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4万亿元刺激方案的经济学评估

在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引爆的全球金融危机和大衰退期间，发达国家和中国都出台了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比如美国政府出台了比中国规模还大的财政刺激计划，美国联邦储备银行额外推出了美国有史以来和人类工业史上至今为止规模最大的货币刺激方案（如美国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仅在2008～2010年，美联储为拯救美国经济就购入了相当于GDP 8.7%的私人债券，2013年这个规模更是达到GDP的22%）。从2007年12月到2017年5月，美联储为投放货币而在市场上回购了海量的金融资产，其总资产从8820亿美元增加到4.473万亿美元，增长了4倍多；与此同时，美联储总资产相当于GDP的比重从2007年第四季度的6%增加到2017年第一季度的23.5%。另外，欧洲好多国家为了应对这场经济危机也出台各种财政和货币刺激计划，到目前为止很多欧洲的银行利率仍然是负的（Dong and Wen，2018）。这些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大规模刺激方案并没有能够有效阻止经济大衰退，GDP跌幅和失业率都创二战以来历史新高。然而，这样创纪录的大规模的政府干预很少遭到中国国内经济学家的批评，但是他们喋喋不休地贬低中国政府2008～2009年同样为对抗全球经济危机推出的4万亿元刺激计划。他们批评说这个刺激计划没有效果，反而造成中国的房地产泡沫和产能过剩。

这种批评不仅采用了双重标准（他们没有指出美国2001～2007年的房地产泡沫才是这次全球金融危机和最大经济衰退的罪魁祸首，这个危机直接导致全球产能严重过剩，却把产能过剩问题推给中国的宏观调控政策），而且对基本事实置若罔闻。

下面我们来看一看中国的4万亿元刺激计划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作用，以及它与欧美的经济刺激计划相比孰优孰劣。

首先，即便出台了大规模的刺激计划，美国和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没有能够避免大衰退，它们各自的真实GDP都在2008年以后相对以往增长趋势永久性地下降了10%以上。从图1～图6中可以看出，尽管都出台了经济刺激计划，只有中国避免了一场大衰退，实现了危机前后的平滑过渡，而不像美国和欧洲那样GDP相对于长期增长趋势出现了10%的断崖式的长期性下跌（即跌到了一个更低的平台，虽然增长率恢复了）。原因在于中国的4万亿元刺激计划使得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在2009～2010年的反弹超过以往10%的平均增长率（达到12%），而美国和欧洲的反弹不够大，只是刚好回到原来的平均增长率。我们知道，增长率的一次性短暂下跌就意味着GDP水平的永久性下跌，因此为了抵消2008年危机中增长率下降给GDP带来的永久性负面影响，刺激计划必须要“矫枉过正”，使得增长率相对于平均趋势有短暂的过度正面反弹，否则就会出现GDP水平的永久性下降。可惜，欧美国家的海量货币刺激计划未能做到这一点。但是，得力于国企的逆周期投资，中国的4万亿元刺激计划做到了，使中国经济在工业化的关键转折点避免了一场大萧条，反而使中国在一场洗涤全球经济的危机之后傲然屹立于世界的东方。

图1 中国实际GDP（2010年变价）

注：原始数据单位为10亿元，所取自然对数值为图中对应数值。

图2 2006年第一季度至2010年第四季度中国实际GDP增长率

图3 美国实际GDP（2010年不变价）注：原始数据单位为10亿美元，所取自然对数值为图中对应数值。

图4 2006年第一季度至2010年第四季度美国实际GDP增长率

图5 欧洲实际GDP（2010年不变价）

注：原始数据单位为10亿欧元，所取自然对数值为图中对应数值。

图6 2006年第一季度至2010年第四季度欧洲实际GDP增长率

结果是，这场经济危机不仅给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造成自大萧条以来最为沉重的打击，而且给发展中国家带来巨大灾难。以金砖国家为例，它们的出口都受到重创，巴西、俄罗斯、印度、南非和中国对外出口相对于危机前10年的长期趋势分别永久性地暴跌了17%、49%、6.5%、19%和44%。这样巨大的出口下降必然会给GDP带来一个巨大的乘数效应和灾难。按照经验规律测出的需求乘数效应，经济学家预测这些国家的GDP也应该由于总需求中的出口长期下降而永久性地分别下降3.4%、22%、2%、9%和25%。然而从实际数据看，巴西、俄罗斯、印度和南非的GDP的确分别（长期）下降了3%、23%、1%和8.3%，非常接近经验规律所预测的GDP跌幅，但是唯有中国的GDP没有如所预测的那样断崖式下降25%，而是只相对于长期趋势小幅下降了2.5%。这恰好是因为中国出台的4万亿元刺激计划发挥了巨大作用，而其他金砖国家则没有出台经济刺激计划，因而在2008年以后一蹶不振，被人们嘲笑为“火砖”国家。按照跨行业和跨省份经济学实证分析和数学模型的推导（Wen and Wu，2017），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的国有企业没有像私企那样在这场世纪大衰退中大力自保而降低投资，而是逆流而上，帮助中国成功抵御了这场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有可能置正在爬坡的中国经济于死地（即变得像其他金砖国家那样一蹶不振）的全球冲击。

国内有一种批评的声音将中国目前的过剩产能归罪于4万亿元刺激计划。但是前面提到这个批评采纳的是双重标准。这种双重标准还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它没有客观承认西方国家在任何一次经济萧条期间都会有严重产能过剩。比如美国在19世纪出现过15次大的金融危机，1907年和1929年还又出现了两次差点毁灭全球经济的大萧条，历史上经济萧条期间的实际产能利用率常常低过60%。危机期间上游产业和重工业的产能过剩尤为严重，这是因为下游产业的投资需求（因消费下降而）极度萎缩。一般来说，消费每下降1%，投资就会下降5%左右，是消费跌幅的5倍左右。又比如，在美国19世纪的铁路建设高峰时期，从中西部大城市圣路易斯到亚特兰大只需要两条铁路，但是激烈的市场竞争导致厂家修建了20条铁路，最后有18条破产，给美国经济带来严重信贷危机和资源浪费。第二，中国这次主要体现在重工业的产能过剩是由在美国肇始的全球金融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带来的结果，它使得所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产生了严重产能过剩。然而作为一个在美国高等研究机构长期从事宏观经济和世界经济周期研究的学者，笔者很少听到国内经济学家批评欧美发达国家常常是全球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常常对全球经济发展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却常听到他们异口同声地谴责使得中国经济避免了西方式衰退的4万亿元刺激计划，却选择性忽视比如希腊这个高收入国家从此一蹶不振和其他金砖国家变成“火砖”国家。不知道这是因为国内经济学家“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儒家风度，还是因为鲁迅所批评的那种“在异族面前”表现出来的二元人格。西方任何具备公正判断力的经济学家都不会像他们这样对中国的成就如此不自信和妄自菲薄。

任何经济政策都有不可避免的副作用，就像任何治病救人的药物一样，问题在于这些副作用是否超过正面的积极作用。出现了副作用，当然需要事后引进新的措施去消除，但这丝毫不等于说当初不需要采纳这些有副作用的政策。

国企需不需要改革？当然需要，正如所有的民企也需要不断改革一样。随着经济结构的不断演化、国内外市场需求的不断变化、产业技术的不断升级、资金与技术门槛的不断变化、中国新的互联网经济结构对新型公共品和公共服务需求的上升，任何想要长期在市场竞争中和正在兴起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浪潮中立于不败之地的企业都需要改革。

但是改革的方向有很多，继续私有化并非国企改革的唯一方向和选择。无论是国企还是私企，改革的大方向都是管理，而不一定是基本制度安排的变化；既可以是股权和产权的调整，也可以是让企业的产品不断适应市场的变化，还可以是让企业内部决策机制和激励机制不断调整以应对外部竞争，也还可以是改变人事升迁体制以提高管理决策水平。但是不改变所有制基本性质绝不意味着不可以让低效率的国企倒闭和破产。在营利性领域，失去市场效率和竞争力的国企和私企既可以被富有竞争力的私企吞并，也可以被富有竞争力的国企吞并，也可以破产后通过债务重组重新上市。

既然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是国企存在的理由之一，那么国企改革的一个重要目标无疑应该是更好地做到不断为民企转移和提供自己研发出来的高新前沿技术，将军事技术转化为民用技术，就像美国的GPS一样，扶持和培育民企的科技创新和盈利能力，让民企发展得更好更快。

民企改革的目标是提高盈利能力，而非营利性领域国企改革的目标仍然应该是以提高为公共利益服务的水平和效率为主，否则如果让这类国企完全追求利润回报率，就会造成国企在提供公共品服务的动机方面的扭曲，比如国企大量进入房地产行业就是因为过分要求国企提高盈利动机而出现的一个很不好的现象。国企的主要目标是服务于国家整体利益，填补市场机制的不足，辅助国家吸收国外先进技术，自主研发新技术，为民企提供价廉物美的公共产品与服务，向民企输送新技术，为民企开拓市场。但是即便是非营利性国企也要尽量做到自负盈亏，降低道德风险。因此，经济学家不应该用利润回报率去“一刀切”地要求国企，这会迫使所有国企进入套利领域去与民争利，而不是做好本职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