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45年8月，中国人民历经八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终于赢来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最终胜利。这是永垂史册的历史性胜利，是近代以来备受列强欺凌而从未放弃过抗争的中国人民所赢得的第一次反侵略战争的全面、彻底的胜利。

本卷所述为从抗战胜利到全面内战爆发前后的民国历史。这是一个中国政局大幅度动荡、社会发生急剧变化的历史时期。抗战胜利，为中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全中国人民都渴望和平建国，使中国成为一个真正富强民主、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国家。但是，当时执政的中国国民党和已经建立了相当规模力量基础的中国共产党，对于如何建设战后中国，从理论到实践都有着截然不同的主张与行动。国民党奉行一党专政、以党治国和领袖个人专断的理论，企图独享抗战胜利成果，继续排斥其他党派和社会力量的政治参与，维持其多年一党专政带来的既得利益。共产党以新民主主义理论为指导，主张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统一，各党派与各种社会力量合作，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这种分歧的实质用一句话表达，就是中国向何处去？它成为战后中国政局变化原因的根本所在。

国共两党关于未来中国前途与命运看法的分歧，既缘于政治理念的差别，更缘于对战后中国形势的不同理解。国民党认为，它因为抗战胜利而得到民心，因为接收日伪政权大量资财而得到空前的物质支持，因为战后有利的国际政治形势而得到美国的支持并可以期望苏联的中立，同时它还有着军事上确切无疑的优势地位，所有这些使国民党获取了自执政以来前所未有的政治、经济、军事资源，从而处于其统治的巅峰地位。因此，在这种强烈优势感笼罩下的国民党领导层及其领袖蒋介石，没有抓住民心望治的历史机遇，为中国开辟一条和平民主发展的新路，而是袭用其惯常思维逻辑，以武力作为自己统治的砝码，以战争作为解决问题的手段，企图压服自己的政治对手。

抗战的胜利，同样使中国共产党获得了极其宝贵的历史契机。经过抗战八年的发展，中共已经成为有了大块根据地、独立的武装、严密的组织和成熟的领袖的政党。中共确立的新民主主义政治路线，从理论到实际都更接近中国的国情，从而也更利于自己的社会动员；农村土改政策，使它得到了中国最广大人口的农民的支持；统一战线团结了全国多数中间党派和社会舆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军事战略，为自己打下了一块巩固的东北根据地。所有这些，使中共的力量日渐上升，在战后中国的政治斗争中占据了不容忽视的实力地位。

战后初期，中国出现了和平的期望与现实的机遇。从重庆谈判、政协会议，到停战协议、军事调处，战争暂时得以停止，国共坐在一起谈和。尤其是1946年初政协通过的诸项决议，为中国打开了和平民主的大门，社会各界为此而有着极大的期待。但是，面对自己的政治对手强有力的挑战，国民党领导层根深蒂固的唯我独尊意识和多年执政的既得利益，以及其组织力与竞争力日渐低下的现实，使它不甘心在民主竞争中败阵，从而失去自己的统治地位。因此，国民党最终放弃了和平而选择了战争。但是，选择战争就是违反民心，失民心者失天下，国民党同样不能逃脱这一历史的必然。

全面内战的爆发，是战后中国政治发展的一大转折。国民党以自己所拥有的政治、经济、军事优势为后盾，对中共根据地发动了全面的军事进攻。双方力量对比的强弱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国民党以占领实地为目标的军事战略，使它的军事力量不断在战争中被消耗，而中共的运动战、歼灭战战略，使自己在失去地方的同时，换来了实力的增强。战争进行刚刚一年，国民党统帅部就不得不由全面进攻改行重点进攻，再由重点进攻改取全面防御。加上影响民心向背的其他种种因素，自抗战中后期起即逐渐显现的国民党统治力的衰败，已经成为国民党领导层也无可讳言的事实。

国民党通过战争确立自身全面优势的企图失败了。国民党很快就因为接收舞弊和通货膨胀而失去了民心，因为战争而消耗了大量财力物力并导致了经济危机，因为战略战术的失误而失去了军事优势。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国民党就基本丧失了它在胜利初期所拥有的诸多资源，从而不得不进行“戡乱动员”。国民党所失即中共所得。在一场以弱对强的较量中，历史的天平正在向新生力量一方倾斜，中共历经多年的奋斗，终于看到了全国胜利的曙光。

抗战胜利后的国内外环境，为中国的中间势力及其代表党派提供了一次发展机遇，一时党派林立，蔚为大观。所谓中间势力，即介于国共及其代表的阶级之间的社会力量，主要是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们企望中国以渐进与和平的方式走西方式民主与发展的道路，思想来源是自由主义与改良主义。然而，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不发达和自由主义传统的缺乏，使他们缺少自身发展的社会环境。中国的政治现实决定了，只有实力才是政治斗争的依靠，因此也只有国共两党有实力角逐中国的领导地位。中间党派短时的发展不仅没有改变这种格局，而且他们的发展本身就是国共相持不下时的产物。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国共关系的破裂，处于两党夹缝中的所有中间党派，不是投靠国民党，便是接近共产党，走中间道路的努力最终没能成功。

战后中国的国内政治无可避免地受到国际政治的影响。与战前相比，日本退出中国政治舞台，英法在华影响式微，而美国与苏联两强参与中国政治的广度与深度则大大超过了战前。不同的是，美国主要是在台前，苏联基本上是在幕后；美国是全面参与中国的政治经济事务，如马歇尔使华与中美商约；苏联则更多地关注地区问题及其自身利益，如东北和新疆。美苏的立场与行动对于中国战后政治的发展起着不容忽视的影响。但是中国国内政治斗争的实际同时说明，中国的发展道路主要决定于内部因素，而非国际干涉，决定未来中国命运的只能是中国人自己。

战后中国的经济发展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与危机。经济恢复迟缓，生产水平下降，财政出现巨额赤字，通货膨胀威胁到绝大多数人的日常生活。与此同时，国家资本有了很大的发展，民营资本运营困难，外国在华投资也在萎缩之中。执政的国民党为更紧迫的政治与军事问题所牵制，对于经济问题，既缺乏切实可行的经济政策，也提不出改善经济状况的良方，其战争政策更拖累经济的不断下滑，以致发生了震动全国的黄金风潮。不断恶化的经济状况正在成为统治当局的滑铁卢，并导致国民党统治的全面危机。

战后中国外交地位较之战前有所提高。中国成为战后最重要的国际组织——联合国的创始成员国和拥有否决权的一员，被列为国际五强之一。中国废除了近代以来被外国列强强加于己百年之久的不平等条约体系，这是中国抗战胜利和民族复兴的重要成果。但是中国积贫积弱的政治经济地位和国内分裂与战争的现实，决定了中国外交还只能是大国的附庸。旧的不平等消除之后，新的不平等仍然在出现。在中苏条约谈判及其实施过程中，在中美商约谈判过程中，在中英关于香港问题之争中，在中法关于越南问题的交涉中，这种不平等均有种种具体的表现。中华民族的真正独立仍然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所有这些，就是本卷所要叙述的内容和解释的问题。历史著作的本质特征首先是真实，只有在真实再现历史的基础上分析历史与解释历史，历史才可置信，历史才有意义，因此本卷写作的原则首先是叙述历史事实，然后才是历史分析与评论。尽管特定的历史事实只有一个，但真实的再现仍非易事，其中既有档案文献掌握不够的客观原因，更有各种各样的影响及于研究的主观原因，诸如历史的禁忌与避讳，尤其对于距离当今很近的近代史而言，这些情况的出现是很难完全避免的。作者在写作当中，不敢说已经达到了百分之百的真实与可靠，但在史料运用、史实分析乃至名词术语的使用、写作文笔的把握上，都力求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做到客观真实，实事求是，尽量避免强不知以为知的主观与个人感情的色彩，以求经得起历史本身与时代发展的考验。然而历史本身的复杂，决定了求真的困难和解释的困难，也由于作者自身功力的限制，虽然作者努力使本卷叙述的事实和对历史的解释接近于历史的真实和本来面目，然本卷所述所析离充分反映历史的丰富多彩与复杂多变恐仍有一定距离，因而仍待作者自己与后来者的努力。

由于体例与条件所限，本卷所述仍以这段时期的政治史为中心，辅以直接相关的军事、经济内容。这样做的好处是，叙述集中并反映了历史的重大内容，不足之处是，对社会发展全面性的研究仍不够完整。更全面地研究这段历史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及社会各个层面的内容及其相互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对历史的全面观照，也待将来的继续努力。

在本卷写作中，作者尽可能搜集了国内外的档案文献和图书资料，尤其注重第一手档案文献史料，但因为种种原因，还有许多第一手的、有助于说明与解释历史真相的档案文献，或仍未开放，或开放后不易得之，因此也为叙述与分析这段历史留下了遗憾。好在这方面的条件正在日益改善，而且历史学本身也是一门不断发展的科学，视今后档案资料的开放程度，或许本卷还可修改，以臻更为完善与真实。

本卷书末附有参考文献与人名索引，俾便读者阅读时参考利用。对于索引的编制，作者尽量接近于国际通行规则，但为了使用的方便，也有若干变通处理。由于技术原因，本卷未附有关示意地图，烦请读者在必要时参阅相关的地图集。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本卷毕竟是作者十年心血的汇集，所谓敝帚自珍也。作者期待能在此基础上，对这一阶段的历史有更深入的研究。至于本卷史实叙述或分析论点中的疏漏与不足之处，概由作者个人负责，并敬请各界读者不吝指教。

本卷自酝酿到成书历十年之久。最初的提纲于1987年由邓野和作者共同拟订，并曾经过研究室内同仁的讨论，提出了不少有益的意见。其后，作者即开始广泛搜集国内外所藏有关这一时期的历史资料，准备写作。因为种种原因，写作间有断续，但作者对这一时期历史资料的搜集和研究进展的关注则从未中断，其间写的若干论文亦为本书写作打下了基础。1995年起，作者在对原拟提纲进行修改的基础上，集中时间写作，历时三年有余，终告完成。书中第二章第一节第二目和第三章第四节第二目，由陶文钊先生惠赐大作。全书经总编李新先生审阅。本卷写作过程中，得到近代史所历任领导和科研组织管理部门的大力支持，近代史所图书馆提供了周到的服务。所内外学者杨天石、曾业英、陶文钊、李玉贞、万仁元、马振犊、吴景平、罗志田、章百家、皮明勇、黄亦兵诸先生，均给予作者各种形式的帮助。作者写作当中，常与《中华民国史》第三编第六卷作者朱宗震先生就有关问题进行讨论，受益良多，并承朱先生指出书中若干可修改之处。当年历史事件的当事人郭汝瑰、杨伯涛、郑庭笈、文强等先生接受了作者的采访，提供了若干有价值的亲历史料。1993年，作者得到美国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CSCC）的资助，赴美访问进修，并搜集了若干现藏美国的民国史料。在此过程中，得到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曾小苹（Madeline Zelin）教授、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马若孟（Ramon H．Myers）教授、斯坦福大学历史系范力佩（Lyman P．Van Slyke）教授的帮助。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央档案馆、军事科学院图书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国家图书馆、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上海档案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珍本与手稿图书馆、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和图书馆等机构，给予作者查阅资料的方便。本卷责任编辑陈铮编审在书稿审阅中付出了大量劳动。中华书局历史编辑室副主任柳宪女士及书局诸领导对于本卷顺利出版多所贡献。中国建设银行信托投资公司对本卷的写作予以支持。对于以上所有为本卷写作和出版给予帮助的机构和个人，谨致以衷心的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