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援助周边被压迫民族的独立斗争

一 蒋介石夫妇访问印度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与美、英等国结成同盟国，共同进行反法西斯的战争，这不仅使中国四年多来独力进行抗日战争的状况有了改变，也使中国的国际地位有所提高。援助周边被压迫民族的独立运动，成为中国国民政府战时外交的重要目标之一，并被视为中国国际地位提高的重要标志。中国国民政府利用这一有利的国际条件，采取各种形式，积极援助周边被压迫民族争取独立的斗争，而印度、朝鲜、越南等民族的独立运动，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了中国的抗日战争。

印度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占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它不仅是英国赖以与轴心国集团抗衡、挽回南太平洋战局颓势的战略后方和根据地，而且也是缅甸失守后通往中国的惟一通道，对于中国抗战具有重要影响。从历史上观察，印度和中国都是具有数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印度是西方列强在远东建立的第一块殖民地和英国侵略中国的战略根据地，印度如能获取独立，对于中国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和彻底摆脱西方列强的控制，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全面抗战爆发后，印度国大党和印度人民热情支持中国抗战，1937年9月26日和1938年1月9日，两天被确定为“中国日”，组织全印度的声援和捐款活动，印度著名诗人泰戈尔带头捐款500卢比，国大党领袖尼赫鲁多次发表演说，号召印度人民“尽其所能，减轻中国人民的苦难”，并在全印度开展抵制日货运动。1938年9月，印度国大党派出由五名医生组成的医疗队来到中国陕北，为中国抗战作出了重大的贡献。1939年5月24日和7月11日，尼赫鲁和中共领袖毛泽东互通信件致敬。1938年初，印度国大党还出版了《印度论中国》的小册子，全面而又系统地介绍中国国情，支持中国抗战，反映了国大党对于中国问题的认识已日益深入，成为国大党制订对华友好政策的理论基础。

国民政府与印度独立运动的领导人保持着很好的关系。1938年8月，印度国大党领袖尼赫鲁访问重庆，受到蒋介石和中国朝野的热烈欢迎。1940年11月，国民政府派遣戴季陶率团访问印度，并携带蒋介石亲笔函分致甘地、尼赫鲁和诗人泰戈尔。1941年8月，印度独立运动家卡拉黛维夫人访问重庆，蒋介石在会见时表示：“中国得到自由与独立以后，第一要务当为协助印度与朝鲜之解放与独立也。”

然而，当时的英印关系却十分紧张，以甘地为首的印度国大党明确表示：如果印度不能获得完全独立，就不参加此次战争。英国当局则对国大党的独立要求采取镇压的态度，日本人利用印度人民强烈的反英情绪乘隙而入，以亚洲盟主自居，鼓吹“大亚洲主义”和“黄色人种革命”，要把英美势力从亚洲驱赶出去，表示愿意以实力支持印度摆脱英国的殖民统治。这一阴谋虽为国大党领导人拒绝，但却吸引了以前国大党主席鲍斯为首的一批人，他们策划成立“自由印度政府”，并暗中与日本人接洽。印度局势有日趋恶化的可能。

在这样的形势下，蒋介石夫妇访问印度，其目的有三：第一，出于中国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需要，与英印当局商议开辟中印交通线、使印度成为援华军火的中转基地和生产基地，以及中印缅联合防御等战时合作事宜，并劝说印度国大党领导人暂时搁置立即实现印度独立的主张，支持英国对于德、日、意的战争；第二，利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有利形势，劝说甚至迫使英国放弃在印度的殖民政策。蒋介石在临行前致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信中指出：印度“由于受到西方国家长期之统治，又无经济、政治、社会之平等，当地人民可能认为吾人描述日军之残酷，仅只不过宣传。他们也许认为没有理由为防卫现在统治者，对抗将来之统治者去作牺牲。如果他们要有必要之士气，忍受如中国长期经历轰炸与战争恐怖之苦难，则须使他们感到，他们自己有若干民族利益遭受危险”。呼请美国说服英国等在东方享有殖民利益的国家，“依大西洋宪章的精神，作政治上之改变，此对联合作战将有极大贡献。不然，如果敌方为本身目的，挑拨当地人民，则随战争之进展与时俱增”。第三，通过访问印度，调解英印关系，提高中国在处理亚洲事务中的国际地位，潜意识中还存有成为亚洲领袖的愿望。

2月4日，蒋介石夫妇偕同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王宠惠、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董显光等，由英国驻华大使卡尔、英国驻华军事代表团团长丹尼斯陪同，由重庆飞经缅甸腊戍抵达印度加尔各答，8日转乘火车抵达新德里，对印度进行正式访问。14日，蒋介石赴拉合尔访问。16日起再访加尔各答，21日返回重庆。蒋介石夫妇的访印，得到英印当局和印度各党派两方面的热烈欢迎。蒋介石在归国后的一次演讲中讲到：“我们这次往访印度，印度的政府与各党派领袖对于我们都是十分诚挚的欢迎，无论谈话之间或其他一切行动表现都是真诚坦白，使我们十分感激！尤其是一般社会民众见了我们，如同见了他们自己的同胞国人一样，表示分外的亲爱与恳挚。”蒋介石特别提到：“当我们到新德里以后三天，尼泊尔王知道了我们到了印度，立刻派他在印度的王子特来向我们致欢迎，并将他自己猎获的一张虎皮赠与我国政府，表示他向慕念旧之意。后来我们从新德里再到西北边省——印度与阿富汗交界的地方去视察国防要塞，看到当地的西藏人、尼泊尔人，尤其是布丹人各族长老，有许多在80岁以上的老者，都来欢迎我们，表示格外的亲热。”他认为此为“此行所最感快慰，亦是平生最值得纪念的一件事”。

然而，蒋介石夫妇访问印度的收效却不似预期的那么如意。蒋介石与英方印度总督林里斯格等进行会谈，在中英军事合作方面取得了若干进展：英方同意美国援华物资经印度孟买卸港，由陆路运往萨地亚，再从该地空运中国云南；表示愿意说服西藏同意修筑康印公路，经由西藏运输援华军火进入中国；同意以租借方式援助中国军火器械（包括装甲车、大炮、战车防御炮、迫击炮、机关枪和无线电器材）等，这些对于中国的抗战都是重要的支持。但协调印英关系的使命却是毫无进展。蒋介石在与林里斯格会谈时，坦言：“今后太平洋战事，正在英、荷两国殖民地内进行，所以英、荷两国对于各殖民地内的民众——尤其是对于广大的、有历史的精神和潜伏力量的民族，一定要从速赋予实权，采取切实的方法，使其力量得以充分发挥”；“如果英国能够以美国对待菲律宾者来对待印度，那印度将来对英国不仅可以做今日的菲律宾，效忠美国，共同抵抗倭寇到底”；印度“将来必会做今日的美国对英国一样的与之同生死、共存亡，与日俱增，不愿意完全脱离与英国在政治上的关系”；“同盟国无论对德对日作战，印度一定可以作我们同盟国胜利的基本力量之一”，“在地中海、印度洋与太平洋上，发挥反侵略最大的功效”，明确要求英国政府立即给印度人民自由，建立自治政府，“使印人愿意作战而不为敌人所利用”。此番劝告为坚持殖民主义立场的英印当局断然拒绝，他们认为给印度以自治领地位“目下尚非其时”，“最好的办法乃将政权逐渐地、部分地交还，否则一定要引起印回间的自相残杀”，不仅不同意让印度完全独立，而且连自治领地位也不愿给予印度。英印当局之所以欢迎蒋介石赴印，纯然是为了利用蒋介石，说服印度各党派支持英国对德日意的战争，对于蒋介石的劝告非常不满，毫不客气地指出：“阁下此来有如审判官地位，将判断是否曲直，并且是袒护国民大会的，那末将使我十分感觉困难，这种印象决不利于联合作战之努力。”双方不欢而散。

另一方面，蒋介石与印度独立运动各党派的会谈亦未取得理想的效果。访问期间，蒋介石会见了印度国大党领袖尼赫鲁、穆斯林联盟主席真纳，并不顾英方的反对，会见了正在软禁中的印度“不合作运动”领袖甘地，并进行长达五小时的长谈，蒋介石夫妇还广泛会见了印度政界、学界、妇女界的著名人士。这些会见加强了蒋介石与印度各党派，尤其是印度国大党之间的良好关系，并向他们表达中国支持他们获取独立地位的明确立场，但对于印度独立的步骤，蒋介石却与国大党不同。蒋介石的基本主张是：一、印度在战时先取得自治领地位，战后实现独立；二、印度放弃“不合作主义”，暂停对于英印政府的攻击，积极参加反日联合战线等。而国大党方面则坚持英国必须立刻将主权交还印度国民，“不合作主义”是国大党惟一的武器，不能够放弃，并要求蒋介石对于英国施加某种压力。双方亦无法调和。

蒋介石的访印，不仅未能促使英印关系有所好转，反而遭遇到英印双方的猜疑，陷入一种尴尬的境地。21日，蒋介石在回国前夕发表《告印度人民书》，号召印度人民参加世界反法西斯阵线，强调在世界两大壁垒之间“决无中立旁观之可能”，参加反侵略阵线“系在整个反侵略阵线中之共同合作，而非单独与某一国合作与不合作问题”，婉转表达了对于印度国大党“不合作主义”的批评；同时也敦促英国政府“不待人民任何之要求，而能从速赋予印度国民以政治上之实权，俾更能发挥精神与物质无限之伟力”，并强调“此乃大不列颠帝国的有益无损且为最贤明之政策也”，向英国政府将了一军。

尽管如此，蒋介石夫妇访问印度，对于推进中印关系的发展还是起了积极的作用。2月22日，尼赫鲁发表演说，称颂蒋介石的访问“将影响中印两国的历史”，“吾人应勇往直前，以中国兄弟姐妹为楷模而鼓舞奋起”。3月4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也为此发表评论，称：“中印两国是伟大民族，同具悠久的文明”，“在中国过去的抗战期中，你们时常给我们同情与鼓励，这是我们永远不忘的，现在侵略的狂焰，又临到你们的大门，你们已经决定与我们并肩作战，中国人民对于你们的远见和敏断，异常钦佩，对于你们的参加和合作，异常欢迎！”

随后，蒋介石继续支持印度独立运动。2月24日、25日，蒋介石连电美国总统罗斯福，强烈认为：“如印度政治问题不立刻解决，则危险只有与日俱增。如果英国政府等待，直到日机轰炸印度，印度士气瓦解，则为时已迟。如果等到日军进入印度之后，再来解决，无疑的，则为时更为晚矣。如日本知此真相，进攻印度，则彼等必可长驱直入，不致遭受抵抗。”6月14日，甘地致函蒋介石，申述印度人民获得自由之重要，并保证自由印度之政府必同意同盟国家军队可留驻印度，并以印度为抵抗日人进袭之基地等，呼吁中方劝阻英印当局停止对于印度独立运动的镇压。22日，蒋介石两次电嘱正在美国的宋子文与罗斯福总统商议，最好由罗总统转达英国邱首相，“惟望美国政府对于此事勿太轻视”，印度问题“能否妥善之处理，实为同盟国在东方整个战局成败之所系，盖非仅英国一国之事也”。希望由联合国，尤其是位居领导地位的美国来“阻止此一不幸情势发生”。显然，蒋介石是利用印度局势的紧张，策动美国出面向英国施压，促使英国改变对印度政策，支持印度的独立要求。然而，8月8日，罗斯福的复电却使蒋介石大失所望，他虽对蒋对印度局势的分析表示同意，但又表示由美国出面奉劝英国政府与印度人民存在“困难”，并认为“目前最好不必采取阁下心中所拟议之行动”。蒋介石与印度国大党继续保持联系，并曾邀请尼赫鲁等访问重庆，这使英印当局大为不满。

印度局势进一步恶化。8月8日，印度国大党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决议，要求“英国退出印度”。9日，英印当局正式逮捕甘地、尼赫鲁等一大批国大党领袖，向全世界宣示英国决心维护其对印度的殖民统治。11日，蒋介石致电罗斯福，指出英国此举“对盟国在远东目标，将证明为一极大挫折，且对整个作战形势必有严重影响”；“如果事态任其进一步恶化，则轴心国之影响，必更为加强；盟国宣示作战之目的，世人将不再予以重视；而联合国公布之原则，其精神意义，亦将丧失殆尽矣”。呼吁美国采取有效步骤，以解决面临印度与世界之迫切问题。另一方面，又紧急召见英国驻华大使，阐明中国立场，劝告英国政府以“恢然大度之姿态”，允许印度完全独立，“实无迫其铤而走险，掀起革命波澜之必要”，并警告说“若使印度不得不用革命方式取得自由时，则英人在印之势力自然崩溃”等。同日，重庆《大公报》也发表社评《为甘地等被捕之事惋惜》，紧急呼吁“赶快结束印度的悲剧，谋取合理的解决”等。中国方面的努力没有取得实效，罗斯福表示：“美国政府至今认为，此一争执，因素很多，不积极介入协调双方，也许更能有效发生影响。”丘吉尔则对蒋介石提出严重抗议，指责中国干涉英国内政，宣称英国在中国的国共争端问题上“从未加以任何轻微之评判”，蒋介石如再干预印度事务，“将要承担严重后果”，声明他决不接受“此项影响英皇陛下主权的调停”。蒋介石的调停活动被迫告一段落。

在以后近两年的时间里，中英间围绕着印度独立问题的交涉仍在重庆和伦敦等地进行。1944年下半年，中国驻英大使顾维钧奉命拜会丘吉尔，指出：英国哪怕是做个姿态，就有利于盟国的共同事业，就能对各盟国全体人民以至被轴心国所占领的人民带来莫大的好处。丘吉尔仍然认为：当前最重要的事是赢得战争的胜利，印度问题很复杂，应等到胜利之后再予解决，并表示一旦战局好转，他就要采取措施，为印度问题制订最公平合理的解决方案。两人的谈话形成书面文件，蒋介石同意将印度独立问题暂时搁置。蒋介石对于印度独立问题的鲜明态度虽在战时并未帮助印度取得独立，却奠定了战后两国关系的重要基础。

二 援助朝鲜独立运动

援助朝鲜独立运动是国民政府长期实行的一项政策。如果说在“七七”事变之前，中国官方对于朝鲜独立运动的支持在很大程度上受中日关系的制约而不得不采取某种特殊形式，那么中日战争爆发后，这种支持因中国实现全民族全面的抗战而公开化、官方化。在援助方式上，国民政府继续战前的一贯做法，即同时支持朝鲜反日独立运动的各个派系。

当时，在中国大后方国统区率领朝鲜侨民积极参加中国抗战的政治力量主要有两股：一股是以金九为中心的韩国国民党和韩国临时政府，1940年9月在中国官方支持下，成立韩国光复军，总部设在西安，下设三个支队，分赴山西、绥远、山东等地，发布宣言要“与友邦中国抗日大军并肩杀敌”，“不但调动白山黑水间枕戈待旦的三韩健儿和散在华北一带的白衣大群，更能以此国内的三千万革命大众闻风而起，冲断倭寇的铁蹄、锁链而遂行圣洁的天职”；另一股是以金若山为中心的朝鲜民族革命党等团体，1938年10月，经中国官方批准成立朝鲜义勇队，总部初设桂林，后迁重庆，下设两个区队，后扩展为三个支队，在抗战前线与中国军队并肩作战，发布宣言要“唤起不愿做殖民地奴隶的千百万朝鲜同胞，在朝鲜义勇队这面旗帜下集合起来，更联合法西斯军阀压迫下的一切民众，打倒我们真正的敌人——日本军阀，以完成东亚永久和平”。中国官方对于朝鲜独立运动的支持与扶助，原则上仍由国民党中央党部负责联络以金九为中心的韩国临时政府，由军事委员会支持以金若山为中心的朝鲜民族革命党及其所领导的朝鲜义勇队。中国官方的援助包括政治上的支持和帮助、经济上的援助和供给、军事上将该国抗日武装列入中国军队序列和共同作战等，朝鲜独立运动由此声势大振，为战后朝鲜的独立准备了舆论，培养了干部，奠定了基础；朝鲜侨民的反日斗争，特别是朝鲜义勇队和韩国光复军在中国战场的出现和活动，也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气焰，壮大了中国抗战的国际声势。

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使世界局势进一步发生变化，朝鲜独立问题变为指日可待的现实。1941年12月10日，韩国临时政府在中国政府对日宣战的次日也发表对日宣战书，声明韩国人民决心参加反侵略阵线，与轴心国作战到底。该政府主席金九致函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外务总长赵素昂致函中国外交部长郭泰祺，表示韩国之独立及全世界弱小民族之完全解放，全赖中国对日宣战及其获得最后胜利而完成。1942年3月1日，重庆朝鲜侨民举行盛大集会，并以会议名义致电中、美、英、苏四国元首，要求同盟国承认韩国临时政府，并准予韩国以第二十七个参战国资格加入同盟国对日作战。

根据变化了的新形势，中国官方适时对援朝政策进行了重大的调整。早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蒋介石就饬令中国军事委员会从速拟定援助朝鲜在华独立复国运动的方案。军事委员会奉命拟定了《对韩国在华革命力量扶助运用指导方案》。1942年7月20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第二百〇六次会议讨论了援朝问题，决议推举国民党元老、考试院长戴传贤，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何应钦，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王宠惠，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朱家骅，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国民参政会秘书长王世杰以及蒋介石侍从室负责人与朝鲜独立运动有深远历史关系的陈果夫七人组成专案小组，由吴铁城、王宠惠任召集人，通盘研究援朝政策的调整和强化。这个小组集中了当时中国党政军的重要大员，对于国民政府的决策具有很强的影响力和较高的权威性。8月1日，该小组举行首次会议，以军事委员会的草案为蓝本进行讨论。17日，该小组举行第二次会议，特邀请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立法院长、中韩文化协会理事长孙科以及蒋介石重要幕僚陈布雷参加，使对援朝问题的讨论在财政上更加具体化，在决策上更富可行性。23日，该小组将两次讨论的结论及援朝方案呈报蒋介石。12月27日，蒋介石核准该方案，第一次形成了中国官方援朝政策的正式文件。其基本精神是：将援朝政策的重点从扶助朝鲜革命力量，参加中国抗战，转移到强化朝鲜独立复国力量，帮助战后朝鲜实现独立，并确定了“于适当时机，先他国而承认韩国临时政府”的原则，试图扶助该临时政府成为朝鲜独立后亲华的正统政府。根据这个纲领性的文件，中国官方采取一系列措施强化援朝工作。

首先，中国官方将争取国际社会承认朝鲜独立列为援朝工作的首要目标。在国民政府看来，争取战后朝鲜独立复国，不但是由于中朝历史关系的悠远久长，也是战后维持远东和平的需要，更是中国作为亚洲大国的一种义不容辞的责任，为此运用一切政治的、外交的，或民间的、舆论的手段，向国际社会呼吁战后立即给予朝鲜独立。1942年11月，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宋子文举行记者招待会，公开表示中国将支持朝鲜在战后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强调说明支持朝鲜独立是中国的国际义务而不是权利。1943年1月3日，国民政府外交部情报司长邵毓麟公开撰文主张战后朝鲜应该立即独立，该文指出：“朝鲜为日本大陆侵略之跳板，其独立之被侵，为甲午战之起点，为日俄战之诱因，且亦为太平洋战争之远因，故其独立重建应为目前中日战之归宿，事实上殆亦已成为同盟国协同作战之一共同目标。”该文被国际舆论认为系代表中国政府之见解，美国驻华大使曾将该文全文电报美国国务院。7月26日，蒋介石在会见韩国临时政府主席金九等人时，直率表示：“韩国之在战后应予独立，系中国政府之决定政策。”8月，外交部长宋子文分别在伦敦和华盛顿发表类似谈话，表示“中国希望于日本战败后，将东北和台湾归还中国，并使朝鲜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在中国官方的舆论导向下，中国新闻媒体也形成了呼吁给予朝鲜独立复国的热潮。各报刊纷纷发表社论，着眼于自身的安全和未来亚洲的和平秩序，主张战后朝鲜应立即独立。如重庆《大公报》的社论《论朝鲜独立》，指出中国抗战“是五千年来的空前大战，中国付出如此重大的代价，赌国族的命运”，其“抱负的目标”，即是要“抗战到底”，这个“底”字就是要“回复完整的中国”和“独立的朝鲜”，强调朝鲜独立问题是“远东的百年大计”。

同时，中国官方也将承认韩国临时政府提上了议事日程。韩国临时政府自1919年成立后，二十余年间曾得到中国官方和民间的长期支持，虽然由于当时的中日关系、国际环境以及该政府自身时分时合、未能获得朝鲜独立运动团体全体支持等因素，未为中国官方承认。然而，该政府毕竟是朝鲜独立运动数十年奋斗的一个象征，如能获得国际社会的承认，在战时可以由该政府组织容纳所有在华朝鲜独立各团体，努力于朝鲜的独立复国事业，在朝鲜独立后可以以此为基础建立一个与中国友好的政府。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官方对于承认韩国临时政府一事趋向积极。1942年3月，国民政府立法院长孙科在东方文化协会演讲中高度评价韩国临时政府，称它“已有二十三年革命奋斗的历史，与欧洲的流亡政府不同。它成立时是代表韩国民族，到今天还是代表韩国民族。韩国国内虽有不同的党派，但是却没有第二个临时政府。美国数万的韩侨，最近开会也是拥护重庆的韩国临时政府。在苏联的几十万韩人，东三省几百万韩人，也是一样拥护这个临时政府，这足证明韩国几千万人民的意志”。孙科首次公开主张目前“最重要的承认韩国临时政府”，“我们承认了之后，英、美一定会继起承认，将来苏联也会承认。这样临时政府力量更大，更能领导韩国人民，以重庆为中心，一步一步努力完成复国的事业。这样，中韩两国人民的友谊不但可以恢复几千年来的关系，当然更趋密切，世世代代都不会忘记”。孙科的演讲对于韩国临时政府的评价虽有过分之处，但体现了国民政府的意向，对于当时的舆论起了重要的导向作用。8月，中国国民党中央高层人士在两次讨论援韩问题的会议中，曾反复探讨承认韩国临时政府的问题，终因顾忌“承认得太早，英国不痛快，美国亦受影响，承认得太迟，则恐苏联有阴谋”，从而确定了“于适当时机，先他国承认”该政府的原则。

与中国朝野的活动相呼应，韩国临时政府自身也积极开展活动，要求国际社会承认其合法地位。1942年6月12日，该政府外务总长赵素昂在重庆会见记者，呼吁各同盟国“正式承认韩国临时政府”和“在物质上援助韩国”，尤强调承认该政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指出：“回忆上次世界战争，因扶助中欧弱小民族之解放，故能战胜德国”；此刻在伦敦已有九个流亡政府为英国政府承认，“这都因为以政略为前提，而不是局限于法律观点上的斤斤计量”；韩国占有日本“二分之一的人力与价值一千万万的物资供给”，“最有效的办法，莫如承认韩国政府，援助韩国政府，使庞大的人力与物力，不仅不供敌人利用，且可为同盟国战胜日寇的一部分力量的泉源”。

中国官方就此与美、英、苏等国进行外交交涉，争取他们对韩国临时政府的承认和支持，然而，美、英等国却取反对态度。1942年5月1日，美国驻华大使高斯复函国民政府外交部，表示美国无意立即承认韩国团体，理由是韩国旅华各团体既不能互相合作，亦未能获得韩国内地人民的支持，同时亦必须顾忌到在美各韩侨团体，以及在苏联西伯利亚一带由苏俄所支持的韩人团体。1943年5月，美国国务院主管官员再次向中国驻美大使魏道明表示，对于承认韩国临时政府目前最好搁置不谈。英国政府顾忌它在亚洲的殖民地问题，担心承认韩国临时政府将引起连锁反应，采取消极态度。苏联则根本不理睬中国方面的征询，积极组织旅居俄境的韩国侨民，准备战后在韩国另建政权。

为了使韩国临时政府能早日为国际社会所承认，中国官方采取了各种措施强化该政府。首先，中国方面从组织上改变了以往援朝工作政出多门的现象。当时中国官方涉及援朝事务的机关有蒋介石侍从室，军事委员会办公厅、政治部、调查统计局，中国国民党中央秘书处、组织部、调查统计局，国民政府外交部等，各方意见的不一致，常常导致援朝工作出现混乱，并增加了朝鲜独立运动各团体间的矛盾和冲突。1942年12月27日，经蒋介石批准，派定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何应钦、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朱家骅和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三人为实施援朝工作主持人，规定今后有关援朝问题，不论政治、军事、经济、党务，统由他们协议办理。

朝鲜独立运动的致命弱点自始即是其内部各党派间的四分五裂。即使是在中日战争期间，虽经中国官方再三施加影响和劝说，但韩国临时政府的基础仍然只限于金九领导的韩国独立党，以金若山为中心的朝鲜民族革命党及朝鲜民族战线联盟，对于该政府始终抱“不关政策”，另一些朝鲜独立运动团体更是公开指责该政府“有害于朝鲜复国革命”，“没有群众基础”，“缺乏统治权力及形式”等。这种状况显然不利于中国援朝政策的实施。中国官方决定将对朝鲜独立运动的援助由原先的多党运用原则，改变为扶助以金九为主席的韩国临时政府为主的方针，采取多种措施来强化该政府的建设。

中国官方采取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措施是改变援朝经费的发放办法，改原来的多党并进为以韩国临时政府为惟一对象，对其他朝鲜独立运动团体不再单独给予经费资助，以促成金若山派的朝鲜民族革命党等团体参加韩国临时政府，这一变动取得了良好的效果。1942年5月15日，在中国官方的推动下，朝鲜民族革命党领导的朝鲜义勇队并编入韩国临时政府领导下的韩国光复军，由中国军事委员会下令在韩国光复军总司令部增设副司令一员，由金若山担任，并将原朝鲜义勇队改变为韩国光复军第一支队，由金若山兼任支队长，原光复军第一和第五支队合编为第二支队，由李范奭任支队长，原第三支队不动，仍由金学奎任支队长。

另一方面，中国官方也极力劝说韩国独立党开放政府，甚至不惜采用高压手段，以对韩方贷款是否兑现为条件，敦促金九等人扩大临时议政院、临时政府等，容纳朝鲜民族革命党等团体的领导人金若山、金奎植等加入政府，希望该临时政府能容纳所有在华朝鲜独立运动团体代表，真正成为代表全体朝鲜人民独立复国意志的合法政府。这一措施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1942年10月，韩国临时议政院在重庆举行第三十四届议会，补选缺额议员，开始容纳朝鲜民族革命党等左派集团成员，并增加朝鲜民族革命党的金奎植、张建相等为临时政府宣传总长、学务总长以及六个部的副总长，初步实现了左右两派在临时政府内部的合作。11月28日，韩国临时政府正式公布了《大韩民国建国纲领》，确定以“三均主义”为“韩国建国精神”和临时政府的最高理想：“实施普遍选举制度，以均政权；采用国有制度，以均利权；采用免费教育制度，以均学权。”该纲领将朝鲜独立运动划分为复国和建国两个阶段，每个阶段又划分三个时期，并确定各个时期的基本历史任务。这个纲领吸收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欧美的三权分立制度和苏俄的社会主义学说的某些成分，并综合近代朝鲜的改革思想而成，反映了朝鲜民族主义者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观念，使韩国临时政府的政府形态进一步完备。

中国朝野的共同努力，为确立战后朝鲜独立地位造成了有利的态势。1943年11月，中、美、英三国在埃及开罗举行首脑会议，在中国的坚持下，终于以“我三大同盟国，稔知朝鲜人民所受之奴隶待遇，决定在适当时机使朝鲜自由与独立”的文句，载入《开罗宣言》之中，从而正式确定了战后朝鲜独立的国际地位。这是这一时期中国官方实施援朝政策取得的最大成果。然而，中国官方争取国际社会承认韩国临时政府的努力却未取得进展，在与美、英、苏等国交涉碰壁后，反为同盟国联合行动规约所制约，迟迟不能在是否承认韩国临时政府的问题上作出决断，坐失了承认韩国临时政府的最佳时机。

三 援助越南独立运动

中国官方援助越南独立运动的情况与援助朝鲜独立运动有某些相似之处，但又各有特色。中国国民党与越南独立运动的联系可以追溯至孙中山与越南独立运动先驱、越南国民党创始人潘佩珠的密切交往。1903年潘佩珠就在中国粤桂滇各省从事革命活动，同年经梁启超介绍东渡日本组织光复会，并得晤中国革命的先驱孙中山，甚得孙中山同情与支持，建立了相互间联系。1909年后，潘佩珠长期在上海从事反法独立活动，并将光复会改组成为越南国民党。1925年因广州发生越南志士范鸿泰谋刺法国越南总督事件，潘佩珠在上海被法租界当局诱捕解返河内，长期关押。但中国国民党与越南国民党的联系并没有中断，一批越南革命青年获准进入黄埔军校学习，为越南光复事业培养了一批干部。1930年越南国民党在安沛举行反法起义，惨遭失败后将活动重心移往中国。越南国民党在南京设立该党中央干部委员会海外办事处，并在中越边境地区设置分支机构，得到中国国民党的大力支持，包括在经济上每月由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资助经费200元。这与中国国民党援助朝鲜独立运动党派的做法基本相似，体现了中国国民党援助周边弱小民族争取民族独立的态度。

然而，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援助越南独立运动的做法却与援助朝鲜独立运动有着不同的特点。首先，在领导体制上，在大后方的朝鲜独立运动由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直接操纵指挥，而越南独立运动则主要由军事委员会桂林办公厅和第四战区司令长官部负责联络指导，由于担任军委会桂林办公厅主任的李济深和第四战区司令长官的张发奎与国民党中央党部在对待越南独立运动的理念以及对待各党派的态度上有所区别，使得中国方面对于越南共产党系统的反日、反法独立活动采取较为宽松的政策；其次，在活动地域上，受中国国民党援助的朝鲜独立运动各党派总部都设在重庆，活动则遍及各战区，而越南独立运动主要活动于中越边境的广西、云南、贵州三省，其活动的地域与范围远小于前者；其三，在活动内容上，朝鲜独立运动兼具参加中国抗日战争与争取朝鲜独立的双重使命，尤其是战争前期，朝鲜义勇队和韩国光复军实际上成为参加中国抗战的国际纵队，壮大了中国抗战的国际声势，而越南独立运动的使命则集中于争取自身独立的事业，其参加中国抗战的声势和影响不如朝鲜独立运动各党派；其四，在与国内联系方面，朝鲜独立运动由于远离国土，与国内人民联系不足是其最重要的缺陷，而越南独立运动则与国内人民的反法反日斗争始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在国内建有根据地和一定数量的武装力量，其主要领导人时而回国内，时而来中国，将境内外的反法反日独立运动巧妙地结合起来，这是他们战后在国内获得迅速发展的基本原因。

中日战争爆发后，在中越边境地区活动的越南独立运动党派主要是越南国民党和越南共产党两派。越南国民党主要活动在云南，自称：“根据三民主义为革命指针，与中国国民党保持齐一之步伐，探求东亚之光荣与和平，恢复祖国山河。”对于中国的全民族抗战，该党取拥护态度，“一面派同志投效军旅，上前线抗日；一面派同志返边界，秘密活动，向越南民众宣传，使之拥护中国抗战国策，更为扩充工作，并进一步与中国发生密切联系计，中央即派干部同志返滇改组成立越南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海外执行部（1941）。越南之环境虽数经变易，而国民党始终坚持一宗旨，无论何时皆能镇定依计划而行动，深信惟有中国获胜，越南革命始有成功之希望也”。他们的抗日独立斗争得到了中国地方军政当局的支持和帮助。

越南共产党在中越边境的活动也十分活跃。越共领导人胡志明，化名胡光，1938年秋从苏联来到中国延安。年底，以八路军军人的身份随同中共领导人叶剑英南下桂林，任职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后又参加国共合作开办的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任新闻台少校台员。随后又赴贵阳，参与创建八路军贵阳办事处，并曾到过重庆。1940年2月，胡志明来到昆明，并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与印支共产党海外部接上了关系，成为其核心领导人物。该党海外部及其基层组织以“越南民众响应中国抗敌后援会”名义，在滇越铁路沿线各地进行散发传单等多种形式的宣传活动，揭露法、日帝国主义互相勾结的罪行，广泛发动越南侨胞拥护和参加中国的抗日战争，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他们的反日、反法斗争主要与中国共产党发生联系，但也未与中国地方当局发生摩擦或冲突。

1940年6月20日，德军占领巴黎，法国向德国投降。9月22日，法国越南总督被迫与日本签订《越日协定》，允许日军在海防登陆及借用北越三处飞机场，法国的战败与对日本的屈服，使其在越南民众中的声望一落千丈，其在越南的统治地位也摇摇欲坠，给越南独立运动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大好时机。另一方面，中国军方开始为中国军队入越作战进行准备，也希望加强与越南独立运动各党派之间的联系，其时正在军事委员会桂林办公厅担任上校参谋的越籍胡学览（越南共产党系统）和在第四战区长官司令部担任上校参谋的越籍张佩公（越南国民党系统）为中越双方的合作起了铺路架桥的作用。

在中国军方的支持和帮助下，越南独立运动在中越边境和越南国内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在这一时期越南共产党起了重要的作用。1940年10月，越南独立同盟会办事处在桂林成立。该会于1935年7月在南京成立，曾向中国政府登记，此次组建系恢复性质，经李济深批准，取得了在中国境内公开活动的机会。胡学览任主任，林伯杰（范文同）任副主任，系越南独立运动各党派的联合战线组织，越南共产党在其中占有优势。该办事处曾领导了越南国内1940年底至1941年初反对法国殖民者的北山、南圻、助江暴动。1940年12月，越南共产党胡志明等又与桂林文化界、新闻界人士广泛接触，共同发起建立“中越文化工作同志会”，并依靠这一组织进行公开活动，呼吁中国和国际进步力量支持越南的民族独立斗争。1940年12月，在第四战区司令长官部所在地柳州成立了“越南民族解放委员会”，其成立宣言称：“日本军阀与法国帝国主义一样，都是坏东西”，号召越南各民族“立即行动起来，挣脱这双层的奴隶的锁链”，“以伟大的中华民族的解放斗争为表率，高举我们民族革命的旗帜”，“为建立越南民主共和国而斗争”等。该委员会成立后，主要是利用张佩公与中国军方的密切关系，以张佩公主持的边区工作队的名义，举办越南干部训练班，培训越南独立运动的干部队伍。1941年4月，在该委员会基础上，又建立了“越南民族解放同盟会”，以“亲华、反法、抗日”为宗旨，主张“联合越南一切民族革命力量，组织成为一坚强整个革命阵营；同时联合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尤其是中华民族，共同一致打倒法、日帝国主义，以达到越南独立、自由与领土之完整”等。

1941年2月，越南共产党主要领导人胡志明等返回越南活动。5月10日，具有历史意义的印支共产党（即越南共产党）第八次会议在高平省北坡举行。会议决定建立和发展游击根据地，成立越南独立同盟战线（下简称“越盟”），将各群众组织改组为救国会，进行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5月19日，“越盟”正式建立，这是一个以越南共产党为核心的反抗法日的统一战线组织，成为越南国内实现独立复国的领导中心。6月6日，胡志明署名“阮爱国”，发表致越南全国同胞号召书，指出“民族解放问题高于一切，我们要团结起来！为拯救水深火热中的我国人民，同心合力打倒日、法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越盟”当时主要在越南国内活动，其活动区域是高平、谅山、北圻等省的边区，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但自成立至1944年4月的三年间，与中国官方并无联系。越南共产党虽仍在中国境内活动，但并未使用“越盟”的名义。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官方对于越南独立运动的态度趋向积极。1942年3月23日，国民政府立法院长孙科在《中央日报》发表文章，首次公开主张越南应该获得独立，他要求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英国首相丘吉尔宣布一项“太平洋宪章”，保证联合国承认印度、越南、韩国及菲律宾的独立地位。此一意见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注意，也激励了越南独立运动志士的斗争情绪。中国第四战区司令长官部开始积极主动地联系越南独立运动各党派。为此，决定约请越南革命领袖轮流草拟演讲稿，每周三次，在国际电台向越南民众广播，报道同盟国家的重要消息，加强对于越南的宣传工作。并鼓励原在云南活动的越南国民党人到抗敌前线广西来活动。

在中国第四战区司令长官部的直接协调和指导下，越南独立运动各党派于1942年7月在广西柳州建立了“越南革命同盟会筹备委员会”，推选越南老革命党人、长期在中国军界任职的阮海臣为主任委员。参加的党派有越南国民党、越南民族解放同盟会、越南复国同盟会以及无党派人士。10月1日，该会正式成立，越南国民党在领导层中占据优势地位。张佩公、阮海臣、武鸿卿为常务委员，阮海臣、张佩公、武鸿卿、杨清民、陈豹、农经猷、严继祖分任秘书、军事、组织、训练、财务、交际组长，严继祖、武鸿卿、陈豹分任东兴、靖西、龙州办事处负责人，并在昆明设有分会。出版宣传刊物越文版《越魂》和中文版《湄公怒潮》。该同盟会政纲规定：其最高目的“在联合全越民众及中国国民党，打倒日法帝国主义，恢复越南国土，建立自由平等之民主国家”；“为达成此目的，决以全越民众力量与中国国民革命军并肩作战，以驱除日法帝国主义者，肃清一切侵略势力”；“须联合各同盟国家如中美英苏等国，尤其是中国，切求其援助，以建设越南民主国”等。其组织纲要分列总则、中央委员会、省会、县会乡会、小组、附则六章，较为完备地规定该同盟会严密的组织系统。

中国军方与该同盟会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当该会成立时，中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为援助越南党人争取独立，对该会派有指导代表，负责与该会联系，并为之解决问题。指导代表初由第四战区政治部主任梁华盛兼任。1943年5月梁调职，由侯志明继任。12月，为进一步加强对于该同盟会的指导和帮助，由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亲自兼任，侯志明任副代表，张发奎又将指导权交付第四战区长官司令部中将高级参谋、外事处副处长萧文（处长由张自兼）“全权负责”。1944年初，第四战区奉命改编为中国陆军总司令部第二方面军，仍由张发奎任司令长官，但原战区外事处却面临裁撤之危险。3月，经何应钦总司令批准，对越指导工作仍请张发奎继续担任，并决定“外事处全部保留，并加强实际工作”。中国军方由张发奎负责指导对该同盟会工作的体系一直保持到战争结束。

与此同时，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与越南国民党之间也不断进行联系。1942年1月，越南国民党海外执行部向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处送呈《越南国民党行动计划大纲》和《工作概况》。希望“加强贵国党政当局与本党之联系，希派明了越情及越语之人员专驻开远或昆明，与本党经常接触，负责指导本党工作，传达上级机关法令与转达本党向贵党当局呈报之意见及情报”等，提出该党每月各种费用不下五万元，若工作继续扩大，则所需当必逾此数，恳请“贵党部体察本党处境之困难，优加津贴”等。1943年9月13日，越南国民党中央海外执行部常务委员严继祖、武鸿卿、周伯凤呈文中国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吴铁城转呈蒋介石，对越南革命同盟会成立一年来的工作提出严厉批评，“有因权利问题互相暗斗，有因工作意见各走极端”，“与过去十余年间各党派互相倾轧情形如出一辙”，提议“组织越南革命行动委员会，集合越南之热血青年及有为干部，加以组织训练”，并主张该行动委员会“拟由本党直接指挥，仍隶越南革命同盟会，务使权力集中，指挥统一，争取工作之高度效率”，要求国民党中央“派员主持组训事宜”，至同盟会各党各派“仍拟由指导机构加以整顿调和，使不致分散革命力量或阻碍革命事业之开展。”随即，该党迅速提出了《越南革命青年行动委员会会章草案》和《会员训练大纲》。次月，该党海外执行部又向中国国民党中央秘书处送呈了《越南国民党现阶段革命方略》等重要文件。现有的档案资料中，虽未发现中国国民党中央对于越南国民党提案的回应，但仍可断定中国党、军机关对于越南独立运动的分头指导情况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这种情况在战争临近结束时表现得尤为明显。

1943年底，张发奎亲自兼任对越工作指导责任后，设置了一个“指导代表办公室”，加强对于援越工作的领导，并着手改组越南革命同盟会，以扩大其群众基础，壮大越南独立运动的力量。由于越南革命同盟会成立以后，在对越南国内活动方面未能有所作为，而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为配合入越作战，急需协助越南革命力量回越活动以为响应，遂逐渐看重1941年8月重返中国的越南共产党胡志明及其领导的“越盟”在国内的力量。当时胡志明尚为国民党地方当局囚禁之中。张发奎决定释放胡志明，并让他参加越南革命同盟会的改组工作。1944年3月，“越南革命同盟会海外革命团体代表会议”在柳州举行，并重组领导核心。张佩公、张中奉、陈豹、蒲春律、严继祖、黎松山、陈廷川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阮海臣、武鸿卿、农经猷为监察委员，胡志明、阮祥三当选为候补委员。该同盟会改组后，越南共产党势力大增，而越南国民党的影响力却有所下降，甚至发生了越南国民党占据主导地位的越南革命同盟会云南分会被强行改组，越南国民党领导人严继祖和武光品被第四战区逮捕事件。这一事件引起中国国民党中央的直接干预，但已造成越南国民党在该同盟会中的失势。

1944年6月，胡志明与从越南来到柳州的黄文欢见面，根据越南国内革命形势，决定抓住这一有利时机，争取在中国军方的支持下回国活动，直接领导越南的独立解放事业。胡志明迅速向张发奎提出了《入越工作计划大纲》，其工作目的是：一、传达中国政府扶助越南民族解放的决心；二、发展越南革命同盟会的组织与力量；三、置策应入越之华军与其他盟军之准备工作；四、越南之完全独立自由。其工作纲领是：一、领一部干部人员秘密潜返越境自龙州至平孟一带，先行观察及实施计划展开之工作；二、在东兴秘密召集一部忠实能干人员，开设一个短期训练班，授以尔后工作的方式与技能；三、曾经训练的人员，以秘密及武装公开式的宣传去号召人民，领导人民；四、国内各党派团体，并促进其团结及参加同盟会，筹开全国代表大会，从事实际的革命工作；五、游击根据地等，并详细拟订了组织实施、宣传实施、训练实施的方案，编制了经费预算。该计划大纲深得张发奎赞赏，在报送中国最高当局批准后，付诸实施。8月9日，胡志明率领战地工作总队十八人入越从事策动工作，中国军方提供入越旅费五万五千元、补助费一万元，招致越南青年来柳受训旅费一万元以及护照公文药品等。由此，“越南独立同盟”在国内开创了越南独立运动的新局面。

另一方面，在第四战区受到压抑的越南国民党人却加强了与重庆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的直接联系和求援工作。中国官方内部环绕着援越方针的争执也日趋尖锐。当中国国民党越南支部领导人严继祖等被捕后，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吴铁城连电张发奎催促放人。中国国民党对越工作负责人邢森洲在给中央秘书处的报告中严厉批评第四战区的援越工作：“现在越南共产党之势力，蔓延全越。彼以苏联为背景，与中国政策及本党主义相违背。虽能联络应用，不但于吾人不利，且将利用吾人为跳板，阴贮实力，他日必倒戈相向。是故目前援助越南革命，一面树法为敌；一面受共产党之利用，不得微利，徒遭大害耳！”中国国民党中央对于第四战区援越工作的实际主持人萧文尤为不满，但张发奎却针锋相对地致函中国国民党中央秘书处，称赞萧文的援越工作“努力迈进，艰苦备尝，勤劳卓著，其奋斗精神实堪嘉尚”，呈文“将其在越工作成绩分条报请主席核奖”等。

1945年3月9日，越南局势再次发生重大变化，日军向越南法军发起进攻，法军投降，日本占领越南全境。31日，安南逊王保大在日本的操纵下，宣布“独立”，成为日本“大东亚共荣圈”的新伙伴。这一形势给“越盟”在国内的发展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时机。越南共产党中央迅速举行会议，认为该事件所造成的危机，正可以促进越南人民武装起义时机的迅速到来，号召越南人民反对“日本法西斯所建立傀儡政权，发动武装斗争，夺取政权”。“越盟”领导的武装兵分三路，由北向南推进，队伍迅速壮大，并在高平、谅山、河江、宣光、太原等省区建立了地方政权。越南局势的骤变及“越盟”的迅速发展和“失控”，使中国国民党中央大为震惊，其援越政策的重心再度转向越南国民党，并由中国国民党中央秘书处直接操纵指挥。

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会议决议，推吴铁城、白崇禧、陈立夫、王世杰、陈庆云、彭学沛、李宗黄、蒋梦麟八委员研究越南问题，由吴铁城召集。1945年6月14日，该委员会会商越南问题，并议决援助越南独立运动之方针及步骤。其方针是：一、保护我西南边境安宁；二、保护我旅越侨胞安全；三、打破越南共产党控制越南之企图；四、扶助越南独立。其援助步骤有：探询法国现政府对越南各党派所采态度、派员赴越调查实情、促进各亲华党派团结合作、成立负责策动援越事宜的专门机构、拨给越南革命同盟会和越南国民党枪械、设法使滇桂士兵参加越南革命同盟会及越南国民党军队等。但这一方案因外交部认为有再考虑之必要，蒋介石亦赞同。可能是考虑国际形势之变幻莫测，以及顾忌同盟国对于法国在越南地位之态度，遂被搁置，但中国官方抑制越南共产党、扶植越南国民党的工作方向已经确定。

1945年6月7日—25日，越南国民党中央代表团访问重庆，蒋介石亲自接见，由吴铁城负责接待并多次进行会谈。越南国民党代表团在致蒋介石的《请求书》中，提出两项“最紧急之援助”要求：第一，准予接济国内革命军之枪械，即刻在北圻上游各地发动对敌战争，最低限度步枪1000支（每枪附子弹300发）、手枪200支（每枪附子弹200发）、重机枪10挺、轻机枪60挺、手榴弹2000颗、电台4部等；第二，在中国援助该党成立一队革命军，配备齐全，以便应战，要求按月补助经费400万元，赐发步枪1500支（每枪附子弹300发）、手枪50支（每枪附子弹200发）、重机枪10挺、轻机枪100挺、手榴弹3000颗、电台2部等。蒋介石在会见代表团时，明确表示：“中国对于越南当然要援助”，“中国军队不久即将进入越南，中国一定愿意帮助越南得到独立自由”，但同时又提及同盟国关系问题，指出：“国际情形复杂，法国之地位，现在尚未解决，故须与英美研究”，并表示“中国政府现时尚不能以政府名义援助越南独立，接济武器是小问题，但一涉指挥系统，即与国际问题有关，中国所使用之武器，亦多来自美国，故须与美国详细研究”等。吴铁城在与代表团会谈中，强调“最重要者，越南本身如无大规模之革命运动发生，造成新的印象，使联合国注意，则独立将为不可能之事，中国不但希望越南获得独立，并愿意帮助越南独立，希望越南革命同志努力”；指出“越南各党派意见纷歧，殊为不幸，至少在敌人未驱出国土、独立尚未完成之时，应相互容忍，不宜意气从事”；并建议“贵代表团最好一部分先行返越，告知越人以新的希望及指示各种准备工作，以便到时协助盟军驱逐敌寇，一部分可暂留，与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切取联络，将来随军进入越南”等。蒋介石、吴铁城的态度反映了中国官方既想支持和帮助越南实现独立，又顾忌同盟国关系以及战后法国在越南地位问题而不敢放手以实力支持越南独立运动的微妙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