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

现今社会的胖人很多，血脂高，血糖高，血压高。在20世纪70年代初，这些病是根本不存在的，人们都处于半饥饿状态，个个身材苗条，瘦骨嶙峋。吃，成了最最重要的事。

精神和物质是统一的，在某种程度上，物质高于精神，你难以想象人饿着肚子还能去想精神的事，喂饱肚子才会想入非非。

吃，吃饱，是我们童年最大的期盼，记得那时为了吃会绞尽脑汁想尽各种办法。哥哥和弟弟在山上放驴时与同村的伙伴儿捉蝗虫——我们这里把蝗虫叫作蚂蚱——用火烤着吃，嘴里嚼得有滋有味，看着真香。他们把一只烤好的蝗虫给我，尽管我馋得流口水，但看着烤焦的蝗虫还是不敢吃，蝗虫是什么滋味我一直不知道。

夏天乌尔吉木伦河的两岸青草萋萋，湍急的河水清澈见底，河底的卵石五颜六色，偶尔有一只野鸭“嘎嘎”飞过，燕子在河面上飞旋，蜻蜓点水，蛙声一片。童年时虽然物资匮乏，但我生存的环境犹如人间天堂，望远山紫微微，看近山青苍苍，远望乌尔吉木伦河好似从天边飘过的哈达，银光闪闪地流向远方。笔直翠绿的白杨树矗立在道路两边，风吹过树叶“沙沙”地响，朴实的如地里勤劳耕作的北方农民。布谷鸟“布谷布谷”在田间地头鸣叫，有时灰色鹌鹑从地头低飞而过。孩子们在河边嬉戏，在河边的草丛里捉青蛙。

冬天哥哥和弟弟穿着厚重的棉衣，戴着狗皮帽子，到房檐下掏麻雀。北方麻雀很多，那时要求除“四害”，可麻雀并没有减少，寒冷的冬天夜晚麻雀都蜷曲在窝里瑟瑟发抖。哥哥爬上梯子用一根木棍去掏，五岁的弟弟在下边仰望，一窝麻雀有两三只，有的惊飞，但总有一只成为猎物。这时母亲总提醒他俩要小心，当心蛇钻到嘴里，鸟窝能有蛇吗？我认为母亲是吓唬他们。捉到手里的麻雀瑟瑟发抖，一双惊恐的眼睛看着你。麻雀后来便成了我们的盘中餐。

临近秋天，到玉米地里摘蔫莜，蔫莜学名叫龙葵，这是我后来知道的，紫色的犹如黄豆大小，吃到嘴里甜甜的，从玉米地里钻出来，嘴脸沾满龙葵的汁，像个花脸小丑。

秋天，我家西院邻居家杏树的枝头结满黄澄澄熟透的杏，看着枝头的杏，我们三个做梦都惦记着吃上几个。一日中午，我和弟弟趁大人中午睡觉，悄悄地溜进邻居家的园子，偷偷地爬上树摘了两裤兜，到房后去吃。下午邻居大妈提着篮子来给我家送杏，也和母亲说了中午我和弟弟去偷杏的事，母亲羞得满脸通红，赶紧给大妈赔礼。晚上母亲把我和弟弟打了一顿，边打边哭说：“再没有吃的也不能去偷，从小偷针，长大你会偷金。”倔强的我挨打就忍着，不挪地方，不流眼泪，只是干号，把母亲气得直跺脚，说：“这孩子一倔一个坑，活活气死人。”弟弟撒腿就跑，在外面玩够了，估计母亲也消气了，偷偷地溜回来。

生产队的场院里，一到秋天堆满了一垛垛粮食，收割完开始打场，按人口、按出勤的工分分粮食，一大堆粮食全村人分，每家也就是一口袋谷子或玉米，一点点杂粮。母亲去生产队干活，吩咐我们放学去场院等着分粮食，少的自己搬回来，多的等她往回推，家里条件稍好点的会有一辆胶车。一家人守着生产队分的那点粮食，度日如年。在那个年代能吃的都会采来吃，苣荬菜、哈拉海，用榆钱熬粥，爽滑可口，还有一种叫猪毛菜的植物，细如针，采来放到玉米面里蒸着吃。

一到放秋假，我和弟弟就去生产队收完的庄稼地里捡粮食，拾到一个谷穗心里别提多高兴了。拿一把铁锨到土豆地翻土，翻长长的一条垄，寻找遗落的土豆，小的如豆，最大的也就乒乓球大小，拾到欣喜若狂。捡到一个豆荚也高兴，在那个粮食如黄金珍贵的年代，一个孩子明白有粮食就能填饱肚子，就不至于挨饿。

捡完粮食，我们就开始捡秸秆。跟着生产队的马车捡玉米秸，弟弟人小跑不过大孩子，他一着急就趴在一捆玉米秸上不起来，把装车的人乐得喊：“这小子还很机灵！”也就把这捆玉米秸给了弟弟，弟弟高兴得招呼我，我和弟弟兴奋得抬回家，喂我家的毛驴。

母亲过日子精打细算，农闲时就推碾子把玉米磨成面，用烙糕锅为我们摊烙糕，酸甜可口，摊的煎饼薄而筋道。今日我仍保存着母亲用过的烙糕锅，偶尔用用，但总也做不出母亲做的那种味道。我们失去的不仅仅是岁月，还失去一些天然美味和美好的生存环境。

尽管那时粮食如此珍贵，但家里来了要饭的，母亲总是用碗装上米，叫我们送出去。母亲说：“人不穷到一定程度能要饭吗？帮助别人才会有福报。”母亲的善良与对人的真诚影响了我们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