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　对铁路影响颇巨的晚清名臣

张之洞

张之洞（1837—1909），字孝达，号香涛、香严，又号壹公、吴竞居士，晚年自号抱冰，直隶南皮（今属河北）人。晚清名臣，洋务派代表人物之一。

1837年9月张之洞出生于贵州兴义府官舍，是张锳的第四个儿子。张之洞幼年禀赋聪慧，五岁入家塾，少时文才出众，11岁时即为贵州全省学童之冠。12岁时在贵阳出版第一本诗文集。

1853年，张之洞回直隶南皮应顺天乡试，名列榜首。1863年中进士，后历任翰林院编修、教习、侍读、侍讲学士及内阁学士等职。1881年，授山西巡抚，开始大力从事洋务运动，成为后期洋务派的代表人物。1884年春，中法战争前夕，补授两广总督，任内力主抗击法国侵略军，并筹饷备械，起用前广西提督老将冯子材等，终于击败法国军队。同时，在广东筹建官办新式企业，设立枪弹厂、铁厂、枪炮厂、铸钱厂、机器织布局、矿务局等；以新式装备和操法练兵，并设广东水陆师学堂。1889年，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在此后18年中，曾两度暂署两江总督，其余时间均就此任。期间，建立湖北铁路局、枪炮厂、纺织官局；并开办大冶铁矿、内河船运和电讯事业，力促兴筑芦汉、粤汉、川汉等铁路。张之洞把修铁路与发展本国钢铁业结合起来，克服种种困难，多方筹措资金，创建汉阳铁厂。1894年6月，铁厂投产辖炼铁、炼钢、制轨等10个分厂，工人3000余人，日出铁50多吨，为当时亚洲最大的综合性钢铁厂。该厂生产的路轨质量过关后，使中国人用国产轨铺铁路的梦想成为现实。

张之洞在就职鄂、苏两地总督期间，为培养洋务人才，尤为重视广办学校，曾设武备、农工商、铁路、方言、普通教育、师范等类新式学堂，并多次派遣学生赴日、英、法、德等国留学。在举办洋务事业中，还大量举借外债，开中国地方政府直接向外国订约借款之先河。

甲午战争爆发后，张之洞至江宁（今南京）暂兼两江总督。中国的战败，让张之洞痛心疾首，欲以修铁路自强。他于1895年7、10月间，先后两次向总理衙门提出修建沪宁铁路的建议，理由是“此路有益商务、筹款、海防三端”。年底，他再次上表，建议把这条路分段修筑，分别是：吴淞口—上海，上海—苏州，苏州—镇江，镇江—南京，“筹一段之款，即办一段之路”，“成一段之路，即可先收一段之利”。

1896年1月，清政府同意张之洞所请。在直隶总督王文韶支持下，张之洞奏准将沪宁路归入铁路总公司，由盛宣怀主持该路建设。1898年5月，盛宣怀与怡和洋行订立《沪宁铁路借款草合同》。草约订立后，英国忙于在南非发动殖民地战争及参加八国联军侵华，迟迟未订立正约。1902年11月至1903年3月间，张之洞再度至宁兼任两江总督。经其催促，盛宣怀与英方抓紧谈判，使借款正约于1903年7月得以成立。

张之洞在芦汉铁路开通的首班列车上

1907年3月，清政府命张之洞会同督办津浦铁路大臣袁世凯，办理津浦路借款事宜。张在指导谈判时提出，允给对方一定的“现利”，促其放弃一些意欲攫夺的中国路权，尽力“将借款与造路分为两事”，减少外国债权对中国路权的侵夺。经过谈判，借款正约于1908年1月订立。与以往的铁路借款合同相比，该正约确实收回了一些路权：其一，不以建成的铁路、路产及行车收入作抵，而改用直、鲁、苏三省厘金作抵，使债权国控制中国路权失去了物质前提；其二，取消了路成后债权国可在贷款期内代为管理、分取二成余利之权，而仅由中国一次性付给债权国“现利”20万英镑；其三，规定津浦铁路的建筑、管理权均属中国，外籍总工程师得听命于中国督办，中国可独立制订合同，根据需要予以聘用。

1907年12月，张之洞奉调进京，任体仁阁大学士、军机大臣，兼管学部。1908年7月清廷命张之洞出任督办粤汉铁路大臣，设总公所于北京。张见湘、鄂两省集款无多，成路有难，便有将两省干路收归国有之意，为此便谋借外债。张以津浦路借款成例为前提，与英商谈判不成，德商欲趁机打入长江流域，欣然应允。湘、鄂商民得知后，掀起拒款运动。年逾古稀的张之洞劳虑交加，一病不起，未将借款草约上奏，即于10月4日病故。

张之洞对清末中国铁路的发展作出卓越的贡献，还包括创办南京铁路学堂、湖北驻东铁路学堂（设于东京，中日合办）等中国早期铁路学校；会同刘坤一，上疏请用西法，内有“定路律”之议，实为1903年9月颁布的《铁路简明章程》之先声；所著之《劝学篇》，鼓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其《外篇》旨在“务通，以开风气”，内有《铁路》专篇，视修铁路如同练兵，同为“救亡要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