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竞争和垄断的历史发展

一、竞争和垄断的起源

“竞争”今天已经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的一个现象，也是各种报刊中最常出现的概念之一。和“竞争”一词对应的英语是“competition”，意指“人或者组织为了获取某种任何其他不能拥有的东西而进行角逐的状态”[1]。在现代汉语中“竞争”是动词，是指“为了自己方面的利益而跟人争胜”[2]。从“竞争”的原意来看，竞争是人或者组织之间为了谋求自身利益而进行角逐的行为或者状态，其外延非常宽泛，可以延伸到自然界的各个领域。我国最早关于“竞争”一词的记载出现在《庄子·齐物论》中，表述为“有竞有争”[3]。不管是在自然界还是在人类社会，由于可供利用的各种资源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总是有限的，各种主体为了争取有限的资源不可避免地要进行竞争。理论上说，竞争的最后可能只有一个胜利者，因为竞争对手之间的力量是不可能绝对相等的。所谓“两虎相争，必有一伤”，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与自然界的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相比较，人类是具有社会性的高级动物，人类社会的竞争要理性得多。因为人类在早期恶劣的生存环境下意识到彼此合作的重要性，人类的生存依赖于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协调发展。如果听任竞争无限制地进行下去的话，人类社会就会出现和动物界一样永远充满杀戮和无休止的竞争，而这样的社会绝不是人类追求的生活模式。当人类走出了为生存谋食的原始社会，当社会生产能够产生足够多的生活资料供人们共同生存时，人类社会分化出阶级和剥削，导致了国家的出现。依据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国家本质上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暴力工具。[4]人类社会的发展其实就是不同族群、不同国家的人们为了控制更多的资源不断竞争，并在竞争中推动了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历史。在这一进程中，人类逐渐走向理性，通过有意识地确立一定的竞争规范，在确保有能力的人享受更多社会资源的同时，让能力次一点的人拥有最起码的生活保障。正如哲学家本尼狄克特·斯宾诺萨所言：“在自然状态中，仇恨、妒忌和战争可以说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人会力图克服这种悲惨的状态……人之内在的理性力量会驱使他们放弃自然状态，并用一种和平且理性的方式安排其生活”[5]。

和“竞争”密切相关的另一个概念是“垄断”。“垄断”一词相当于英语中的“monopoly”，来源于希腊语“monos”（单一）和“polein”（贩卖）的合成，原意是指“独自占有对某物的交易”，这和至今仍在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反垄断法中使用的“独占”一词非常接近。任何社会主体一旦获取对于某种资源的支配之后，就会本能地排斥竞争，试图长期拥有这种资源，这就是谋求垄断。由于任何社会主体之间的实力不可能是完全相等的，如果任凭竞争自由进行，最后的胜出者只会有一个，这个最后的胜出者就是垄断者，而这个垄断者又会本能地采取各种措施防止其他现实的或潜在的竞争对手抢夺自己的垄断果实。从这种意义上说，竞争的结果必然会导致垄断，而垄断又反过来限制竞争。竞争和垄断是一对孪生兄弟，相辅相成。正如马克思所言，“垄断产生着竞争，竞争产生着垄断。垄断者彼此竞争着，竞争者变成了垄断者。”[6]

人类历史上关于垄断的记载古已有之，并且从一开始就表现出对于垄断的厌恶，对谋求垄断的行为进行处罚，这一点在东西方并没有差别。《孟子·公孙丑》中有“有贱丈夫焉，必求龙断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的记载，指的就是一个商人站在集市的高地上操纵贸易，这个被季孙称为“贱丈夫”的商人因为谋求垄断被罚以重税，据说对商人征税即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7]在西方，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中也有关于垄断事件的记载。一件事是记载了有位西西里人，由于手头握有一笔存款，便把铁矿所有的铁全部买进，等到各地商人前来购买铁时，由于他垄断了铁的出售，不用费力地就获取了百分之二百的利润，后来国王狄奥尼修斯将这个商人流放。另一件事是天文学家泰利士研究天体，预测到当年的橄榄将会大丰收，于是他大量收购制作橄榄油的榨房，等到橄榄收获后，他又将低价收购的榨房用高价出租，为此大赚了一笔。[8]公元前5世纪，罗马帝国的《谷物法》中也记载了对于违反商品的自然流动，制订垄断价格或者人为地操纵价格行为的制裁。除了《谷物法》之外，罗马时代还存在其他一些专门禁止人为操纵粮食和日用品的价格，对违法商人进行罚款或者体罚的规定。但是，罗马帝国衰落后，欧洲进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时期，商业活动萧条，关于垄断问题的历史记载也渐趋减少。

1215年，英国制定了有名的大宪章（Magna Carta），中间记载有关于禁止垄断的规定。[9]16世纪以后，在英国出现了新的反垄断潮流，集中表现为对国王专有权利的反对运动，其中代表性的判例是1602年的答西诉阿林一案。这一案件中，因为国王将制造扑克牌的专有权利赋予某大臣，该案在王座裁判所被正式审理，裁判所认为女王的专有权压制勤劳，造成扑克牌价格上升，违反了公共利益。最后，王座裁判所作出判决，女王不可以利用特权将垄断权赋予某一个人，无论是谁都可以制造扑克牌。[10]1624年，英国制定了最初的反垄断法（Statute of Monopolies），该法禁止国王的专有权，唯一许可的就是对发明专利的例外。英国是近代最早形成反垄断思想的国家，这其中既有罗马法的影响，又有市民权利意识的兴起，还有随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带来的对于营业自由的要求。普通法中规制限制竞争行为的习惯促进了后来英美法系关于禁止限制竞争的法统的形成，并对现代美国反垄断法的诞生产生了重要影响。除英国外，法国在18世纪末期的法国大革命前后，也出现了禁止垄断、废除身份拘禁以及保障选择职业和营业自由的法律，1810年拿破仑刑法典中就包含有禁止卡特尔行为的条款，并一直保留到现在。19世纪以前欧洲的反垄断法律，主要是禁止封建的、集团式的拘禁以及政治经济特权，保护个人的营业自由，这和早期罗马法中从保护消费者以及从社会公正立场禁止垄断的出发点已经有所不同。保护营业自由与消费者利益相关联，又符合社会公共利益，这和亚当·斯密的近代经济学的考虑方法已经比较接近，是资本主义的兴起在政治和法律上的反映。

二、资本主义的竞争和垄断

资本主义的兴起是人类社会生产力的一次解放，“资本主义从本质上是一种经济变动的形式或方法，它从来不是，而且永远不可能是静止的。开动和保持资本主义发动机运动的根本推动力，来自资本主义企业创造的新消费品、新生产方式或运输方法、新市场、新产业组织的新形式。”[11]资本主义本质性的事实是一个“创造性破坏”的过程，它“不断地从内部使这个经济结构革命化，不断地破坏旧结构，不断地创造新结构”[12]。资本主义生产从简单再生产到扩大再生产，从产业资本、商业资本、股份资本到金融资本，以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社会集中为前提的资本取得了联合起来的社会资本的形式，资本的职能和资本的所有权分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断地迈向更高形式。“在每个国家里，一定部门的大工业企业联合成一个卡特尔，以便调节生产。一个委员会确定每个企业的产量，并最后分配接到的订货单。在个别场合，甚至有时会成立国际卡特尔……各个公司的利益的对立，过于频繁地破坏了它，并恢复竞争。”[13]资本主义的兴起伴随着公司在全世界的成长与扩张，由于公司之间存在激烈的竞争和对立，为了能够在严酷的环境下生存下去，公司必须不断地进行生产技术的革新，这种“创造性破坏”的过程既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点，也是推动生产力不断进步的内在动力。技术革新提高了生产效率，极大地丰富了各种生产和生活消费品，以至于这种消费品的增加转变为生产过剩，并引发周期性的生产过剩危机，而这一切正是“社会上文明过度，生活资料太多，工业和商业太发达”的缘故。[14]

如果说18世纪中叶英国发生的工业革命，标志着资本主义从工场手工业阶段进入到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阶段的话，那么19世纪50、60年代，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发展到它的顶点。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阶段向垄断阶段转变，成为垄断资本主义。集中发展到一定阶段，可以说就自然而然地走到垄断。因为几十个大型企业之间容易达成协议；另一方面，正是企业的规模巨大造成了竞争的困难，产生了垄断的趋势。[15]托拉斯、卡特尔和辛迪加是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生产方式转变的具体形式。垄断组织的出现，当时人们还觉得是一种新现象，而现在社会上则普遍认为，经济生活的重大方面通常不受自由竞争的支配，是一种不言而喻的事情了。[16]随着竞争转化为垄断，生产的社会化有了巨大的进展，现在已经不是小企业同大企业、技术落后的企业同技术先进的企业进行竞争。现在已经是垄断者在扼杀那些不屈服于垄断、不屈服于垄断的压迫和摆布的企业了。[17]垄断产生的各种矛盾已经动摇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基本制度，在这一时期，美国制定了世界上第一部现代意义上的反垄断法——《谢尔曼法》，明确地将阻碍美国联邦各州之间以及与外国贸易，以托拉斯或其他形式的联合或共谋行为宣布为非法，对其进行严厉惩罚。反垄断法的诞生是美国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之后，通过法律手段确立市场基本秩序，拯救垄断资本主义的一项重要举措。在同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则主张采用革命的暴力手段推翻资本主义制度，通过建立无产阶级的革命政权，最终颠覆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18]可以说，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是非常精到的，不过针对资本主义的弊病，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拥护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者们分别开出了不同的药方，前者主张用暴力手段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而后者主张用法律或其他改良手段来拯救资本主义。

同以往的社会制度相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将市场的功效推高至无以复加的地位，认为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能够不断地将资源配置到最合理的位置。所以，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是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市场经济的主体是企业，正是通过企业之间的竞争，资本主义制度下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水平获得了巨大的进步。

正是由于人人都面临着竞争的威胁，公司时刻处于被淘汰的危机之中，所以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类的智慧被最大限度地发掘，人类的欲望也被最大限度地刺激出来。由于人类天生就能力各异，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竞争必然是小部分人（资本家）获得竞争的胜利，而他们的富裕正是建立在绝大多数人贫困的基础之上的。无论如何，资本主义制度在推动生产力发展方面显示出巨大优势，人类迄今为止仍然还没有找到一种能够代替资本主义，并能产生比资本主义更富有效率的生产方式。马克思说，“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19]时至今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拥抱的市场经济已成为经济发展不可替代的选择，仍然显示着强大的生命力。

资本主义带来科技进步和生产力水平的极大提高，同时也是生产社会化和竞争全球化的有力推手。马克思在一个多世纪前已经预见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征决定了世界将被连接到全球化的竞争时代。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本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替代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20]资本的本性就是永不满足地获取利润，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决定了资本总是要打破国家和民族的边境，将全世界卷进由资本主导的生产和消费的各个环节。正是资本主义，开启了经济全球化和竞争全球化时代的序幕，也是导致两次世界大战的根本经济原因。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划分成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国家阵营，两大阵营之间的制度竞争正式开始。受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的影响，西方国家普遍强化国家对于经济发展的干预，进入“经济国家主义”时代。[21]“经济国家主义”的特点是，国家有了一种新的委任统治权，就是致力于经济增长，以此来开创更大的经济保障和机会。在这样的国家里，所有的人都将看到，他们名下的那片面包正在增大，即使一些人比另一些人获得的还要多。[22]

而社会主义国家则普遍实行政府高度管控下的计划经济，基本上否定了市场的作用。生产资料已经不是个人的私人财产，它们已归全社会所有。社会的每个成员完成一定份额的社会必要劳动，就从社会领取一张凭证，证明他完成了多少劳动量。他根据这张凭证从消费品的社会储备中领取相当数量的产品。这样，扣除用作社会基金的那部分劳动量，每个劳动者从社会领回的正好是他给予社会的。[23]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里，看不到用于扩大再生产的资本积累，也不存在社会成员进行竞争的市场，一切社会生产根据事先制订的计划按部就班地进行。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从生产方式上已经决定了其将来的命运。

我国学界将凯恩斯国家干预下的“经济国家主义”称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西方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的一种新形式，它使资产阶级国家与垄断资本相结合，由国家对经济生活进行干预和调节，力求使垄断资本集团获得最大的利润，并保证资本主义再生产的顺利进行及其经济的稳定增长，从而维护资本主义的生存与发展，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24]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的国家干预呈现出一些新特征，“首先，国家和资本的结合不再仅限于资本增值的某一方面，而是贯穿于资本增值的全过程，国家机构的经济活动已遍及国民经济各部门和再生产各环节，国家干预经济的规模和程度大大超过了战前。其次，国家和私人垄断资本的结合已不再是临时的权宜之计，而是具有经常性、全面性和稳定性，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经济不可缺少的有机组成部分，并在经济生活中起着重大的、乃至决定性的作用”[25]。事实上，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不过是凯恩斯国家干预理论的实践运用，其本质正是吸取了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精神，在经济发展中更多地导入国家调节的元素，以避免完全由市场主导经济发展而带来的经济危机。

三、全球化时代竞争和垄断的特点

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东欧剧变及苏联解体预示着延续半个多世纪的资本主义及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对垒告一段落，社会主义阵营中未发生重大变动的国家也别无选择地拥抱市场经济制度。时至今日，可以说除了极少数游离于世界经济发展之外的个别国家，市场经济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的共同选择。我国的改革开放从一开始就置于经济全球化的时代，经过十几年的实践，我国最终确立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宏伟目标。正如邓小平所言，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特有的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不存在根本矛盾，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市场，搞市场经济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都是发展生产力的手段。[26]对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都是发展生产力手段的认识，破除了传统认为社会主义只能搞计划经济、资本主义才能搞市场经济的意识形态局限性，是对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理论认识的全新升华。

原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市场经济体制，使得全球经济发展和贸易往来不再受限于意识形态的束缚，大大推进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27]20世纪70年代以来，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得跨洋交流的成本大为降低，现代交通运输技术的发展使得洲际间人员往来朝发夕至，计算机和网络通信的普及使得世界各地可以依赖信息传输工具达到高效的资源共享。1995年，世界贸易组织（WTO）取代了关税和贸易总协定（GATT），建立了迄今为止最为广泛、最有约束力的多边贸易规则，极大地降低了阻碍商品流动的各种国家间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垒，国际贸易自由化以及各国之间的经济往来达到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高度。社会主义国家向市场经济的转化加快了全球一体化的步伐，世界真正进入到全球化时代。因此，全球化其实是市场经济的全球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的本性使其超越民族国家的界限，在全球范围内为了追逐利益而自由移动，在全球范围内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推动了全球化市场与全球化竞争的形成。

在全球化时代，国家不再固守“守夜人”的角色，而是广泛地介入到经济发展之中。全球化时代的竞争已经不再局限于企业之间的竞争，而表现为国家之间的制度竞争。国家通过扶持本国企业或资本的输出，依靠提高本国资本或企业在全球市场上所占据的地位而获得利益。为了维护本国企业或资本输出的竞争优势，国家通过政治、经济甚至军事等手段来扶持本国企业或资本在国外的扩张，同时又通过优化本国内部各种市场条件，吸引并支持外国企业或资本进入本国市场，以便最大限度地收获国际和国内两个市场上的巨大利益。在全球化时代，“国家更多的是在本国范围内通过竞争创造财富的手段，而不是争夺对更多领土的统治地位，它们是将财富作为谋取统治地位的手段来争夺——更多的是争夺能够保持内部稳定和社会团结的统治地位，而不是进行海外征服或者防卫进攻的统治地位”[28]。在全球化时代，于众多国际场合可以看到一国外交部部长并不只谈论外交问题，国防部部长并不只谈论国防问题，他们都在谈论要维护国家经济建设和经济发展，都在为本国的经济利益服务。“外交工作已经越来越超越外交部，进入财政部和商务部的工作范围。国家不只在他们之间谈判如何分配财富，他们必须直接并经常与非常强大的企业谈判，正如企业必须在自己的产业结构中谈判和竞争一样。”[29]

全球化时代的竞争已经转化为国家之间的综合制度竞争，而这种综合制度竞争是通过创设自由、民主的社会秩序以及良好的法治环境，大力吸引国际市场上的资本和技术，招徕全球各地的优秀人才，培植、扶持本国经济或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水平实现的。作为全球化市场上从事经营和竞争的主体，跨国公司成为一国经济力量的触角，跨国公司生产或经营所到之处，就是该国经济甚至政治力量所能触及的地方。有观点认为，跨国公司在各国设立生产基地，其国籍标准已经模糊，跨国公司成为游离于国家之外的另一种力量[30]，但是，不能忘记，跨国公司的母公司的宗属国只有一个，而这一点正是各国动用各种经济、政治资源，培养或扶持本国企业成为跨国公司的原因所在。可以认为，跨国公司已经成为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在世界市场上从事竞争的主要角色，跨国公司的竞争行为代表着全球化时代竞争和垄断的一种主要形式。众所周知的事实是，跨国公司在国家间快速地移动资本或技术，在跨国母公司和子公司之间，甚至在子公司相互之间进行内部交易，以逃避东道国监管或者偷税漏税。同时，跨国公司又能够利用自身资本、技术或者产供销方面的强大优势，对供应链条上的弱小企业和消费者进行剥削和压榨，对潜在的竞争对手进行打压和排挤。特别是，跨国公司拥有原材料提炼和高科技产品的专利技术，甚至垄断了某些产品的生产和供应，让依赖跨国公司资本和技术的发展中国家政府给予超国民待遇，躲避其应当承担的社会或经济责任。跨国公司的治理问题已经成为全球化时代人类社会面临的又一大课题。[31]

综上所述，全球化时代的竞争和垄断体现出不同于以往任何时代的特征。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竞争主要体现为企业之间的自由竞争。随着自由资本主义进入到垄断资本主义，古典经济学主张的自由竞争被垄断所替代，而垄断所催生的经济危机和社会矛盾的加剧导致资本主义国家加强法治或政府干预的力量，来缓解垄断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凯恩斯国家干预理论正是从宏观政策角度出发提出了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内在矛盾的修正，而美国反垄断法的诞生代表了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法制途径解决资本主义垄断问题的尝试。全球化时代的竞争不仅表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更表现为国家之间的综合制度竞争。国家对于经济的干预体现为国家动用经济、政治资源，扶持和培养本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培育本国的跨国企业。全球化时代的竞争主要体现为跨国公司之间的竞争。但是，由于各国国家利益和政策的出发点不同，由于跨国公司在跨国生产和经营活动中的特有优势，全球化时代的竞争必然导致各国政策和国家利益之间的矛盾，导致各国对于跨国公司经营行为监管方面的冲突。这种矛盾和冲突既是全球化时代公司治理面临的问题，也是国家之间围绕利益冲突而展开谈判和合作的潜在动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