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数据评估

1988年2‰生育节育抽样调查显示，除个别年份出现过随机波动，中国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出生性别比 （106左右）处于正常值范围。1980年以后出生性别比开始升高。1982年普查数据显示出生性别比为108.5；1987年1%人口抽样调查显示1986年出生性别比为110.94 ；1988年2‰生育节育抽样调查显示1987年出生性别比为111.0；1990年人口普查出生性别比为111.45；2000年普查长表出生性别比为119.92；2010年人口普查长表出生性别比为121.21。对于中国出生性别比数据质量的认识，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一个变化过程。

1982年人口普查数据公布之后，一些欧美学者做了相关研究，认为出生性别比升高的原因包括溺弃女婴、人工流产和女婴的瞒报漏报。Aird（1990）认为强制性计划生育导致的溺杀女婴是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原因。Hull（1990）利用1987年1%人口调查数据描述了中国20世纪80年代出生性别比升高的趋势，提出了出生性别比升高的三种可能解释：其一是溺杀女婴；其二是产前性别鉴定与性别选择性流产，即非法人工流产女婴；其三是女婴漏报。但没有给出各个因素的具体影响大小。Johansson（1991）基于1988 年 2‰生育节育抽样调查数据，认为领养女婴而不申报可以解释中国出生性别比偏高程度的一半；中国女婴由于在医疗、营养等方面的歧视性待遇而呈现出明显高于正常值的死亡率；而中国的产前性别鉴定技术并未普及，对出生性别比影响很小。Coale and Banister（1994）通过对 1990 年之前人口普查和生育率调查数据的考察，认为 1990 年之前中国调查的数据质量都非常高，出生性别比升高的主要原因是溺弃女婴和性别选择性流产。

中国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女婴瞒报漏报和性别选择性流产。通过20世纪 80年代初对北京地区的调查发现，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山区存在婴儿瞒报户口现象，瞒报的大多数是女婴 （邹平，1983）。徐毅和郭维明（1991）认为，1987 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和 1988 年 2‰人口生育节育抽样调查数据所反映的出生性别比偏高的问题，距调查时间较近的年份出生性别比较高，距调查时间较远的年份又“恢复正常”，因此出生性别比升高是由瞒报漏报女婴所造成的统计上的假象，不是真实的出生性别比失衡。当时农村中B超技术的应用尚不普遍，选择性人工流产因素所引起的出生性别比增高所占的比重不大。李伯华（1994）认为 1989年全国城镇出生性别比不会超过 107.7；全国农村出生性别比不会超过 110.2。女婴的漏报和瞒报至少使普查获得的 1989年城镇与农村的出生性别比分别提高了3.6和 4.2。城镇的出生性别比上升是“假上升”，农村的出生性别比是“真”与“假 ”两者大致持平。使用1987 年全国 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1988 年 2‰ 生育节育抽样调查数据、1990年人口普查数据以及一些医院的出生登记数据，Zeng et al.（1993）认为出生性别比升高的首要原因是女婴的漏报，其次是性别鉴定和性别选择性流产，第三是溺弃女婴的陋习。女婴漏报占到登记性别比偏高程度的 43%～75%。漏报主要包括如下形式：将超生女婴送人抱养；延迟登记，在若干年后设法通过关系以迁入人员申报；将女孩养到亲友家里长期隐瞒不报。贾威（1995）对收养行为进行研究后发现，在收养的儿童中，性别比例严重偏低，大量被收养的女婴未被记入统计数据。高凌 （1995）的研究显示，报告的出生性别比为114.2，在高于正常水平的7个百分点里面，女婴漏报解释其中 5 个百分点，性别选择性流产和引产解释另外2个百分点。1990年人口普查数据出生性别比为111.45，比107的正常值高出4.5个百分点，2.5个百分点是由女婴漏报引起的，另外2个百分点是由性别选择性流产和引产引起的。涂平（1993）认为：1981年出生的婴儿在1990 年8～9 岁时的性别比较1981年有所下降，这说明女婴漏报瞒报是导致实际报告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原因。但出生性别比偏高还不能完全用女婴漏报来解释，产前胎儿性别鉴定技术的普及为选择性人工流产提供了技术上的可能，选择性人工流产可导致出生性别比失调。浙江南部 10个县市的流引产手术数据显示，1993 年引产性别比为 86.7，女性胎儿明显多于男性胎儿。并且，引产性别比与胎次有密切关系，一胎引产性别比为108.6，二胎引产性别比为69.9；与现存活子女的性别关系更为密切，纯女户妇女的引产性别比为 51.10（汤兆云，2007）。乔晓春（1992）认为，三普得到的出生婴儿性别比反映的只是统计事实，从数据本身还不足以发现原因，出生性别比偏高是“真实的提高”和 “虚假的提高 ”两者共同作用的结果。

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多的研究认为性别选择性流产是出生性别比升高的主要原因。20世纪90年代后期学术界关于我国出生性别比升高原因的看法基本趋于一致：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出生性别比升高是客观事实，产前性别鉴定和性别选择性流产是主要原因（汤兆云，2007）。李树茁和朱楚珠（1996）基于1982年人口普查数据、1988 年 2‰生育节育抽样调查数据和1990年人口普查数据，认为性别鉴定导致的选择性流产和引产是出生性别比升高的最重要的直接原因。乔晓春（2004）通过对原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 1997 年全国人口与生殖健康调查数据的分析，认为中国出生性别比偏高主要是由选择性人工流产导致的。在对 2000 年人口普查数据进行分性别的回推后，回推的1990 年0岁人口性别比只比1990 年人口普查登记的 0 岁人口性别比下降了0.6，在0～9岁各年龄组中性别比下降幅度最大是 3.5，这说明 1990 年人口普查时出生性别比偏高的主要原因是性别选择性流产而不是女婴的漏报（于弘文，2003）。陈友华和胡小武（2012）认为，胎儿性别鉴定与选择性别的人工流产是导致中国出生性别比偏高的最主要原因，而人工流产的合法化一定程度上成为中国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帮凶。

女婴瞒报漏报依然是经常被探讨的出生性别比升高的原因之一。吴擢春等（2005）分析了农村基层计划生育部门日常登记资料，认为选择性人工流产是导致出生性别比升高的最主要原因，其次是女婴漏报，第三是变相溺婴，它们对出生后一周内出生性别比异常的贡献分别为 70%、20%、10%。张青（2005）比较了教育年鉴和统计年鉴的数据，认为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中0～4岁组的性别比在114左右。陈卫和翟振武（2007）使用教育统计数据估计了2000年及20世纪90年代的出生性别比，认为出生性别比和低年龄组性别比要比人口普查数据反映的水平低5～9个百分点。20世纪90年代在出生性别比偏高的部分中，女婴漏报的作用达到50%以上。1995 年1%人口抽样调查的出生性别比为115.6，偏高部分中有 52%～63%来自女婴漏报 ；而2000年人口普查出生性别比偏高部分中68%～73%来自女婴漏报。徐岚和崔红艳（2008）对教育统计数据与近年来人口统计数据反映的出生性别比进行了比较，认为在人口统计数据反映的出生性别比偏高部分中，女婴漏报因素约占23.97%，性别选择因素占76.03%。翟振武和杨凡（2011）通过对公民身份信息数据、历年在校小学生人数统计数据、2000 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和 2005 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等几组不同来源的出生性别比数据的分析和比较，发现中国目前公布的出生性别比要比实际上夸大2～3个百分点。

如果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原因是女婴漏报，只是没有反映在统计数据中，这样问题不是太严重。如果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原因是人工流产，那么这会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于弘文在2003年就指出：对于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原因的认定不一致，已经使我国对有性别选择的人工流产的治理工作滞后了10年，对出生性别比失衡的问题要给予足够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