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生态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永恒主题

2015年11月，中央提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要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央“十三五”规划建议中提出“把握发展新特征，加大结构性改革力度”^[4]。随后，国务院相关部门为落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先后出台《关于加快发展生活性服务业促进消费结构升级的指导意见》《关于积极发挥新消费引领作用加快培育形成新供给新动力的指导意见》等文件。显然，中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希望通过供给侧的改革创新带动需求扩展，弥补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政策的不足，从不同维度扩大社会有效需求，这具有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的战略性和政策性的重大意义。

一 生态农业绿色发展的含义与背景

1.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生态农业绿色发展的含义

（1）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含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容，包括结构性减税、简政放权、放松管制以及营造更好的创新环境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本质是要让供给和需求相匹配，在结构调整中提升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改善人民的福利。从长远看，这些改革举措显然有利于提升微观经济效率，最终会提高未来的潜在经济增长速度。在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不同领域的供给抑制政策得到纠正和革除的进程并不一样，在供给抑制政策基本消除的领域，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大量涌入，生产能力快速提升，很容易出现产能过剩问题；而在其他依然受制于供给抑制政策的领域，产品供给侧严重不足，大量有效需求无法得到满足。在那些有效需求得不到满足的领域进行深化改革，着力破除供给抑制政策，大幅度降低准入门槛，可以快速释放有效需求，并通过上下游的带动作用产生需求放大的乘数效应，最终推动周期性产能过剩问题的解决。但问题是，供给侧效率的提升，能否在较短时期内创造出新的社会总需求来，部分代替凯恩斯需求管理政策的作用呢？

美国供给学派曾经给出了肯定的答案，他们依据萨伊定律，认为微观效率改善会增加供给，而供给增加会带来收入增加，最终会传递到消费需求。但是，里根总统的实验表明，在总需求不足的经济衰退期，即使政府做出了必要的改革，微观效率的改进也不见得会实际发生。在总体过剩的环境下，企业特别是农业企业也不大可能有动力去增加产品供给，萨伊定律的逻辑链条根本就无法延续下去。所以，中国要实现成功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改革就不能只是里根式的仅仅停留在一般意义上改善微观经济效率，我们必须从中国的现实出发，找准改革的发力点和突破口。其基点就是要对准存在明显供给抑制政策，从而大量有效需求不能满足的领域，着力破除供给抑制政策的体制性障碍。比如，中国工业化进程非常快，农业占GDP的比重下降到9%左右，接近发达国家水平。但是，中国的城镇化率只有55%左右，按户籍人口计算只有35%左右，低于多数发展中国家，远远滞后于中国的工业化进程。这个巨大的落差意味着中国有两块庞大的有效需求没有得到满足：一是近3亿城市务工农民及其家属在就业所在地安家立业的需求；二是大中城市的部分高中收入家庭向城郊和农村地区迁移的需求。这些“入城”和“出城”的需求，体量都非常庞大，一旦被激活，不但会加快中国城镇化进程，而且农业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和生态农业绿色发展也会得到实质性的推进。

（2）农业绿色产业化的含义。绿色象征着生命。绿色是植物或生物的主要色调，植物的光合作用离不开绿色。没有绿色，不可能有植物，也就没有农业，更不可能有人类。人们往往用绿色来形容健康、安全的食品，并称之为绿色食品。从这个意义上讲，绿色是一切生命的起源，是生命力的象征，也就是农业发展的载体。农业绿色产业化的内涵极其广泛，包括绿色体制机制，诸如绿色革命、绿色计划、绿色投资、绿色产业、绿色消费、绿色食品、绿色金融、绿色财政、绿色能源、绿色生产、绿色经济、绿色标志、绿色行动等。农业绿色产业化发展，是一个包罗万象、动态发展、不断演进、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理解纷呈的概念，同时，又是一个内涵清晰、层次分明、目标明确、要求具体的概念。农业绿色产业化的核心思想是要保护我们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自然资源基础，努力实现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要保护好与我们息息相关的自然环境，包括大气环境、水环境、土壤环境等，努力实现自然环境的优美；要保护好与我们人类共同演进的生态系统，努力实现生态系统的持续稳定和服务功能增强。简言之，农业绿色产业化发展就是以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生态保育为主要特征的发展理念和模式。

生态农业绿色发展的核心是绿色经济。农业绿色产业经济，由农业绿色产业、农业绿色金融、农业绿色财政、农业绿色投资、农业绿色消费、农业绿色贸易等共同组成，是一个复杂的巨大系统。

（3）生态农业现代化经济体系。一是生态农业生产体系。重点强调对传统农业进行生态化改造，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推行清洁生产，发展生态农业企业；重点培育和发展节能环保、新材料、新能源等产业；大力发展生态农业、生态旅游业、绿色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切实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保证农业资源经济利用，绿色标志、绿色产品、绿色服务是生态农业产业体系的重要内涵。

二是绿色物流体系。重点强调提高运输服务水平，将农产品和原材料在贮存和运输过程中产生的挥发、渗漏、变质、损耗等对环境和人体健康的影响降到最低，提高货运车辆的里程利用率和吨位利用率。

三是绿色分配体系。强调通过再分配的形式，由政府和社会出面担负起环境治理、保护修复、新建的各种生态环境建设项目；通过再分配形式平衡社会各阶层的收入，以保证低收入者绿色产品的消费。

四是绿色消费体系。牢固树立生态文明理念，倡导文明、节约、绿色、低碳消费理念，推动形成与我国国情相适应的绿色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

五是绿色市场体系。强调组织实施重大绿色农产品和技术应用示范工程，支持绿色农产品市场拓展和商业模式创新，完善绿色行业标准体系和市场准入制度。

六是绿色农业投资体系。绿色投资更加注重社会投资，更加注重资源节约、环境保育和生态保育。其中绿色财政要求政府财政优先考虑节约水、土地、能源、生物等资源，优先考虑提高水、大气、土壤等环境质量，优先考虑保护自然和人工生态系统，提高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绿色金融则在坚持市场导向的同时坚持绿色发展导向，在贷款利率、额度、偿还期限等方面对绿色农业项目进行倾斜。

2.生态农业绿色产业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

谈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人们就会不由自主地联想到西方经济学中的供给经济学、美国的“里根经济学”和英国的“撒切尔主义”。但中央提出的“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更多的是基于我国经济自身发展变化的需要，更多的源于中国经济学群体独立研究之成果，更多的是党中央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伟大实践上的不断创新，有着特定的时代背景。

（1）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历史背景分析。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成功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已成为名副其实的经济大国。但随着人口红利的衰减，“中等收入陷阱”风险累积、国际经济格局和国内产业结构深刻调整等一系列内因与外因的作用，中国经济面临“三期叠加”的挑战，经济发展已进入“新常态”。

第一，“刘易斯转折点”加速到来，要素资源约束加剧。在发展中国家中普遍存在二元经济结构，在农村剩余劳动力消失之前，社会可源源不断地供给工业化所需要的劳动力，即劳动力的供给是无限的，同时工资还不会上涨，直到有一天，工业化把农村剩余劳动力都吸纳干净了，这个时候若要继续吸纳剩余劳动力，就必须提高工资水平，否则，农业劳动力就不会进入工业部门，这个临界点就叫作“刘易斯转折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一个重要推动力就是人口红利的持续释放。由于生产成本和国内劳动力工资低，制造业和加工业企业纷纷离岸外包到中国。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比较优势正随着我国人口结构的变化而在不断衰减。中国人口红利拐点的出现，至少带来三大后果：一是劳动力成本上升，劳动力成本比较优势逐步减弱；二是由于老龄人口增加，人口抚养比提高，储蓄率将会下降，推高资金成本；三是劳动力人口总量减少，带来“民工荒”等用工短缺问题。这三大后果直接导致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的降低。从本质上讲，“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就意味着传统人口红利的消失。此外，要素资源的供给约束日益加剧，过去三十多年，我国过度依靠投资和外需的经济增长模式，已使得能源、资源、环境的制约影响越来越明显，可以说，要素的边际供给增量已难以支撑传统的经济高速发展，这也在客观上促使中国经济逐步回落到一个新的平稳增长区间。

第二，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面临“中等收入陷阱”风险。以“国民人均收入水平”来划分一个经济体的发展阶段，是经济学界的一种重要方法。按照世界银行2008年提出的最新划分标准，世界上的国家可以划分为“低收入国家”“中等偏下收入国家”“中等偏上收入国家”“高收入国家”四种类型。人均国民收入在975美元以下的为低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的标准为976～11905美元，在这个当中还分了两个小组：一个是中等偏下收入国家，人均国民收入为976～3855美元，另一个是中等偏上收入国家，人均国民收入为3856～11905美元。从中国经济实践看，2016年，我国人均GDP已超过8000美元，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已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正向高收入国家迈进。从拉美、东南亚一些国家的经历看，这些国家早在20世纪70～80年代就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但由于多数国家在向高收入经济体攀升的过程中，经济增长仍然依赖于发展成为中等收入经济体的战略、模式和方法，进一步的经济增长被原有的增长机制锁定，人均国民收入难突破高收入的下限，导致这些国家一直徘徊在中等收入的水平上，这就是“中等收入陷阱”。例如马来西亚，1980年的人均国民收入在世界上的排序是第84位，到2009年排序为89位，20年间基本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发展中国家在摆脱贫困时，往往追求经济的快速增长，容易忽视技术进步、结构优化，以致出现经济与社会、城乡、地区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失衡和分配不公，结果出现社会危机或经济负增长、生态环境破坏、失业率增加、收入差距扩大等问题。“中等收入陷阱”的本质就是一个经济体从低收入进入中等收入之后，如果不能迅速有效地进行制度变迁和政策转化，形成新的增长动力，特别是农业产业化发展动力，那么就可能出现经济增长停滞，导致经济和社会问题丛生。此外，在低收入经济体和高收入经济体的两面夹击下，中等收入经济体极易被挤出国际分工体系，这种外部环境的恶化也会加剧经济增长的困境。站在新时代的转型发展起点上，我们必须集中精力，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努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第三，体制机制障碍较多，全面深化改革进入攻坚期。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在实事求是原则的指导下，依靠改革破除了制约生产要素优化配置和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释放了潜在的制度红利，从而带来了生产力的解放、生产效率的提高和物质财富的增长，带来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但也得承认，尽管通过40年的改革开放，一些方面的改革已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但市场化导向的改革并没有彻底完成，很多地方还不到位。在农村，以新型城镇化为核心的土地制度、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投融资体制等领域的配套改革还处于起步阶段，生态农业产业化发展还需要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此外，政府部门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仍然较多，行政性审批方式在资源配置方面还占据很高地位。在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的新常态下，政府职能需要重新定位和调整，需要理顺体制机制，实现行政流程再造。全面深化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定要触动原有的利益格局，但触动利益往往比触动灵魂还难。在改革起步阶段，由于改革带有“普惠式”，改革的深层次问题往往不会凸显出来，阻力较小，共识较为容易达成。新一轮改革已经越过了“帕累托改进”阶段，当时那些绕过去的、放在一边的矛盾和问题并不会因此而消失，相反可能随着改革推进而成为绕不过去的“拦路虎”。今天，这些累积的矛盾和问题，已经摆在我们的面前，躲不开也绕不过。换句话说，经济新常态下，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进入攻坚阶段，改革的艰巨性、复杂性和纵深性在不断提升。

第四，经济面临“三期叠加”的挑战，发展面临新的选择。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与选择，是当前我国各级政府和民间大众普遍关心的问题。中国经济发展目前面临着复杂的形势：一方面，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都有了很大的提升，而且有着良好的发展前景；另一方面，中国又面临许多挑战。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面临着诸多矛盾叠加、风险隐患增多的严峻挑战。中央提出的“三期叠加”，正是这些矛盾、隐患和挑战的集中概括。

第一个“期”是“经济增长换挡期”。简言之，也就是经济增长速度下行。我国经济增长由高速增长进入中高速增长时期，经济由单纯的数量扩张型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注重经济内在潜质的提升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在农业方面就是由一般性的农业向生态农业产业化、绿色化、现代化发展，构建新时代生态农业现代化经济体系。

第二个“期”是“结构调整的阵痛期”。在2006年制定“十一五”规划的时候，就发现存在明显的“经济结构失衡”。产业结构的失衡主要表现为“重重轻轻”，服务业严重落后。农业发展表现为绿色产业化发展与一般产业化发展失衡。内部经济结构失衡主要表现为投资率畸高和消费率过低。外部失衡则主要表现为外汇结余的大幅度增加，造成了货币超发和资产市场泡沫生成，现实表明，实现结构优化变得越来越迫切了。实现经济结构的再平衡需要付出的代价、忍受的痛苦成为今日的负担。

第三个“期”是“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长期以来，人们总是偏好于用增加投资的刺激政策来保持高增长率。近年来，刺激政策的副作用变得越来越明显，其中最突出的表现是资产负债表中的负债迅速积累，为了避免债务积累导致局部性乃至系统性的风险，必须动用资源加以消化。

中国经济面临新的选择，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成为新的发展理念和发展方式。在新发展理念指导下，经济新常态是全方位优化升级。经济增长由高速向中高速转换，增速转换是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基本特征；发展方式从粗放增长向集约增长转换，发展方式转变是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基本要求；产业结构由中低端向中高端转换，产业结构升级是中国经济新常态的主攻方向；增长动力由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换，增长动力转换是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核心内涵；资源配置由市场起基础性作用向起决定性作用转换是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机制保障；产品结构由“浅绿色”向“深绿色”转换，是绿色经济的必然结果；经济福祉由“先好先富型”向“包容共享型”转换，经济福祉转换是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发展结果。

综上所述，“新常态”已经成为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复苏的描述，成为观察和刻画经济运行状况的新视角。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战略，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

（2）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生态农业绿色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了发展现代农业的重大历史任务。实施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体现了“重中之重”战略思想、统筹城乡发展方略重要论断的要求，不仅使共产党指导“三农”工作的思想和理论更加完善，而且使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方向、目标和任务更加明确具体。它使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宏观环境特别是政策环境进一步优化，使解决“三农”问题真正成为全社会的共同任务。这将进一步激发和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推动农业和农村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为生态农业绿色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政策环境。

（3）城镇化特别是特色小镇建设速度加快为生态农业绿色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2017年，我国城镇化率达到55%，农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下降到9%以下，全国财政收入突破8万亿元大关。在这种情况下，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有条件更多地向农业和农村倾斜，各种资源有希望更多地投向农业和农村领域。国民经济迈向中高端水平，人们消费需求和消费结构的变化、工业化、城镇化，特别是特色小城镇建设速度的加快，以及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为加速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农业经济结构的优化和绿色产业的转型升级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和物质基础。

（4）社会主义市场体制的不断完善为生态农业绿色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障。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健全，市场配置资源决定性作用的进一步发挥，国家宏观调控能力进一步增强，政府公共管理与服务职能进一步强化，这将为生态农业绿色产业化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此外，农村各项改革的全面深化，城乡统一的市场体系逐步形成，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逐步弱化，都为生态农业绿色产业化发展提供了有利的体制环境。

（5）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为生态农业绿色发展开辟了更加广阔的空间。经济发展的全球化进程不断推进，资源和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流动和重组，不仅为引进国外资金、技术与服务，促进我国农业科技进步和绿色产业转型升级创造了有利条件，而且为发挥比较优势、扩大农产品出口、加快农产品市场准入与国际接轨、提高农产品的标准化水平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从而为我国生态农业绿色发展开拓国外市场和利用境外资源开辟了广阔空间。

二 生态农业绿色发展的条件

1.家庭联产承包经营是生态农业绿色发展的制度基础

坚持以家庭联产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不仅保持了集体土地等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而且具有生产服务、协调管理、资源开发、兴办企业、资产积累等统一经营职能。这种经营体制有利于农民生产经营自主权的发挥，有效地克服了管理过分集中和分配上的平均主义，使农户承包经营的积极性和集体统一经营的优越性得到充分体现。生态农业绿色发展以家庭经营为基础，既是农业生产规律决定的，也体现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规律。以家庭联产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能够容纳不同水平的农业生产力，具有广泛的适应性和旺盛的生命力，不存在生态农业绿色产业化发展水平提高以后就要改变家庭经营承包的问题，这已被我国生态农业绿色发展的实践所证明。生态农业绿色发展及产业化经营，不受部门、地位和所有制的限制，把绿色农产品的生产、加工、销售等环节连成一体，形成有机结合、相互促进的组织形式和经营机制，这不仅不动摇家庭经营的基础，不侵犯农民的财产权益，而且能有效解决分散的农户进入市场、运用现代化科技和扩大经营规模等问题，能够提高绿色生态农业经济效益和市场化程度，是我国农业逐步走向现代化的有效途径之一，是在坚持我国农业和农村基本经营体制基础上的重大创新。

2.农户和专业合作社是生态农业绿色发展的经营主体和基础

农民组织化既是生态农业产业化发展不可或缺的先决条件，又是实现生态农业绿色发展的重要目标。农户是市场中的微观经济单位，也是市场的主体，在生态农业绿色发展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单个农户的经营规模小、市场信息闭塞、推广新品种新技术难度大、交易成本高，这种经营方式已不能适应生态农业绿色发展的实际需要，必须探索一种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的经营方式以有效降低交易成本和信息成本，提高生态农产品的加工转化率和增值率。为了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要建立各种各样的农民合作组织，如专业合作社、农民专业技术协会、农民合作协会，或者健全的社区绿色合作经济、绿色的集体经济组织，或者其他形式的绿色服务组织。这些组织不仅是生态农业绿色发展的载体，也是农户联系市场的桥梁和与龙头企业建立平等交易关系的纽带。

3.完善的利益分配和保障机制是生态农业绿色发展的机制条件

生态农业绿色发展的目的，是实行绿色农产品产加销一体化经营，使外部经济内部化，扩大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和销售的批量规模，提高农产品质量，减少中间环节，降低交易成本，增强整体竞争力，产生新的经济增量。生态农业绿色发展牵涉龙头企业、农民与服务组织的“风险共担、利润共享”的利益分配机制，能够有效降低农民的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提高参与农户和龙头企业的经营效益，增强和提高生态农业自我循环、自我约束、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能力和水平。

4.商品生产能力是生态农业绿色发展的物质条件

生态农业绿色发展及产业化经营，不是说任何地方、任何领域都要立即实现生态绿色农业产业化经营，生态农业产业化经营需要具备一定的基础和条件，不能一哄而上，也不能搞“拉郎配”。不具备条件的地方和领域，采用行政安排的手段推行生态绿色产业化经营，最终会以失败收场。较早实行生态绿色产业化经营并取得成功的多集中在生态绿色食品产业发展较好的经济发达地区和市场化程度较高的领域。这说明，生态绿色农产品的商品化生产已有一定程度的发展或具备发展潜力是生态农业绿色发展的必备条件。

5.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是生态农业绿色发展的环境条件

无论什么地方、什么产品，只要有垄断，环节增多，交易成本增加，就会使生态农业产业化发展受到限制。目前，我国经济体制已经实现了由计划向市场的成功转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可以自由购销各种生态绿色农产品，不存在政府或经济部门对市场、购销和价格的垄断。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体制机制的进一步健全和完善，绝大部分地区已具备实现生态农业绿色发展的市场条件。

6.产品结构优化是生态农业绿色发展的产业条件

调整生态农产品结构，优化绿色农业内部产业结构，为生态农业产业化发展提供充足、优质的原料，是生态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动力。因此，必须加快调整农产品的产品结构，促进农产品向生态化、有机化、优质化发展，由种植业为主的单一结构向以高效优质的林、牧、渔综合发展的产业结构转变，通过配制主导产业，增强生态农业绿色发展及其产业结构的转换能力；努力发展绿色农产品精深加工，促进以绿色农产品加工为主体的乡镇企业的发展，加快形成生态绿色农业体系和实现绿色农业高附加值化的重要载体——绿色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建立。因此，着力调整和优化我国绿色农业产业结构，促进绿色农产品精深加工，提高我国绿色农产品附加值，是发展区域性绿色农业产业化的重点。

7.政策支持体系是促进生态农业绿色发展的外部条件

生态农业绿色发展作为一项制度和产业结构创新，势必引起社会利益的重新分配和重组。因此，需要政府采取政策措施扶持其发展，尤其要加大资金扶持力度，加速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的构建；改造现有的专业经济技术部门，重建乡村集体或合作经济服务组织，加强政府对绿色农业的物资、装备、技术和人才等方面的支持，加强政府宏观产业政策的支持，也是绿色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必备条件。

以上是生态农业绿色产业化发展所需要的条件，但就一个地区而言，不可能同时具备所有的条件，这就决定了生态农业绿色产业化发展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在其他发展条件相同的条件下，市场经济发育程度越高、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越健全，生态农业产业化就发展得越快，越能全面发挥其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