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胡塞尔:现象学方法的美学意义
胡塞尔在很多地方呼吁,哲学研究需要一个新的开端或新的维度,例如:“哲学却处于一种全新的维度中,它需要全新的出发点以及一种全新的方法,它们使它与任何‘自然的’科学从原则上区别开来。”[1]他当仁不让地认为,现象学能够为哲学研究开辟一个全新的维度。不过胡塞尔一开始可能并没有意识到,他的现象学也为美学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维度。尽管胡塞尔并没有关于美学问题的专门研究,但他的现象学论述中潜藏着通向美学的可能性。众所周知,胡塞尔主张哲学应当是一门“严格科学”,然而我们不难发现,现象学在科学的外表下包裹着诗的心灵。胡塞尔本人的现象学,自然是科学的因素多于诗的因素,不过放眼整个现象学运动史,一个明显的趋势是:诗的因素越来越顽强地从科学的束缚中挣脱出来了。因此,加拿大现象学教育学家马克斯·范梅南(Max van Manen)强调:“现象学研究是一种诗化活动,”“现象学也是诗化的作品,它通过对物体本源的描写来激发人们的思考。但所谓诗化不仅仅是诗歌的一种形式,或是韵律的形成。诗化是对初始经验的思考,是最初体验的描述。”[2]李泽厚曾经对哲学有一个界定:“哲学始终是科学加诗。这个‘加’当然不是两种事物的拼凑,而是指具有这两个方面的内容、因素或成分。”[3]这与其说是对哲学的普遍定义,不如说是李泽厚对哲学的个人理解,因为并非所有的哲学都是“科学加诗”。如果哲学就是“科学加诗”,那么我们完全可以说,现象学是最能体现哲学之本性的哲学。从最直接的师承关系看,胡塞尔现象学的科学维度,为英加登所继承,胡塞尔现象学的诗的维度,则为海德格尔所延续。法国现象学家萨特和梅洛-庞蒂的哲学都可视为某种“诗化哲学”,以跨文化继承的方式将现象学的诗性特质发扬光大。
总之,现象学乃是一种“诗化哲学”,整个现象学美学史都在证明这一点。尽管胡塞尔并非美学家,也没有专门研究艺术问题,[4]但我们不难发现胡塞尔现象学中隐含的美学意义。择其要者有三:①本质直观(Wesensschau)的现象学方法,②意向性的概念,③生活世界的现象学。意向性理论是英加登、萨特、杜夫海纳的现象学美学的出发点。生活世界现象学是胡塞尔的后期成果,已先行在海德格尔的现象学中生根发芽,后来在梅洛-庞蒂的现象学中开花结果。因此这里仅讨论胡塞尔现象学方法的美学意义。事实上,现象学在欧洲美学界最引人注目的公开登场,乃是1924年在“第二次美学及一般艺术学会议”上莫里茨·盖格尔提交的论文,这篇论文的内容就是介绍现象学方法及其对于美学的适用性。无论在历史上还是逻辑上,似乎都应当从现象学方法进入现象学美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