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宾诺莎的几何学方法
在《伦理学》一书中，斯宾诺莎采用了几何学的方法，即按照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从界说、公设和演绎命题的公理这个方法来构造他的哲学体系。对于这种方法，历来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认为斯宾诺莎的几何学方法乃是一种僵死的抽象的方法，从而未认识到几何学方法与斯宾诺莎哲学体系的内在联系；另一种则是过分夸大了斯宾诺莎的几何学方法，并把几何学方法视为斯宾诺莎的哲学方法。我们认为这两种观点都具有片面性，我们一方面应当认识到斯宾诺莎的几何学方法的重要历史意义，特别是与他的哲学体系的内在联系，另一方面也绝不能把几何学方法说成是斯宾诺莎的哲学方法，作为论述形式的几何学方法应当与他的整体直观的哲学思辨方法相区别。
首先我们考察一下斯宾诺莎的几何学方法的历史意义及与其整个哲学体系的内在联系。
17世纪，我们可以看做是新的方法论觉醒的世纪。这种觉醒，一方面是由于当时的资产阶级为了把生产力从封建生产关系的桎梏下解放出来，迫切要求认识现实和自然，发展科学和技术；另一方面是由于当时在新的经济基础上成长的近代自然科学通过科学方法的自觉运用，发展了两门独立的科学方法，即数学的演绎方法和经验科学的归纳方法。这就给哲学提出了重新研究和考察人类认识方法的新课题。德国哲学史家文德尔班说“近代哲学的积极开端一般就是对方法反省的探索”注337，应当说是对近代哲学的发展做了一个正确的描述。
只要我们粗粗回忆一下哲学史，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时期的新思想家们都在致力于新的求知方法的探寻。1662年培根着重指出：“无论人的赤手或者人的理智，听其自然，都不能发生多大的效力，工作的完成要靠工具和帮助，而工具和帮助都是理智和手所同样急切需要的，正如手的工具使手运动或给它指导一样，心的工具则给理智提供暗示或警告。”注338所谓心的工具，就是求知的方法，正是在这种要求下，培根完成了他的巨著《新工具》，以有别于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他提出归纳法代替亚氏的三段论式演绎法，因为当时亚氏这种方法在经院哲学家的手中已成为神学的恭顺婢女。笛卡尔也在同样的精神指导下进行了他的方法论探讨，在他的《在科学中正确指导理性和探索真理的方法谈》以及他早期的《指导理智的规则》等书中，他和培根一样强调了方法论研究的重要性：“如果没有方法，想去研究真理，那是绝不可能的。”注339可是他所倡导的是一种唯理主义的演绎方法，他说：“要研究获得知识的方法，则我们必须首先研究那些号称原理的第一原因”，然后从这些清楚而明晰的基本原理推演出其他一切确实的知识，“全部的演绎过程步步都要清楚明白”注340。笛卡尔认为人是天赋地具有这些原理的，他称之为“自然的理性”或“自然之光”。
斯宾诺莎继承了培根和笛卡尔，也把方法论作为自己哲学的一个重要部分。在他的《书信集》里，我们可以找到许多他和当时思想家、科学家有关方法论讨论的信件，他还专门著述了一部关于方法论、认识论的著作《知性改进论》，以作为自己哲学著作《伦理学》的导论。这篇著作致力于寻求“最足以指导人达到对事物的真知识的途径”注341。这里他所谓医治知性、纯化知性，显然来自培根的《新工具》，因为培根在那里常常提到“校正知性”、“净化知性”或“医治和净化知性的方式”。不过，斯宾诺莎与培根不同，他不认为知性本身有病，需用经验和实验来根治，而是认知性为自然之光，只需按理性加以扩充和发展，因此他和笛卡尔一样，推崇演绎法。他说：“好的方法在于指示我们如何指导心灵使依照一个真观念的规范去进行认识。”注342
如果说培根的方法论偏重于归纳法，这是当时经验科学的影响，那么笛卡尔和斯宾诺莎的方法论偏重于演绎法，则是和当时数学、几何学的发展密切联系的。我们知道，数学方法是从一些最基本的定义、公设和公理出发来推导其他一切数学命题的。它的证明严格、逻辑明晰和结论可靠，与传统的经院哲学方法形成强烈的对比注343，从而给予当时思想家很大的影响，他们都想把这种方法贯彻到一切其他知识领域中去。斯宾诺莎的挚友梅耶尔在给斯宾诺莎的《笛卡尔哲学原理》一书所写的序言中，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当时思想界对数学方法倾迷的图画：“凡是想在学识方面超群绝伦的人都一致认为，在研究和传授学问时，数学方法，即从界说、公设和公理推出结论的方法，乃是发现和传授真理最好的和最可靠的方法。……他们由于同情哲学的不幸命运，放弃了叙述科学的那种通常的大家习用的方法，踏上了新的然而困难重重的道路，期望运用数学那样的可靠性来论证哲学的其他部门，使这些部门同数学一样繁荣昌盛。”注344这种方法使当时的思想家想到人类一切知识都应首先建立在最基本的知识原则上面，然后从这些原理出发，按照严格的逻辑演绎过程推出其他一切知识。因此，笛卡尔曾经这样讲过：“几何学家为了完成极其复杂的证明而使用的那种长段推理链锁的方式，是那样的简明和易解，以致使我想象所有那些我们需求的知识都可以按照同样的方式进行。”注345并且他还表示遗憾，这种基础既稳固又坚牢的数学方法当时只用在机械技术上，而没有在它上面建造起更高大的建筑物。但是，笛卡尔自己并没有像他所希求的那样，他只是把几何学方法运用于自然(物理学部分)，至于形而上学和人的心灵，他认为不能采用同样的方法。注346霍布斯也曾经要求用几何学方法来处理伦理学，但也未实现。唯有斯宾诺莎却凭他那锲而不舍的精神，把这种方法用到哲学的各个部分，企图在这个基础上建立人类知识的大厦。在他看来，几何学方法既然在几何学和物理学中获得了成功，那么这种方法也一定能够在形而上学、人的心灵学说以及伦理学中获得同样的成功。因为对于斯宾诺莎来说，物理世界的因果关系与精神世界的因果关系是一致的，既然一种方法能对物理领域内的因果关系加以表述，那么它一定也会对精神领域内的因果关系加以表述，换言之，如果几何学方法能很好地解释广延的宇宙，那么它也一定能很好地解释思想的宇宙。因此，当笛卡尔认为人的意志是自由的，不能采用数学的方法进行解释，斯宾诺莎却宣称：“我将要考察人类的行为和欲望，如同我考察线、面和体积一样。”注347当经院哲学把知识看成神学的附庸，一切都企图从目的论来理解时，斯宾诺莎抨击说，这完全是“凭主观的揣想，以己之心，度物之心，以自己平日动作的目的来忖度自然事物的目的。……这种说法，如果没有数学加以救治，实足以使人类陷于永远不能认识真理的境地，因为数学不研究目的，仅研究形相的本质和特质，可提供我们以另一种真理的典型”注348。正是在这种推崇数学的精神鼓舞下，斯宾诺莎首先用几何学方法撰写了《笛卡尔哲学原理》，然后在他的代表作《伦理学》里用几何学方法构造了他的整个哲学体系。
究竟几何学方法在斯宾诺莎哲学体系里占据着怎样的地位呢?过去有些斯宾诺莎学者根据斯宾诺莎既在《笛卡尔哲学原理》里用几何学方法证明他所不同意的笛卡尔观点，又在《伦理学》里用几何学方法证明他自己认为是正确的观点，认为几何学方法对斯宾诺莎哲学体系和认识论只是一种可有可无的外在的形式，最多只是一种适于教育的手段或工具。例如帕洛克(Pollock)在其著名的《斯宾诺莎的生平及其哲学》一书中说：“斯宾诺莎并不认为几何学的陈述和证明形式是达到哲学真理的必要方法。”注349我们认为，这种看法是不全面的。因此我们有必要在这里探讨一下斯宾诺莎所使用的几何学方法与他的哲学观点和认识论之间的关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对他的哲学体系有个更明确的观念。
斯宾诺莎之所以采用几何学方法来构造他的哲学体系，除了上面说过的几何学方法本身逻辑性强以及反对经院哲学虚假论证的原因外，我们认为更重要的原因是和他的整个世界观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说，是与他那种认为万物是铁一般的必然的彻底决定论观点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斯宾诺莎看来，自然界的一切事物，不仅包括物理现象，而且包括精神现象，都是处于互为因果和相互决定的铁一般的因果链中，万物的生成变化皆遵循绝对必然的统一的自然规律。他曾不止一次地说过：“如果人们理解了自然的整个秩序，他们就会发现万物就像数学论证那样皆是必然的。”注350偶然的事件和偶然的事物在斯宾诺莎体系里是不会出现的，人们之所以产生偶然性的观念，在他看来，只是因为我们仅是孤立地在个别的存在中，或者仅是在某些有限的因果链中来观察事物的结果，一旦我们认识到自然界的全部秩序和整个因果链，那么偶然性的幻觉就会消失不见。因此，他坚决相信宇宙中有一个永恒、持久和不变的秩序和规律，他把这种秩序和规律称为“神的决定和命令”或者“天道”。他说：“无限多的事物在无限多的方式下都自神的无上威力或无限本性中必然流出，这就是说，一切事物从永恒到永恒都以同等的必然性自神而出，正如三内角之和等于两直角是从三角形的必然性而出那样。”注351正是从这种认为万物皆是数学必然的彻底决定论观点出发，斯宾诺莎认为几何学方法不仅可以用来论述物理学，而且也可以用来考察人的心灵和情感，用来论证伦理学。在《伦理学》第三部分序言里，为了驳斥有人(甚至包括笛卡尔在内)认为几何学方法不能用来考察人的情感和行为的论调，他写道：
在自然中，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说是起于自然的缺陷，因为自然是永远和到处同一的；自然的力量和作用，亦即万物按照它们而取得存在，并从一些形态变化到另一些形态的自然的规律和法则，也是永远和到处同一的。因此也应该运用同一的方法去理解一切事物的性质，这就是说，应该运用普遍的自然规律和法则去理解一切事物的性质。因此，仇恨、愤怒、嫉妒等情感就其本身看来，正如其他个体事物一样，皆出于自然的同一的必然性和力量。所以它们也有一定的原因，通过这些原因可以了解它们，它们也有一定的特性，值得我们加以认识，正如我考察任何别的事物和特性一样，在单独地考察它们时可以使我们得到快乐。所以我将采取我在前面两部分中考察神和心灵的同样的方法来考察情感的性质和力量，以及人心征服情感的力量，并且我将要考察人类的行为和欲望，如同我考察线、面和体积一样。注352
由此可见，斯宾诺莎之所以使用几何学方法来构造他的体系，乃是他的那种认万物皆是铁一般的必然的彻底决定论观点的必然结果。在《伦理学》第一部分附录中，斯宾诺莎为了阐明他关于宇宙万物都预先为神所决定——但并不是为神的自由意志或绝对任性所决定，而是为神的绝对本性或无限力量所决定——的彻底决定论观点，集中批判了那种认定自然万物都为了达到某种目的而行动的神学目的论观点，他说，这种目的论之所以产生，乃是因为人们一方面昧于事物的原因，另一方面又意识到自己有一种追求对自己有利的东西的欲望，因而“他们对于所发生的任何事情只求知道它们的目的因，只要他们听到这些事情的究竟目的何在，他们便心满意足，因为他们以为除此以外，再也没有什么可以探讨的原因了”注353。斯宾诺莎说，事实上“自然本身没有预定的目的，而一切目的因只不过是人心的幻象”注354。自然中的一切事物都依照神的无限本性的法则而运行，并且都遵循神的本质的必然性而动作。正是为了更有力地驳斥这种神学目的论，斯宾诺莎采用了几何学方法来论述他的形而上学，因为“数学不研究目的，仅研究形相的本质和特质”注355，数学的推导方式均是必然的关系，因而它可以提供一种救治药剂，使我们人类能真正认识客观世界的真实面貌。
同样，几何学方法也是同斯宾诺莎的伦理学或人生观联系在一起的。我们知道，伦理学是研讨“实然”和“应然”的关系，以“应当”或“不应当”、“完善”或“不完善”等道德规范来制约人的生活和行为。当斯宾诺莎把宇宙万物看成是一个绝对服从永恒不变的秩序和规律的必然世界时，实际上，他就否定了“应然”的存在。这一点我们是可以找到证明的，他在《伦理学》里写道：“因为万物都是必然地出于神的一定本性，并且其存在与动作都在一定方式下皆为神的本性的必然所决定，所以，假如事物能够具有另外一种本性，或者在其他的方式下被决定而动作，从而自然秩序将会成为另外一种，那么神的本性也将会是另外一种，因而这另外一种神的本性也同样会存在，结果就会存在两个或多数的神，这是不通的。因此万物除了在已经被产生的状态或秩序中外，不能在其他状态或秩序中被神所产生。”注356对于斯宾诺莎来说，现今的宇宙，现今的万物的存在状况和秩序，乃是唯一的必然的宇宙，唯一的必然的存在状况和秩序。在他的宇宙观里，只存在实然和必然，而不存在应然。在他看来，这正是神的一种圆满性。神的真正圆满性并不在于它可以为所欲为，随意令自然及自然秩序改观，或另创一个宇宙，神的圆满性正在于自然和自然秩序乃是它的本性的唯一必然结果。他写道：“正是由于神的圆满性，故神绝不能在它所已有的命令之外，另有别的命令，亦永不能在它所已有的命令之外而另有别的命令。这就是说，神不先于它的命令而存在，神亦不离开它的命令而存在。”注357
在这样一个实然和必然的宇宙中，显然不存在什么“完善”或“不完善”、“善”或“恶”、“好”或“坏”、“应当”或“不应当”等价值概念。斯宾诺莎写道：“所谓善与恶的概念只具有相对的意义。……因为没有东西，就其本性看来，可以称为完善或不完善，特别是当我们知道万物的生成变化皆遵循自然永恒的秩序及固定的法则的时候。”注358人作为绝对必然的大自然的一部分，只有绝对服从大自然的绝对必然的永恒规律，再没有什么别的奢望，因此斯宾诺莎主张，我们对于大自然所发生的一切，都应抱有一种克己自制、宁静勿动的态度，对待事物要像对待二加二等于四这个公式一样，因为它们都同样是自然必然性的结果。他认为人的决定和活动与宇宙的必然性的谐和一致，是人的灵魂的最高满足。他说：“凡是一个可以真正认作智人的人，他的灵魂是不爱激动的，而且依某种永恒的必然性能自知其自身，能知神，也能知物，他绝不会停止存在，而且永远享受着真正的灵魂的满足。”注359斯宾诺莎伦理学的整个宗旨就是企图用这种观点来克制人的被动情感或激情，使之怡然自得，静观大自然的必然变化。在这种伦理观支配下，他认为任何理论论证都应当摆脱个人的情感因素，都要像数学家那样无动于衷，只研究形象的本质和特质，而不研究目的，所以他认为，不仅物理学中我们要用几何学方法，就是人文科学中那些涉及价值判断、审美判断和道德判断的学科，也应当用这同一种方法。他曾经在《政治论》中这样写道：“当我把我的思想用于政治学时，为了使得我可以用我们研究数学对象所用的那同样的心灵的自由来研讨政治学的问题，我切记不嘲弄人的行为，不哀叹人的行为以及不咒骂人的行为，而是去理解人的行为。”注360对于斯宾诺莎来说，他的《伦理学》之所以采用几何学方法，正是为了表明这种静观的处世态度，他说：“假如人们果能理智地了解事物，则他们对于我的理论，应视如数学证明，纵然不觉其有趣味，至少也当认为可信服。”注361由此可见，斯宾诺莎用几何学方法来构造他的哲学体系也是他的伦理观所决定的。
几何学方法与斯宾诺莎认识论的联系在什么地方呢？我们知道，唯理论在认识论上的一个根本前提，就是认为对未知对象的一切可靠的和坚实的知识只有从已经确实认识到的东西中取得和推导出来，求知的过程无非就是从一些最基本的原理进行推导的演绎过程。这一点斯宾诺莎在《笛卡尔哲学原理》里说得非常清楚：“我们之所以认识和确信未知的事物，只是借助于认识和确信在可靠性和认识方面先于这未知事物的其他事物。”注362在唯理论者看来，我们开始去认识事物时，我们的心灵绝不是一无所知的一块白板，而一定有某些先有的知识或观念作为基础，否则我们就不会有新的知识。求知绝不是从绝对无知开始，而是在原有的知识上进行扩充和发展，由少知到多知，由部分知到全面知。斯宾诺莎曾经做了一个比喻：要炼铁首先需要铁锤，而制造铁锤又需要用另外一种工具，如此无限递推下去，人们必须有一种“天然的工具”以作为最初制造工具的条件和前提。他把这种天然的工具称为真观念，因而求知的方法不是别的，“只是反思的知识，或观念的观念。所以，如果不先有一个观念，也就不会有观念的观念；如果不先有一个观念，也就没有方法可言。所以好的方法在于指示我们如何指导心灵依照一个真观念的规范去进行认识”注363。在这样一种认识观点指导下，知识就必然是一个从最初的真观念开始的演绎系统。而几何学方法正是从定义、公设和公理这些初始命题推出一系列定理的演绎系统的典范，因而几何学方法在唯理论者看来，正是构造知识体系的最好的方法。难怪斯宾诺莎用了14年的时间，试验过各种论述方法，如对话体、诗、自传体、论说体等，最后费了很大的气力和精力，硬把他的体系塞入这样一种呆板的几何学的演绎系统中，并认为这是构造他的哲学体系的最好方法。
由上述可见，几何学方法对于斯宾诺莎的哲学体系绝不是什么外在的形式，而是紧密地和他的哲学思想联系在一起的。他之所以采用几何学方法来构造他的体系，乃是他所想论述的内容本身要求他这样来处理。在这里，形式和内容是统一的。在这方面，我们认为罗素的讲法还是比较公允的。罗素曾在他的《西方哲学史》一书里说：“主张一切事情都可能证明，这是斯宾诺莎哲学体系的精髓命脉，不仅形而上学如此，在伦理学上也一样；所以证明万不可不提。我们不能接受他的方法，那是因为我们无法接受他的形而上学。我们不能相信宇宙各部分的相互联系是逻辑的联系，因为我们认为科学法则要靠观察来发现，仅仗推理是不成的，但在斯宾诺莎看来，几何学方法非用不可，而且和他的学说中最根本的部分是血肉相连的。”注364
但是，几何学方法是否就是斯宾诺莎的哲学或思想方法呢?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就是斯宾诺莎不仅在他的《伦理学》里采用了这种方法，而且还在他所公开声明不是他自己观点的《笛卡尔哲学原理》一书中也采用了几何学方法。由此可见，几何学方法对于斯宾诺莎来说只是一种完善的论述或陈述的形式，我们既可以采用这种论述或陈述形式来阐明真理，又可以采用这种论述或陈述形式来揭示谬误。因此，作为论述或陈述形式的几何学方法不应与斯宾诺莎的哲学或思想方法相混同。
即使就论述或陈述形式的几何学方法而言，我们事实上也已经看到，斯宾诺莎当时已对几何学方法做了批判，并深知几何学方法的局限性。他曾在他的《论虹的代数测算》一文中引用西塞罗这样一句名言作为卷头语：“在希腊人那里，几何学具有非常高贵的地位，所以没有人比数学家更著名；但是，我们罗马人却把这门艺术的范围限定在度量和测算的实用性上。”注365这里斯宾诺莎实际上用西塞罗这句名言指出了几何学方法的实用限度，如果我们仔细考察一下《伦理学》里的论述，这一点会更为清楚。
《伦理学》全书虽然都是采用了几何学论述方式，但是斯宾诺莎也深感几何学方式不足以使他完全表述真理。因此，在《伦理学》中斯宾诺莎增加了许多序言、附录等说明文字以补几何学论述方式之不足，而且他还往往不得不打断几何学的证明程序，增加一些补充的说明，以更好地阐明自己的思想。例如，在第四部分命题十八之后，本来是要继续论证“什么是理性给我们规定的，哪些情感符合理性的规律，哪些情感违反理性的规律”，但斯宾诺莎说：“但在我还没有开始依照详密的几何学程序证明这几点以前，我愿意先简单地在这里说明理性的命令的性质，以便我的意思更能易于为每一个人所明了。”注366这就表明，斯宾诺莎自己明确认识到了几何学陈述方式的局限性，为了更容易让人理解他的思想，他需要以别的论述方式做些补充。更为重要的是，斯宾诺莎在第五部分命题三十六的附释里曾直截了当地告诫我们说，他在《伦理学》第一、二部分所采取的那种一般性的论证方式，尽管正确毋庸置疑，但毕竟不能感动我们的心灵，不如我们依第三种知识做直接推论那样亲切有力。他写道：“我想我们值得在这里提到这一点，以便借这个例子来表明，对个体事物的直观知识或者所谓第三种知识有什么力量，并且较之那种一般性的知识或我所谓第二种知识是如何地更强而有力。因为虽然在第一部分里，我曾经概括地证明一切的一切(人的心灵当然也包括在内)，其本质和存在都依存于神，那种证明，虽说正确无可置疑，但是究竟不能感动我们的心灵，犹如我们从依存于神的个体事物的本质自身直接推论出来那样亲切有力。”注367这就表明斯宾诺莎心目中最好的哲学思考和论述的方法乃是那种他所谓第三种知识的整体直观的哲学思辨方法。
因此，斯宾诺莎的哲学或思想方法不能等同于几何学方法。几何学方法作为一门科学知识方法，乃是斯宾诺莎所谓的第二种认识方式即理性，也就是他所谓“从共同概念和关于事物的特质的正确观念而得来的观念”注368。这可以说是一种整体直观的哲学思辨方法，斯宾诺莎曾经把他这种方法说成是“在永恒的形式下”(sub specie aeternitatis)观认事物，而所谓在永恒的形式下观认事物，即是“就事物通过神的本质被认作真实存在去加以认识，或者就事物通过神的本质而包含存在去加以认识”注369。这种整体直观的哲学方法就是从大自然、全宇宙观认一切的思辨方法，它摆脱任何有限性和偶然性，纯从永恒和必然的立脚点来观看世界。
我的老师贺麟教授在50年前曾对斯宾诺莎这样一种哲学方法做了这样的解释：“斯宾诺莎自己所用的思想方法，可以称为典型的哲学方法的，就是可以求得他所谓最高级的——第三种的知识的直观法。他的直观法我们可以叫做形而上学家所用的罗盘针、望远镜或显微镜，这就是可以认识其大无外和其小无内的天、或实体、或物性的望远镜或显微镜，这就是可以使人逍遥游于天理世界的罗盘针。这个方法的妙用在于从大自然、从全宇宙，也可以说是从超人或超时间的立脚点来观认‘物性’。这种直观法他又叫做‘从永恒的范型之下’以观认一切物性的方法。他这种直观法就是佛家所谓‘以道眼观一切法’的道眼或慧眼，就是庄子所谓‘以道观之，物无贵贱’的‘道观法’，也就是朱子所谓‘以天下之理观天下之事’的‘理观法’。”注370在贺师看来，斯宾诺莎的这种开拓天理世界的新工具新方法远比哥伦布开拓地理世界所用的罗盘针和伽利略开拓物理世界的望远镜更为重要，因为它以整个的宇宙或永恒的天为立脚点，达到了“一天人齐物我”的最高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