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贿赂团伙在圣路易斯的岁月
圣路易斯，从其面积上看是美国第四大城市，如今正在向世界宣告：第一，这里是管理最差的一座城市；第二，他们希望所有的人都来这里参加世界博览会，并在这里观光旅游。其实，圣路易斯并不是管理最差的城市，费城才是。但是，如果我们把其内部的事情讲出来，圣路易斯这座城市是值得我们深入观察的。
那里有一个人在工作，一个人，完全独立地工作着，他就是(地区/州)地方检察官，他“承担起了自己的职责”。这也正是数千名地区律师和公务人员承诺应做的，或者为此而自夸的事情。这个人很讲究实际，头脑清楚，嘴唇很薄，嘴角分明，个子不高，话也不多，而且说话时从不提高嗓门，喜欢把事情做在前面，眼睛里带有微笑，但下巴是紧绷的，他说的最简单的话就是“我能做到”。那些请他参加竞选的政客和有名望的市民在遭到他的拒绝时，一再试图说服他。他表示如果当选，他就不得不尽职尽责，他们说：“那是当然。”于是他参加了竞选，并且在这些人的支持下竞选成功。可是如今，支持他的这些政客中一些人被判入狱，一些人则跑到了墨西哥。地方检察官发现自己的职责就是抓捕和证明罪犯有罪，而最大的犯罪分子恰恰是那些政客和重要市民当中的一些人，于是就展开调查。虽然他取得了辉煌战果，但是政治家们宣称这不是政治。
圣路易斯的腐败源自上层。最出色的市民——实业家和金融家——控制着这座城市，而且他们经营得不错。他们决心超过芝加哥。这两座城市之间的商战和企业竞争，一度是一道独特的风景。这富有戏剧性的场面，也只有在美国才能目睹到。实业家不仅仅是商人，而政治家也不仅仅是贪污受贿之人，这两类市民勾结在一起，他们操纵着手里的权力，控制着银行、铁路、工厂，在城市里享有很高的声望，并能利用这里人们的主要倾向获取商业资源和赢得人心。这是一场不相上下的比赛。芝加哥已经率先启动，并总是处于领跑的位置，但是圣路易斯则具有勇气、智慧和巨大的能量，给芝加哥造成了很大的压力。从城市的环境和政府层面讲，圣路易斯已经超越过去，而且有些人认为圣路易斯已经赢了。但是变化出现了。公共精神变成了私人的性情，公共事业心变成了私人贪欲。
大约在1890年，圣路易斯的人们开始追逐公共特许权和其他特权，不是为了获取合法利润和为公共事业提供便利，而是为了掠夺钱财。只要能在公共委员会上获得一点儿利益，大人物们就会滥用权术和策略。那些社会地痞，凭借着他们的嗅觉捕捉腐败的气味，闯进市议会，驱赶走仅存的那些受人尊重的议员，然后将城市——城市的交通、码头、市场，以及城市其他所有的资源——卖给了贪婪的实业家、商人和行贿者。换句话说，当重要人物开始吞食自己的城市时，民众也闯入了进来，在这个槽子里分吃一点他们能获得的食物。
于是逐渐出现了这种情况：正是这些吞食自己城市的市民，几乎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到了圣路易斯你会发现他们身上的那种公民自豪感，他们仍然习惯于吹牛说大话。他们会告诉你这里的居民有多么富裕，银行的资金有多么充盈，这里的工业有多么重要，然而你看到的可能是低洼不平、不堪重负的街路，肮脏泥泞的小巷；你会路过一处破败的、挤满了病人的楼房，并获知这是一所市立医院；你走进法院大楼，你的鼻孔闻到的是用作消毒剂的甲醛味道，四处洒下的杀虫粉是用来灭虫子的；你前往新盖的市政厅拜访，发现一半以上的入口被松木板子封闭，以遮挡尚未完工的内部装修;最后，你扭开旅馆的水龙头，结果却看到像是泥浆的水流进洗脸盆或者浴缸里。
圣路易斯的法律授予市议会很大范围的立法权，而这个市议会是由一个参议院和一个下议院组成的。福克先生的大陪审团中的一个成员对此做过如下的描述：
“我们面对的许多人曾经是，其中多数到现在仍然是下议院的议员。我们发现他们当中有些人几乎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缺乏普通的学识，无法给出更好的理由支持或反对某一项提案，也不能按照大多数人的愿望行使权利。在一些议员身上，你找不到意识或者美德的踪迹；在另一些议员身上，你能看出他们素质极差，行为卑鄙，处事狡诈，骨子里透出那种卑躬屈膝的奴才相，还有他们肮脏的欲望。他们没有能力对民众生活的普通需求做出反应，所以根本没有能力理解一项法令或条例的重要意义。而且，无论是从秉性还是素养方面来讲，他们承担不起法律制定者的职责。选择这样一些人来立法简直是对法律公正性的扭曲，而把钱奖给这些无用的人就是故意从源头上毒害法律。”
这些人被很好地组织到一起。他们形成了一个“联席会”——一个立法机构，对此大陪审团曾经做过如下描述：
“我们的调查表明，在差不多整整十年的时间里，如果不向立法者送去他们索要的钱，那些有利于不法商人谋取特许权或经营权的法令或条例，就几乎不可能获得通过，极少有例外。市议会两大部门的组成人员在人数上足以控制立法。‘联席会’的一位成员得到授权，代表联席会行使权力。他负责收受钱款，并依据对某项未决议案投赞成票或者反对票的价格与每个成员协商，然后进行分配。自从这种做法存在以来，‘联席会’成员们就把如此得到的钱看作立法者正当的额外补贴。”
有一个立法者向律师咨询，打算起诉一家公司，以便弥补因批准某个项目而欠下的未付好处费损失。不过这样的麻烦事很少发生。为了保证能按期拿到没有争议的收入，联席会的各个机构会拟定一份进程表，为各种可能的拨款划定贿赂价格，就像旅行推销员可以在路上随时拿出来查看的清单。粮库的修建、铁路侧线的铺设，这些都是有价码的；侧线的好处费按英尺计算，但是价格还会因路基的土质情况不同出现变动；街路改造需要花费大量的钱；码头泊位则依照分类，有着不同的、精确的估价。正如有了有利于立法的衡量标准，当然也就有了废除某项法令的标准。如果出现有人反对的情况，就会对定价产生影响，所谋取的特权是否合法也会区别对待。但是，不管是批准还是废除哪项法令，都不会是免费的。议员中有许多人开办酒店舞厅——在圣路易斯，有个恶作剧的人花钱雇了一个小男孩跑进参议院的会议室里，大声喊道：“先生，你家的酒店着火啦！”结果会议室顿时几乎空无一人。但是，即使附近地区的酒店老板也得交钱，以便保住自己的地盘，方便做生意，否则的话，就会因客流不足而受到损失。
索贿之风从市议会蔓延到各个部门。他们向商贩发放许可证时收费，准许市民在街上树立雨篷时收费，同意某人占道存放货物时收费，但是他们收取的钱超过了法律规定的额度，而多收的钱就装进了他们的口袋。市里的钱以较高的利率贷了出去，而赚取的收益则被转存到了私人银行账户。城市马车成了市府官员的妻子和孩子的专用车。为公共机构供应的食品出现在私人家里的餐桌上；为救济院提供的食品明细账上竟然还包括加利福尼亚果冻、进口奶酪和法国红酒！一位议员促使一家副食品公司与另一家公司合并，而后者的名义股东就是议员的儿子和女儿，他还成功地出价买下了全市的食品供应权，尽管出价超过了他的竞争对手。作为对所获好处的回报，他签署支持另一位议员获得独家承担全市印制品的合同，而这两位议员联手对一项议案投赞成票，致使第三位议员获得授权，独家向全市各个药房供应药品。
为了能进入议会，人们开始负债，有的人甚至欠下了数万美元。一天晚上，一位新当选的议员乘坐有轨电车前往市政厅，他说，刚才交给司机的车费是他兜里剩下的最后五美分。可是第二天，他就去银行存入了5 000美元。参议院的一位议员向大陪审团坦白，他一年从联席会那里拿到的纯红利就有25 000美元；一位市议员也承认，他因对一项议案投了赞成票就得到了5 000美元的好处费。
行贿和受贿成了家常便饭。一天晚上，有个记者在市政厅的走廊里偶然听到了这样一段对话：
“那边，我的受贿者！”一位下议院成员说。
“站住，我的受贿者！”一位参议院成员说，“你能不能借我100美元用一两天？”
“现在不行。不过，如果Z法案今晚能通过，稍后你在老地方那里等我。”
“好吧，你这个惯犯，我会去的。”
1898年、1899年和1900年是最黑暗的三年。外国公司进入该市，加入到掠夺财富的行列当中。而当地工业因不断受到敲诈勒索而被逐出。价值高达数百万美元的特许权和经销权被授予出去，可是这些公司并没有花一分钱现金，只是承诺将来会按照条款支付很小的一笔钱。拒绝向敲诈勒索者交钱的几家公司不得不离开这里；市民们越来越明目张胆地掠夺；工资条上填上了不存在的人的名字；改善民生的工作没有人理会，市政工程的钱却被揣进了受贿者的腰包。
一些报纸表示抗议，公正的市民感到恐慌，精明的人发出警告，但是他们谁也不敢进行有效的抵抗。腐败分子的后面是有钱的人和有社会地位的人。由于这些人已经得到了某些特权，他们一定会支持和保护抢劫者。大量受到阴谋活动伤害的人往往顺从地默默忍受，生怕自己的生意做不下去。有些人，他们的公正和诚实本来不容置疑，他们是负责任的人和可信任的人，其中有些还是教友和读经班的老师。这些人事实上也开始敲诈勒索起他人，而他们的借口是大家都这么做，如果他们独善其身，他们就会自取灭亡。整个体制通过滥发许可和营造繁荣景象而变得宽松，如同当年纽约的特威德集团那样疯狂，同样也是不堪一击的。
接着，没有预料到的事情发生了——一个意外事件。圣路易斯的人民虽然没有奋起反抗，但是他们的心是不安宁的、躁动的；民主党领导人希望获得一些独立选票，他们决定呼吁“改革”，并提出了一位与以前政党有非常不同的主张的候选人，以便让他们的纲领显得更加可信。这些领导人并不真挚。在这座城市里两大党的区别也很小，但是执政党的恶棍已经捞取了战利品的较大份额，而在野党也想发点外财。“贿赂”不是问题，贿赂不会被揭露，也没有受到恐吓，大佬们期待能控制推选他们的人民。只是作为整个游戏的一部分，民主党提出了“改革”和“不再需要齐格恩海因主义”的口号。
齐格恩海因市长，常被人称为“亨利大叔”，是一位“和蔼可亲的人”和“合群的人”。尽管正是在他执政期间这座城市的管理机构变得堕落，开始腐烂，他的政敌也只是对其没有能力、玩忽职守的行为有所议论罢了，再就是喜欢一遍又一遍地讲述这样一段趣闻——许多市民抱怨一些街道的路灯不亮，而这位市长则答复道：“不是还有月亮吗？”
当有人提名约瑟夫·福克任地方检察官时，领导者们爽快地接受了他。他们对福克这个人了解其实并不多。福克年纪不大，是田纳西州人，曾担任杰斐逊俱乐部主席，并在1898年仲裁铁路罢工事件。但是福克不愿意接受提名。他是民事律师，从未参与过刑事案件的审理，对此也不关心，为公司担任法律顾问能有相当丰厚的收入，这更能引起他的兴趣。他拒绝了邀请。委员会一次又一次给他打电话，强烈要求福克多多考虑自己对政党和对这个城市的责任，等等。
“好吧，”福克最终说道，“我愿意接受提名，但是一旦我当选，我就要履行自己的职责。如果法律要求我惩罚违法者，那就不要试图对我施加影响，妨碍我执法。”
委员会依照惯例为候选人说了一大堆好话。在他们的大力推荐下，民主党候选人当选，福克成为密苏里州第八地区检察官。
宣誓就职后的第三周，福克的竞选承诺开始经受考验。针对当时选举活动中出现的舞弊行为，他开展了一系列抓捕行动，指控一些人非法登记选民，其中有共和党人，也有民主党人。福克先生按常规的普通刑事案件的程序将他们一一逮捕。政治大佬们急忙出面相救。他们提醒福克要为政党的声誉负责，并告诉福克，民主党的领导人期待他能站在党派的立场上去理解法律，重复投票者和其他一些在选举中有违法行为的人曾经为民主党摇旗呐喊，而且还帮助过福克当上地区检察官，对这些人，福克应设法免于起诉或者尽可能以最低程度做出惩罚。福克这位年轻的律师是怎么回答的呢？那就最好听听爱德华·巴特勒上校的话吧。这位经验丰富的政治领导人出面去找福克谈，出来的时候怒不可遏地喊道：“这个该死的家伙！他不就是个检察官嘛，还以为自己能掌控一切呢？”
选举舞弊案很快就交由法院审理，没有宽容民主党人，也没有宽容共和党人。在冬季来临之前，政治头目的一些走卒、一些老资格的政党工作者站在了法庭的被告席上。接着，福克把注意力集中在受贿者和假担保人身上，他们很快成了法庭的常客，其中一些人一直被关押在监狱里。福克的行动搅了这些人的生意。但是福克并没有就此罢手。
1903年1月的一天午后，人称“红头发的加尔文”的报社记者撰写的专栏文章，引起了福克的注意。这篇报道不长，大意是：为了确保轨道交通法案获得通过，有人将一大笔钱存入银行，作为向某些议员行贿的资金。文章没有提到存钱人的姓名，但是加尔文猜测这笔钱是城郊轨道交通公司存放的。一小时后，福克先生列出了近100人的名单，派人送给警长，指示他立即传唤名单上的人到庭接受大陪审团讯问。这些人包括参议院成员、下议院成员、城郊轨道交通公司高管、银行行长和司库。在三天的时间里，调查行动热火朝天地开展，可是圣路易斯人民对此不屑一顾，认为这是一个“大笑话”，因为类似的调查以前就有人尝试过。那些被传唤到庭接受大陪审团讯问的人坐在法院前厅的休息室里，不断地说着笑话，而报纸对此的报道也是轻描淡写，根本没当回事。
在最初的日子里，由于检察官福克对此案所知甚少，能够了解到的情况也很有限，所以调查没有取得什么进展。但是，福克说既然已经看到了这里或那里冒出来的烟，他就决心找到火源。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打开这样一个犯罪体系的突破口总是很困难的。除了勇气和个人信念，福克先生并不掌握任何确凿的证据。他下令发出强制性传票，传唤城郊轨道交通公司董事长查尔斯·特纳和菲利普·斯托克立即赶到大陪审团会议室。福克认定斯托克是阴谋家利益集团的代表和这场交易的立法代理人。
“先生们，”福克说，“我有足够的证据拘捕你们，并向法院送交起诉书，控告你们犯有行贿罪，而且我以最严重的程度起诉你们，把你们送进监狱，除非你们能向大陪审团彻底交代你们是如何利用行贿的方式来使第44号法案获得通过的。我给你们三天时间考虑。假如到时候你们没有回到这里，向我们讲清楚整个事情的经过，我就下令逮捕你们。”
两个人看了看年轻无畏的检察官，一句话也没有说就离开了法院大楼。福克等待着。两天后，前州长查尔斯·约翰逊，一位经验丰富的刑事律师，找上门来，说他的委托人斯托克先生病了，无法出庭面对大陪审团。
“斯托克先生病了，我真的很难过。可是他必须来，这是强制性的。如果天黑之前他不露面，他就会被逮捕。”
那天晚上，约翰逊办公室里举行了一次会议，第二天城郊轨道交通公司老板、百万富翁查尔斯·特纳就在大陪审团会议室讲述了整个事件，而菲利普·斯托克这个善于交际的中间人对此做了证实和确认。原来，城郊轨道交通公司担心会被卖给自己唯一的竞争对手圣路易斯运输公司，从而使之获得较大利益，便提议起草一份法案，这就是第44号法案。特纳谋划并炮制了这份文件。此法案可获得的政府补贴金数额相当可观，特纳在公司的一次秘密会议上告诉高管们，如果能借助法律手段取得成功，公司的资产价值就会从300万美元提高到600万美元。提案交上去后，特纳去拜访了巴特勒上校，因为这个人一直被认为是立法机构的代理人。特纳请求巴特勒帮忙让法案获得通过，并请他开价。巴特勒答道：“145 000美元，这是我的价格。”特纳没有同意，认为这个价格太高，说要再考虑一下。后来他找到了一个要价便宜的中间人斯托克先生。斯托克与下议院联席会的一个代表协商后，向特纳报告说打点这里的贿赂资金怎么也得75 000美元。特纳先生提交了一份票据，并让公司里他所信任的两个董事做了背书，以此为抵押从德意志美国储蓄银行拿到了一笔贷款。
口袋里有了钱，立法机构的代理人便给下议院联席会代表约翰·默雷尔打电话，约他在林肯信托公司的办公室见面。在那里，两个人租用了一个保险箱。斯托克先生将75 000美元放了进去，并与默雷尔在一份协议上分别签字，说好只有他们两个人都在场才可以打开保险箱。当然了，银行的交易日记账没有说明这笔资金的用途。斯托克与默雷尔达成的共识是，一旦提案变成法令，默雷尔就可以马上提取75 000美元，并由他分发给联席会的代表们。斯托克转身又去找了参议院。根据他的报告，如果想确保议案获得通过，另外需要60 000美元。这些钱被存放在密西西比谷信托公司的保险箱，钥匙则交给参议院联席会代表查尔斯·克拉茨保管。
一切似乎进展顺利，可是将这些钱交由第三方保管的几个星期之后，斯托克先生向雇主报告说，由于埃米尔·梅森伯格的插手，事情遇到了意想不到的障碍。梅森伯格是轨道交通委员会成员，他阻止了提案的提交。斯托克先生说，梅森伯格持有一家破产公司的股票，已经不值钱了，希望斯托克能按票面价格以9 000美元买下。特纳先生给了斯托克9 000美元，让他把这些股票买了下来。
这样，为了能使44号法案获得通过，城郊轨道交通公司承诺拿出的钱已经达到了144 000美元，只比起初政治大佬巴特勒向特纳索要的钱少了1 000美元。不管怎样，法案在下议院和参议院的会议上均获得通过。宣誓忠于职守的城市公仆们完成了他们的“工作”，伸手去拿贿赂金。
接着，法院授权阻止城郊轨道交通公司通过收买投票人而获益。法院的举动让特纳感到恼怒，下令任何人都不准动保险箱。行贿者和受贿者之间的战斗打响了。受贿者采用各种策略和手段，希望以此镇住城郊轨道交通公司的人，迫使他们屈服，如将行贿的事公开曝光、为即将到来的起诉制造谣言。这是福克先生看到并使他行动起来的第一个调查项目。
当特纳和斯托克两位先生在大陪审团会议室坦白了他们行贿的详细情况后，检察官福克感觉自己已经掌握了重大犯罪的证言证据，现在他需要的是物证，证明有两笔巨款分别存放在西部两家较大银行机构地下室的保险箱里。这些钱是否被收回了？如果钱还在，他能否拿到？银行保险箱总是被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只有通过法律手段才能打开。“我一直相信这样一个事实，”福克先生说，“从来没有做过的事并不意味着不能做。”既然这样，事关重大，他决定采取非常规行动，所以他挑选了一位大陪审团成员与他一起来到银行。他告诉银行老板，也是他的一个私人朋友，他掌握着证据，请银行老板允许搜查贿赂资金。
“这不可能，”银行老板说，“我们的规定不允许任何人拥有这样的权利。”
“先生……”福克说，“已经有人犯罪，而你藏匿着罪犯的重要物证。我以密苏里州的名义命令你带我们去地下室，打开保险箱。如果你拒绝，我会向你发出拘捕令，控告你犯有同谋罪。”
几分钟过去了，屋子里的人谁也不说话。这时，银行老板以几乎让人听不到的声音说道：“给我一点时间，先生们。打开保险箱之前，我必须先与我们的法律顾问商议一下。”
“那我们就等十分钟，”福克检察官说，“十分钟后我们必须进入地下室，否则的话，你就等着拘捕令吧。”
时间到了，大家一脸严肃地从银行老板的办公室出来，走向地下室的金库——银行老板走在最前面，后面依次跟着司库、法律顾问、大陪审团成员、检察官。当钥匙插入锁孔，在场的人都急切地弯下腰。铁盒子里，一卷用棕色纸包裹的东西露了出来。检察官扯下橡皮筋，大面额的钞票展现在他们面前。经过清点，数目是75 000美元！
贿赂资金被放回保险箱。他们警告银行工作人员，在法院做出判决之前，银行必须负责保管这笔钱。接着，检察官又带人来到了另一家银行，在这里他们遇到了更大的阻挠。发出拘捕令的威胁在这里并没有马上起到作用，但是看到福克转身离去，前往法院大楼，银行老板才慌了神，赶紧派人把检察官叫了回来，于是第二个保险箱也被打开，从里面找到了60 000美元。证据全部拿到手了。
从那一刻起，调查有了快速的进展。依据法院拘票，下议院和参议院联席会的所谓代表约翰·默雷尔和查尔斯·克拉茨被捕，并处以重刑。克拉茨被捕时正在召开一个会，制定着自己竞选国会议员的计划；默雷尔则是从他经营的公司里被带走的。百万富翁埃米尔·梅森伯格这个经纪人被抓的时候正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一名副警长带人闯了进去，向他宣读了拘捕令，以行贿罪将他铐了起来。亨利·尼古拉斯接到传票时正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这位富有的阴谋家不得不找人担保，避免了在监狱里度过一夜。埃利斯·温赖特这个百万富翁，圣路易斯阴谋集团的经营者，同样被揭发出来，而这一消息很快通过电波传到埃及首都开罗。下议院议员朱利叶斯·莱曼，就是那位在大陪审团会议室候见厅里肆意开着玩笑的家伙，现在可笑不出来了。副警长在他的肩膀上拍了一下，说道：“你被指控犯有伪证罪。”莱曼与另一个开玩笑的家伙哈里·福克纳一起站到了被告席上。
贿赂团伙里的人个个惊慌失措。一些人连夜坐火车跑到其他州或国外，不过多数人没有走，凑在一起商议对策。第一批起诉状返回后的24小时内，行贿者和受贿者在圣路易斯南部开会。与会者的财富总额达到了3千万美元，而他们联手形成的政治势力在通常情况下，足以操纵圣路易斯市的任何选举活动。
这一巨大力量结成同盟来对抗福克先生一个人，而这个人现在还是孤军奋战。还没等更多的起诉状返回，提供资金的腐败分子们已经聚集在了一起，即使在这个时候，多数人还是隐匿了自己的真实身份。财务主管詹姆斯·布莱尔在法庭上证实，这些人是担心被别人知道，那样就“毁了他们的生意”。
在腐败分子召开的会议上，三项行动计划得到了确定：第一，政治领导人负责对付检察官，要么允诺将来在个人前途上给予好处，要么采用恐吓手段；第二，侦探们负责搜集检察官过去是否有什么劣迹，从中找到打压检察官的材料；第三，把证人们送到城外，给他们一些钱，让他们在外边躲起来，等到大陪审团休会时再回来。
福克先生立即感觉到了压力，压力之大足以让他心惊。政客、律师、商人、俱乐部会员、教会人员——这么说吧，各行各业的精英——纷纷来到他的办公室或去他家拜访，敦促他停止与市民对立的行动。如果他能顺从，就答应给他政治特权；如果他抵制，就把他埋进政治坟墓。接踵而来的是一些恐吓信，扬言他们准备进行谋杀活动，或者组织流氓恶棍上街闹事，损毁他的形象。田纳西州那边也传过话来，说侦探正在那里调查福克过去的生活往事。福克先生告诉政客们，他个人并不寻求得到政治施舍，也不盼望日后能有机会升职，他公开抵制另一些人的诱惑或恐吓。与此同时，他更加深入地揭开这个城市的一个个疮疤。一炮打响给他带来了声望，加上受贿者内部乱作一团，福克很快趁机使这伙人相互猜疑，相互背叛，让他们稍微感觉到危险的迹象就会来他这里“告密”，或者向他提供揭发材料。有一位参议员接受严格盘问时惊慌失措，紧张得浑身颤抖，假牙掉到了地上都没有顾得上拾起来。询问一结束，他就飞快地走出会议室，直接去火车站上车跑了。
没过多久，福克先生开始彻底梳理腐败集团内部十年来所形成的亲密关系，尤其是北部和南部的商业，以及交通运输总公司特许经营权授权的交易情况。与城郊轨道交通公司相比，交通运输总公司的做法甚至更加恶劣，更加不公平。
1898年，一位“发起人”在绅士酒店租用了新婚夫妇套房，里面装满了各种名牌红酒、白酒和雪茄，后来在一次大会期间，这里成了类似于候选人总部的地方。这位“发起人”寻找一切可能的机会结交立法机构成员和议员，以及对市政府主要成员有影响力的政治头目。这个人到来两个星期之后，交通运输总公司议案“应其请求”被提交议会审议。这项议案含有一揽子特许经营权，授予其线路开通，并允许受益人在市内平行铺设任何一条轨道，而许多成立已久的公司从未获得过这样的优惠。尽管市里各大报纸纷纷抗议，这项议案在下议院和参议院还是都获得了通过，只是有一个人——市长行使了否决权。此时“发起人”已花费了145 000美元。
为了推翻市长的否决而使议案获得通过，交通运输总公司的人做了许多准备。新婚夫妇套房重新装进了名贵礼物，大笔的资金被存入银行，为交通运输总公司服务的三名立法机构代理人也物色好了。圣路易斯法庭现在掌握的详细证据列出了250 000美元贿赂资金的使用情况。证人的证词证明，75 000美元被用在下议院。余下的钱被分发给参议院的一些成员，这些人尽管人数不多，但由于在商界和社交界有着很高的地位，而且十分看重自己的名誉，所以索要的价格也高。最后，为了达到在参议院获得所规定的2/3票数，他们还需要一张票。为了确保通过，在法案被提交进行最后表决时获得赞成票，他们给了一位以诚实廉洁闻名的参议院议员50 000美元。但是“发起人”不想把宝押在一个人的票上，所以他向另一个诚实的议会成员开出了条件，而这个人接受了：
“你在唱名投票时跟在某先生后面，我将把45 000美元交到你儿子手上。如果某先生没有遵守自己的承诺，而你一定要投赞成票，这笔钱就是你的。但是如果那位先生遵守了他的承诺，你就可以投反对票，不过钱你得归还给我。”
那天傍晚，当议案就要宣读完毕时，市政厅里挤满了政客的走卒和随从。这些人是“发起人”按每人5美元或10美元的价钱雇来的，让他们为那个受贿的议员呐喊鼓气。议案迅速地在下议院获得通过，所有人都涌进了参议院。唱名投票开始后，会议室里是一片深沉的寂静，因为大家都知道，参议院有些议员的名声还没有被玷污过，但是当天晚上却要信守承诺，舍弃自己的名誉。当票数还未达到2/3时，那些一直在计算着票数的人知道，就差一张票了。又一个人的名字被喊了出来。被叫到名字的人脸一阵子红，一阵子白，迟疑了一会儿才小声说道“赞成”！会议室里死一般寂静，所以在场的人都听到了他的声音，而那些离得近的人还听到了另一个人如释重负的叹气声，因为他这个时候可以投“否决”票从而保住自己的名声了。
越过市长的否决，交通运输总公司特许经营权议案成为了法律。为了确保此项法案通过，“发起人”花费了差不多300 000美元。但是不到一个星期，他把自己的线路权转手卖给了“东部资本家”，获得了1 250 000美元。联合铁道公司随之成立。没有一寸铁轨，没有一块车厢木板，他们却能迫使圣路易斯市除城郊轨道交通公司之外每个拥有轨道交通线路权的公司卖出股份，交出经营权，同意合并。现在的圣路易斯交通公司就是这么发展起来的。
此次立法会议之后又发生了几件事情。在议会休会期间，“发起人”拿出50 000美元在一家豪华饭店款待市议会议员。宴席上，主人对他的客人说：“希望你能借我50 000美元，明天还你。外边有许多伙计我还没有付钱给他们。”钱就这样转手了。第二天，一直没有等到“发起人”出现，借出钱的市议会议员先生带上一支左轮手枪，开始在一些宾馆寻找。找遍了整个圣路易斯城也没有找到，可是这位愤怒的先生并没有就此罢手，他继续寻找，终于在纽约市一家豪华宾馆的走廊里堵住了“发起人”。这个纽约人见势不妙，赶紧上前抓住市议会议员的胳膊，抚慰地说道：“算啦，算啦，不要这个样子嘛。我是有事才突然离开的。来吧，我们一起吃晚饭。我会把钱还给你。”
市议会议员先生接受了邀请，两个人的酒杯倒上了香槟酒。当来自西部的这个人变得非常伤感时，“发起人”递给他一封信，这是他趁离开酒桌的几分钟，由他口述，让打字员打出来的。信中的声明否认了所有的贿赂行为。
“发起人”说：“你在这上面签个字，我会给你5 000美元。拒绝的话，你一分钱也拿不到。”那个圣路易斯人带着5 000美元回家，这件事就此了结。
不过在此期间，“发起人”与其他受贿者的关系处理得就没有这么好了。根据前面提到过的协议条款，如果那位市议会议员不必非得投下赞成票，他的儿子就应当按照约定退回45 000美元。议案通过第二天，“发起人”找到了那个年轻人，让他把钱退回来。
那个儿子冷冷地反驳道：“我不想把钱退给你。我妈妈说了，这是行贿的钱，无论是退给你还是交给我父亲都是错的，所以还是由我拿着好了。”他说到做到。当他被传唤到大陪审团面前时，年轻人请求，如果回答质询，是否可以解除他的罪责。他说：“我担心自己可能犯有伪证罪。”有陪审员劝告道：“说出实情，你不会有什么风险的。”
那个儿子说：“假如福克先生告诉我其他家伙都已做了证实，我会说出真相。请福克先生先说。”
交通运输总公司议案的调查结果导致又发出了两份起诉书，法院拘票落到了罗伯特·斯奈德和乔治·科布希头上。州检察院指控斯奈德为议案发起人之一，断定他犯有行贿罪，而身为有轨电车制造公司董事长的科布希则被指控犯有伪证罪。
审理的第一个案子是埃米尔·梅森伯格案。这位百万富翁强迫城郊轨道交通公司的人购买他的没有什么价值的股票。为他辩护的是三位在刑法领域享有盛誉的律师，但是年轻的检察官同样有能力对付紧急局面，终于以确凿的证据判定埃米尔·梅森伯格有罪，入狱服刑三年。查尔斯·克拉茨，议会候补议员，因外逃丧失了40 000美元，而约翰·默雷尔也不见了。福克先生追查到默雷尔躲在墨西哥，并在瓜达拉哈拉将他逮捕。尽管与当地有关部门关于引渡事宜的谈判开始时没有获得成功，福克一再努力地坚持进行协商，终于将默雷尔带回美国受审。1903年9月8日，默雷尔的供词直接导致市议会18名成员被控有罪。第二个审理的是朱利叶斯·莱曼案，他被判服苦役两年。这位当初带领一伙人在大陪审团候见室起哄的家伙，如果听到这个宣判，而且发现没有一个朋友站在他这一边，准保会昏倒在地。
除了给这些人和其他一些在社会上地位较高的人定了罪，还有一些人外逃，合作伙伴关系土崩瓦解，一些公司不得不进行重组，许多商行纷纷关门，因为老板已经不来了，但是福克先生并没有因为获得了成功或是受到了挫折而就此罢手，而是继续深入地开展自己的调查。他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他没有感到悲伤。福克检察官仍然迅速地、坚定地、面带微笑地坚持自己的工作，无所畏惧，无所顾忌。恐慌的气氛蔓延开来，犯罪团伙全面溃败。
当另一个大陪审团宣誓后开始听取证词时，有数十人举起手来喊道：“是我的过失，我应负责！”并恳求允许他们说出自己所知道的一切，以此求得免于起诉。询问的范围进一步扩大。有人告发，前任市长的儿子在担任父亲的私人秘书期间滥用职权，胡作非为，于是大陪审团提议，前市长应该在民事法庭受到起诉，以便收回他装进自己口袋里的公款利息。依据陪审团签署的一项项正式起诉状，更多的议员被抓了起来，罪名是签订非法合同。最后，斧子砍向了林子里最大的一棵树——巴特勒上校，这位控制圣路易斯选举多年的首领，一位从铁匠铺里拉风箱的小伙计成长起来的大富翁，也是密苏里州州长的制造者和操纵者，也是举荐并帮助福克当选的主要人物之一，同样被指控犯有两项受贿罪。人们很早就知道，巴特勒一直控制着圣路易斯的立法机构。通常认为，许多宣誓就职的议员早在进入州众议院之前就是巴特勒的人，所以巴特勒并不需要为选票付钱。公开受贿现在已经是确凿无疑的指控。卫生部门的两位官员在法庭上证实，为了让他们批准一份垃圾处理合同，巴特勒曾给了他们2 500美元。
令人感到悲哀？是的，但也很典型。其他城市如今的状况与福克先生应邀调查腐败问题之前的圣路易斯完全相同。芝加哥正在进行自我清理，明尼阿波利斯也是如此，而匹兹堡最近则冒出了一桩贿赂丑闻，波士顿目前处于平静状态，辛辛那提和圣保罗感到满意，而费城则对世界上最糟糕的政府感到愉快。至于那些小一些的城镇，多数人都在为掠夺战利品而忙得团团转。
其实，尽管出现了这样令人感到耻辱的事，圣路易斯仍然具有极大的优势。这种优势后来得到了展示。在市民自甘堕落腐败之前，这座城市并没有一次次进行革新，染上什么坏的风气。但是，最好的是，把圣路易斯翻了个底朝天的人，可以说是把整个事情颠倒过来了。在所有的城市，较好的阶层——商人们——是腐败的根源。但是这些商人的行为很少被人追踪或查获，所以当麻烦出现时，我们并没有完全意识到是怎么回事。因此，大多数市民往往指责政客和那些无知而邪恶的穷人。
福克先生已经向圣路易斯展示了这座城市的罪恶之源，就是那些披着银行家、经纪人、企业管理者这样外衣的实业家和商人，所以从一开始就该让人们知道市政问题的真实情况。利用公众精神这一传统也许可以打倒巴特勒，以及逃跑的银行家、经纪人和阴谋家，不必顾忌，或者说不用在乎蓝皮书、红皮书和教堂注册簿记录的上百位名人，因为他们隐藏在法律难以触及的阴暗面之中。这座城市也许可以恢复好的政府，不然的话，福克先生揭露出来的腐败现象，其结果只能是腐败体系的完善，因为贪赃舞弊的人有了教训，而市民们却不会接受教训。纽约贿赂团伙体系的垮台让坦慕尼派学会了组建其贿赂交易；对警察的揭露则促使他们学会了如何改进敲诈勒索的方法和手段。坦慕尼派和警察体系现在几乎可以说是完善的和安全的，圣路易斯的流氓和无赖也学着采用了类似的对策。他们集中控制自己的行贿体系，把许多较弱的与他们分享利益的同伙排除在外，为了少数一些值得信赖的人的利益，把交易当作生意做下去。检察官杰罗姆抓不到坦慕尼派的人，而检察官福克也没有能力再次打破行贿受贿所形成的圈子。这是圣路易斯的一个大机会。
但是，对我们其他人来说，圣路易斯的问题并不一定比巴特勒上校等人的问题更为要紧。关键的是，圣路易斯发生的事情在大多数其他城镇和乡村同样发生着。美国许多城市的政府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人民也许对此感到厌倦，但是他们没有放弃——至少现在还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