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晚年恩格斯哲学经典文本的历史语境
我们之所以将视线转向晚年恩格斯哲学经典文本，不仅因为这是一组19世纪德国著名思想家撰写的重要哲学文本群，而且因为这些文本曾在这位思想家身后的岁月中得到持久的论争。这些论争固然使这些文本不至于淹没在历史的烟尘中，却有远离这些文本的历史语境，将其置换于纯粹的文献学语境中做过度解读的问题。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深刻理解晚年恩格斯哲学经典文本，需要合理借鉴文本学家的解读结论和研究方法，同时需要在历史语境中把握晚年恩格斯哲学研究的目的、思路和方法，使文本解读符合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原则。为此，我们应当在研究19世纪后半叶的历史和晚年恩格斯生平的同时研读晚年恩格斯哲学文本，进行必要的互文解读，理解晚年恩格斯哲学文本在19世纪和20世纪国际工人运动中发挥的启蒙作用，而其前提是“回到恩格斯”，首先应了解晚年恩格斯书写哲学文本的时代条件。
1.晚年恩格斯书写哲学文本的时代条件
18世纪中叶兴起的工业革命和在18世纪兴盛的启蒙运动对欧洲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及至19世纪40年代，英国成为“世界市场”，大革命之后的法国再次通过产业革命实现经济社会发展，资本主义的社会化大生产“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11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工业革命的基础是欧洲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细胞学说和达尔文的进化论在这个时代逐渐转化为社会生产力，文化人类学、社会学和心理学深刻影响了人们的精神世界。在此过程中，欧洲形成了由“行会”的工匠群体演化而来的工业无产阶级，他们通过19世纪30—40年代先后爆发的法国里昂工人起义、英国工人宪章运动和德国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走上欧洲社会历史舞台，伴随当时带有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欧洲社会矛盾日益凸显，产业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斗争愈益激烈，无产阶级形成了“消灭私有制”的政治主张和扬弃资本逻辑的政治经济学理论，进而建立了旨在实现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国际性工人政党。
马克思和恩格斯亲身经历并实际参与了这一历史进程，他们应邀参加了“最初由卡尔·沙佩尔在1839年因参加布朗基的密谋而从法国逃亡以后所创立的团体”——正义者同盟，“从那时起，同盟就放弃了秘密团体惯用的形式，变成国际性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3卷，68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分别代表布鲁塞尔和巴黎区部出席大会的他们共同起草了《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是第一国际的“第一流领袖”（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1卷，1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每届总委员会的灵魂都是马克思。国际总委员会所发表的一切文件，自1864年的成立宣言至1871年的法兰西内战这篇宣言，几乎都是由他起草的。叙述马克思在国际中的活动，就等于编写这个协会本身的历史”（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19卷，12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这是马克思生平中“最重要的部分”（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9卷，42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他的一生“要是没有国际，便成了挖去了钻石的钻石戒指”（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6卷，4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恩格斯担任过国际总委员会委员及比利时、西班牙、意大利的通讯书记，与马克思创建了德意志工人运动协会，与流亡在瑞士的俄国革命者在日内瓦成立了俄国人支部。从恩格斯1890年为耶拿《社会政治科学手册》撰写的简历中可见其生活轨迹，这份恩格斯毕生唯一保留下来的简历全文如下：
正如这份简历所示，恩格斯先后在巴门、不来梅和曼彻斯特从事商业活动，这段时间他的生活相当丰富。白天他潜心商务和社交，从他当时写给她的妹妹玛丽亚·恩格斯的信和他同时代人的回忆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恩格斯在旅行、饮酒、绘画、演奏、击剑、滑冰、跳舞、游泳的时候彰显的活力与情趣。恩格斯语言天赋惊人，他的德语、法语和英语水平高超，且能娴熟掌握拉丁语和希腊语，对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运用自如，能阅读俄语、波兰语和罗马尼亚语，甚至懂得冰岛方言、普罗凡斯语、卡塔卢利亚语和挪威语。当夜幕降临的时候，这个人们眼中的商界新星开始钻研青年德意志派和青年黑格尔派的思想，撰写批判资产阶级和社会丑恶现实的政论文章。这种将自己“一分为二”的生活一直持续到他的父亲辞世。恩格斯这段时间不乏佳作，《伍珀河谷来信》、《一个旁听生的日记》、多篇《不来梅通讯》和三篇论谢林的文章都能体现出他的才华，而《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更是被收入马克思主编的《德法年鉴》，成为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思想来源之一。自从与马克思亲密合作之后，恩格斯逐渐走向思想的深处，他们合写的《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具有深远的影响力。尽管在他们长达40年的合作中有思想分工和学术差别，但他们共同构建了一种实践的、辩证的历史唯物主义。
恩格斯和马克思都生于莱茵省，这里与英国和法国毗邻，矿产资源丰富，工业比较发达，“这个地区还是德国少数几个保持革命传统的地区之一。这是因为莱茵地区在1815年以前的20多年间一直受着法国革命的影响，其中一部分甚至被法国占领，大革命所建立的观念和法律，在恩格斯的青年时期在那里还有相当大的势力”（注：［德］卡·考茨基：《恩格斯的生平和著作》，见中共中央编译局编：《回忆恩格斯》，18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恩格斯的家庭为他提供了一种典型的商业氛围，他的曾祖父老约翰·卡斯帕尔、伯祖父本杰明、祖父约翰·帕斯卡尔、父亲老弗里德里希、伯父帕斯卡尔、叔父奥古斯特、堂兄卡斯帕尔、堂兄卡尔、堂兄尤利乌斯、大弟海尔曼、三弟鲁道夫、堂弟奥古斯特都是工厂主，后来他有很多侄子也当了工厂主。但这并不是恩格斯的职业理想，他在青年时代不得不遵父命，在他父亲在巴门开办的公司做办事员，后来与欧门合作创办商业公司，但他想尽早结束商业生涯，将全部精力投入马克思的事业。其间，恩格斯还曾到普法尔茨参加志愿部队，在前线担任维利希的副官，亲自参加牟尔克河大会战和其他三次战役。在随战败部队到达瑞士后，恩格斯决定去伦敦与马克思回合，经热那亚乘帆船抵达英国。当恩格斯终于可以离开欧门-恩格斯公司的时候，他的弟弟艾米尔帮助他谈判，使欧门公司一次性付给他1750英镑补偿金。这笔资金可以支持他和马克思此后几年的开销，也可以无条件地帮助“不少人摆脱困境和疾病的折磨”（注：［德］弗·列斯纳：《一个工人对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回忆》，见中共中央编译局编：《回忆恩格斯》，5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恩格斯喜欢的格言是“一无所有”，他喜爱的箴言是“从容不迫”（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2卷，68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从他这段经历中可见一斑。
19世纪70年代之后，“欧洲失去了一个主妇，却迎来了一位主人”（注：这是19世纪70年代在欧洲十分流行的说法，指的是“俾斯麦年代”的辉煌将使欧洲的重心由巴黎转向柏林。）。德法战争的结果是，“几十亿的法国法郎涌入了德国；国债偿清了，要塞和兵营建筑起来了，储存的武器和军事装备更新了。可供支配的资本和流通中的货币量都突然大大增加……这几十亿法郎有力地推动了年轻的大工业；首先是这几十亿法郎在战后引起了一个短暂的富于幻想的繁荣时期，随后又在1873年至1874年引起了一次大崩溃，这次崩溃证明德国是一个有能力参与世界市场的工业国家”（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3卷，13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普鲁士结束了德意志各邦分裂割据的局面，统一的德意志帝国进入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行列，为统一的市场体系和货币体系的形成确立了政治前提。德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使大量农村剩余人口成为产业工人，他们与资本家之间的矛盾在工业污染、资源过度集中和紧张、住宅短缺等问题中日益增大，在晚年恩格斯的著述中可以看到对这些问题的详细论述。“将来首先发难的恐怕还得是法国人，但是最后解决战斗只能在德国”（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3卷，14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这是晚年恩格斯基于欧洲局势的变化所做出的一个富有德国人自信的判断。
晚年恩格斯的岁月主要是在伦敦度过的，这时欧洲社会经济快速增长，科学技术更广泛地转化为生产力，电气时代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欧洲革命自巴黎公社之后进入新阶段。工业革命创造了社会财富，政治革命确立了现代制度文明，但这时的穷人既不能公平分享社会财富，也难以得到现代制度文明的保护。被逐出田园的他们不得不到城市谋生，“一天工作16小时稀松平常”，“在习惯工厂的纪律和适应机器生产的单调乏味方面工人们遇到了真正的困难：他们随着工厂的汽笛声上下班，必须跟上机器的运转，并始终处于在场监工的严格监督下。工作是单调乏味的——拉控制杆、刷去污物、接上断线，雇主们自然会把他们的工资看作是一笔应尽可能降低的开支”（注：［美］斯塔夫里阿若斯：《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496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他们与资本家之间的矛盾升级，自觉成为国际工人运动的主体。为这些工人阶级撰写揭示资本逻辑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启蒙读本，指出实现未来理想社会的合理路径，整理马克思的遗著，回答有关国际共产运动的各种疑问，及时指出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存在的问题，几乎是晚年恩格斯生活的全部内容。
2.晚年恩格斯哲学文本与国际工人运动
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成为国际工人运动中最有威望的导师，他的哲学文本主要是针对国际工人运动的实际需要而写作的。因而这些文本并非纯粹的学院派写作，而是着眼于工人如何在政治实践中更好地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将思想的力量经由行动而转化为现实的力量。忽略这种历史语境，从纯粹哲学维度质疑晚年恩格斯哲学的限度，无疑单向度地剥离了晚年恩格斯哲学文本的实践功能，将其抽象为一种纯粹理论文本，进而质疑乃至矮化这种文本的哲学水准。当我们以实践思维方式解读晚年恩格斯哲学文本的理论内涵和现实价值时，应将其恰当地置于国际工人运动的实践场域，在实践需求和理论创新的互动中理解晚年恩格斯哲学的通俗表达方式及其内蕴的政治哲学思想力度。
首先，确立工人在政治实践中的主体意识，指明工人运动的目的以及指导这一运动的思想方法。19世纪后半叶疲于谋生的欧洲工人阶级在资本逻辑中遭遇异化，这个过程主要体现为是资本家以工资的形式为其提供谋生的手段，还是他们在漫长而负重的劳作中成就资本的增殖呢？这关涉到源自习惯性思维的哲学语法问题，即工人和资本家谁是社会化生产进程中的“主词”。“历史发展的最重要的结果，恩格斯写道，‘是工业革命创造了无产阶级’。然后，他考察了英国的宪法和法律制度，将其贬斥为‘谎言与不道德的丛林’，与新的工业社会严重脱节。”（注：Terrell Carver,.Engels: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1,p-16.）因而，必须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文本中实现对工人的思想启蒙，使之在行动中从自发走向自觉，形成明确的阶级意识，辨别工人运动中的各种主张并做出符合实际的选择。
因而，晚年恩格斯哲学文本具有论战性特征，恩格斯主要是在批判论敌或某种错误理论的过程中澄明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历史观的合理内涵的。晚年恩格斯不仅在《反杜林论》的再版序言中进一步批判杜林，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进一步清理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哲学缺陷，在《论住宅问题》中批判蒲鲁东主义者埃·萨克斯和阿·米尔柏格，而且在大量的序、跋和书信中批判巴枯宁主义、拉萨尔主义等误导国际工人运动的社会思潮，这在《法兰西内战》1891年单行本导言中体现得尤为清晰。一言以蔽之，“公社也是蒲鲁东派社会主义的坟墓”（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3卷，1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而“工人运动的最近目标就是由工人阶级自己为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对每一个国家说来，能最快、最有把握地实现目标的策略，就是最好的策略”（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9卷，47~4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可以说，晚年恩格斯以其具有战略高度和实践指向的哲学实际地清除了阻碍工人运动的理论障碍。
其次，晚年恩格斯哲学文本是在答疑与讨论的语境中写作的，是为了方便读者一经理解便立即用于指导实践的。晚年恩格斯久居英国，奥·倍倍尔、卡·考茨基等德国社会活动家希望他能移居德国或瑞士，“伦敦能给他什么？一无所有。他几乎从不去听戏，从不去博物馆或展览馆。他这里几乎没有朋友。他在这里的一切所爱，要么已经死了，要么搬走了。马克思、拉法格、龙格等等”（注：Gustav Mayer,.Friedrich Engels:Eine Biographie.,Bd-2,Haag,1934,S-354.）。但恩格斯不愿意“到任何一个可能把我驱逐出境的国家去”，而愿意在伦敦“安安静静地继续从事理论工作。在任何其他地方，都得参加实际鼓动工作，花去很多时间。在实际鼓动工作方面，我不会比别的任何人做得更多，然而在理论工作方面，直到现在我还没有看到有谁能够代替我和马克思”（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6卷，1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这样，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与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的当面冲突，在伦敦“发发议论是容易的”，若到了德国，就“得应付这一切令人厌恶的麻烦事”（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6卷，33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尽管如此，晚年恩格斯家中时常高朋满座，“凡是想要参加他的社交晚会的人，必须在社会主义运动中做出过良好成绩，或者是有些才华。而这个人作为社会主义者，并非必须是马克思主义者”（注：［德］爱·伯恩施坦：《第二次英国之行》，见中共中央编译局编：《回忆恩格斯》，9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与这些来访者的交谈，使恩格斯在相对安静的生活中更好地了解社会主义运动的进展，从而使自己的笔触更具有现实力度。
值得提及的是，晚年恩格斯的很多文章都发表在反映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报刊上，例如，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人民国家报》和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机关报《前进报》，“这两家报纸所发表的最重要的论文都是他写的，其中大部分都印成了小册子”（注：这些小册子包括《论俄国的社会问题》《德意志帝国国会中的普鲁士烧酒》《论住宅问题》《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3卷，68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晚年恩格斯还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杂志《新时代》上“发表了许多文章，经常提出忠告来帮助杂志编辑部，并且不时地批评编辑部背离马克思主义”（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4卷，75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他还写过《给〈社会民主党人报〉读者的告别信》，指出这面“党的旗帜”“退出舞台”的原因。（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4卷，400~40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此外，晚年恩格斯对青年学生给予鼓励或提出批评，例如，他在1890年秋写给康·施米特的信中指出：“对德国的许多青年著作家来说，‘唯物主义’这个词大体上只是一个套语，他们把这个套语当作标签贴到各种事物上去，再不作进一步的研究”，而是“把自己的相当贫乏的历史知识（经济史还处在襁褓之中呢！）尽速构成体系”（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4卷，691~692、69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他在晚年曾给在日内瓦召开的国际社会主义者大学生代表大会发去贺信：“希望你们的努力将成功地使大学生们意识到，正是应该从他们的行列中产生出这样一种脑力劳动无产阶级，他们负有使命同自己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兄弟在一个队伍里肩并肩地在即将来临的革命中发挥重要作用。”（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4卷，43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这些文本无疑直接触动了欧洲社会主义运动参与者的精神世界，引导他们在实践中做出合理的选择。
再次，晚年恩格斯哲学文本对第二国际理论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对俄国革命理论家也产生了深远的启示。参与创建第一国际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看到，在各国左翼政党已经发展壮大的时候，再设立类似的组织，“既没有可能也没有用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7卷，23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第一国际的使命完成后，恩格斯不赞同设立第二国际，也反对任何国家的左翼政党自称国际社会主义的中心，“一个民族妄想领导其他所有民族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8卷，49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但是，当第二国际成立后，恩格斯还是热心地为第二国际领导人答疑解惑，尽管他不愿直接参与第二国际的活动，但当第二国际的社会活动或报刊编辑出现失误时，他也会毫不犹豫地直言指出。而且，晚年恩格斯还设想了一个比前两个国际都理想的新国际：“我相信，下一个国际——在马克思的著作产生了多年的影响以后——将是纯粹共产主义的国际，而且将直截了当地树立起我们的原则”（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4卷，620~62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这对后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已载入史册。
晚年恩格斯对俄国革命理论家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维拉·查苏利奇自从到英国以后，就成了恩格斯家的经常不用邀请的客人。她的忠实的朋友和同志格奥尔吉·普列汉诺夫是党内一个最有才干的理论家，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无政府主义者害怕他也许甚于害怕任何一位在世的作家，他在英国作短期逗留时，当然也是恩格斯家的座上客”（注：［英］爱德华·艾威林：《将军的家庭生活》，见中共中央编译局编：《回忆恩格斯》，5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恩格斯在1894年1月为《论俄国的社会问题》所作的跋中指出，“对俄国的公社的这样一种可能的改造的首创因素只能来自西方的工业无产阶级，而不是来自公社本身。西欧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以及与之俱来的以社会管理的生产代替资本主义生产，这就是俄国公社上升到同样的阶段所必需的先决条件”（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文1版，第4卷，45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后来，查苏利奇与恩格斯商议后，将这篇跋连同原文译成俄文收录在《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论俄国》这个小册子里，普列汉诺夫为这本小册子作序，这本小册子后来在俄国多次再版。恩格斯在写给普列汉诺夫的回信中希望同志间平等相待，“首先请您不要称我为‘导师’。我的名字就叫恩格斯”（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9卷，23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在恩格斯逝世前不到两周，旅居伯尔尼的列宁“收拾行装，直奔巴黎。他曾打算请保尔·拉法格的妻子即马克思的女儿劳拉介绍他见一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遗憾的是，恩格斯当时的情况已不允许客人到他家里去拜访他”（注：［德］曼·克利姆：《恩格斯文献传记》，560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恩格斯逝世后，列宁撰写的著名悼念文章《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发表在《工作者》文集第1~2期合刊。）。他们错过了历史性的相遇。
由于直接解答了人们对社会走向的困惑以及在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方面的问题，晚年恩格斯在其哲学文本中实现了对大众的思想启蒙，对国际工人运动影响深远。马克思逝世时，欧洲很多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还显得很衰弱，及至恩格斯逝世时，英、法、德、意、奥等欧洲资本主义国家日益陷入经济危机，无产阶级革命已露曙光，这时更广泛地发表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读本当然十分必要。这正是晚年恩格斯哲学文本在国际工人运动中颇为流行的历史成因。晚年恩格斯在这些通俗的简明读本中阐述的观点不乏远见，例如，他在《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这篇短文中表明，“无产阶级只能采取单一而不可分的共和国的形式”，“需要统一的共和国”（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文1版，第4卷，415、41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在《答可尊敬的卓万尼·博维奥》一文中再次表明：“马克思和我在四十年间反复不断地说过，在我们看来，民主共和国是唯一的这样的政治形式，在这种政治形式下，工人阶级和资本家阶级之间的斗争能够先具有普遍的性质，然后以无产阶级的决定性胜利告终。”（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2卷，32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这些论断对后来国际共产主义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3.晚年恩格斯哲学经典文本与苏联哲学教科书
作为国际工人运动的流行读物，晚年恩格斯哲学文本在十月革命之前的俄国得到广泛传播，后来成为苏联哲学教科书的主要引文来源。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权不仅成立了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开始实施系统搜集和编辑马克思和恩格斯全部著作的庞大计划，而且致力于编写广泛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科书，以启发学生和普通读者更好地理解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历史观。由于晚年恩格斯哲学通俗易懂，便于读者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入门时理解和接受，因而得到广泛引用和解读。冷战时，主要基于青年马克思哲学文本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质疑主要基于晚年恩格斯哲学文本的苏联哲学教科书，当西方马克思学登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术思想差异得到进一步强化，恩格斯哲学遭到矮化，关于恩格斯歪曲了马克思，造成一场“可悲的骗局”的论述（注：参见《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比较——莱文的〈可悲的骗局：马克思反对恩格斯〉一书的主要观点摘编》，见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列著作编译资料》编辑部编：《马列著作编译资料》，第14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引人关注，诟病恩格斯和为恩格斯辩护的长久论争几乎从未停息。这些研究在一定程度上细化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术分工以及学术差异，但也存在不可忽视的过度解读，澄清这一问题，首先需要了解晚年恩格斯哲学文本在苏联的传播。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苏联传播的主要内容起初主要体现为历史唯物主义，除了德波林在1916年出版过一本由普列汉诺夫作序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入门》之外，其他著作几乎都是以历史唯物主义命名的。德波林这部著作梳理了自培根、霍布斯到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演变轨迹，带有一定的哲学史印记。沃里弗松在1922年出版的《辩证唯物主义》也涉及对唯物主义史的梳理，但主要内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辩证法和社会观念。萨拉比扬诺夫在1925年出版的《历史唯物主义》从多角度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包括“需要的作用”“理性的作用”“国家、法、个人”“社会关系”“上层建筑对基础起作用吗”等内容。（注：参见安启念：《关于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体系的几个问题》，载《教学与研究》，2006（11）。）《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两部著作几年内在苏联多次再版，仅从章节的标题上就可以看到，沃里弗松和萨拉比扬诺夫在很大程度上参考了晚年恩格斯哲学文本。
随着德波林被指责持有“孟什维克或唯心主义立场”而遭到批判，米丁成为被斯大林赏识的苏联哲学权威，他在1932—1933年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包括《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两卷，这个两卷本的教科书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合成为“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这一概念，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化。由于这部教科书奉苏共中央之命编写，供苏联高校和党校使用，所以一经出版便产生很大影响。1938年出版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四章第二节“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沿用了晚年恩格斯哲学观点，其阐述结构和理论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和米丁主编的教科书一致，其中指出：“历史唯物主义就是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推广去研究社会生活，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应用于社会生活现象，应用于研究社会，应用于研究社会历史。”（注：联共（布）中央特设委员会编：《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11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可以说，《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的哲学论述是后来阿历山大罗夫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注：参见［苏］阿历山大罗夫主编：《辩证唯物主义》，1~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康斯坦丁诺夫主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原理》（注：参见［苏］费·瓦·康斯坦丁诺夫主编：《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原理》，1~5页，北京，三联书店，1976。）等苏联哲学教科书的蓝本，不仅对当时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有很大影响，而且成为当时欧洲很多马克思主义哲学读物的重要参考书（注：例如,Maurice Cornforth,.Dialectical Materialism.,Vol-13,London:Lawrence ＆ Wishart ltd,1952.Maurice Cornforth,.Historical Materialism.,Vol-12,New York:International Publishers,1956.越南裔法国学者陈德滔1951年出版的《现象学与辩证唯物主义》是当时法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力作，激发了梅洛·庞蒂、萨特、德里达等法国哲学家研究辩证唯物主义的热情。参见张亮：《早期“马克思学”视域中的唯物辩证法》，载《山东社会科学》，2014（10）。）。
公允而言，晚年恩格斯哲学文本通俗地展现了自然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的科学视界，他成功地揭示了旧唯物主义和费尔巴哈的缺陷，试图在超越以往哲学家的视域中建构一种新世界观，这种非学派式写作与马克思的一些学术写作确实存在差别。从这个角度来理解两人的思想关系或许是恰当的：“卡尔·马克思是一个最伟大的理论家，同样，恩格斯可以说是国际社会民主党的最伟大的策略家。”（注：［奥］维·阿德勒：《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见中共中央编译局编：《回忆恩格斯》，15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在实际的革命与建设实践中，策略显然更为重要，而策略必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理论的要求。当苏联高校和党校的学生或学员在哲学课堂上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时，他们首先面对的当然是哲学教科书，很多学生或学员可能从未读过马克思和恩格斯哲学原著，这样就存在能否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哲学本意的问题，南斯拉夫实践派的“回到马克思”和捷克学者科西克的“具体的辩证法”都对这种现象提出了质疑。
提出质疑最猛烈的当然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而指出最为明确的文本根据的则是西方马克思学家，其中最严重的诟病当属整理马克思遗稿的恩格斯严重“修改”了马克思原始文本。这一很有说服力的指责旨在表明恩格斯蓄意修改了马克思文本，其实这里反映了编辑者和原作者之间的关系问题。“人们需要理解恩格斯处境的难度。……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发现，自己对一部混乱的手稿感到越来越苦恼。面对日益增多的疾病和众多的政治承诺，他竭尽全力将这些手稿编纂成卷。MEGA目前出版了《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的草稿，恩格斯已经遭到了很多批评。……他处于一种明知不可而为之的境遇中。”（注：［英］亚历克斯·卡利尼科斯、臧峰宇：《经典马克思主义与作为平等的正义》，载《江海学刊》，2013（6）。）晚年恩格斯对马克思文本的整理固然可能存在误解或理解差异的问题，但将内容复杂且笔迹潦草的马克思手稿整理成文，对其稍加编辑的合理性是明显的，将对青年马克思人道主义观点的“新发现”与作为苏联哲学教科书主要引文来源的晚年恩格斯哲学文本一并作为背离马克思哲学思想本意的根据，无疑体现了具有扎实文本考据功夫的过度解读。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与时俱进的发展的理论，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哲学论述中已经过时或不能反映新时代的内容进行补充和进一步深化都是必要的。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苏联哲学教科书发挥了现代科学启蒙的作用，使一种超越纯粹理念论的唯物主义思想为人们所接受并自觉运用于日常生活实践。当然，苏联哲学教科书思维存在着僵化、教条式的缺陷，对其进行一种叙述结构和理论内容的更新是必要的，这在20世纪80年代苏联哲学家集体撰写供苏联高校使用的教科书《哲学导论》中已经得到明显的体现。（注：参见［苏］弗罗洛夫主编：《哲学导论》，1~5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同样，随着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晚年恩格斯关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论述也应得到补充和发展。但是，让已逝的恩格斯为后来苏联哲学教科书的缺陷承担责任，既不合适也不可能。更何况，这里还存在着对晚年恩格斯哲学的误解，例如将恩格斯解读为一个无视历史的自然唯物主义者。晚年恩格斯在写给英国地质学家兰普卢的信中说：历史“比起大自然来甚至更加宏伟壮观”；“归根到底，自然和历史——这是我们在其中生存、活动并表现自己的那个环境的两个组成部分”（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9卷，63、6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须知他是在自然和历史的关系中阐述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的，至于苏联哲学教科书中很多为人们指责的观点，除了苏联哲学教科书的作者之外，晚年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指出了一个重要思想来源：德国工人哲学家约瑟夫·狄慈根。
综上所述，解读晚年恩格斯哲学文本，应基于对其历史语境的深入理解。为此需要了解晚年恩格斯撰写哲学文本的时代条件，读懂晚年恩格斯为国际工人运动的需要而写作的政治意识，合理解析晚年恩格斯哲学文本和苏联哲学教科书的关系问题。作为“被马克思看作欧洲最有教养的人”（注：［法］保尔·拉法格：《忆恩格斯》，见中共中央编译局编：《回忆恩格斯》，22~2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晚年恩格斯出于让国际工人运动的主体尽快理解和接受的实际需要，撰写了大量直接论战性文本和通俗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理论文本，从中恰当地表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新世界观，对20世纪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我们对晚年恩格斯哲学文本应加以历史的理解，并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使这些文本中的观点与时俱进。忽视晚年恩格斯哲学文本的历史语境，矮化恩格斯甚至要求他为后人引用的后果负责，无疑是不合理的过度解读。在历史语境中合理理解文本的写作目的及其思想内涵，进而在实践语境中使之促进新时代的发展，是我们解读哲学文本时应当秉持的重要方法论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