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本卷内容起自太平洋战争爆发，迄至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共计三年九个月时间。主要叙述这一时期中国国际地位的变化以及军事、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等状况。

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使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与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融为一体，中国独力坚持抗战多年，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的卓越贡献，开创了中国国际地位提升的新时代。本卷详尽叙述了太平洋战争期间中国战场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地位，中国国际环境发生的重要变化，以及国民政府施展的“大国外交”。

在英、美、荷等国在太平洋战场接连失利的情况下，中国军队在第三次长沙会战中取得的胜利，激励了同盟国对日作战的士气，提高了中国在反法西斯同盟国中的声望和地位。在美国的支持和帮助下，中国先后得以签署《联合国家宣言》和《莫斯科四国宣言》，跻身“四强”行列。

中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以参加“国联”为标志的融入国际社会的进程，在太平洋战争期间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推进，出现了质的飞跃。中国参加美、英、中开罗会议，确定中国收复东北、台湾及澎湖列岛等失地，取得朝鲜战后获取独立的法律保证。随即，中国又参加敦巴顿橡树园会议和旧金山会议，成为《联合国宪章》第一签字国，奠定了中国的联合国始创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地位，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与影响由此获得提升。

中国近百年来的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中美、中英新约及其后一系列平等新约的签署，虽然仍遗留若干不足之处，但作为中国对外关系基础的不平等条约体系已经彻底崩溃，中国与世界各大国建立了国际法意义上的平等互惠关系，中国的国际形象大为改观，对于战后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还表现在中国对于周边国家印度、朝鲜、越南等国的民族独立运动给予了有力的援助，并且派军队两次出国，远征缅甸作战，重振中国军威，使中国在亚洲国家中的国际声望和地位得到提升。

太平洋战争期间，中国战场的军事形势也表现出与前不同的特点，本卷从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两个方面叙述了中国军队英勇抗击日本法西斯军队的斗争，尤注重于论述大陆学术界以前论述不足的正面战场的抗日战争，再现了中国军民参加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宏伟场面。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盼来了长久期待中的国际格局变化，受到美、英、荷等国对日参战的影响，国民政府基于与美、英合作作战、推进对日战争进程的战略构想，在局部地区发起攻势作战，正面战场的军事战略出现了从消极转向积极的趋向。第三次长沙会战、浙赣会战、鄂西会战、常德会战等重大战役都体现了正面战场积极的对日攻势作战，取得了重要的战役成果，不仅有力地打击了日本法西斯的侵略气焰，而且使整个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出现了有利于同盟国的重要变化。

随着太平洋战争的进一步深入，国民政府所主张的“先亚后欧”战略与英、美等国坚持的“先欧后亚”战略发生对立与冲突，英、美在亚洲战场的消极应对，使国民政府不愿也无法推行拟议中与英、美联合的攻势作战，消极防御又重新占居国民政府对日抗战的主导地位。1944年春，日本侵略军发动了以打通大陆交通线为主要目标的“一号作战”，为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作战，国民政府被动应战，在豫中会战、长衡会战、湘柳会战中，虽在局部有很顽强的抵抗，但在全局上接连败退，导致河南、湖南、广西以及广东、福建等海岸的大部和贵州的一部共二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沦于敌手，衡阳等七个空军基地和36个机场为日军占领，日本军队基本上实现了打通大陆交通线和摧毁美军驻华空军基地的战役目标。1944年，国民政府组建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并于次年初相继发起豫西鄂北会战、湘西会战、收复广西战役等局部战略反攻作战，迎接抗日战争胜利的到来。

太平洋战争期间，中国军队根据盟军的统一作战部署，两次远征缅甸战场，重振军威于海外。1942年初，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虽以失利告终，但远征军浴血奋战，拼死杀敌，曾予敌以沉重打击，尤其是在同古、仁安羌等地的出色战绩为中国军队赢得了盟国的尊敬和赞扬，也显示了中国与盟国协同作战的诚意和决心。1944年底，在豫湘桂战役中遭受重创的中国军队，发起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十几万青年加入中国军队，投身抗日战场。在此前后，中国驻印军和远征军分别发起缅北和滇西反攻作战，1945年3月，两军胜利会师，不仅打通了中印公路并改善了驼峰空运线，使大批美国援华物资得以运往中国，支援了中国的抗战，而且有力地支援了美军在太平洋战场对日反攻，加速了日本法西斯的最后失败，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太平洋战争期间，由于日军“建设大东亚兵站基地”的需求，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战场的存在和坚持敌后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抗日部队的壮大及其对日军占领区的严重威胁，日军决定将其军事进攻重点移向解放区，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使解放区进入了最为困难的时期。在华北各解放区出现以反对日军“治安强化运动”为主要目的的反“扫荡”斗争，在华中各解放区则出现了以反对日伪“清乡”为主要目的的反“扫荡”斗争，经过艰苦卓绝的对日斗争，至1943年底，各解放区进入恢复和发展的新时期。1944年下半年，各解放区开展了反对日本法西斯军事占领的局部反攻作战。随着解放区的扩大，不仅牵制了绝大部分侵华日伪军，而且从地域上形成了对于日军占领区的战略大包围，为日后的战略大反攻创造了有利的态势和条件。

本卷对于太平洋战争期间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等的叙述，分别以国民党统治区、解放区、沦陷区为对象展开，清楚地阐明了三个不同区域面临的问题、状况及其主要特征。

对于国统区，本卷主要论述了蒋介石重任国民政府主席后中央体制的强化，政治权力越来越集中于蒋氏一人之手，这既是战时发挥国民党统治效能的需要，也是蒋介石追求独裁统治的结果。国民政府推行的“行政三联制”和新县制，则是国民政府在战时推行的最重要的行政改革措施，是其强化专制统治的重要手段与措施，在战时具有更广泛动员人力、财力、物力来支持日益艰难的抗战的积极意义，但由于这种制度建设是以加强国民党集权统治为前提和目的，也存在明显的局限性。

国统区的社会经济是本卷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在战争和民生的双重巨大压力下，国民政府实施了以“统制经济”为主要特点的社会经济政策，包括增开新税、田赋征实、统购统销、专卖制度、限价议价、举借内外债、发行“特券”等。这些政策一方面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打败侵略者的中华民族利益，对于保证进行战争所必要的物资供应，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积极意义；但另一方面，又反映了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利益，导致国家垄断资本在金融业、工矿业、商业等领域的扩展与独占，导致国统区工商业和农村经济的凋敝和破产，以及国民经济的危机。

国统区的文化事业，也以国民党确立在文化领域的专制统治地位为主要特征。该政策的实施同样具有两重意义：一方面查禁了不少亲日亲法西斯的汉奸文化，维护了中华民族的抗战事业；另一方面也扼杀了许多进步文化，造成国统区文化局面的沉闷。国统区的教育事业则可圈可点之处较多。国民政府积极主导和扶助了全国高校的三次“内迁”高潮，在近代中国教育史上谱写了值得记述的一页，不仅保存了中国教育界的精英力量，免遭日本侵略者摧残，而且将现代教育制度引入欠发达的大西南地区，直接推动了西南、西北落后地区文化教育事业和社会发展与进步，为抗战事业及后来中国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对于敌后解放区，本卷详细叙述了中国共产党在敌后解放区进行的政党建设和政权建设。中共领导的在全党范围内进行的整风运动，是中国现代史上继五四运动之后的又一次思想解放运动，正确认识与处理了中共与共产国际的关系，确定了将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基本方向；是中共全党范围内的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的教育运动，不仅帮助中共渡过抗日战争的困难时期，而且确立了毛泽东思想为中共的指导思想，使中共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达到了空前的巩固和团结，奠定了抗日战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胜利的基础；是中共政党建设史上的创举，提供了在小农经济占优势、农民占人口大多数、小资产阶级像汪洋大海一样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长期的游击战争环境中进行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经验。在延安整风期间发生的“抢救失足者”运动，虽在当时比较迅速地得到了纠正，却没有在全党范围内得到认真的清算，没有从理论上和思想上彻底弄清是非，以致在以后中共所开展的历次政治运动中不同程度地重复出现，成为中共发展历程中有待解决的问题。

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中共在解放区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民主政权建设，内容包括“三三制”政权、普选制与参议会、“精兵简政”、少数民族政策、知识分子政策，以及在经济上的减租减息运动、大生产运动等，实践并大大丰富了中共提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不仅保证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也为1949年中共在全国执政后的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实践经验。

对于沦陷区，本卷引用大量的档案资料分关内地区和东北地区进行了叙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与汪伪政权间的关系经历了复杂的变化过程。本卷着重剖析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失利后，被迫提出“对华新政策”，并对日汪关系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整。内容涉及日本占领军“强化”汪伪政权，同意汪伪政权对英、美“宣战”，日本向汪伪政权“交还”租界与“放弃”在华特权，允诺汪伪政权“接收”英、美等国在华租界、租借地以及特权，签署“日汪同盟条约”，扶助汪伪政权“统一”沦陷区的部分治权等。日本的“对华新政策”既反映了日本法西斯推行“确定不变国策”的顽固和狂妄，又暴露了其为了挽救危局而不得不依赖中国占领区和走向穷途末日的虚弱。

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尤其是汪伪政府“参战”后，日本侵略者又迫使汪政权将沦陷区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全部纳入所谓“战时体制”的轨道，大大增强了该政权的军事法西斯独裁统治的色彩，内容涉及高度集权的战时政治体制、伪和平军的扩建与整编、以“统制”为特征的战时经济体制、“以新国民运动”为中心的战时文化体制等。日本侵略者以“大东亚圣战”为旗帜，以“黄色人种革命”为诱惑，对于中国关内地区沦陷区的统治和控制更加强化，汪伪政权的傀儡政权色彩更加鲜明，沦陷区人民也遭受了更加残暴的殖民统治。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法西斯对于中国东北沦陷区的统治，也表现出“临战体制”的新特点：在政治上，日本关东军直接操纵指挥伪满洲国建立“临战体制”，一是协助日军防备苏联的进攻；二是尽力搜括战略物资，将东北建设成为“大东亚圣战”的后方战略基地，其对东北人民的摧残更加残暴，除残酷压迫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外，甚至出现了遍布东北各地的矫正辅导院、长城一线南北侧的“无人区”，以及活人细菌战试验等极端的反人道暴行。在经济上，日本关东军操纵伪满洲国实施战时紧急经济方策，疯狂掠夺战略物资，以满足日本进行法西斯战争的需要，内容涉及扩建军工设备、强化战略物资统制、“杀鸡取卵”式破坏东北资源、实施“金属回收强化运动”、继续向东北输送日韩移民、严格实施粮油配给制、扩大鸦片种植、强制征集和奴役劳工等。在思想上，日本关东军以“协和会”为日本法西斯在东北实施思想统治和奴化教育的最主要团体，开展“兴亚思想战”，美化日本侵略战争；显扬“惟神之道”，奠定日满“建国”基础；以日本为中心构筑各民族间所谓“协和”关系；确立国民动员体制，充实伪满的战时国民总力；推行战时奴化教育，适应“决战体制之确立”等。在日本关东军的严密统治和控制下，东北沦陷区的殖民地化进一步深化。

随着太平洋战争的推进和日本法西斯败局的明朗化，中国国内各种政治力量间的矛盾逐步上升，本卷以相当的篇幅叙述了抗日战争后期国共两党以及中间势力围绕着战后中国之命运与前途开展的较量与斗争。蒋介石撰写的《中国之命运》和毛泽东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对于战后中国政治前景作出了不同的设计，大后方人民反抗专制统治的斗争、抗日民主运动的高涨以及民主宪政运动的出现，不仅推动了国共两大政党对于未来中国蓝图的不同描绘，以及两党围绕着抗战方针与中国前途的多轮谈判，而且推动了中间势力的产生和成长，以及中间道路主张的提出。1945年4月至6月在延安举行的中国共产党“七大”和5月在重庆举行的中国国民党“六大”，分别对各自的政治主张作了历史的总结，中国国民党“六大”拒绝了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关于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确定了继续实施“一党专政”的方针。中国共产党“七大”则赋予“联合政府”的口号以新的内涵，在总结中国民主革命奋斗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了正确的政治路线和奋斗纲领。

本卷最后论述了中国抗日战争以中国人民的伟大胜利和日本法西斯的彻底失败载入史册及这场战争对于中国、亚洲乃至世界的影响和意义。中国抗日战争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独特的历史贡献，任何贬低中国抗日战争对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及其在战胜日本法西斯中所起作用的说法都是不能成立的。中国抗日战争也对中国的发展进步和国际地位的提升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中国不仅将日本侵略者驱逐出国门之外，将中国东北、台湾及澎湖列岛收归版图，洗雪了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所承受的民族耻辱，而且以以弱胜强的成功典范，为世界被压迫民族争取独立解放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大大推动了世界尤其是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亚洲的国际格局由此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中国抗日战争也是中国实现民族觉醒和国家重振的历史良机，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中国的理性爱国民族主义始终高涨，其呼声之高，传播之广，民众发动之普遍，同仇敌忾精神之旺盛，使20世纪中国理性爱国的民族主义达于新的高度。中华民族由此而得以重新振起，出现了伟大的转折。

本卷共九章，写作分工如下：全书纲目由石源华、金光耀共同拟定；石源华负责撰写前言，第一章第三节，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第一、二、三、四节，第八章，第九章；金光耀负责撰写第一章第一、二节，第二章，第六章第五节，第七章；石建国负责撰写第三章。本卷的编写工作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历经多年，完成交稿亦有年，但因为种种原因，对于交稿后公布及出版的不少关于抗日战争的新史料和新成果未及利用，颇为遗憾，或可待今后再版时再行增补。

本卷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历任领导的大力支持，尤其是汪朝光研究员从本书纲目的确定到全书审读，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江苏省档案馆、上海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复旦大学历史系资料室、台北“国史馆”、中国国民党党史馆、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珍本与手稿图书馆、日本国会图书馆、日本东洋文库、日本防卫研究所图书馆、日本东京大学图书馆、一桥大学图书馆、立教大学法学部图书馆等机构，为作者查阅资料提供了方便。本书关于汪伪政权部分内容，参考了石源华参加的课题组余子道、黄美真、张云、刘其奎、曹振威等人的集体研究成果。谨致以衷心的感谢！

著者

2010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