在研究活动之中,这样的趋势不但使中国的社会及行为科学缺乏个性和特征,而且几乎沦为西方科学的附庸,其长期研究结果能反映中国社会文化历程的程度也成为可疑”。杨中芳(2009b)也指出,目前中国心理学所累积的知识不能帮助理解中国人的实质心理与行为,做研究时过分依赖西方的概念、方法及理论,容易犯“以偏概全”“削足适履”的毛病。要全面了解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必须在做研究时摆脱那些束缚,使中国心理学成为真正描述及解释中国人心理与行为的学科。她在著作《如何研究中国人:心理学研究本土化论文集》的序言中曾对现时研究的弊端进行了非常通俗且有趣的描述:“现在在中国社会科学领域里做研究,只是看一下外国学术杂志,找一些他们用的量表来翻译一下,再找一些中国‘受试者’来填答一下,把结果送进电脑里‘处理’一下,出来的东西加上‘文化’的胡椒、‘社会’的盐,最后撒上‘今后要……’的葱花,这样炒出来的一盘中国菜,实在是太‘无味’了”。

经过三十多年诸多学者的思考、探索,中国本土心理学的研究取得了较大的发展,也有不少研究成果得到了学术界与民众读者的支持,推动“本土化”的车轮不断向前滚动。其中,以杨国枢、杨中芳等为代表的学者将近几十年来华人本土心理学在方法改进、理论构建、实证研究等多方面的研究成果汇编成册,形成了《博雅华人本土心理学丛书》(共九册),包括《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法(上、下册)》(杨国枢等,2006),《华人本土心理学(上、下册)》(杨国枢、黄光国、杨中芳,2008),《如何研究中国人》(杨中芳,2009),《如何理解中国人》(杨中芳,2009),《华人人际和谐与冲突》(黄囇莉,2007),《中国人的自我》(杨国枢,2009),《中国人的孝道》(叶光辉、杨国枢,2009),该套丛书对中国人的思想观念、自我认识、行为方式等各方面特点都进行了剖析与解释,在华人本土心理学的发展进程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有助于对本土化心理学研究感兴趣的学者了解本土化心理学的意义、方法、课题及研究成果,值得关注与研读。具体来看,杨国枢的“中国人的性格与心理”、黄光国的“人情、面子、关系”、杨中芳的“中庸”、黄囇莉的“人际和谐与冲突”、费孝通的“差序格局”、郑伯埙的“家长式领导”等,这些都是明显“具有中国特色”又与中国人的工作生活息息相关的重要研究课题,弄清楚这些问题对理解中国人的思维与行为有着重要意义。

对于应该如何开展中国本土心理研究,杨中芳(2009b)认为应该充分利用本土的材料,探讨本土的概念,透过文化、社会、历史的脉络,寻求活动及现象背后的心理意义,但这并不意味着要排斥外国的概念及理论,也并不意味着只有本土人才能做本土进路的研究,具有西方研究方法训练经验的中国研究者更有可能是“本土进路”最佳研究者。此外,她还具体阐述了本土研究进路的具体步骤。

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优势与不足往往就如同一事物的两个侧面,对立统一,同时并存。本土心理学发展已逾三十年,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也有许多人仍不满意。欠缺理论的指导,缺乏实践探索与开发勇气,后进社会的学术制度不够健全,不了解做研究的根本目的,这些都是问题所在。对于这一问题,同样在推动华人组织与管理研究的中国管理研究学会(IACMR)曾经专刊进行了充分的探讨,其结论认为,在华人文化下进行社会科学研究,应该重视以下做法:第一,得认真对待情境因素。情境是由物质系统与理念系统组成,会影响理论发展与研究方法,也可以改变概念的含义以及概念与概念之间的关系。情境对跨文化比较性分析(Comparative Analysis)是很重要的;对普遍理论(Universal Theories)的区分与辨别也颇有帮助。在本土心理学的研究中,文化显然是一项极为重要的情境因素,必须认真以对。为了认真考虑文化情境,并发展具有本土特色的理论,有些研究者(Cheng et al.,2009)提供了一个五个步骤的历程来进行研究。这个历程包括对华人传统的深入理解、发现值得关注的心理与行为议题、实际场域中的实地观察、建构理论模式、实证性验证,以及理论在修正等阶段,此种做法对提出新颖的本土化理论颇有帮助。第二,是改变制度条件。应该要鼓励进行本土化研究,评估考核体系应该强调研究的质重于量,而且必须正视发展本土化研究的必要性,至少其价值应该要能与验证西方理论等同(Zhao & Jiang,2009)。华人研究者应当抗拒走验证西方理论的快捷方式所带来的诱惑,追求更具创造性的研究生涯,而不是人云亦云,一路跟随。(郑伯埙,2011)

1.4.2 中庸研究的发展

中庸之道博大精深,影响深远,是儒家文化乃至整个中国文化的思想精髓。不管是在过去、现在,还是未来,中庸对中国人的心理、性格、思维和行为的影响都值得我们关注与重视。中庸思想自上古时代起源至今,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经过了几千年的沉淀与发展,其思想内涵也随着时代发展的需要在不断丰富。时至今日,现代中国人对中庸思想的认识与上古时期的“中庸”概念相比很可能已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在现时中国情境下,开展中庸的现代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加准确地认识中庸的本质内涵,并在管理过程中识别企业的中庸氛围与成员的中庸价值取向,进行更为有效的现代管理。

最早从管理领域对中庸思想进行解读的主要有曾仕强(1989)、苏东水(1996)、成中英(1999)、朱永新(1999)等人。曾仕强(1989)提出了中国式管理的M理论模式,而M理论的立论基点就是中庸原则,他指出,中国式管理就是所谓的合理化管理,是情、礼、法管理的和谐统一。苏东水(1996)认为儒家管理的精神可以划分为“修身”与“安人”,即自我管理与社会管理,管理的精神在于“中道”,即中庸之道,中庸的实质讲求合理与适度、不偏不倚,这与管理追求合理的最佳状态以获取最大效益的目的十分契合。成中英从中国哲学的角度解读中庸的管理思想。朱永新则站在管理心理学的角度,通过对大量文献的分析与研究,将中国古代管理心理学思想归纳为“以人为本”“以德为先”“中庸之道”“无为而治”及“以和为贵”五大特征,并统称“中华管理智慧”。这些研究都在不同程度上涉及中庸思想内涵,为人们在现代管理过程中对中庸思想的运用奠定了理论基础。

中庸的社会心理学研究是在中国本土心理学兴起的浪潮下逐渐发展起来的,从1996年成长至今,以杨中芳、林以正为核心的中庸研究团队对中庸进行了社会心理学构念化,开展了较为系统的剖析与整合。杨中芳与赵志裕(1997)最早提出中庸心理学研究的构念化,将之作为以本土取径研究心理学的一个尝试,他们认为中庸是一套以人际和谐为目标,注重自己行动后果的思维架构,指导人们在应对具体生活事件时,如何思考、如何选择、如何去做。在此基础上,杨中芳(2009a)构建了中庸实践思维体系构念图,对中庸在集体文化思维层面及个体为人处事的心理思维层面的具体活动脉络做了详细的剖析,使人们更加清晰地认识和理解中庸在实际生活中的运用。张德胜等人(2001)基于社会科学视角提出了中庸理性,吴佳辉和林以正(2005)从人际智慧层面探究中庸的内涵,以“意见表达”的情境叙述作为依据,将中庸思维定义为“由多个角度来思考同一件事情,在详细地考虑不同看法之后,选择可以顾全自我与大局的行为方式”,并开发了包含“多方思考”“整合性”“和谐性”三个维度的中庸思维量表,提高了“中庸”这一概念在实证研究中的可测量性。除了对中庸内涵进行探讨,更多学者也在实证研究中探索了中庸的影响作用,如Yao(2010)的研究显示中庸对创新和变革行为的关系有显著的调节作用;陈建勋、凌媛媛和刘松博(2010)发现高层领导者的中庸思维对组织两栖导向和组织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段锦云和凌斌(2011)指出中庸思维能够有效促进顾全大局式的建言;杜旌、冉曼曼和曹平(2013)则在研究中揭示了中庸对员工变革行为的情景依存作用。

然而,虽然诸多学者已对中庸思想的研究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探索,但现有的中庸研究仍不够完善:研究范围主要集中于文史哲等领域,所用到的方法基本上还是义理诠释法。义理诠释法是释义学的主要方法,而释义学本身又是研究哲学、社会科学和历史科学的主要方法,在一定阶段上,借助于义理诠释法来挖掘和整理中庸之道的传统思想,探其微言要旨是非常必要的,但要进一步探究中庸之道的内在规律及其运作机理,仅靠典籍考据从中提取内涵是远远不够的(邵爱国,2003)。典籍中庸存在着自身固有的局限性,不能有效反映现代中国人在实际生活中感知并运用的中庸价值观,缺乏对中庸实践的验证。杨中芳(2009b)曾多次提到,一直停滞不前的研究工具及方法的本土化是中国社会心理学研究进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目前中庸现代研究中缺乏对中庸构念有效的测量工具,使得中庸思想在现代企业管理中的影响研究还远远滞后于时代和社会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