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季爱民曾从我治隋唐史，今年撰就《隋唐长安佛教社会史》书稿，征序于我。不论从对“长安学”的关怀，还是论与爱民的友情，我都义不容辞，故此欣然命笔。

长安是隋唐帝国的中心，长安城更是公元7至9世纪东亚世界的一大都会。从佛教史的视角来看，长安是隋唐两朝最大的佛教社会之所在，是各种佛教人物活动、思想激荡、经济运作……的最大场域。这里聚集了当时最有学识的三藏法师、学僧、外来高僧，也有从各地、各国前来求法的僧徒，加上本地的徒众、沙弥、在家的信徒，他们展演着不同层级的佛教历史。长安大小寺院林林总总，从隋文帝到武则天，再到中晚唐的一些佞佛皇帝，自上而下的推力，使得长安城不断涌现新的寺院，部分皇帝的龙潜之地，还有一些贵族的豪宅，由于种种原因而演变为佛寺，大者占一坊之地，次之占半坊、四分之一坊的区域，因为长安城规模宏大，哪怕是占四分之一坊面积的寺院，也具有相当的规模。所以我曾论证从王府到寺院带给长安城的意义，它们占据了长安城的神圣空间，由于传统礼制的制约，周秦汉以来中国本土具有宗教意义的建筑，反而大多数都在都城之外，这就给佛教在长安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长安的佛教教团或寺院，和皇室、贵族乃至平民百姓有着密切的关系，来自社会的供养，让佛寺具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佛教则给予社会大众宗教的关怀和信仰的指导，这是长安社会稳定发展的因素之一。有些佛教徒参与政治活动，像武则天时期的怀义、德感，玄肃代诸帝时的不空和尚，都对王朝的历史进程产生过影响。我们甚至可以说，脱离了佛教社会，就不能完整地理解隋唐长安的历史；反之，脱离了长安社会，也不能弄清楚长安的佛教史。

然而，与长安的伟大、长安佛教的重要性相比，有关长安的研究、有关长安佛教的研究，却十分薄弱。考虑到这样一种不正常的学术生态，十多年前，我和一些老师、学生一起，开始了“长安读书班”，期望推动“长安学”的研究，这其中的一个主力成员，就是季爱民。

季爱民在学期间，刻苦钻研，常常在中心一坐就是一天，寒暑假也是如此，所以同学们昵称“季老”（本意是季羡林先生的尊称），这一方面是因为与其他同学相比他年龄偏大，更重要的是他和中心北面朗润园13公寓的季先生一样，好学沉稳，持之以恒。爱民抱有以学术为生命的信念，积累了大量的研究心得，他的硕士学位论文是《隋、唐初的王府与寺院讲学》，博士论文则重点探讨北朝后期到唐前期以长安为中心的佛道关系问题。毕业以后，他更加专注于长安的佛教社会，水涨船高，学问日益精进。

本书是他近年研究的一项成果，重点探讨长安佛教与社会的关系，从多重角度来讨论长安不同等级的寺院在经济、信仰、生活等方面与世俗社会交互关联的问题，展现给读者动态的长安佛教社会景象。目前，跨学科的研究成为学术研究新的增长点。过去隋唐史的学者不太关注佛教史的问题，而佛教史学界讨论更多的是佛教的义理、哲学、思想问题。爱民的新书正是这样一部综合研究隋唐佛教和社会的论著。我先睹为快，受益良多，欣喜之际，略述感慨，谨此为序。

荣新江

2015年12月17日于朗润园