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今存詩篇的價值

説到敦煌遺書中今存詩篇的價值，人們自然首先想到與今本“校勘”的價值。不過這並非衹是簡單的“某作某”的文字勘正問題，它在許多方面對唐詩研究都有極大的啓發意義。黄永武《敦煌的唐詩》（洪範書店一九八七年初版）在這方面有極爲精到的論析，很值得一讀。在該書的《序》中，他從字義、制度、音律、修辭、語彙、辨僞等六個方面，論述了敦煌本唐詩對唐詩研究的意義，下面詳引於下：

敦煌本唐詩的可貴，從下面的一些例子中就可以看出，譬如今傳的本子有“字義齟齬”的，待敦煌本的出現纔能校正錯謬，大家熟悉的李白“將進酒”詩中就有例子：

鐘鼓饌玉豈足貴，但願長醉不用醒。

饌玉是指筵席上珍美的食品，正在烹羊宰牛、勸酒作樂，總不該説所食的珍品不足貴吧？況且鐘鼓是樂器，饌玉是食物，又如何聯成四字都不足貴呢？後人讀了千餘年，没發覺有問題，直待敦煌本出現，纔知道李白的原文是“鐘鼓玉帛豈足貴”，鐘鼓齊備是諸侯的樂器陳設，玉帛是諸侯相見時互贈的禮物，“鐘鼓玉帛”是比喻諸侯顯赫的地位不足貴，不是説眼前的樂隊食品不足貴，下文有“陳王昔時宴平樂，斗酒十千恣歡謔”，陳王句即承諸侯不足貴而來，斗酒句即承願醉不用醒而來，脈絡相承，十分細密，今本“玉帛”改成“饌玉”以後，字義已經不通。

再如劉商的“胡笳十八拍”，全唐詩中的第三拍有：

使余刀兮剪余髮，食余肉兮飲余血，誠知煞身願如此，以余爲妻不如死！

描寫文姬被胡人所虜，但“使余刀兮”四字已不通，下連“剪余髮”，好像用我的刀剪我的髮，見到敦煌本以後，纔知道原本是“使余力兮取余髮”，是説我的力氣你們可以使用，我的頭髮你們可以剪取，甚至我的肉你們可以食，我的血你們可以飲，信誓旦旦如此，即使殺身也是我所願的，但要將我做妻子是比死還要難的！“刀”字原來是“力”的錯誤，影響詩意很大。

“字義齟齬”之外，還有“制度不合”的，也有待敦煌本的出現而得以重新改正，如李白的“送程劉二侍郎兼獨孤判官赴安西幕府”詩：

繡衣貂裘照積雪，飛書走檄如飄風。朝辭明主出紫宫，銀鞍送别金城空。

詩題説“侍郎”與赴“安西幕府”，就已經與唐代的制度不合，侍郎的地位很高，是四品的官職，不應去做幕府的職務，幕府中有副使、行軍司馬、判官、掌書記等，都奏請由六品以下的正員官出任，待敦煌本出現，知道詩題中的“侍郎”，原來是“侍御”的錯誤，侍御的地位較低，《漢書》説“侍御史有繡衣直指”，漢唐有許多制度是相承襲的，本詩中説“繡衣貂裘”正是“侍御”的服飾。

再看敦煌本“銀鞍送别金城空”作“瓊筵送别金樽空”，原來李白只説送别時“金樽”酒空而已，而不是送别時長安金城爲之空巷，大概是詩題由“侍御”錯作“侍郎”以後，送别的場面也由“金樽空”而擴大誇張爲“金城空”了。送一位六品官，何至於長安爲之空巷？形容得過了分。再看舊唐書封常清傳，知道當時安西幕府中的判官有劉眺與獨孤峻，應該就是詩題中所送行的三位客人中的二位，敦煌本的出現，往往發現制度上不合與詩意荒唐的問題。

“制度不合”之外，還有“音律失檢”的，也依仗敦煌本的出現，被檢視出來，如李白的贈友人三首之一，今傳的版本可分作三段：

袖中趙匕首，買自徐夫人，玉匣閉霜雪，經燕復歷秦，其事竟不捷，淪落歸沙塵。（以上押真韻）

持此願投贈，與君同急難，荆卿一去後，壯士多摧殘，長號易水上，爲我揚波瀾。（以上押寒韻）

鑿井當及泉，張帆當濟川，廉夫唯重義，駿馬不勞鞭，人生貴相知，何必金與錢。（以上押先韻）

敦煌本中的這首詩，異文暫且不論，它的押韻分成三段，卻不一樣：

我有一匕首，買自徐夫人，匣中閉霜雪，贈爾可防身。（以上押真韻）

防身同急難，挂心白刃端，荆卿一去後，壯士多凋殘，斯人何太愚，作事誤燕丹，使我銜恩重，寧辭易水寒。（以上押寒韻）

鑿石作井當及泉，造舟張帆當濟川，廉夫唯重義，駿馬不勞鞭，大夫貴相知，何必金與錢。（以上押先韻）

敦煌本看來雖不如今傳本押韻段落匀整，今本每段六句，敦煌本則爲四句、八句、六句。但是李白轉韻古詩中，常寓有一個少爲人知的秘密，那就是在轉换韻腳時，下一段的第一句末，即須先押新轉入的韻腳，以迎接將來的新韻，這種技巧，今人或叫做“逗韻”，但在今本中，卻失去了這種音律上的技巧，試看今本轉入寒韻時的第一句“持此願投贈”的贈字，卻不是後面將押的“寒韻”，這是後人竄改李詩時，不曾注意到李白暗藏的秘密。

再去看敦煌本，轉入寒韻的第一句“防身同急難”的難字，先押寒韻，轉入先韻的第一句“鑿石作井當及泉”的泉字，先押先韻，李白的古詩格律很嚴整，後人不知而妄改，以致使格律失檢了。

同樣的，李白“將進酒”一詩中膾炙人口的名句“天生我材必有用”，也是後人竄改的，敦煌本中李白原來是寫“天生我徒有俊才”，堅强的證據也是根據“逗韻”的格律，“才”字是轉韻開始第一句的末字，“才”與下文“千金散盡還復來”、“會須一飲三百杯”的“來”、“杯”是押韻的，後人改成“天生我才必有用”，用字不押韻，顯露出錯誤的痕跡，但是若没有敦煌本的出現，還不容易覺察這些上千年的古老錯誤呢。

“音律失檢”之外，當然，更多的是句法修辭上的問題，“修辭句法不宜”的問題，牽連到美不美，有時會見仁見智，但我總盡力尋求理由與證據，以求恢復古本原貌的詩人匠心。有時需要將詩人全集再三檢閲，爲了取證白居易的句法慣例，白氏詩集被翻檢了數十遍，不同的年歲有不同喜用的語彙。總之，“翻閲全書慣例以校一字”，乃至“翻閲同時代詩人慣例以校一字”，都是我不惜日力努力以赴的做法，舉例來説，如李白的《望廬山瀑布水》詩二首之一：

初驚河漢落，半灑雲天裏，仰觀勢轉雄，壯哉造化功。

拿敦煌本來一對照，這四句是“舟人莫敢窺，羽客遥相指，指看氣轉雄，壯哉造化功”，字句出入很大。敦煌本所寫是：即使慣於水上生活的舟人，見了這瀑布急水，也不敢多看幾眼，連駕雲奔電的羽客仙人，也只敢站在遠方遥遥地指著欣賞，欣賞這氣勢轉雄的懸泉奔湍。可能是後人嫌它粗俗，纔改成河漢驚落於雲天的意思，其實李白第二首廬山瀑布水詩中，已有“飛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銀河落半天”的句子，今本改動後，二首的意思雷同而重複，李白的才思會這般枯窘嗎？幸得敦煌本的出現，替李白作了最佳辯護。

再説敦煌本中，這首詩是：

舟人莫敢窺，羽客遥相指，指看氣轉雄，壯哉造化功。海風吹不斷，江月照還空，空中亂叢射，左右各千尺……

原來李白在轉韻的時候，用了“韻轉而意不轉”的技巧，偏在轉韻句的上下接縫處，用了“頂真”的修辭技巧要意思直貫下來，仄聲“指”轉爲平聲“功”韻時，用下句第一字“指”頂真上面的“指”；由平聲“空”轉爲仄聲“尺”韻時，用下句第一字“空”頂真上面的“空”，而今傳的版本中，二個“指”字，都被改掉，李白的修辭匠心也就掩没不彰了。

“修辭文法不宜”之外，更有“詩篇真僞”問題，如李白的“月下獨酌”詩，自“天若不愛酒”以下，明代的大學問家胡震亨就認爲是宋代的馬子才所作，不是李白的原文，但是敦煌本出現後，證明唐朝的抄本已有這些句子，爲李白所原有，不能因語句粗直就認爲不是李白的詩。清代的大學問家龔自珍，他的“最録李白集”，認爲“李白集十之五六僞也”，他用朱墨二色的筆來定李白詩的真僞，只選出李白的真詩一百二十二篇，龔自珍完全憑個人的鑑賞力去評選，待敦煌本一出現，許多推測便成了癡人的夢話。

像這樣生動的例子，在《敦煌的唐詩》中還有很多。有時人們頭腦中的錯誤觀念，自幼年學習時已經形成，久而不知其非。崔顥《黄鶴樓》詩，傳説李白見了也大爲歎服，説是“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唐才子傳》卷一），現今習讀《唐詩三百首》的學童，誰不會背誦“昔人已乘黄鶴去，此地空餘黄鶴樓”？然而敦煌伯三六一九號卷子所載此詩，首二句作“昔人已乘白雲去，兹地唯餘黄鶴樓”。黄永武説：

“昔人已乘白雲去”，英華、河嶽、國秀、唐詩紀事均同，《唐詩紀》及《全唐詩》也還作“昔人已乘白雲去”，只在白雲下注“一云作黄鶴”，可見宋代以前的書還没有乘黄鶴的説法，元代吴師道詩話中曾討論到乘黄鶴還是乘白雲的問題，提及當時人曾附會“黄文褘駕鶴登仙於此”、“仙人子安乘黄鶴過此”，纔開啓後人改成“昔人已乘黄鶴去”的奇想。明人吴琯等作唐詩紀，猶以“白雲”爲正，兼采異文“一云作黄鶴”，直接改成乘“黄鶴”的可能是清初順治十七年（公元一六六〇年）“選批唐才子詩”的金聖歎，他不但以乘“黄鶴”爲正，並批評説：“有本乃作‘昔人已乘白雲去’，大謬，不知此詩，正以浩浩大筆，連寫三‘黄鶴’字爲奇耳！且使昔人若乘白雲，則此樓何故乃名黄鶴？此亦理之最淺顯者。至於四之忽陪白雲，正妙於有意無意，有謂無謂，若起手未寫黄鶴，先已寫一白雲，則是黄鶴白雲，兩兩對峙，黄鶴固是樓名，白雲出於何典耶？且白雲既是昔人乘去，而至今尚見悠悠，世則豈有千載白雲耶？不足當一噱已！”（頁四二）金氏强辭奪理，乘鶴的附會乃起於元代，而崔詩原本是白雲黄鶴，四句迴轉，結構匀稱，第一句白雲一去，第四句白雲還在；第二句黄鶴還在，第三句黄鶴一去，糾繚迴環，用意絶妙。被金氏這幾聲恫嚇，所以清初康熙五十六年（公元一七一七）時編《唐詩别裁》的沈德潛，在卷一三裏録的詩，變成“昔人已乘黄鶴去”，連“一作白雲”都免了！孫洙編唐詩三百首是在乾隆癸未年（公元一七六三），律詩部分參考《唐詩别裁》不少，自然也作“昔人已乘黄鶴去”了！至今傳誦人口，迷本忘原，待敦煌本出現，纔更確信唐人原本如此。（《敦煌的唐詩》二二一、二二二頁）

這是很有説服力的分析。然而今人所選的唐詩選本中，仍多有作“昔人已乘黄鶴去”者，難道不應根據敦煌本改正嗎？於此可見敦煌本唐詩的珍貴價值，還有繼續向學術界介紹的必要。

有時敦煌本與今本文字小有不同，從中卻可以連帶發現較大的問題。伯二五六七號唐詩選本載孟浩然詩《寒食卧疾喜李少府見尋》，黄永武卻從詩題與今本孟集的差異中發現了孟集中羼入的他人詩作。其説曰：

四部叢刊影明本詩題作“李少府與王九再來”，考詩中“弱冠早登龍，今來喜再逢”，是從“弱冠”以來的再逢，不是衹隔短時間的“再來”，所以使作者特别欣喜。詩中以“歲寒松”自比，是暗喻自己“卧疾”。“煙火臨寒食”已點明時節，而“鬥雞”也是寒食節的游戲（見荆楚歲時記），因此敦煌本中的詩題，與全詩的詞句字字有了着落。反過來説，王九是王迥，在孟集中凡七見，或稱白雲先生，或稱王山人，詩題若有“王九再來”四字，則與本詩的構思完全不合。

我很懷疑孟集中另有一首“重詶李少府見贈”詩，是李少府作的，送給孟浩然，被後人收入孟集，該詩是：“養疾衡茆下，由來浩氣真。五行將禁火，十步想尋春。致敬維桑梓，邀歡即故人。還看後凋色，青翠有松筠。”詩中所説的“五行禁火”正是指寒食節，詩中稱養疾衡門，而寒食卧疾的正是孟浩然，孟集有“家園卧疾”詩，自稱“顧予衡茅下”，更可證明養疾衡茆的正是孟浩然自己。而“由來浩氣真”正用孟子“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一語，暗鑲着“孟浩然”三字，詩人那裏會暗鑲自己的名字作標榜？可見是李少府贈給孟浩然的詩。孟浩然歸卧於襄陽，所以詩中稱桑梓。而贈詩結尾説“還看後凋色（楚按，黄書原作“松”，誤），青翠有松筠”，所以本詩説“何知春月柳，猶憶歲寒松”，贈詩説要去看“後凋松”，答詩纔感謝他“猶憶歲寒松”，贈詩説“十步想尋春”，答詩纔把他比作“春月柳”，贈詩中稱“故人”，答詩纔叙及“重逢”，兩詩恰好相對，正是一贈一答的詩。而士禮居藏影宋本“重詶李少府見贈”的題目作“愛州李少府見贈”，從影宋本看來，明明説是李少府見贈的詩，並不是孟所作，後人編集時一並收入，宋本將詩旁所批注的“李少府見贈”字樣誤爲詩題，至少還容易察覺不是孟詩，及至後代，把“愛州”二字的行草誤作“重詶”二字，就更不容易辨察了。現在由於敦煌寫本的出現，比對詩題的異同，竟附帶地發現這首羼入孟集的詩，不能不説是千年以來的快事！（《敦煌的唐詩》一〇二、一〇三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