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英加登:文学作品本体论
伟大的学者犹如凤毛麟角,而英加登或许是那些极少数人物当中的一个。衡量一位学者是否伟大,除了考察他自身的学术成就,还要看他对后人的影响。在自身成就与产生影响两个方面,英加登都是第一流的。他的影响无所不在,无远弗届。在英加登之后,几乎所有现象学美学家的著述中都投下他的身影,只是有浓有淡、有深有浅、有显有隐罢了。在现象学美学史上,产生影响能够与英加登一较高低的唯有海德格尔,但是,海德格尔在哲学领域的光辉或许为他的美学思想镀上了一层金,而英加登却是单凭美学就确立其地位的。就美学思想而言,海德格尔主要以思维方式发生影响,而英加登是通过具体的美学观点发生影响的。马格廖拉把英加登称为“现象学美学大师”,把他的《文学的艺术作品》誉为“里程碑式的巨著”。[1]这是现象学美学的研究者对英加登历史地位的确认。伽达默尔提到文学作品的“图式”时说:“首先使这一点突出出来的是伟大的波兰现象学家罗曼·英加登,他已经为此作出了一个贡献。”[2]这是诠释学大师对英加登之“伟大性”的印证。
胡塞尔把英加登视为“最亲近和最忠实的老学生”,“当他接到《文学的艺术作品》一书全文时就表现出他的满意和骄傲,因为他至少有一个学生能够创造性地先于他表达了他正在思考的思想”[3]。的确,英加登在很多方面继承了胡塞尔的现象学,例如把“意向性”学说视为现象学的出发点,坚持现象学的“本质研究”,把“严格科学”作为学术理想。然而,胡塞尔也一再批评英加登的“本体主义”。施皮格伯格指出,英加登和胡塞尔“重要的争论之点在于,本体论和现象学(即关于构成过程的超验现象学)哪个在先的问题。”[4]在胡塞尔看来,现象学是关于纯粹意识的本质研究,而本体论是关于意识的客体的研究,因此胡塞尔是从现象学走向本体论的。英加登则认为本体论应当在现象学或认识论之前。在他看来,进行存在论或本体论的研究,不需要经过胡塞尔的先验还原,知识的基础不需要建立在假设的先验意识之上。相反,我们应当把出发点限定在现实世界,并尽可能与它保持紧密的接触和本真的交流。英加登和后来的梅洛-庞蒂一样,认为实在本身并不是无形式无结构的。在讨论认识事物和体验事物的方式之前,应当首先确定事物的存在方式和形式结构,因为,“胡塞尔的《逻辑研究》问世以来的现象学主义者们所进行的认识论研究表明,在认识方式与认识对象之间有一种特殊的互相联系;甚至可能有一种对对象的认识适应性”[5]。由于意向行为和意向对象具有不可分割的相互关联性,我们的认识是适应于认识对象的,认识对象的方式取决于对象的存在方式与形式结构,因此,本体论应当在认识论之前。
英加登的现象学美学既是本体论的,也是认识论的。在美学领域,英加登仍然坚持本体论应当居于认识论之先;或者通俗地说,美学研究应当从艺术(作品)出发,让审美(经验)的研究尾随其后。这个先后顺序不能颠倒。英加登最重要的美学著作姊妹篇是《文学的艺术作品》和《对文学的艺术作品的认识》,前者是本体论美学,后者是认识论美学。在《文学的艺术作品》中,英加登确定了艺术作品即“认识对象”的存在方式,区分了艺术作品的不同存在领域的多层次的结构;在《对文学的艺术作品的认识》中,英加登分析这个对象的接受意向,研究对象结构与对对象的认识结构之间的关联。两部著作结合起来,英加登为把文学作为知识的对象奠定了一些基本原则,试图实现文学研究作为“严格科学”的宏伟目标。
英加登是第一个建构了完整体系的现象学美学家。一般认为,若要全面地评价英加登的美学,就应当同时考虑到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三个方面。本体论美学以《文学的艺术作品》为代表,认识论美学以《对文学的艺术作品的认识》为代表,价值论美学是晚年英加登致力的课题。不过,我们并不是要全面地描绘英加登的整个美学体系,而是将他放在整个现象学美学史上。在现象学美学史上,英加登最有影响的著作是《文学的艺术作品》。我们研究英加登的美学,也把目光集中于此书,并辅之以《对文学的艺术作品的认识》一书的部分文字。需要说明的是,《文学的艺术作品》是英加登于1931年出版的德文著作,此书的波兰文译本于1960年出版,易名为《论文学作品》。英加登并没有修改译本的正文,只是增加了一些脚注回应某些批评。英加登是波兰人,此书的波兰文版又是他自己过目甚至参与的,可以说无异于原著。中译本《论文学作品》就是根据波兰文版翻译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