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综述
一 国外研究综述
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对马克思货币学说的讨论随着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出现的一系列新的现象形成一股热潮，以激进政治经济学者发表一系列讨论马克思货币学说的论文和专著为起点，并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达到高潮。20世纪70年代，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面临滞胀困境，欠发达国家债务危机频起，银行破产以及限制性货币政策在全世界成为一个重要保守政府的工具交织在一起，从而这些事件激起激进政治经济学对货币学说和政策分析的需求。反观同期，西方主流经济学面对凯恩斯主义理论无法解释滞胀并存的难题，促使货币主义和供给学派走上前台，为新自由主义保驾护航。这一股研究热潮至今不断，2007年的次贷危机引起的资本主义世界金融危机，以及占领华尔街运动更是将它引向高潮，激进政治经济学派不断尝试发展马克思写成于资本主义产业革命时代的货币学说，而在当代资本主义演变下，其货币和信用体系出现了新的变化，譬如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各国货币放弃金本位，到70年代世界货币美元不再和黄金挂钩，那么面对当今资本主义产生的高度发展的银行、信用、金融体系，马克思货币学说是否依然适用，这个问题聚焦于一点，70年代浮现出并随之成为激进政治经济学探讨的中心问题，即马克思的货币理论本身是否认为货币必须是一种商品货币。
与此相关，围绕一个多世纪以来马克思价值理论尤其是价值转型问题的论战（其中关切到货币的部分），激进政治经济学从货币的角度切入，试图用劳动时间来解释商品的相对价格，并探讨这种逻辑的可能性，从而加入证明价值转型为价格的讨论队伍中，给出另一种证明思路，做出这种解读的关键一点也在于如何看待马克思货币理论中货币是否必须是商品的问题。
法国学者苏珊·德·布朗霍夫（Suzannede Brunhoff）1973年用法文出版的专著《马克思论货币》开启了一股研究马克思货币理论的热潮。该书在1976年被翻译成英文版，中文版全文于2017年分上、下两部分在我国学术期刊《政治经济学评论》2017年第2期、第4期刊出。她强调了马克思货币理论的整体性和逻辑性，认为马克思货币理论是从货币的一般理论再到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特殊金融问题的理论，这一逻辑不能更改。她把《资本论》开篇从抽象形态论述货币一般的理论称为货币的一般理论（a General Theory of Money），认为马克思开篇分析货币逻辑而不是像李嘉图一样从特定的社会条件即资本主义范畴下来探讨货币，是因为必须用演绎的方法解释货币存在的经济基础，从而理解货币作为特殊存在的意义。同时认为，信用体系的货币基础说明货币作为贮藏物，作为货币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职能之间关系的调节器，作为商品生产和交换不可避免的断裂，是不可能被完全消除的。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邓肯·弗利（Duncan K.Foley）对马克思货币学说做过诸多探讨，发表过多篇论文。弗利（Foley）对马克思货币理论进行了“价值形式解读”，认为马克思货币理论的核心就在于货币是一种价值形式这一点。[7]他认为，一般等价理论（General Equivalent Theory）表明货币价值总量由货币商品的生产条件决定存在很大问题，因此要对马克思货币理论进行修正，他提出了两条可能的路径，其中第二条也是他更为倾向的，即把价值当作一种社会现象，获得价值最直接的方式就是通过承诺（Promises）来转移价值，在资本主义交换的目的就是将具体商品转换为货币价值的逻辑下，这一承诺链条的最后结果可能就是整个逻辑体系的崩溃，通过将货币看作一种价值形式，那么货币价值的决定问题就是一个动态的问题，货币价值通过自由浮动来满足资本积累的需要，就能理解一般等价理论所不能解释的20世纪的货币现象，如国家取代黄金能更好地调节资本积累通过自身信用分解的矛盾。而弗利（Foley）因此就试图量化马克思的货币价值，提出用MELT，即劳动时间的货币表达（Monetary Expression of Labor Time）来衡量货币价值，这一概念将价值从抽象劳动翻译到货币量进行计算，MELT被定义为由一定量的货币表示的抽象社会劳动时间，是货币增加值和总社会劳动时间之比，即MELT =PX/N=PX/X·X/N，其中P是价格指数，例如GDP平减指数，X是真实增加值指数，N是社会劳动时间。[8]弗利强调，这种量化的根本动力在于其潜在的含义，即一个社会主义的生产模式能够像资本主义一样有效地组织社会劳动生产，同时消灭劳动剥削，而且MELT和对剩余价值的起源的分析都可以适用于基于不可兑换国家通货的货币体系。
以色列经济史学家阿侬（Arnon）从马克思货币理论的形成史的角度分析，认为马克思受图克影响完善货币理论的最重要的改变在于从商品循环中推导出了货币的第三个职能，即货币作为货币的职能。[9]他认为，在1857年，马克思是从货币循环中推导货币作为货币，而到了1859年则是从商品循环中推出，因而可以将马克思对其货币理论的完善的时间从1857年秋至1859年初缩短至1858年4月至1859年初。由此，他认为对商品的分析决定了马克思对货币的分析。
澳大利亚学者安妮特拉·尼尔森（Anitra Nelson）发表的《马克思的货币概念》，认为货币理论在马克思那里只是价值理论、商品和市场交换理论的一部分。她认为马克思不会把他的理论仅限定在商品货币论上，并认为马克思没有联系“现实”，她所指的“现实”即实证价格和利润。[10]
美国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曼荷莲学院教授弗里德·莫斯利（Fred Moseley）也是对马克思货币学说进行诸多研究的一位学者。莫斯利（Moseley）在关于马克思货币产生必然性的推导上，认为这一必然性的推导以及货币是商品价值一般形式在逻辑上是正确的，且马克思的理论是唯一能够从其基础价值理论推导出货币产生的必然性的理论，而新自由主义理论不能从其效用论中推导出货币产生的必然性。[11]莫斯利（Moseley）对《资本论》第一卷做了“宏观—货币”解读，他认为《资本论》第一卷往往被看成呈现了一个关于商品劳动价值的“价值体系”，这种看法是错误的，这样会导致货币和价格只是扮演非常被动的角色。[12]他认为《资本论》第一卷呈现的是一个货币理论以及货币理论基础上对总剩余价值决定的宏观理论，且是将资本主义经济作为一个整体来探讨总剩余价值即货币增量或者说更多的货币的生产问题，从总体来看，是关于工人阶级作为一个整体和资本家阶级作为一个整体的阶级关系问题。
德国柏林经济和法律应用技术大学学者埃克哈德·海因（Eckhard Hein）认为马克思经济理论的主要元素都属于“货币分析”（熊彼特语），而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是一个“货币价值论”，因为“抽象劳动”作为价值的社会实体必须以价值的社会标准来表现，而货币作为价值的一种社会表达，在马克思微观经济学开头被引入。[13]因此，他认为没有令人信服的观点表明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中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必须是商品，马克思经济学中的利息率是一个货币范畴，由金融资本家和产业资本家的相对力量决定，因此和后现代凯恩斯主义的分配和增长理论相似，资本积累率由预期利润率和外部利息率决定。
2003年8月，马克思主义理论国际研讨会（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Marxian Theory，ISMT，1991年建立）的成员专门就马克思货币理论召开会议，进行讨论，会议论文由弗里德·莫斯利编写并结成一本评论集《马克思货币理论：当代评论》，其于2005年出版。相关内容如下。
巴西学者克劳斯·杰默（Claus Germer）认为，作为价值尺度，货币必须是商品，马克思从来没有提出货币可以是非商品，纸币不能将个人劳动转化为社会劳动是因为纸币本身不含有社会劳动。[14]
美国克瑞顿大学哲学系学者帕特里克·穆雷也对价值进行“价值形式”的解读，认为马克思的货币理论是理论体系中最有特色的价值论，价值和货币是不可分的，当然是不等的，它们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独立和非独立变量的关系，所以，马克思的理论并不是提供了一个传统意义上的价格论，而是发展了一个新的强调社会形式的价格理论。
荷兰学者格尔特·罗伊藤亦提出了一个“价值形式”解读，认为传统对于《资本论》第一卷第三章的货币理论和第一章的价值理论中对货币的解读是错误的。他认为马克思假定了抽象劳动时间作为价值的内在尺度，但这个概念没有提供尺度的通常意义的度量方法，结果导致抽象劳动在马克思的词典里消失，货币建立了事实上的商品通约，而货币以某一特殊的标准，如一英镑、一美元提供了唯一的实际上的价值的尺度，价值的内在实体和外化形式是不可分的，没有货币，价值就不能够具体度量。
英国学者克里斯托弗·亚瑟提出货币的“价值形式”论，反对将货币看作经济关系的物质内容的面纱，相反货币对价值关系至关重要。
马克思主义理论国际研讨会核心成员理查德·贝洛菲尔认为货币商品论是站不住脚的，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的论述中存在把货币当作纯粹的信用货币而不需要商品支持的暗示。
英国利兹大学应用经济学研究所盖里·迪斯基持有一种中间态度，认为马克思货币理论是不完整和不完全的，对于货币是否必须是商品的争论，他认为马克思的理论存在不一致之处，在某些地方，马克思强调了货币的金属基础以及由国家法定奠定，而在另一处又以另一种抽象的形式强调商品交换的结构，马克思提供了不止一种方式来论述货币和信用，其对货币和信用的不同的方法取决于抽象的程度。这种看法把马克思货币理论看成断裂的和二元的。
另外，美国学者大卫·克里斯坦森-古瑞尔（David Kristjanson-Gural）认为后结构主义方法把价值和交换价值看成超定决定量，可以既用劳动又用价格来计量、来决定，在商品按照生产的价格来交换的阶段，价值的货币表达就可以将价值和交换价值都从劳动转换成货币量，因此，他提出了微观的价值的货币表达的计算公式 mp=sg/pg，其中，mp表示假定在某一生产价格下交换的价值的货币表达，即表示每小时社会抽象劳动时间的美元数量，sg代表价格标准，即一盎司金相应的美元数量，pg表示每单位社会必要抽象劳动时间里金的生产价格。[15]由此推出使用当代非商品货币的价值的货币表达的宏观量化方法，即公式mp=mcv/pLx。其中，mc表示流通中所需的货币量，v表示平均货币周转速度，mcv等于一定时期待售商品总价格，pLx是抽象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数量（用总投入来表示），两者之比等于用商品货币表示的价值的货币表达，这样就将价值的货币表达的微观和宏观决定联系了起来。
澳大利亚学者比尔·卢卡雷利（Bill Lucarelli）认为货币功能作为一个抽象的价值代表，是和更高级别的货币形式相一致的，商品货币只是一般等价物的一种历史形式，而信用、法币以及银行存款这种资本主义货币的具体的形式，已经随着资本主义不断进化而成为主要的形式。[16]他认为，马克思的货币理论奠定了基础作用，因为它基于货币的生产理论，信用货币取代商品货币，这种循环也就表明商品货币的非必要性，因此，认为商品货币仅代表一般等价物的一种形式，不兑现纸币也可以作为一种价值尺度的观点是错误的。
二 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内研究综述
新中国成立后，国内研究马克思货币思想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1.马克思货币内生论和货币政策
周诚君认为无论在金本位制还是纸币条件下，马克思货币供给都是内生与经济活动本身。[17]陈其人教授详细地考察了马克思货币理论的本质、马克思对古典经济学货币理论的批判、价值符号流通规律、发达国家货币相对价值较低的问题，认为马克思货币理论是与货币数量论的对立。[18]王云中从资源配置视角进行了研究，认为马克思货币学说中货币具有社会资源的分配功能，货币供给内生，以及货币既是中性的又是非中性的。[19]王璐认为马克思的货币理论是在价值理论与货币理论相结合中展示的以现实资本主义经济为分析基础的内生货币理论。[20]
虽然马克思本人没有提出明确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但基于马克思经济理论解释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研究有杨天宇和刘国鹏、王娜、黄启才，他们认为马克思的内生货币理论更具有优越性，对我国货币政策的选择具有重大现实指导意义。[21]
2.关于马克思货币理论本身的争论
（1）关于马克思货币流通规律和流通公式的争论
对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货币流通规律公式的表述，因为“总额”和“流通次数”不同名而引起了争论，王惟中、洪大璘认为，应该将“流通次数”改译为“一定数量的流通”，[22]而卫兴华认为，这样的翻译符合马克思的原意，并没有错，“最后减去……的流通次数”是一个省略句，指的是减去流通次数所代替的货币量。[23]
对于马克思货币流通公式M=PQ/V，在推导货币增长量公式时，是否可以将lgPQ分解为lgP+lgQ（P表示商品平均价格，Q表示商品总量）的问题，有人认为不能分解，尽管数学上看是成立的，但是实际运算中，Q必然包含物价水平因素，进而提出货币需要量增长近似方程式应为Mt=Tt-Vt，T为商品价格总额。
对于马克思货币流通规律，我国从20世纪50年代一直到70年代，依据马克思货币流通公式得出只要保持商品零售量与货币纸币之比为8∶1便能保持经济稳定的“拇指规则”，而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深刻变化，理论界对这一规则存在争论。张玉堂、汤羡祥和许耀钧以马克思的货币流通公式为基础设计出货币需求计量模型来确定我国的适度货币需要量。[24]李焰则认为马克思货币理论难以对现阶段我国的实践起指导作用。[25]成学真认为马克思货币流通规律对于解释现代经济存在四个局限性，即没有考察存款货币、完全独立的纸币、非物质商品价格以及缺乏计算上的实际可操作性。[26]
（2）关于货币本质的争论
关于货币是不是商品的问题，许耀钧、裴根才认为货币的本质是一般交换价值。[27]郭世辉认为纸币不是商品，货币是一般等价物，同时是社会经济关系的体现，对现代国家来说，货币是一种工具。[28]袁葵荪认为货币本质上是一种商品是对马克思货币理论的错误理解，马克思所指的货币的本质是充当一般等价物的价值物，纸币并不是金等货币代表，而是内含相同的实际价值。[29]王璐认为马克思货币理论中，货币是与使用价值或技术完全没有关系的价值形式。[30]
关于货币是特殊商品还是一般商品，许涤新主编的《政治经济学辞典》在“货币”词条里把货币定义为“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31]王峰明、牛变秀则认为马克思的货币本质既具有一般性，又具有特殊性，是“一般性”和“特殊性”的辩证统一。[32]卫兴华认为货币的本质属性是充当一般等价物的一般商品，货币是特殊商品的逻辑受苏联在新中国成立后产生过显著影响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影响，是对马克思原意的错误理解。[33]张建君认为，货币作为商品形态的特殊性和货币作为价值形式的一般性是两个不同的问题，货币是固定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商品，而不是特殊商品。[34]
（3）关于黄金非货币化问题的争论
这一争论在我国始于20世纪80年代，其背景是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陷入滞胀困境以及20世纪70年代以美元为中心的“金汇兑本位”世界货币制度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与此同时，我国改革开放初期也面临货币的问题，因此货币是否非黄金，不兑换信用货币的价值基础是什么成为理论焦点。这场争论涉及如何理解货币的本质、职能以及马克思主义货币理论在现代货币制度下的发展。陈伟恕、李崇淮认为黄金已经失去货币商品地位，黄金非货币化是历史必然，符合马克思货币理论的论述。[35]刘光第、左大培、李一芝、蒋铁柱和韩汉君则认为黄金非货币论不符合马克思货币理论，黄金作为最终支付手段、作为社会财富的代表等货币功能依然存在。[36]
（4）关于纸币是否有价值的争论
刘光第认为现阶段纸币不再是特殊商品的价值，而是商品总价值的等分值。[37]李崇淮则认为，货币形式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没有特殊商品来充当一般等价物的新阶段，纸币所代表的是商品总价值的等分值或商品复合体价值。[38]叶世昌认为货币价值的“等分值”理论完全忘记了货币还有贮藏手段职能，拿全部货币和全部商品来建立等式关系是无法令人信服的。[39]而钟淦恩基本肯定李崇淮的观点，[40]谭寿清则认为纸币不能直接代表商品价值，信用货币不能摆脱货币由一种特殊商品来充当的形式。[41]
（5）关于劳动价值论和货币理论关系的争论
杨文进认为货币理论受制于“价值实体”思想的束缚，使马克思难以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真正地统一起来。[42]夏丹阳认为货币交换价值要高于内在价值，马克思的货币是金属货币，蓄水池功能具有无限性假定不符合实际。[43]
3.比较研究
（1）与西方经济学货币学说的比较
李沛新比较了斯密和马克思货币学说在货币起源和货币职能上的异同。[44]王璐认为西方货币学说强调两分法，无法触及货币学说的核心，马克思货币学说是以现实资本主义为分析基础的内生货币说。[45]
其中更多地在于与货币数量论的比较。李占兵认为马克思货币需求理论不适应纸币和不兑现信用货币制度，费雪和马克思在揭示货币需求的决定因素方面一致，二者仅是研究角度和假设不同，没有优劣之分。[46]关于新货币数量论，国内理论界存在分歧，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货币流通理论和现代数量论一致，如刘洁和梅良栋认为马克思纸币流通规律和货币数量论是一致的。[47]顾铭德认为纸币脱离黄金后成为货币实体，货币量与商品价格总额互相决定，马克思货币流通公式不再适用，新货币数量论更为合理。[48]另一种观点认为应当采取批判的态度，刘絜敖所著的《国外货币金融学说》和胡代光所著的《米尔顿·弗里德曼和他的货币主义》认为新货币数量论基本理论和旧货币数量论实质相同，因此马克思对旧货币数量论的批判也适用于新货币数量论，[49]李崇淮认为马克思货币流通规律与资产阶级的货币数量论存在根本区别。[50]孔日军、史济濂和苑德军、陈冬村、王聪、张彤玉和冯菲认为马克思货币流通理论和新旧货币数量论对立。[51]还有一种观点则试图调和这种对立，白暴力和吴红梅构建了从金属货币体系过渡到纸币体系的马克思的货币流通量与价格总水平模型，认为这一模型和货币数量论在纸币体系内是一致的。[52]
（2）与希法亭的货币学说的比较
吴克宇认为希法亭的货币学说是对马克思货币学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并不是列宁所认为的修正。[53]陈其人则认为希法亭货币学说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而是根本违背。[54]
（3）关于恩格斯与马克思在货币信用理论上的关系
郑先炳认为恩格斯在银行券流通后期规律，信用问题、货币资本虚拟现象实现途径，以及股份制新发展等问题上对马克思货币信用理论做出了补充和贡献。[55]
4.关于马克思货币学说的哲学层面
张雄认为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手稿中对于货币幻象的起源、实质进行了深入的论述。[56]欧阳彬讨论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货币学说对货币的人学的分析。[57]范晓丽从哲学视域对《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对货币本质论进行解读。[58]欧阳彬认为赫斯、马克思、西美尔从不同的路径批判了货币化生活世界，马克思是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出发提出了对货币的政治经济学批判。[59]杨兴业则对这一手稿的“货币章”中的“货币的产生和本质”一节进行了哲学解读。[60]史竹清的博士学位论文从经济哲学角度探究马克思的货币哲学思想。[61]王峰明、牛变秀认为必须深入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的层面进而深入商品价值形式及其历史运动的层面来把握拜物教批判思想。[62]陈飞探讨了马克思早期思想中的货币概念同时具有货币异化和货币文明的两面性。[63]柴艳萍探讨了马克思的货币思想的伦理学内涵。[64]陶国富比较了西美尔和马克思货币哲学特征。[65]乔洪武和李新鹏对马克思和西方经济学货币伦理进行了比较研究，指出两者是形同而质异。[66]
5.关于马克思货币思想演进的阶段
周成启、李善明认为马克思货币学说可以分为产生、创立、继续发展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19世纪40年代，第二个时期是19世纪五六十年代，第三个时期是19世纪70～90年代。[67]欧阳彬认为马克思对货币的批判经历了早期的人本主义异化逻辑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神圣家族》的客观唯物主义逻辑，最后到《德意志意识形态》建立起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的转变。[68]元晋秋认为马克思货币思想演进历程分为三个阶段，即1845年之前是异化本质论思想，第二阶段从1845年至《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是社会关系本质论，1859年之后为第三阶段，形成了清晰完整的货币理论。[69]唐斌认为马克思货币思想可以分成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前的货币使人的本质异化论，第二阶段是《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货币价值由生产成本决定思想，第三阶段是《哲学的贫困》中货币是一种社会关系思想，第四阶段是《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完成货币思想的系统阐发。[70]
具体到某一阶段，马健行、李燕平分析了《伦敦笔记》中的货币思想。[71]平新桥论及《伦敦笔记》时期马克思和图克的关系，认为马克思批判地借鉴、吸取图克货币理论，并在图克影响下突破了李嘉图货币数量论。[72]唐正东认为《伦敦笔记》中马克思是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角度来理解货币危机的，因而货币学说取得阶段性突破。[73]刘钊指出在《伦敦笔记》中马克思实现对李嘉图货币数量论从追随到批判的转变。[74]
关于《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的货币学说，田光认为“货币章”初步形成了关于货币问题的理论结构，但未形成作为货币学说的中介环节的商品理论。[75]周成启、李善明研究了手稿中马克思关于蒲鲁东的劳动货币批判部分。[76]周成启认为这一手稿是马克思货币理论的第一次系统而全面的阐述。[77]
6.关于马克思货币学说与经济危机的联系
邱兆祥对《资本论》第三卷第五篇中的信用和银行理论进行了解读。[78]秦汉锋认为马克思的商品与货币的理论包含丰富的关于金融风险和金融危机的思想。[79]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引起了国内学界的高度关注，国内许多学者也从马克思货币学说的角度分析金融危机。胡若南、陈叶盛归纳和整理了《资本论》中的货币危机理论。[80]曾友中在2010年的博士学位论文中重点分析了货币、经济自由与金融自由化所具有的内在逻辑关系。[81]王璐基于马克思货币学说解读美国次贷危机。[82]卢映西则从历史事件角度分析，认为货币量的增加有促进经济繁荣、避免经济危机的作用，所以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比西方主流货币理论即货币数量论更符合历史，而欧美诸经济强国采取的“量化宽松”正是寄希望于货币这一功能，但只有进行根本性的金融制度改革才能“根治”危机。[83]曾友中、钟利琼用马克思货币拜物教分析、反思2008年金融危机。[84]
特别需要提到的是，我国学者孟捷关于MELT的问题，参与到了国际讨论中，孟捷（Meng Jie）认为莫斯利提出的新解释中存在两种不同的MELT定义，而新解释真正主张的是纯粹经验比率的定义，这与马克思的定义是不相符的，并认为不可兑换信用货币的MELT忽略了置盐信雄—弗利—科茨的理论传统。[85]
总的来看，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经济理论用于指导我国社会经济建设，因而对于马克思经济理论的研究，学术界侧重于马克思经济理论与我国经济建设的具体情况相结合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